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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明诚写的歌啊，我听过的。”鲁迅说。
欧阳予倩感慨道：“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时，我几欲掉泪。现在由百代唱片重新灌制，情绪更加饱满，让人义愤又无奈。我们在这里坐而空谈，东北四省的千万同胞，却流离失所、无家可归！”
欧阳予倩，著名戏剧家、戏曲家、电影艺术家，中国现代话剧创始人之一。他以前是唱京剧的，后来又投身话剧事业，在戏坛与梅兰芳齐名，人称“北梅南欧”。
鲁迅走到留声机面前，拿起唱片的包装封面，惊讶道：“咦，居然是周赫煊亲自录唱，但为什么唱片的名字叫《晚了长城永不倒》？”
田汉说：“你把唱片翻面就知道了。”
鲁迅立即拨开唱针，将唱片翻了一面重新放下，立即传来周赫煊的声音：“这首歌，为纪念‘长城抗战’而作，且与诸君共勉之！”
“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睁开眼吧，小心看吧，哪个愿臣虏自认？因为畏缩与忍让，人家骄气日盛……万里长城永不倒，潜力黄河水滔滔。江山秀丽，叠彩峰岭，问我国家哪像染病？重开血路，挥手上吧，要致力国家中兴。岂让国土再遭践踏，个个负起使命……”
闷重的鼓点敲击着人心，在座的进步人士，个个脸上都出现义愤的表情。
鲁迅又点燃一根烟，深深吸了一口。他虽然不喜欢这种豪壮的风格，但不可否认，刚才确实被这首歌激得热血上涌。
欧阳予倩猛地拍案而起：“这才是时代的声音，唱歌就是这样唱的，一首歌抵得过十万精兵！”
鲁迅提醒道：“我们这代人的目标，不止要抵御外侮，更要改造这个国。周明诚这首歌，诚然使人热血沸腾，但我们要时刻牢记自己的责任。”
鲁迅一向认为，改造国家和国民，远比抵抗侵略者更重要。只要中国走上正轨，根本不惧任何敌人，就像日本和德国那样，地不大、人不多，但超高的国民素质却能带来国家民族的强盛。
鲁迅的悲哀在于，他完全看不到希望，特别是这两年，他已经心力交瘁得快崩溃了。
一方面来自于外部，国党的高压政治越来越恐怖。鲁迅这段时间要出版《二心集》，不得不删掉大量的文章，因为稍微跟政治沾边的都无法通过审查。用他的原话来说：“……在日报上，我已经没有发表的地方，黑暗之极，无理可说。我自有生以来，第一次遇见。。”
另一方面来自于左联内部，冒险主义带来矛盾重重，就连郁达夫都被左联逼走。鲁迅一边承受着压力，一边又要安抚成员，若没有他的努力，左联这个组织早就散架了。他后来见到冯雪峰的第一句话是：“这两年我被他们（冒险主义者）摆布得可以。”长征期间，鲁迅几乎是以一人之力独撑左联。
鲁迅在新中国的地位，那真不是白来的。
鲁迅甚至对冯雪峰说过这样的话：“你们来到时（指建立新中国），我要逃亡，因首先要杀的恐怕是我。”他对未来的看法很明确，但依旧选择坚持斗争，因为他知道中国不变不行，而只有共党能成功的改变中国。
欧阳予倩听了这两首歌，激动地问道：“为什么不请周赫煊加入我们（左联）？他这样的爱国者应该吸纳进来！”
鲁迅笑道：“他不会答应的，他的想法我能理解，因为几年前我也那样想。”
田汉突然说：“周明诚在美国和南京那边都有影响力，不如请他营救丁玲女士！”
丁玲是去年5月份被特务逮捕的，如今已过去一年多时间，各界人士积极参与营救，但到目前为止没有丝毫进展。
“他这人明哲保身，恐怕不会答应。”鲁迅说。
欧阳予倩道：“不试试怎么知道？”
鲁迅吸着烟，认真的想了想：“美国记者斯诺，这段时间正好在上海，不如请他去联络一下周明诚。”
“这是个好主意。”田汉点头道。
604【禁歌】
南京，外交部。
行政院长汪兆铭先生，正在做一场主题为《破落户与暴发户》的演讲。他一手按着主席桌，一手举起伸出食指，风度翩翩地说道：
“最近数月以来，国内思想界发生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便是中国何以衰落到这样的地步……这个问题，自然是因痛心国难而起，因为痛心国难，进而求解救国难的方法……
一部分人说，还是中国民族丧失了自信力，忘记了自己有四千多年的文化，妄自菲薄，根本提不起勇气……另一部分人说，这是中国民族缺乏反省，因为中国四千年的文化比起欧洲来，实在低下，中国民族应该痛彻反省……《独立评论》最近几期，胡适之先生对于此点，说得最为痛切。”
汪兆铭扫视着外交部众官员，看到大家都在侧耳倾听，他继续说道：“中国古代的文化，比起欧洲古代的文化，是各有特色呢？还是低下呢？这个问题，让给研究古代文化史的人去比较，我们不欲讨论。但中国是有自己的文化，是无可疑的。我不欲与欧洲有文化的国家相提并论，只与一个没有自己文化的国家，如日本，相提并论……”
经过反复的比较，汪兆铭得出一个结论，即：中国是破落户，日本是暴发户！
然后，汪兆铭又引申下去，认为中国这个暴发户，还生活在祖宗的荣光里，没有奋发图强的斗志。所以每到危急存亡的时候，仍然抱着听天命的观念，懒惰不堪，不以为耻。所以，一个破落户的子弟，远不如一个白手起家的人那么奋发有为中国人不如日本人有斗志。
又用无数的例子，证明自己的观点以后，汪兆铭说出最后一段话：“白手固可以起家，破落户何尝不可以中兴？只要除掉了骄傲的心理，比较得清楚，努力的去做，做成一个现代的国家，这是现在救亡图存的唯一方法，而发扬祖宗文明，也就于此解决了！”
“啪啪啪啪！”
全场掌声雷动，外交部的官员们集体起立，足足拍了五分钟的巴掌。
这段发言很正能量，是在告诫国民，要抛弃天朝上国的观念，接受先进的思想和事物，努力去奋发图强。至于这段发言歪屁股的内容，比如无限推崇日本和德国，则被大家给无视了，或者说被大家认可了。
汪兆铭带着微笑下台，外交部长张群立即迎上来，笑呵呵地说：“汪院长，部里已经准备好宴席，还请务必赏光。”
“不必了，如今国难当头，我们这些当官的应该以身作则、厉行节俭。”汪兆铭大义凛然地说。
张群连忙拍马屁：“还是汪院长境界高！”
张群是常凯申的人，汪兆铭不想得罪，但也不想走得太近。他语重心长的叮嘱几句，让张群做好民国的外交工作，然后就带着人打道回府。
小轿车载着汪兆铭从外交部出来，街边的露天广播正在播报新闻。突然间，只听播音员说道：“下面这一首歌，是著名学者周赫煊先生亲自创作并演唱的《万里长城永不倒》……”
汪兆铭刚开始并不在意，但当听到“历来强盗要侵入，最终必送命”、“岂让国土再遭践踏，个个负起使命”等歌词时，他立即勃然变色，生气道：“徐恩曾在搞什么？中央广播电台居然播放这种歌曲，会引起外交纠纷的！快给我掉头，去电台！”
路上的行人，纷纷驻足聆听，好些人听完歌以后，已经激动得热泪盈眶。
“万里长城永不倒，千里黄河水滔滔。这歌词写得好啊！”
“周先生不愧是大诗人，写歌都写得如此豪迈。”
“可惜长城抗战还是输了，唉！”
“叹什么气？长城抗战虽然输了，但咱们中国有四万万同胞，日本鬼子敢打过来，一人一口唾沫也淹死他！”
“说得好，只要小日本敢来，包教他有来无回。”
“这首歌真好听，哪里有唱片卖的？”
“你没听夜莺（播音员刘俊英，美名夜莺）说啊，那是百代公司的唱片，百货公司里有卖的。”
“嘿，我要去买一张，这首歌听着有劲儿。”
“……”
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部和中央广播电台，地址都在后世的南京鼓楼区。只几分钟时间，汪兆铭就坐车来到了广播电台，他怒气冲冲地走进去，兜头就问：“你们徐主任呢？让他出来见我！”
徐主任就是徐恩曾，中央广播电台主任，也可以称呼为台长。
台里的一位科长听到汪兆铭来了，忙不迭的跑来招呼，硬着头皮说：“汪院长，徐主任不在，你有什么吩咐吗？”
“不在台里？嗯，混账！”汪兆铭生气道。
那位科长赔笑道：“徐主任确实不在，您有事就吩咐我。”
汪兆铭还真不敢拿徐恩曾怎么样，因为徐恩曾是cc系的，是陈果夫、陈立夫的心腹。徐恩曾不仅是中央广播电台的台长，还是国党中组部总务科科长兼调查科科长，他曾经诱使顾顺章叛变，差点把位于上海的**中央连根拔起。
怎么说呢？
等到明年军统成立，徐恩曾的地位甚至在戴笠之上，前者是第一处处长，后者是第二处处长。后来有了中统，徐恩曾甚至成为中统和军统两局的总负责人。就连常凯申要对中统和军统下命令，文件上也只写“中统局徐副局长恩曾”字样，要拿给徐恩曾亲自批示后才行动。
一直到1945年，徐恩曾才彻底失势，总管国党的秘密战线（主要是中统方面）长达15年。
如此受老蒋器重的心腹，汪兆铭还真不敢招惹。他愤怒地看着那个科长，质问道：“刚才你们播放的那首歌，叫什么《万里长城永不倒》，谁批准你们播放的？”
“是……是吴副主任。”那科员忐忑地回答道。
“吴副主任？呵呵，吴道！我知道这个人，”汪兆铭厉声斥责道，“你给我听好了，这首歌是禁歌，容易引起国际纠纷，以后不许播放！”
那科员傻眼道：“禁歌？可是禁不得啊，百代唱片公司送来的，他们的老板是英国人。”
汪兆铭听了顿时一愣，随即说道：“别的我不管，反正中央广播电台不许播放！”
605【斯诺采访】
在全国人民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的当口，南京国民政府却要禁一首爱国歌曲，这听来似乎像是天方夜谭。
然而事实确实如此。
自从“淞沪之战”结束后，南京政府就一直避免激怒日本，刻意压制国内的排日活动。到了“长城抗战”失败，中日两国秘密签署《塘沽协定》，南京政府取缔民间排日运动的意图就更加明星。
再过半年，也就是1935年2月，常凯申和汪兆铭甚至会联名发布《严禁排日运动令》，随即国党中政会向全国报纸、通讯社发布通告：禁止刊登排日和抵制日货的消息。
在南京政府的这种思想指示下，《万里长城永不倒》和《松花江上》两首歌，绝对属于必须禁止的歌曲。包括周赫煊那本《非攻》杂志，通篇都在宣传抗日思想，最多到明年2月份就会被彻底查封。
到时候塞再多钱都没用，因为严重违背了常凯申和汪兆铭的国际外交方针。
然而百代唱片公司是个例外，历史上，这家公司发行了许多抗日爱国歌曲，没有一首被南京政府封杀过。原因很简单，百代唱片公司的背景太复杂了，主要股东来自于英国、法国和美国。
英法美三国都是爸爸，百代公司是三位爸爸的产业，不管是中国还是日本，都不敢对百代唱片公司下手最多也就抗议警告一下。
也别觉得汪兆铭的表现太怂，一听到是英国公司就吓尿，即便换成常凯申，同样也只能选择视而不见。
民国时期，中国方方面面都被列强控制。最大的矿山股份被洋人控制，最大的茶叶公司被洋人控制，最大的渔业公司被洋人控制……除非南京政府彻底撕破脸，强行接收这些外资产业，否则只能乖乖的喊爸爸。
当然，汪兆铭虽然不敢直接下令封杀唱片，但他还有其他手段。比如，禁止国内一切广播电台播放周赫煊的歌，禁止在公开场合播放相关唱片等等。
这些手段是非常有效的，本来有两部电影想使用《万里长城永不倒》做主题曲，现在政府的命令一下，电影公司立即放弃了这个想法。还有即将举行的华北运动会，主办方打算将《万里长城永不倒》做为入场式歌曲，如今也只能作罢。
南京政府越是这样封杀，《万里长城永不倒》的唱片就卖得越好，或许是民众被激起了逆反心理。
仅仅几天时间，只是在上海及周边地区，《万里长城永不倒》就卖出2000多张，《兰花草》也卖出600多张，如此爆棚的销量走势把百代唱片公司乐坏了。
英国佬才不管什么中日关系，也不管你中国人爱不爱国，他们只希望唱片越卖越多，把真金白银赚到手。
各大报纸虽然被南京政府警告，不得刊登关于这些歌的讨论文章。但地下刊物却不管那么多，许多地下杂志刊登了完整的歌谱，发行到东北、日本，甚至是东南亚地区，使得《万里长城永不倒》和《松花江上》迅速传播，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爱国歌曲。
特别是已经沦陷的东北四省，许多抗日队伍专门请人教唱，将士们含泪唱着这两首歌英勇杀敌。
……
海格路，周公馆。
埃德加斯诺与周赫煊相对而坐，他拿着速记本笑道：“周先生，最近你的诗和歌都流传很广，你被认为是中国当代最伟大的诗人和歌曲创作者。”
“最伟大谈不上，中国有很多伟大的人物，我只是稍微有点名气而已。”周赫煊说。
埃德加斯诺是一个青年帅哥，当然，再过几年就要变成秃顶大叔了。他是《纽约日报》的驻华记者，还兼任燕京大学的新闻系讲师，采访足迹从中国东北一直延伸到东南亚、日本。
斯诺笑道：“你太谦虚了，我见过的中国人很多都是这样。”
周赫煊说：“谦虚是一种美德。只有那种毫无文化底蕴的国家和民族，才会得势就猖狂，比如日本。”
“你很讨厌日本？”斯诺问。
周赫煊强调道：“极度讨厌！”
斯诺说：“中国有三位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一是胡适，二是鲁迅，还有一个就是阁下。我采访过胡适和鲁迅，他们跟你都不一样。”
“怎么讲？”周赫煊道。
斯诺说：“胡适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的思想是美国式的。鲁迅是一个革命者，他似乎并不排斥日本，而是着眼于中国的国民改造。而你有些民族主义者的倾向，你的言行都以国家为出发点。”
周赫煊笑道：“你归纳得有些意思。而且你的采访风格也很有趣，你喜欢跟被采访者聊天，而不是一问一答的方式。”
“当然，一问一答目的性太强了，容易忽略很多细节，”斯诺说，“你知道美国这几年最流行什么思想吗？”
周赫煊说：“自由主义和民权主义。”
斯诺道：“能聊聊你的看法吗？”
“自由主义和民权主义由来已久，但最近几年在美国风行，主要还是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周赫煊阐述道，“美国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大萧条，公民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甚至连自由言论也受到压制。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自由主义和民权主义在美国流行起来很容易理解。”
“很有意思的见解，”斯诺点头道，“那你能否比较一下，中国和美国的自由运动、民权运动之间的区别。”
周赫煊分析说：“美国是资本政治，法治建设比较完善。因此，美国的自由运动和民权运动，都围绕着美国宪法而进行。不管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不能打破美国宪法的制约。所以美国的自由运动和民权运动，是可控的，可引导的，非暴力的，具有合法性的。但中国不一样，中国是强权政治，法治建设还在起步阶段。刚才你说，胡适是自由主义者，但他仅仅是写了几篇呼吁宪政的文章，就被当局逼得远走海外。而鲁迅参与的民权运动，更是直接被**，鲁迅本人也多次逃到租界避难。”
斯诺笑道：“你的见解很透彻，抓住了事物的本质，你是一个真正的智者。”
周赫煊摊摊手：“智慧非常宝贵，但有的时候，智慧毫无用处。”
斯诺又问：“你对中日两国的关系怎么看？”
“必有一战，而且中国必胜。”周赫煊说。
斯诺笑道：“你果然与众不同，你非常有自信。我采访的其他中国人，在谈起这个话题时，他们表现得都很忧虑，极度缺乏自信心，对未来有一种难言的恐惧。”
周赫煊说：“我的自信并非来源于自身，而是对我的国、我的民、我的文化有自信。”
斯诺突然提起丁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