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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给工人。
虽然花了些钱，但杜月笙好处占大了。此事办下来，法国人欠了他人情，上海市政府欠了他人情，水厂的工人也纷纷夸赞杜老板仁义。
“贤婿，你说我在上海该做什么生意好？”张谋之还没有确定发展项目，他说，“我的老本行是做买办和房产，但这两个行业，在上海的竞争太激烈了。咱们初来乍到，根本争不过别人啊。”
周赫煊笑道：“爸爸，你相信我吗？”
“当然信！”张谋之连忙说。他现在深知女婿的厉害，连阎锡山阎部长都要上门问计，虞洽卿、徐申如这种商界名流也对女婿青睐有加，没点能耐是不可能的。
周赫煊说：“现在什么都别做，再等几个月去美国发财。”
“美国？”张谋之惊讶道。
周赫煊解释道：“据我推测，美国很快就要爆发经济危机了，到时候不管是买空做金融，还是买设备和人员建厂，都是一本万利的生意。”
“真的？”张谋之将信将疑。
周赫煊笑道：“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张谋之皱眉苦思，良久之后才说：“那我就再等几个月，到时候一起去美国看看。”
翁婿俩相处得还算比较愉快，周赫煊把“魅蔻”内衣的江西独家代理权，也交给了张家来运作。如今虽然山寨内衣很多，但“魅蔻”却是牌子货，上层名流女眷们只认“先生内衣”。
由于政府保护专利不作为，周赫煊跟徐申如、张嘉铸商量后，已经决定改变经营策略。“魅蔻”今后只做中高档内衣，把低端市场让出来给那些杂牌子去争。
周赫煊也想发明其他的赚钱玩意儿，可绞尽脑汁都想不出来该做什么。味精早就被日本人发明了，丝袜虽然很赚钱，但技术太过复杂，没有石油化工基础的中国搞不出来。
这年头，越是利润高的独家发明，其风险性就越大。
像云南白药的创始人曲焕章，就是被民国政府给活活逼死的。抗战爆发后，政府号召商人捐款，曲焕章认捐一架飞机都没用，非要他捐30万才行。曲焕章根本拿不出这么多现金，于是被关押起来。
就在这时，中央国医馆馆长焦易堂向他发出邀请，让曲焕章去国医馆做事。曲焕章以为遇到救星，连忙跑去重庆，结果却被要求交出云南白药药方，由焦易堂私人控股的中华制药厂进行生产。
这明显就是精心设下的局，只为霸占云南白药药方。曲焕章拒不答应，结果遭到软禁，最终绝食而死。
要知道，曲焕章经营商场、官场30多年，也是认识许多大人物的，根本不缺政治保护伞。可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谁让他手里有宝贝呢，被人盯上了只有死路一条。
想清楚这个，周赫煊立刻就没兴趣搞独家发明了。
翁婿两人在聊商场之事时，佣人突然拿着电报纸进来说：“姑爷，北平急电！”
电报纸上只有八个字：协和医院，任公病危。
290【一个时代结束】
三天后，周赫煊在北平协和医院的病床上，见到了弥留之际的梁启超。
病房里站着梁启超的夫人王桂荃（正妻的陪嫁丫鬟），以及长子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四子梁思达，五子梁思礼，三女梁思颖，四女梁思宁。
至于梁启超的其他几个儿女，除了长女远嫁南洋外，剩下的都在欧美留学。
周赫煊走进去，跟王桂荃、梁思成等人点头致意，问道：“任公先生病情如何？”
梁思成无奈地低下头，王桂荃则抹着眼泪说：“有时清醒，有时昏迷，怕是不成了。”
“唉！”
周赫煊一声叹息，默默地走到病床前。
自穿越以来，周赫煊所结交的朋友当中，就数梁启超和冯庸感情最深。
梁启超对周赫煊而言亦师亦友，这位老先生的品行几乎找不到缺陷，令人可敬可慕可叹可哀。
似乎是听到脚步声，梁启超突然睁开眼睛，虚弱地笑道：“明诚来啦，坐吧。”
“先生，安心养病。”周赫煊握住梁启超的手。
“我是不成了，”梁启超明显回光返照，状态变得精神了许多，他吩咐家人说，“我死以后，尸体可让医生解剖，找出病因所在，也算是对现代医学做些贡献。”
“老爷！”王桂荃放声痛哭起来。
其他儿女也都围在床边，面容悲戚，梁思成眼泪无声地往下流。
周赫煊无奈地摇头，做为穿越者，他深知梁启超的死因。
梁启超最开始属于积劳成疾，在中医国手的医治下，病情已经有所好转。但梁启超毫不爱惜身体，而且生活习惯极为糟糕，不仅经常熬夜看书写作，偶尔还要打通宵麻将。
于是乎，梁启超的病情迅速恶化，只能到协和医院来做手术。
由于护士的疏忽，在用碘酒标手术位置时，把本该标记的左肾标成了右肾。主刀医生刘瑞桓也粗心大意，居然没有仔细核对x光片，于是把梁启超健康的右肾切除，留下了发病的左肾。
健康之肾被割除，病灶之肾保留着，梁启超这几年来又完全不顾保养，依旧废寝忘食的著书立说，发病死亡是早晚的事情。
此事闹得极大，即“错割梁启超腰子案”。院方秘而不宣，主刀医生也被调职，梁启超多半是知道真相的，但他却努力为医院辩护，说自己手术后非常健康。
至于原因嘛，主要是当时很多国人不相信西医，梁启超不想因为自己而抹黑西医名声。
而梁启超的家人是不清楚情况的，直到40年后，梁思成因病住进协和医院，才从自己的主治医生那里了解到实情。
既然梁启超不愿公开真相，周赫煊自然也不会说出来。若是世人知道此事，以梁启超的巨大影响力，西医在中国的发展肯定要受到阻碍。
梁启超告诫家人一番，又对周赫煊说：“明诚啊，我对晚清思想界破坏巨大，而建设甚微，堪称罪人。跟我的老师康有为比起来，他太有成见，而我太没有成见。我们两个，应对时局是这样，治学也是这样。他抱着保皇维新的思想不变，我则时时彷徨求索，思想不停变换，皆不可取也，对国家、对民族也无甚贡献。你是思想界的大才，当引导国民走上正确道路，切不可学我瞻前顾后、摇摆不定，中国的出路就靠你们这代人了。”
周赫煊鼻子有些发酸，点头道：“赫煊谨记于心！”
梁启超笑了笑，瞳孔逐渐涣散，再无生命的征兆。
“先生走好。”周赫煊伸手按住梁启超的额头，轻轻拂下，把他的眼皮上。
病房中的梁家人已经哭做一团，王国维推门而入，见状呆立当场，手中探病的礼物也掉到地上。
说来就是这么奇妙，历史上王国维自杀，是梁启超帮忙主持的葬礼。而受到周赫煊穿越的影响，却变成了王国维送梁启超离世。
周赫煊叹息着走出病房，长吸一口新鲜空气，情绪稍微有所缓和。
王国维摇摇头，转身走到周赫煊旁边，问道：“明诚，任公有什么遗言？”
周赫煊道：“他说自己没有主见，对中国破坏太大，而贡献太少，让我要坚定思想信念，切忌摇摆不定。”
王国维回头看看病房里的情况，叹气道：“我们还是帮忙筹备追悼会和葬礼吧。”
如今梁夫人已经哭得死去活来，除了梁思成以外，几个在中国的子女都还未成年，确实需要朋友来帮忙料理后事。
当天晚上，王国维负责召集众人，于第二天成立“治丧委员会”。由王国维担任会长，给梁启超生前好友写信发出邀请，周赫煊则负责具体事务，安排追悼会和葬礼事宜。
至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负责为父亲设计墓园。
做为晚清民国时代叱咤风云的思想家、政治家，梁启超的葬礼显得颇为寒酸。国民政府没有任何表示，只有一些生前好友来送行，上海、北平两地的朋友举行了公祭仪式，多家报纸也有相应报道。
前来吊唁、送行者虽多，但并无权贵阶层，基本上属于文化界人士，有钱玄同、胡适、丁文江、熊希龄、朱希祖、熊佛西、馀上沅、杨洪烈、吴其昌等人，各大学会、机构也有派代表到场。
或许，对于如今中国的政界而言，梁启超是真的过时了。没权没势，他的死活谁在乎啊？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半年后孙中山的葬礼孙文遗体此时尚在北平香山碧云寺内。灵车从中央党部出发，至陵墓有20余里，沿途百姓脱帽肃立，观礼者人数在50万以上。
周赫煊看着棺椁入土，忍不住感叹道：“一个时代结束了。”
“是啊，一个时代结束了。”专程从上海赶来的胡适怅然道。
袁世凯死了，孙中山死了，康有为死了，梁启超也死了，晚清那个风云激荡的时代彻底结束。而随着北伐的胜利，中国迎来了新的时代，可惜这个新时代似乎并不太光明。
陈德征做为上海党部代表，随后在国党三全大会上提议：“凡经省党部及特别市党部书面证明为反（和谐）革命分子者，法院或其他法定受理机关应以反（和谐）革命论处。如不服，得上诉。唯上级法院或其他上级法定受理机关，如得中央党部之书面证明，即当驳斥之。”
也即是说，只要国党党部认定你有罪，那么你上诉都没用，法院什么的形同摆设。
独裁的脚步越走越近。
291【查贪】
梁启超下葬半个月后。
天津街头。
一群带着红袖箍的青年，犹如搜寻猎物的猎犬，见到有关着门的店铺就立马冲上去砸门。
“哐哐哐！”
“开门，开门！不开门就查封铺子了！”
连续敲门好几分钟，结果还是没人应声，因为老板、掌柜和店伙计都回家过年去了。
领头者愤怒地下令道：“贴封条！去下一家。”
一个青年手提装满浆糊的小桶，用刷子蘸浆糊涂抹在门上，另一个青年则掏出封条贴好，封条的落款是国党天津党部。
这些人贴完封条，立即冲向下一家，敲了几下终于把店门敲开。
“嘛事啊？这大清早的。”店伙计揉着惺忪睡眼开门，问道，“你们是谁？”
一个青年回答：“国党天津党部行动队，这是我们刘队长！”
刘队长质问道：“政府三令五申，春节期间不许放假，所有店铺必须开门。你们为什么不执行？”
“春节？哦，你是说过年啊。”店伙计终于反应过来。
民国以前，是没有春节这说法的。
袁世凯上台后，把元旦节（大年初一）挪到西历1月1日，导致中国人的传统元旦没有了正式称呼。为了照顾国人的感情，于是政府就生造出“春节”一词。
但“春节”并不流行，很多国人都不知道“春节”是啥。
直到今年，南京国民政府用法律形式将大年初一定为“春节”，这才使春节有了官方背书，逐渐被国人所接受。
这是南京政府“统一”全国后的第一个春节，执行力度非常大，硬性规定所有商铺不得歇业放假，否则就要受到严厉处罚。
刘队长宣读了政府规定，对店伙计说：“贵店违反政策，罚款50元，快把你们老板或者掌柜叫来！”
店伙计也是个聪明鬼，他眼珠子一转，抱怨道：“唉哟，长官，我们掌柜的生病，让我今天准时开店。你看我就是贪睡，把大事都耽误了，我马上开门营业，马上。”
“少给我狡辩，快交罚款！”刘队长厉声道。
店伙计辩解说：“政府只规定了过年要营业，也没说几点开始营业啊。我只是起床晚了，马上就开店。”
不论如何，这个解释非常合理，算是钻了政策的空子。
但如今可不是什么讲理的年月，刘队长懒得多话，直接说：“抓起来，联系他们老板。拒缴罚款，对抗中央政令，加罚20大洋！”
“长官，冤枉啊！”店伙计大声疾呼，却被天津党部行动队不分青红皂白地拖走。
周赫煊坐在小轿车上，看到这一幕只能摇头叹息，民国时代西化得太过分了，似乎一切传统风俗都是落后腐朽的东西。
就拿中国人的礼节来说，废除跪拜礼自然无可厚非，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就连作揖礼也被一并废除。作揖礼相当于中国人的握手礼，这有什么好废止的？也没见日本人废除鞠躬礼啊。
政府管得有点太宽了。
政府官员之间，不许称呼对方的“字”、“号”，必须喊彼此的职务。民间普遍称呼“先生”或“君”，团体内部互称为“同志”，妇女则称为“夫人”、“女士”、“小姐”。
老爷、大人、主子之类的腐朽称谓一律废除。
当然，这种规定管得不严，就连袁世凯、常凯申都各种称呼对方字号。
小轿车继续前行，在《大公报》报馆门口停下。
周赫煊带着廖雅泉，亲自给社员们发放春节慰问品，至于中华广播电台那边，则由张乐怡去处理。
“春节快乐！”
“恭喜发财！”
众人乐呵呵地彼此问候，虽然过年没有放假，但也是喜气十足。
不过有人却带着煞气，朱湘半上午来到报馆，对周赫煊说：“希望教育基金贪腐一案查清楚了。”
“具体什么情况？”周赫煊问。
朱湘脸色冰冷地说：“那些人做得很隐秘，我聘请一个老账房、一个西式会计，足足查了4个月，发现账本完全没有问题。你猜这帮蛀虫是怎么贪污的？”
周赫煊笑问：“说说看。”
朱湘道：“他们勾结商人，在建造校舍、购买教学用品、购买营养午餐食材方面，以次充好，谎报高价。不仅如此，他们还虚造教员名额，靠吃空饷来敛财。我这几个月里，走访了62所希望小学，发现虚造的教员多达87个。还有，他们还安排亲朋好友担任新建学校的副校长，但这些副校长是不用上班的，空领工资。根据我的粗略统计，去年至少有18万元，属于不合理支出。文绣副会长虽然多方奔走筹款，但也经不住那些蛀虫消耗，如今希望教育基金会的资金只剩下6万3千多元。”
周赫煊问：“你认为该如何处置？”
朱湘的眼睛里透出狠辣的光彩，说道：“报官起诉，希望基金委员会的秘书长难辞其咎，至少也得蹲上20年大牢。还有负责采购，安排人事的责任人，一律都要严惩！所有相关人员给予警告，自动退还赃款者，扣除他们半年的工资。不自觉的交给法院处理！”
“有多少人涉案？”周赫煊又问。
朱湘说：“主要获利者，就委员会的那几个。但从中分到好处的，至少有40人以上！”
周赫煊眉头紧皱，抛去各种临时工，希望教育基金会的正式员工，总共也不到70人。如果按照朱湘的做法，那么基金会肯定要瘫痪，短期内都没法正常运转。
“抓大放小吧，”周赫煊叹气道，“几个主谋只要积极退还钱款，也别再报官了。事情如果闹大，于公，有损希望教育基金会的名声，于私，张少帅那边也不好看。”
“周会长，你太让我失望了！”
朱湘眼睛里揉不得沙子，他愤然而起：“这是老百姓捐的善款，每分钱都必须用在正道上。那些贪污者固然可恨，但你的做法又何尝不是徇私？只要我还担任基金会的监事，这件事必须严惩到底。就算你把我撤职了，我手里掌握着他们贪污的证据，我也会以个人名义去报官和披露！”
周赫煊终于知道，为啥历史上朱湘走到哪儿都得罪人，最后穷困潦倒、妻离子散，手里拽着两本诗集忧愤自杀了。
此君完全不讲人情，只认一个“理”字。
可问题是，有时候只讲理**，完全不顾大局，那是会误事的。
周赫煊现在就是被朱湘架在火上烤，根本没有任何退路，只能无奈地说：“按你的想法来办吧，尽量温和一点。少帅那边，我会发电报说明情况，毕竟都是他的亲信。”
292【一锅端】
中华希望教育基金会总部，设在天津城内的一栋旧式楼房中。
大年初一，秘书长富双全优哉游哉地走进办公室，让助理泡了杯茶，然后抽着烟读报纸。
助理陈鹤皋低声说道：“富爷，那个朱湘不识抬举啊。查账不说，还走访各处学校，听说前几天还在跟送菜的伙计接触。”
富双全毫不在乎地笑道：“让他查去，就怕他查不出来。我兄弟跟少帅是什么关系？少帅最为难的时候，是我兄弟雪中送炭，否则张家人能站得住东北？我也就吃吃空饷而已，现在谁不吃空饷？这点小事都要追究的话，还有谁专心干工作？”
“富爷说得是，”陈鹤皋担忧道，“可少帅已经退回奉天了，不再管希望基金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