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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突然说：“周先生，我对《万历十五年》有些粗陋的意见。”
周赫煊道：“请讲。”
“恕我直言，你的那本大作太过侧重文官制度，而忽视了地方自治力量对张居正改革的影响，”费孝通说着又补充了一句，“当然，这只是个人拙见，周先生不必太在意。”
周赫煊笑道：“明朝的地方自治，也属于文官制度的一个附属产物吧？”
费孝通摇头道：“明朝的地方自治当然跟文官制度有关，但并非由文官制度催生出来的。事实上，在明朝初年的时候，皇权是可以下县下乡的。按照朱元璋的想法，地方政府根据里甲编户制度，进行田赋差役的征派，其中田赋大部分上交中央，少部分留给地方政府支配。明初的地方政府有比较宽松的权力，而地方士绅的势力则要小得多。”
“请继续。”周赫煊认真倾听，他也不是什么史学书籍都看过。
费孝通继续道：“明初的地方政府有权且有钱，那么就能做很多事情，譬如水利、教育、交通、慈善、治安等等。由于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地方政府能收到的税越来越少，在没钱的情况下只能放弃部分权利职能，转而由乡绅宗族力量承办地方公共事务。这种办法使得地方政府又省钱又省事，于是积极认可和鼓励，乡绅宗族渐渐接管了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权和管理权，甚至连政府收税也得依靠士绅了。”
“原来如此。”周赫煊豁然开朗。
费孝通又说：“其实‘一条鞭法’也非张居正首创，而是因为地方税收太过杂乱，由南方各县政府根据实际情况自发进行调整，张居正把这种赋税调整办法总结为全国性的制度。由此可见，当时许多有能力的地方官员，还是想要收回基层管理权力。张居正的改革并非无人支持，只不过他的改革手段太过激进，引起了官员和士绅的集体反弹。”
“多谢指教，我准备对《万历十五年》进行修改，再过几个月就出修订版。”周赫煊说道。
费孝通没想到周赫煊如此虚心接受异见，他连忙说：“不必修改。周先生的原作并未有大的错误，只是有少许疏漏而已。”
“能改则改，你说的是一个大问题。”周赫煊已经把黄仁宇的原版改了很多，结果还是被历史学家指出不足。
张其昀赞叹道：“周先生不愧为大师，治学态度之严谨，足为我等楷模。”
张其昀乃是中国“人文地理学”、“历史地理学”的开山鼻祖，师从哲学大师刘伯明、地理大师竺可桢、史学大师柳诒徵，因此他在哲学和史学方面也有颇高造诣，且精通藏学、满学、蒙古学等少数民族学。
周维烈读高中时的地理教科书，就是张其昀主编的。他还跟戴运轨一起主编了高中物理教科书，跟林语堂一起主编了高中英语教科书。这三本教科书，抗战期间被中国的大部分高中所采用。
1949年初，常凯申不知何去何从，向张其昀问策。
张其昀犹豫多时，终于说了一句话：“上上策是退守台湾！”
常凯申心头一惊，立即把张其昀叫到密室里详谈。
在此之前，常凯申有三个选择，即退往西南、海南或台湾。而国党的大部分官僚和将领，都倾向于退守西南，最终底线也是盘踞四川，固守山川之利而静待良机。
其实这很好理解，日寇那么强悍都无法攻入四川，共党自然也不可能做到。国民政府的官员们就是如此想法，大不了以后统治“巴蜀国”。
唯独张其昀力劝常凯申退守台湾，并详细分析了各种选择的后果，常凯申当场就被张其昀给说服了。
正因建言有功，在老蒋南撤台湾以后，张其昀一路飞黄腾达，历任台当局的国党总裁办公室秘书组主任、国党中宣部长、教育部长等职。而在此之前，张其昀只不过是国民政府的教育部特聘教授而已。
如果没有张其昀出谋划策，老蒋很可能盘踞在四川割据抵抗，就不存在什么两岸问题了。
1034【争论的背后】
由于安排和接洽问题，访美学者团的出发时间一拖再拖。
拖得金岳霖都不耐烦了，直接离开重庆，坐船去李庄一边养鸡一边照顾林徽因。而其他五位学者则滞留重庆，整天无事可做，周公馆成了他们的沙龙聚会场所。
恰逢暑假，孩子们都在家，就连周维烈都从昆明回来了。
也不管孩子们是否能听懂，反正只要跟这些学者聊天，周赫煊都会让自己的子女过来旁听。一个个全是大师，即便不能领会思想，让孩子们沾沾文气还是可以的。
这些学者很有意思，虽然都是学术界的一方大佬，但吵起架来就跟小孩子似的。
建议老蒋南撤台湾的张其昀早年属于“学衡派”，这一派主张文学复古，反对新文化运动，认为一味模仿西方只能取其糟粕。
而刘乃诚又属于“宪政派”，他非常赞赏《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因为他主张制度精神的培养，恰好与《万历十五年》所表达的思想一致。
在对于当前中国制度建设上，刘乃诚和张其昀有着极大分歧。前者极力主张政治制度西化，一切以制度和法律为准绳；后者认为道德建设同样不可忽视，道德能够弥补制度的不足，而中国现有状况也不允许全面实现法治。
中国生理学奠基人、未来的中科院院士蔡翘被二人拉进来评理，可怜蔡翘对政治一窍不通，只能在中间当和事佬。
费孝通则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角度，认真分析中国底层经济和人民生活状态。他认为现在喊什么法治和道德口号都无济于事，吏治已经从中央就崩坏了，只能先赢得抗战胜利，再来逐步解决政治问题。
刘乃诚就不高兴了，立即跟费孝通吵起来。他认为正是由于抗战，可以借着这个时机实现宪政，以国家民族的大义进行政治改革。
大家吵得不可开交，只有萧作梁默默看戏。
这六位学者来自不同的学校，金岳霖代表西南联大，费孝通代表云南大学，蔡翘代表中央大学，刘乃诚代表武汉大学，张其昀代表浙江大学，而萧作梁则代表四川大学。
六人当中，费孝通名气最大，也最为美国人所熟知。他的著作《江村经济》，早在四年前就被英美学界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在国际人类学界也是响当当的人物。
而萧作梁则名气最小，完全属于陪衬。他在后世被人提及，经常是讨论共党土改政策的时候，此君对共党的土地改革史颇有研究。
连续争论对喷了半个多月，这些学者终于启程了，金岳霖也放下林徽因赶紧回来。他们的赴美路线是先走驼峰航线去印度，再从海路去美国，一路上非常危险。
所谓“驼峰”，即是喜马拉雅山脉南麓的一个山口，属于抗战后期国际援助物资的毕竟之路。
刚开始的时候，由于运输机的性能问题，飞行员只能低空飞行，必须穿越迷宫一般的喜马拉雅山隘，稍不注意就撞在山上机毁人亡。后来运输机得到了改进，终于不用低空飞行了，但糟糕的天气和日机的堵截，同样让驼峰航线遇险率极高。
费正清这次也想邀请周赫煊赴美交流，但周赫煊死活不干，就是害怕一头栽进喜马拉雅山中。
等学者们走后，周赫煊才把周维烈和周灵均叫来，让他们谈聆听顶级学者吵架的感想。至于其他子女就不必了，由于年龄太小，肯定一点粗浅皮毛都学不到。
周灵均总结说：“刘叔叔总讲大道理，张叔叔顽固得很，他们两个越吵越迷糊。我觉得是费叔叔吵赢了，刘叔叔和张叔叔后来都不怎么说话。”
“维烈，你觉得呢？”周赫煊问。
周维烈鄙视道：“吵来吵去也没什么用，不如做点实际的事情。”
周赫煊哈哈大笑：“这种吵架放到国家层面还真有用，做事不能埋头蛮干，必须确定正确的思路。就像你解数学题一样，首先要抓到题目的重点，再确定用什么方法去解。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也对，先要搞清楚问题关键。”周维烈点头道。
周赫煊又问端木蕻良：“京平有什么想法？”
端木蕻良这几个月都住在周公馆，帮着周赫煊查了不少明史资料。他说：“费孝通教授的出发点是社会底层实际情况，他在云南考察了许多乡村和城镇，处处都用数据说话。张其昀教授着眼于大局，是从政府角度考虑的。而刘乃诚教授则热衷于制度建设，他想先搭好制度框架再进行改革。但张教授和刘教授的观点，都有点脱离中国实情，未免想当然了。”
周赫煊叹气说：“中国现在就是这样，中央政府那些官僚，一个个如张其昀那般脱离基层。而大部分自由学者，又天天想着搞宪政，像刘乃诚那样盲目追求民主。费孝通这样的人反而很少，且都没有什么发言权，只能埋首纸堆而已。河南省粮食局长卢郁文，在当经济学家的时候说得头头是道，主政时却屁股决定脑袋，河南被他搞得一团糟。”
河南灾荒期间，军政两派的态度很离奇，完全出乎人们的一贯思维。
按理说，军人应该为了军粮而不顾百姓，政府更应该为了百姓而减少征购。
但恰恰相反，除了横征暴敛的汤恩伯以外，河南那边的大部分将领都主张救灾。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号召自己的士兵每天节约粮食二两，用这些剩下的口粮去救济灾民。川军将领李家钰对灾情心忧如焚，专门跑去找何应钦，结果被何应钦一通训斥。
反倒是河南政府的官员，从上到下不顾灾荒，打着征购军粮、抗战报国的旗帜瞎搞胡搞。
“所以国民政府行将就木，未来是共党的天下。”端木蕻良毫不掩饰亲共态度。
周赫煊笑道：“这话出了门别说。”
端木蕻良道：“老师，我准备去广西，欧阳予倩先生请我加入广西艺术馆，专门创作抗战爱国剧目。”
周赫煊也不挽留，说道：“路费不够就去乐怡那里支取。”
1035【老蒋的惊世大作】
1943年的史学界很热闹，不仅周赫煊出了书，吴晗出了书，常凯申也出了一本书。
常凯申出书的时间在三月份，书名叫《中国之命运》，假借历史而论述政治。这本书使用了最好的纸张印刷，为了让老百姓买得起，价钱非常非常便宜。
仅一个月，《中国之命运》就发行15万册，在各级政府的推动下，销量很快达到了100万册。但国内卖得越多，亏得也就越多，因为都是赔本赚吆喝。
相比国内的亏本，此书的海外版权赚了不少。
毕竟现阶段的中国，属于反法西斯同盟中仅次于美、苏、英的大国。中国领袖常凯申的著作，引起了英美出版商极大兴趣，他们连内容都不看，纷纷花高价购得海外版权。
然后，这些英美出版商就吐血了。
《中国之命运》在英美出版之后，刚开始销量还马马虎虎，但很快便遭到政界、学界和民间的一致批评。因为此书毫不掩饰的表达了独裁和种族主义观点，这些话题在二战期间的英美两国极为敏感。
老蒋本来想著书立说，借此提升自己在国内外的影响力，却没想到因此在国际上名声大坏。
以前英美两国的政客、学者和百姓，本来还因中国顽强抵抗日本侵略，而对常凯申抱有极好的印象。一本《中国之命运》，直接将他的本来面目暴露无遗原来你是这样的常凯申！
在国内同样如此，共党、民主党派和自由学者被惊呆了，他们做梦都没想到老蒋敢写书“自黑”得这么彻底。
学者们看来，《中国之命运》的出版，是老蒋在抗战期间最大的昏招，甚至比滥发纸币都更让人恶心。滥发纸币、物价非常，还能让人勉强接受，毕竟这是为了抗战而牺牲个人利益，但《中国之命运》就只能让人心寒。
有一种说法是，常凯申凭借一本《中国之命运》，彻底得罪了大部分民主党派和自由人士，将无数爱国者成功推向了共党那边。
闻一多说：“《中国之命运》的出版，在我一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领袖原来是这样的想法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向五四宣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
这段话的意思很明确，闻一多最终走上反蒋的道路，就是因为读了《中国之命运》。
而在1942年初，闻一多曾对儿子闻立鹤说：“（常凯申）一生经历了多次艰难曲折，西安事变时冷静沉着、化险为夷，人格伟大感人，抗战得此领导，前途光明，胜利有望。”
也即是说，1942年初的闻一多，还属于老蒋的迷弟一枚，连皖南事变他都可以无视。他是衷心尊崇常凯申，对常凯申的个人魅力和坚持抗战抱有好感，更相信常凯申能领导中国取得抗战胜利。
仅仅一年时间，涨薪事件、屈原事件、赈灾事件、出书事件……老蒋在闻一多心中的光辉形象直接破灭，从偶像领袖变成了独裁武夫。
《中国之命运》这本书错误众多、废话连篇，其中对中国历史及现状的论述，就连美国人费正清都能看得一清二楚。费正清明确表示：“这本掌权者的书，是对著书立说的教授们的一种侮辱……一位政治家写出这样的小册子实在有**份，如今我明白了为什么每位参与此书英译本的人，都像得了寒热症一般。”
费正清所说的“寒热症”，是当时中国国防最高委员会的参事们，全权负责《中国之命运》的翻译工作。
这些参事在进行翻译的时候，简直就跟吃屎一样难受。他们必须做的，就是把一坨中国口味的屎，翻译成外国口味的屎，并且在翻译过程中相当于把屎吃了两遍。
此书的观点虽然出自于常凯申，但却由陶希圣代笔，陈布雷也有部分参与。
陶希圣写书的时候战战兢兢，写得一身冷汗。他知道此书出版的后果，但只能硬着头皮去写，幸好他不用在封面上署名，读者骂得再凶也跟他没什么关系。
太祖对《中国之命运》的评价是：“这是一本对中国人民的宣战书，是为发动内战的思想准备与舆论准备。”
面对国外读者的一致批评，老蒋自己在日记中表示：“乃预想所及，然未料其反感如此之大也。”
废话，英美读者能不反感吗？
《中国之命运》不仅大谈独裁和民族主义，还把中国的落后全部推到帝国主义的侵略上，一切归罪于不平等条约，就差没指着英美列强的鼻子骂娘了。
如果说，中国的国力落后，还能归罪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但把中国的政治、道德、文化的落后，也归罪于帝国主义侵略，这又是什么奇葩思路？难道列强不侵略中国，中国的政治制度、文化思想就不落后了？
而且，现在中国和英美可是盟国关系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正打到节骨眼上，老蒋出版这种攻击盟国的书是出于什么想法？
我们总结一下《中国之命运》所表达的思想，大致来讲就是：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汉唐盛世表明中国人是最优秀的民族。且中国只有一个民族，汉满蒙回等族，不过是中华民族的大小宗支。中国在满清手里彻底败坏和倒退，又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下走入深渊。中国想要复兴强大，就只能在伟大领袖常凯申的带领下、国党的统治下、三民主义的指示下才能完成，才能恢复中华民族固有的伟大。
乍看之下，似乎写得并不离谱。但往往前后观点自我矛盾，使用论据错漏百出，并且完全无视人民大众对国家的贡献牺牲，把晚清以来中国的进步、抗战以来所取得的成果，全部归功于老蒋一人身上，全部归功于国党和三民主义的英明。
老蒋就差没在书中明说：我要独裁，所有人都必须听我的。我要干翻世界列强，我要扫清垃圾满清以来的耻辱，让中华民族实现全面伟大复兴！
老蒋在书中暴露出的形象，是一个独裁版的反清复明者，一个义和团式的农民民族主义者跟后世的某类网友非常相似。
首批六位访美学者没走多久，张道藩就拿着一本《中国之命运》来到周公馆。他对周赫煊说：“明诚，不知总裁的大作你读过没有？”
“读了。”周赫煊道。
张道藩问：“感觉如何？”
周赫煊道：“震撼莫名。”
张道藩说：“如今国内对此书批评者甚多，请明诚写文章为《中国之命运》正名。对了，总裁让我转告明诚，他老人家认为你这半年读史颇有建树，不用再闭门反省了。”
这相当于交换吧，周赫煊帮老蒋吹捧大作，老蒋让周赫煊重获自由。
周赫煊想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