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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先生怎么专程来拜访我？”许传音感觉有些纳闷儿。虽然他在南京当官，但官职并不大，不可能入周赫煊的法眼啊。
周赫煊为什么要找许传音？
因为此君在战争期间主动留下，担任国际红字会副会长，主持国际安全区的难民住房安排工作，并成为国际救济委员会中唯一的中方委员。
在许传音博士的主持下，共在南京建起了25个难民营，收容了约20万到30万难民，他还把自己的两栋洋房也拿出来给难民住。
作为唯一获准在南京城内自由走动的非汉奸中国人，许传音博士全程目睹了日军暴行，他后来成为东京审判庭上指控日军南京大屠杀的重要证人。
周赫煊问道：“许博士，如果日寇攻陷南京，你会带着家人离开吗？”
许传音摇头道：“应该不会走。我身体不好，家业也在南京，我必须留在这里保住家产。周先生认为日寇会攻到南京？”
“不好说，”周赫煊叹息道，“以中日两国的军事力量来看，恐怕南京是保不住的。而且作为中国的首都，日寇一旦攻陷南京，恐有昔日旅顺之事。”
“大屠杀？”许传音噌的站起来。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周赫煊拿出20万大洋的汇票说，“不管如何，战乱一来，百姓遭殃。这20万大洋，还请许博士收下，雇佣一些牛车和马车，帮助那些生活困难的孤儿寡母和老弱病残撤离。”
许传音感觉脑袋晕乎乎的，他只是个小官僚兼资本家而已，周赫煊莫名其妙找到他，又莫名其妙给他20万大洋，还说了一堆莫名其妙的话。
直到几个月后，许传音才真正理解了周赫煊的用意。
实际上，国民政府从今年11月份开始，就在有计划的组织南京市民撤离。对于内迁的难民，政府沿途在各市县设有难民所，免费发放难民证和少量路费，同时也联系红十字会等慈善组织予以扶助。
在战争爆发前，南京的常住人口是101。5万，而到南京陷落的时候，已经只剩下50万了，能走的早就提前走了。
那些不愿走的南京市民，大致分为五类：
一是奉命留下的。比如划拨给国际安全区的警察，比如国党和共党特务，又比如学校、医院和机关单位的留守职工。
二是自愿留下的。比如世界红子会的副会长许传音博士、协管金陵女大难民营的程瑞芳女士，他们都自愿留下来救助难民。
三是难舍故土的。谁都料不到日本会搞大屠杀，好多平民百姓辛苦半辈子，终于打拼出一点家业，比如店面、比如房产、比如土地。让他们丢下这些产业，背井离乡朝着未知的远方前进，他们很难下定决心。
四是难以成行的。这些人生活比较贫困，大撤离期间车费昂贵，交通工具难寻，只能靠步行一点点前进。太辛苦了，而且生活没有保障，他们都不愿走。
五是亲日派。这些人仗着跟日本人有联系，或有生意来往，或直接当汉奸，还以为日寇来了就能升官发财，结果好多都稀里糊涂死在大屠杀当中。
历史上，南京宪兵挨家挨户动员撤离，耗尽唇舌之力，也无法劝动那些市民离开。
周赫煊又能有什么办法？
就算到处宣传日寇要搞大屠杀，那也得有人相信啊！
周赫煊唯一能做的，就是给可靠之人留下一笔捐款，给生活困难的难民提供帮助，让那些想走而没有能力走的人得以保命。比如这种情况，宪兵怎么劝说都不走的一户人家寡妇指着卧病在床的婆婆和几个小孩反问宪兵：你让我怎么搬？
有了周赫煊的资助，至少那些孤儿寡母可以离开。
周赫煊鞠躬敬礼道：“许博士，请你务必帮忙，拜托了！”
这招很管用，一般人还真受不起周赫煊的大礼，许传音连忙扶住他说：“钱我收下，我给你开一张收条。若是用不上，等以后再还给你，如此可好？”
“多谢！”周赫煊抱拳说。
等把周赫煊送走，许传音才站在阳台自言自语：“什么乱七八糟的？”
在南京大屠杀以前，许传音只是个普通人，他还没有得到灵魂和人格的升华。
当然，既然答应周赫煊帮忙，许传音这样有责任感的好人，肯定会尽量给困难者提供救助，能救下几个算几个吧。
离开南京，周赫煊又专门去了一趟汉口，视察正在修筑当中的武汉长江大桥。
时值夏季，洪讯将至。
武汉三镇的长江水位明显上升，估计再过半个月，大桥的修建又将暂时停工，因为年年爆发的洪水就快来了。
周赫煊询问了一番进度，得到的答案是，大桥至少要到明年春天才能竣工，稍微出点问题恐怕要拖到夏天或秋天那时正在打武汉会战。
周赫煊决定仿效茅以升的做法，让施工方在桥墩上预留安放炸药的洞口，方便以后日军打来了就炸桥。
这座桥在南北交通运输中非常重要，早建成一天，就能为战时物资和士兵的运输提供便利，同时还能方便北方逃来的难民过江。
希望能早日建成，并顺利炸毁吧。
826【死字旗】
周赫煊在武汉三镇停留了足足一周，除了视察长江大桥的修建进度外，还去《大公报》和《非攻》杂志社转了一圈。
《大公报》由于宣传抗日主张，天津总报馆已经被迫关闭，总经理胡政之带领部分员工连夜南撤。
现在《大公报》的武汉分社，正是由胡政之亲自主持工作。至于上海那边的《大公报》，还可以支撑到年底，到时候张季鸾也得撤离，周赫煊准备让张季鸾负责重庆分社。
至于《非攻》杂志，现任主编为高翰，此君同时还是武汉大学的哲学系主任。
当初《非攻》杂志在天津被停刊，搬来武汉复刊后，立即获得武汉大学的鼎力支持。不仅杂志社主编高翰是武大教授，副主编吴其昌也是武大教授吴其昌是梁启超、王国维的弟子，徐志摩的表弟。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吴其昌携妻子、兄弟到中山陵哭陵绝食，逼蒋抗日，遂被清华大学解聘，转而担任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
至于原来担任《非攻》和《大地》责编的李寿民，此时依旧留在天津。他的母亲、兄弟、岳父都在天津，他的朋友圈也在天津，有点舍不得离开。
李寿民如今的名气非常大，他的《蜀山剑侠传》甚至热卖到东南亚，他创作的京剧也广受票友追捧。介于此，日本人在占领天津后，立即就找李寿民合办刊物，想让他出卖国家做文化汉奸。
李寿民几番婉拒不肯，日本人一怒之下，就把他抓进监狱用刑。
此时此刻，李寿民的眼睛已被辣椒水弄得半瞎，依旧不愿答应和日本人合作，他的岳父和朋友则到处托关系营救。
跟历史上一样，就算李寿民出狱，他后半生也只能靠口述来搞创作了。
等周赫煊离开武汉，回到重庆时，川康各军已经整编完毕，刘湘准备率部出川抗日了。
事实上，早在六月份，川军就已经开始全面整编。
七月六日，川康正式整军。
整军会议召开的第三天，就传来七七事变的消息。刘湘立即发出通电，主张全国总动员，与日本拼死一决。
八月七日，刘湘到南京出席国防会议。在各方势力因战和问题争吵不休时，刘湘站出来做了长达两个小时的发言，并表示：“抗战，四川可出兵30万，供给壮丁500万，供给粮食若干万担。”
八月二十六日，刘湘返回四川发表《告川康军民书》，号召四川军民为抗战作出牺牲：“全国抗战已经发动时期，四川人民应负担之责任，较其他各省尤为重大！”
川军各部将领纷纷请缨抗战，范哈儿表现得尤为积极。
范哈儿因为得罪了刘湘，在整军的时候被撸成光杆，虽然名为副军长，却连一个大头兵都无法指挥。他高喊着抗日口号上蹿下跳，刘湘甩都不甩他，范哈儿只能独身奔赴抗日前线上海，想找拜把兄弟杜月笙帮忙，让老蒋给他弄一个实权将军来当当。
且不管范哈儿的抗日意图为何，但他确确实实为抗战立下了大功。
历史上，范哈儿被老蒋任命为第八十八军军长，并自掏腰包募集兵员。他带出的这支部队，后来炸死了酒井直次，让酒井直次成为日本陆军史上第一个阵亡的在职师团长。
酒井直次在中国犯下累累罪行，曾在江浙徽三省实行三光政策，甚至让部下进行强暴妇女比赛，评出老虎、豹子和豺狼，即一、二、三等奖，并对获奖者给予物质奖励。
就是这么一个丧尽天良的混蛋，死在第八十八军的地雷之下。虽然当时范哈儿已经调离八十八军两个月，但毫无疑问，八十八军是他自掏腰包一手带出来的，并在范哈儿的指挥下屡立战功，由人员不齐的杂牌军升格为统辖3个师的甲种军。
时势造英雄，如果没有抗战，刘湘只是个专打内战的地方军阀，范哈儿也只是个坏事做绝的小军阀头子。
就像前面提到的许传音博士一样，最初也没那么伟大。他被日寇特许在南京自由走动，其实是允许他收殓街头尸体，因为中国人的身份，许传音好几次差点被日军拖去枪毙。但他不但没有胆怯害怕，还因为目睹了同胞的死难惨状，整个人的灵魂都得到升华，由普通人变成英雄，全心全意地投入营救同胞的行动当中。
英雄，其实也可以是一个个普通人。
四川安县，曲山镇。
这里是四川大旱的重灾区，老百姓还没从灾荒当中缓过气来。
小学老师王建堂看到刘湘的《告川康军民书》，扔下报纸就来到镇上。这天正逢赶集，王建堂爬上人家演川剧的戏台，在演员懵逼的眼神当中，对着台下大喊：“哥子伙，姐妹伙，大家听我说几句！小日本儿已经打到上海了，派飞机到处轰炸，不晓得炸死了好多同胞。四川离上海很远，但是也很近，如果我们不抵抗，日本鬼子很快就要打到四川。日本鬼子坏得很啊，屁（和谐）眼儿心心都是黑的，烧杀抢掠啥子事都干得出来。要想四川乡亲不遭小日本毒手，我们四川人就该站出来，是男子汉的就跟我一起去参军，把狗日的小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大家说，我的话在不在理！”
“在理！”戏台下传来稀稀拉拉的回应声。
王建堂又说：“以前川军只晓得打内战，现在川军要抗日了。我是小学老师，日子还过得去，但这个老师我不当了，我要出川打鬼子。不然等鬼子打到四川，哪个娃儿还有机会读书？有卵蛋的都出来，跟我一起去抗日！”
“王先生（特指老师），我跟你一起去！”台下有人举手响应。
“好得很，还有哪个？”王建堂喜道。
“还有我！”
“我也去！反正日子过不下去了，还不如参军打鬼子。”
“算我一个！”
“……”
这个川西北的偏僻小镇，大部分百姓都蒙昧无知，但却当场有上百人站出来。
王建堂带着这些伙伴，在镇上到处宣传抗日思想，只用一天时间，就召集了176名壮丁。他们找来一块粗布，咬破手指写下请战血书，第二天早晨便送到县长成云章那里。
成云章大受感动，立即批准了王建堂等人的请战书，将他们统一编入安县义勇补充队，并定下日期举行盛大的欢送会。
安县义勇队离开家乡那天，已经是秋季了。一改去年以来的干旱，这天的雨下得很大，3000多名老百姓自发冒雨前来给子弟兵送行。
王建堂的父亲已经六十多岁，年老病衰，无法亲自来送行，只能通过邮局寄来了一面旗帜。
邮局职员拿着一块白布疯狂奔跑，拦在即将出发的队伍前面说：“等一哈，等一哈！王建堂快站出来，你老汉儿（父亲）给你送旗子来了！”
县长成云章打着伞过去，说道：“啥子旗，给我看一哈。”
两名随员立即接过旗帜，当众张开，只见白布中央写这个大大的“死”字，右侧两行小字为“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分上尽忠”，左侧五行小字为“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分。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父手谕”。
场面一时寂静，随即轰然，认字的给不认字的念着死字旗内容。
县长成云章眼眶红润，扔掉雨伞，亲手把死字旗交到王建堂手中，哽咽道：“壮士保重！”
827【与子同袍】
在七月初的川军整编会议上，中央代表和四川军阀勾心斗角，四川各军阀之间也彼此算计，众人耍尽了十八般武艺，场面可谓是群魔乱舞。
然而会议进行到第三天，七七事变的消息传来，让阴阳怪气的川军整军会议，瞬间变成热血沸腾的誓师大会。
从刘湘到川军小军阀，纷纷表示拥护中央，坚决抗战到底。
常凯申对刘湘的爱国热情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张口做出承诺，要在安徽、河南、山东建立第七战区，由刘湘担任战区司令，并率领川军主力在第七战区抗日。
刘湘满怀憧憬的答应下来，于是他麾下的川军被分为两路。一路从重庆出发，东出夔门进入河南；一路从成都出发，北走剑阁进入河南，两路川军约定好了在第七战区汇合。
但东路和北路的两股川军，一出川就被各战区司令长官分割，四分五裂的被打散调入抗日前线，刘湘几乎已经失去了对前线川军的掌控。
顺便一提，参加抗战的川军还有一路，那就是从贵州出发的杨森部队。
杨森在与刘湘的军阀战争中失败，遂投靠老蒋，被调入贵州“清乡”其实老蒋打算调杨森去云南，以取代云南王龙云，结果被龙云挡了回去。
杨森部是第一支开赴前线的川军，从贵州徒步出发，用24天时间走完50天的路程，在湖南乘车船转到上海，没顾上修整就被投入淞沪战场。这支川军与日寇血战七天七夜，一万二千人只剩下五千士兵。
更惨烈的是杨森旧部第43军26师，郭汝栋率军从贵州出发，经46天的跋涉抵达战场，第二天就投入战斗。四个团长阵亡两个，十四个营长伤亡十三个，连长、排长伤亡250多个，全师七千人只剩下七百名还能站起来的士兵，伤亡率高达90％。但他们坚守了七天七夜，把阵地完完整整的移交给换防友军。
杨森和郭汝栋虽然打得惨烈，但他们跟老蒋关系好，事后尚且得到了应有待遇，而刘湘的部队就没那么好运气了。
历史上，邓锡侯率领北路川军，从川陕公路徒步进入陕西，原计划是要去河南接受刘湘的领导。西安的长官蒋鼎文一拍脑袋，就命令火车把这支川军拉去山西打仗。
邓锡侯被搞得一头雾水，却只能服从安排，他唯一的要求是川军出发时天气炎热，现在北方日渐寒冷，希望第十战区能解决棉衣。蒋鼎文说：“到了第二战区，装备和补给，阎锡山都会给你们安排。”
而当邓锡侯率部抵达山西后，阎锡山这个老抠一毛不拔，漠视川军挨饿受冻，就是不愿提供棉衣和装备。而阎锡山囤积的物资，后来大部分都在太原沦陷时，成了日本鬼子的战利品。
不但如此，六万成编制的北路川军，被支离破碎的分散到各战线，真正的战斗力根本无法发挥。在撤退途中，他们又被友军抛弃，连司令邓锡侯都差点被伏丧命。
这路川军几乎没有打像样的仗，就已经损失近半兵力。客死异乡的川军儿郎，在凛冽的北国寒风中，临死时身上还穿着出川时的单衣。
就这样，邓锡侯、孙震所率的第22集团军，只剩下两万残兵败将。他们流落北方，缺乏衣食弹药，不得已抢了晋军的军械库。而丢了整个太原，将大量物资扔给日本人也不给川军的阎锡山，对川军的“抢劫”行为大发雷霆，咆哮着让老蒋把不抗日只抢劫的川军调走。
老蒋问程潜：“是否愿意把川军调到第一战区。”
程潜怒道：“阎老西都不要的破烂，你塞给我？坚决不要！”
老蒋也怒了：“那让他们滚回四川去称王称霸好了！”
这个时候，白崇禧出来打圆场，联系李宗仁收留了这支可怜的川军部队。
李宗仁只给川军拨发了500支步枪和若干弹药，就让处处受欺负的川军感激涕零，于是有了后来的台儿庄大捷。
至于刘湘亲率的东路川军，虽然待遇要好得多，但却被老蒋玩阴招搞得一塌糊涂。当时刘湘已经病重，部队由唐式遵和潘文华指挥，老蒋收买唐式遵，打压潘文华，把东路川军弄得分崩离析，气得刘湘吐血不止，一命呼呜。
由此，川军各部都成了后娘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