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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从椅子站起来，熄灭了手中的香烟，拿起枪，走到他的床边。
“你非常急于谴责你自己，是不是？”
“我尊重事实。”
“那如果你说的是实情，我也有份责任，不是吗？作为社会秩序中守法的一员，我必须打电话向苏黎世警方报告你现在哪里。”她举起手枪。
伯恩看着她。“我本以为……”
“为什么不？”她抢过话头。“你是个该死的人，想了结自己的罪孽，不是么？你躺在那里给自己盖棺论定，可是那口气，对不起，带着不是一点点的自我怜悯，希望博得我的……那个什么？虚假的感恩？好吧，我想你最好能理解一点。我就不会在这里，你也不会。凡是不能被证实的，根本不能称这为事实。你没有事实，只有结论，根据那些你知道是渣滓的人的谈话作出的结论。”
“还有找不到解释的五百万美元银行存款。不要把它忘了。”
“我怎能忘？我一向给人称为财务天才。那存款也许不能按你的方式去解释。可是它的一个附带条款可以提供很大程度的合法性。它可以由一个名叫什么七十一号的公司派人去检验或者拆看。那不可能是一个被雇佣的杀手的附属机构。”
“那公司可能是假名字。查不到它的名字。”
“电话簿里？你太天真了。可还是回过来谈你的问题吧。此刻要不要我去喊警察？”
“你知道我的回答是什么。我不能阻止你，可是不想你这么做。”
玛丽把枪放下。“我不会去，理由同你一样。我同你一样不相信他们嘴里所说的你是什么人。”
“那你相信什么？”
“我对你说过，我拿不准。我真正知道的就是七小时前我被压在一个禽兽下面，他在我身上到处乱吻，双手乱抓……我知道我快没命了。后来，一个人为了我跑回来——一个本来可以逃生的人——可是他为我跑了回来，宁愿替我去死。我相信他。”
“假如相信错了呢？”
“那我就犯了严重错误。”
“请问你。钱在什么地方？”
“在柜子里。在你的护照夹和钱夹里。里面还有医生的名字和房钱收据。”
“请把护照给我，好吗？那是瑞士货币。”
“我知道。”玛丽把它递给他。“我给了看门的三百法郎房钱和介绍医生的两百法郎。医生的诊金总共花了四百五十法郎，我又另加了一百五十法郎感谢他的合作。我总共付了一千一百法郎。”
“不必向我报账，”他说。
“应该让你知道。你想做什么？”
“给你钱回加拿大。”
“我意思是说以后。”
“看我的情况而定。或许该给门房几个钱叫他给我买几件衣服。问他几件事。我不会出事。”他拿出一叠大票交给她。
“这不止五万法郎。”
“我给你添了许多麻烦。”
玛丽·圣雅克看看钱，又看看手里的枪。“我不要你的钱，”她说，把枪放在床头柜上。
“你这是什么意思。”
她走回扶手椅，转过身来眼望着他坐了下来。“我要帮助你。”
“等一等——”
“不，”她打断说。“请不要问我任何问题，暂时什么也别说。”
第二部
10
他俩谁也不知道这事发生在什么时候，或者到底有没有发生，如果发生了，双方又愿意维持多长时间，加深到什么程度。没有戏剧性的冲动，没有冲突要克服或障碍要排除。全部需要的是思想的交流——语言和目光的交流，同这两者也许同等重要的是频繁伴随它们的轻轻笑声。
乡村客店房间里的生活安排得同医院病房差不多。白天，玛丽料理各类实际工作，衣着、饭菜、地图、报纸都由她照料。她把偷来的汽车开到莱纳哈小镇以南十英里的地方丢在那里，然后乘出租汽车回到连斯堡。她不在的时候，伯恩静心休养和练习活动。从他忘却的过去里，他曾在某个地方学会恢复健康要依靠这两个方面，于是他对两者都按照严格的计划实行，那个地方以前到过——在诺阿港之前。
两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交谈，起初有些尴尬，这对萍水相逢却偏偏患难与共的陌生人之间的问答很象辩论，他们进行正常交谈的尝试失败了。因为两人之间本来不存在正常关系。谈话比较顺当是在他俩都接受了关系反常这一基本事实之后。
在这些时刻里，贾森知道了救他性命的女人的基本情况。他抱怨说她对他的了解象他自己一样多，但他对她却什么也不了解。她是哪里蹦出来的？这么一位显然是在农场长大的一头暗红色美发和健康肤色的美貌女子怎么成了经济博士？
“因为她厌恶农场，”玛丽回答。
“没开玩笑？农场，真的？”
“嗯，说小农场更确切些。所谓小是和阿伯塔的大牧场比较而言。在我父亲的时代，法裔加拿大人到西部去购买土地是有不成文的限制的。不要同比你地位高的对手在规模上竞争。他常说，如果他姓圣詹姆士而不是姓圣雅克，今天一定有钱得多。”
“他是个牧场主？”
玛丽笑了。“不，他以前是个会计，可是在战争中驾驶过一架维克斯轰炸机，以后成了牧场主。他是加拿大皇家空军的驾驶员，我猜他在看惯了蓝天之后觉得会计坐的办公室有点乏味了。”
“那需要胆量。”
“胆量不小。他还没买下牧场之前就把在尚未属于他的草地上的不属于他的牛卖掉了。十足的法国佬，人家说。”
“我想我会喜欢他。”
“你会的。”
她同双亲和两个哥哥在卡加里生活到十八岁，然后去蒙特利尔进了麦吉尔大学，开始了她从来不曾料想到的生活。以前她不爱读书，宁可骑上马背在田野里奔跑，也不喜欢坐在阿博特女修道院学校里上课，可此时她发现了使用头脑的乐趣。
“真的就那么简单，”她告诉他。“我曾把书本当作天然的敌人，可忽然间我生活在对书着迷的人群中间，而且生活得极愉快。一切都是谈话，白天谈，晚上谈，在教室里谈，在讨论会上谈，在拥挤的厢座里对着大杯大杯的啤酒谈。我想是那些谈话把我变了个人。能令你想起什么吗？”
“我想不起来，可我能理解，”伯恩说。“我想不起那样的学院或朋友，不过我肯定我也在那种地方生活过。”他笑了。“对着大杯啤酒高谈阔论是十分动人的场面。”
她也对他笑了笑。“我在系里够出风头的。一个来自卡加里的有两个哥哥作为竞争对手的精力充沛的女孩子，喝起酒来胜过半数蒙特利尔大学生。”
“你一定招人恨。”
“不，只是招人羡慕。”
一个新的世界呈现在玛丽·圣雅克面前，她没有回到她旧日的世界中去。除了学期中间的几个假日，她回卡加里作长时间逗留的次数越来越少了。她在蒙特利尔的交游扩大了，暑假被校内外活动占据了全部时间。她开始把重点放在历史方面，后来她推论大多数历史是经济力量形成的——权力和地位需要代价，于是她钻研经济原理，结果被吸引住了。
她在麦吉尔学了五年，得了硕士学位和加拿大政府派往牛津的奖学金。
“那是我难忘的一天，我对你说。当时我担心父亲要中风。他把牛群交给哥哥照管一段时间，专门飞到东部来劝我放弃学业。”
“劝你放弃？为什么？他是会计，你攻读的是经济学博士学位。”
“别说外行话，”玛丽喊道。“会计师和经济学家是天然的敌人。一个看树，另一个看林，因而见解往往不同。此外我父亲不是单纯的加拿大人，他是法裔加拿大人。我想他把我看成风尔赛的叛徒。可我告诉他，奖学金的条件是保证至少要在政府部门工作三年，听了这话之后他平静下来。他说我可以‘从内部更好地为事业服务’。自由魁北克万岁——法国万岁。”
两人都笑了。
为渥太华服务三年的承诺一次又一次延长，原因很合乎逻辑：每当她要离开，就提升一级，扩大办公室，增加工作人员。
“权力产生腐败，当然啦，”她微笑道。“没有人比高级官僚懂得这一占，银行和企业为了得到他们的推荐而追随左右。我认为拿破仑说得更确切：‘只要给我足够的勋章，我能为你打赢任何战争。’于是我就留下了。我非常喜爱我的工作。再说这工作也是我所擅长的，我也就心安理得了。”
当她说话时，贾森一直望着她，在她矜持的外表下有种热情和稚气的气质。她是个热情的人，但在发现感情过于外露的时候就赶紧控制自己。的确。她办事出色。他觉得她无论做什么都是全力以赴。“我肯定你是——很能干，我的意思是——可是那就没剩下多少时间去干别的事情了，是吗？”
“什么别的事情？”
“噢，一般的。丈夫、家庭、围着篱笆的房子。”
“这些总有一天会来到，我不排除它们。”
“可现在还没有。”
“没有。有一两个较接近的人，可是没有铜戒指或者钻石戒指。”
“彼得是谁？”
笑容消失了。“我给忘了。你看过那封电报。”
“对不起。”
“用不着。那事已经过去了……彼得？我崇拜彼得。我们同居了近两年，可是不成功。”
“显然他并不抱怨。”
“他最好别！”她又笑了。“他是部门的负责人，盼望不久能够得到内阁的任命。如果他不老实，我有他所不知道的事情可告诉财政委员会，那时他就得回去干他的二等机要秘书了。”
“他说他26日到机场去接你。你最好给他发个电报。”
“是的，我知道。”
她走的事他们从来不谈，好象这是遥远的事。它和已经发生的事没有关联，它是将要发生的事。玛丽已经说过她要帮助他，他也已经接受，假定她是出于虚假的感恩才同他在一起逗留一两天——而他对这点是感激的。但是任何其它事情都是不可想象的。
所以他们不谈这题目。娓娓清谈，相对的一瞥，淡淡的笑声，这些都带来精神上的宽慰。偶然也有短暂的热情流露，双方都理解，但都望而却步。其它任何事情是不可想象的。
于是他们不断回头谈论那离奇的经历，那过去所发生的事物。更多谈论到的是他而不是他们俩，因为他是构成他俩在一起的离奇的原因——一起在瑞士一家小旅店的房间里。离奇。它不是玛丽·圣雅克那种合理的、有秩序的世界的一部分，而且正因为它不是，她的有条理和善于分析的头脑受到了挑战。不合理的事物需要检验、澄清、解释。她在调查中不屈不挠，同杰弗里·沃士伯在诺阿港岛时一样坚忍不不拔，但是没有医生的那种耐心。因为她没有时间。她知道时间不多。她知道时间不多，所以常常逼得他好狠。
“你看报的时候，什么最吸引你的注意？”
“混乱。似乎是全球性的。”
“说正经的。什么是你熟悉的？”
“差不多全都熟悉，可我说不出来为什么。”
“给我举个例子。”
“有一篇报道说东德干涉波恩政府在华沙的联络处。东方集团，西方集团。我也懂。”
“你明白这种关系，是吗？你在政治上——地理政治方面——有接受能力。”
“或者说我对时事有十分正规的业务知识。我从来也不是一名外交家。联合银行那笔钱排除了我受任何政府雇佣的可能性。”
“同意。可是，你对政治敏感。地图怎么样？你叫我给你买地图。你看地图时想到了什么？”
“有些名字会触发形象，就象在苏黎世那样。建筑物、旅馆、街道……有时是人的面孔。可是这些面孔都没有名字。”
“你去过很多地方？”
“我想是吧。”
“你知道你去过？”
“是，我去过。”
“怎样去的？”
“‘怎样’指什么？”
“通常你是乘飞机，还是汽车？不是指出租汽车，而是自己驾车。”
“两种都有，我想。怎么啦？”
“乘飞机表示多数是较长距离的旅行。有人接你吗？有没有在机场、旅馆出现的面孔？”
“街上，”他不由自主地回答。
“街上？为什么是街上？”
“我不知道。面孔在街上同我会面……在僻静的地方、昏暗的地方。”
“餐馆？咖啡馆？”
“是的，还有房间里。”
“旅馆的房间？”
“是。”
“不是办公室？写字间？”
“有时，不太经常。”
“好。人们会见你。面孔。男人？女人？两者都有？”
“多数是男的。有时是女的，可多数还是男的。”
“他们谈些什么？”
“我不知道。”
“好好想想。”
“想不起来。没有任何声音；没有任何语言。”
“没有时间观念？同人会晤总要约定时间。他们期待着见你，你期待着见他们。谁来安排这些约会？总要有人来做。”
“电报。电话。”
“谁发来的？从哪里发来的？”
“不知道。它们会到我手里。”
“在旅馆？”
“多数是，我想。”
“你曾对卡里隆那个助理经理说你的确收到过信息。”
“那么他们到过旅馆。”
“什么七十一号？”
“纹石。”
“纹石。那是你的公司，是不是？”
“它没有任何意义。我找不到它。”
“集中思想！”
“正集中着呢。这个名字没有登记。我打电话问过纽约。”
“你似乎认为这种情况很不寻常。其实不然。”
“怎见得？”
“它或许是某个公司的一个部门，或许是一个充单方面的子公司，为母公司出面采购的子公司。如果母公司名气大，讲价钱不利。现在天天都有这样的事。”
“你要说服谁？”
“你。你很可能是美国某家金融机构的流动谈判代表。各方面都很象：随时可以提取的资金，机密文件经公司批准可以启封，可从来没有这么做过。这些事实，加上你本人对政治气候变化的敏感，表明你是个受委托的收购代理人，十分可能还是家母公司的大股东或者合伙人。”
“你讲得可真快。”
“我讲的都符合逻辑。”
“有一两处漏洞。”
“什么地方？”
“账上没有提款记录。只有存入。我不是卖出，是买进。”
“你不知道，你忘记了。付款可以结余差额存入。”
“我根本不懂这是怎么回事。”
“懂税收规章的财务人员明白。另一个漏洞是什么？”
“人们不会因为要压低买价而杀人。揭露，可能。杀人，不会。”
“也许完全弄错了。或者，也许把那人错认为另一个人。我要告诉你，你既然不可能是那种人，就不是那种人！不管别人怎么说。”
“你这么相信？”
“我就是这么相信。我同你在一起三天了。我们的谈话我也留心听了。他们弄错了。可怕的错误。或者是什么阴谋。”
“与什么有关？针对什么？”
“那正是你必须搞清楚的。”
“谢谢。”
“跟我说说。在想到钱的时候，什么会在你头脑中出现？”
别说了！不要这样做！你不明白吗？你错了。我一想到钱就想到杀人。
“我不知道，”他说。“我累了，想睡觉。早上去发个电报。告诉彼得你即飞回。”
夜半已过，第四天已开始，可是仍然没有睡意。伯恩望着天花板，望着映着斜对面台灯灯光的黑沉沉的木板。在夜间，灯从来不关。玛丽让灯亮着。谁也不问为什么，谁也不说为什么。
清晨她将离开，他自己的计划将具体化。他要在这家客店再住上几天，请乌伦的医生来拆线，然后去巴黎。钱在巴黎，还有其它东西——他知道，他感觉到。最后的答案在巴黎。
你不会无能为力。你会找到你的路。
他会找到什么？一个名叫卡洛斯的人？谁是卡洛斯？他是伯恩的什么人？
他听见从靠墙壁的长沙发传来一阵衣服沙沙声。他看过去，吃惊地发现玛丽没有睡着。相反地，她正在看着他，真正地凝视着他。
“你错了，你也知道，”她说。
“什么错了？”
“你正在想的。”
“你不知道我在想什么。”
“不，我知道。我看见了你眼睛里的表情，看见了你对你认为存在的东西并没有把握，可又担心也许是存在的。”
“存在过，”他回答。“请你解释斯德普得克大街的事，‘三家农舍’的那个胖子的事。”
“我不能，可是你也不能。”
“他们在那里。我看见了他们。他们在那里。”
“弄清楚为什么。你不能是你本来不是的人，贾森，去查清楚。”
“巴黎，”他说。
“是的，巴黎。”玛丽从长沙发上站起来。她穿着近似白色的浅黄色睡袍，颈部是珍珠钮扣。她光着脚向床走过来的时候睡袍飘动着。她站在他旁边，垂着眼帘，然后抬起双手解开扣子，让睡袍垂落在地上。她坐在床上向他探过身来，摸他的脸，托着它，温柔地拥抱他，双眸象过去几天目不转睛地频频看着他那样凝视着他。“感谢你救了我的命。”她轻声说。
“也谢谢你救了我，”他回答，感觉到她的渴望，不知道她是否同他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