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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罗斯福和丘吉尔感到郁闷的是，意大利就连投降都不干脆，讨价还价、拖了又拖，导致希特勒获得充足时间往意大利增兵。在投降计划泄露后，意大利还请求暂缓投降时间，直至盟军宣布了消息，意大利才硬着头皮真正投降。
意大利刚刚投降之时，德军在意大利的处境非常险恶，分散于狭长的亚平宁半岛。而南部德军刚从西西里撤退回来，弹尽粮绝，精疲力尽。此时只要盟军和意军一起夹击德军，必然把德军杀得丢盔卸甲，甚至能够全歼被包围的南部德军。
然而，意大利的新政府磨磨蹭蹭，放开通道想让盟军去打德军，自己却站在旁边好看好戏，似乎这场发生在意大利国土的战争跟意大利无关。盟军这边同样磨磨蹭蹭，认为在意大利的战局已定，结果被回过神来的德军打得满头包。
在意大利投降的第二天，德军就占领了所有的意大利北部边境，并依靠少数驻军迅速控制意大利首都，赶跑了意大利的国王，救出被囚禁的墨索里尼组建傀儡政府。随着希特勒一声令下，数十万意大利军队缴械投降，德军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意大利的大部分领土。
希特勒在意大利建立的傀儡政府，一直帮德国战斗至1945年。
可以说，宣布投降并加入盟国的意大利新政府，屁事儿都没干过，二战结束居然还要求享受战胜国待遇，特么的也算是神奇了。
盟军各国当然不是帮人数钱的傻逼，意大利虽然属于战胜国，但跟战败国没啥区别。一个意大利市被划归南斯拉夫，一个意大利港口被划为自由区，并被迫放弃非洲殖民地，军队数量不得超过30万人，还支付了3万6千美元的象征性赔款。
如此战胜国待遇，连一战后的中国都不如。
……
12月。
常凯申在结束开罗会议之后，并没有马上回国，而是带着宋美龄前往印度视察中国驻军。丘吉尔为了恶心常凯申，故意指示降低对老蒋的接待规格，印度总督只派了个私人顾问去机场迎接，没有铺什么红毯，更没有让军乐队奏迎宾曲。
常凯申和丘吉尔的矛盾，至此已经完全公开化，连基本的颜面礼仪都不顾。
就在半年前的太平洋会议上，丘吉尔突然抛开对日作战问题，他说：“最近听说，中国集中队伍进攻西藏，使这个独立国家大为恐慌。希望中国政府能保证，不要有不幸事件发生。”
宋子文当场反驳：“我没听说有这个消息，西藏也不是首相所说的独立国家。中英间历次所定条约，都承认西藏为中国主权所有。”
常凯申在得知此事后，气得当晚就在日记里把丘吉尔骂了一顿。
而就在半个月前的开罗会议上，丘吉尔又把常凯申恶心得够呛。这死胖子从中作梗，死活不愿归还香港，罗斯福再怎么劝说也无济于事，因此就有了后来的香港问题。
不仅如此，丘吉尔还试图在《开罗宣言》中玩文字游戏，把日本从中国掠夺的领土“当然应归还中国”改为“当然必须由日本放弃”。
什么叫由日本放弃？
放弃之后再独立建国吗？建一个东北国？建一个华北国？再建一个华南国？
王宠惠代表中国据理力争，老蒋也在罗斯福那里摔桌子，终于获得了罗斯福的支持，没有让英国的修改提案得逞。
作为回报，老蒋跑去印度视察远征军，不外乎也是想要恶心一下丘吉尔。
常凯申回到重庆的时候，已经快1944年元旦了，国内报纸连篇累牍的报道了这次会议成果，称其为“晚清以来中国外交之大胜利”，常凯申也成了“民族英雄”。
常凯申很高兴，甚至抽空亲自造访周公馆，他拉着周赫煊的手笑道：“明诚，此次开罗会议，中国以政治收获为第一，军事次之，经济又次之，但皆获得了相当成就，此乃国家百年外交之最大成功，是三十年艰苦奋斗之初效！”
“委员长居功至伟。”周赫煊顺口拍了个马屁。
常凯申笑道：“明诚也有功劳，不必谦虚。”
说实话，老蒋此行的表现非常糟糕。他要来的都是中国未来应得的利益，现阶段所急需的实际利益反而被搞砸了，简直短视至极。
罗斯福在开罗会议上的关注点，是中英联合入缅作战。而老蒋害怕远征军损失过重，非要拉着美国出兵不可。不但如此，老蒋张口就是10亿美元的援助借款，让罗斯福感觉就像吃了苍蝇一样难受。
只要老蒋在会议上配合罗斯福，即便远征军被打光，中国也将获得美国的全力支持。届时，罗斯福必然摁着丘吉尔强迫其答应归还香港，老蒋要的10亿美元借款也能轻轻松松获得。
这种做法虽然对不起远征军将士，是让那些远征军去送死，但作为中国的领袖却应该答应下来。
紧接着的德黑兰会议，斯大林就在这个方面做得很好。他知道罗斯福想要什么，知道丘吉尔想要什么，于是他不惜苏联红军的性命尽量配合，从而赢得了苏联最大的利益，美**援更是源源不断的输入苏联。
两次会议结束后，罗斯福、丘吉尔两人还把常凯申和斯大林做了对比，都认为斯大林比常凯申更具国际战略眼光。
周赫煊也曾劝过常凯申，让其在缅甸战场配合罗斯福，但到了老蒋那里都变成耳边风吹过。
常凯申确实相信周赫煊的国际眼光，但只是政治外交上的。他认为周赫煊对军事一窍不通，根本不和周赫煊谈军事，更不听取一切跟军事有关的建议。
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
是老蒋和史迪威彻底闹翻，罗斯福对中国心灰意冷，美国对中国的军事援助近乎中断，中国已经崩溃的财政雪上加霜。
1042【新年新困境】
1944年的元旦过得很不好。
张谋之拿出一沓报表，甩在桌上唉声叹气地说：“唉，这些工厂都得关闭，不关不行了。”
“关吧，”周赫煊没有看报表，而是说道，“工人的遣散费要给足，不够的那些我来出。仓库里囤积的货物，我以出厂价全额购买，捐给各省受灾老百姓。”
“我那份也捐了吧，”张谋之感觉有些心灰意冷，他扭头看了看外边，低声道，“明诚，你说这国民政府还有救吗？等抗战胜利，怕不是共党坐天下了。”
“泰山放心，我自有安排。”周赫煊说。
“我相信你的眼光，”张谋之低声说，“要不，我们先悄悄给共党送些物资，提前打好关系？你应该能联系到共党吧。”
“共党组织严密，我只能通过民盟接洽。”周赫煊道。
张谋之说：“仓库里那些积压的货物，我全都捐了，你帮忙联系联系。”
“可以。”周赫煊点头道。
抗战初期，大后方的工厂数量还不到100家，至1942年发展至顶峰1000多家，但1943年急转直下，只剩下900多家工厂。
现在刚刚进入1944年，大后方再次迎来工厂倒闭潮，一下子又关闭了百来家。
周赫煊当初在四川投资的工厂，如今已关闭三分之一，长期停工三分之一，剩下的工厂也只是艰难维持而已。
工厂大量倒闭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法币贬值，工厂资金不足，三角债遍地皆是。
第二，物价飞涨，社会购买力下降。工厂生产出的商品卖不掉，而老百姓想买又买不起，导致大量紧缺商品烂在仓库里。
第三，政府限价。这本来是用来控制物价的政策，却造成工厂卖多少产品就赔多少。
第四，政府管控。许多日用品和工业品都是政府管控物资，而这些往往又是原材料，政府管控导致大量工厂无法获得原材料。
第五，交通不便。战争导致交通各种中断，原料运输费用大增，且经常不能按期运到工厂。
第六，政府专卖。烟、糖、盐、火柴等日用品都是政府统销统购的，强制低价收购，且贪腐横行，工厂根本没有利润可言。
第七，捐税过重。为了缓解财政压力，中央取消了统税政策，改收商品税，且虚盈实税。政府规定盈利额超过资本额60％的企业，商品税一律征收50％。在法币贬值的情况下，几乎所有工厂的盈利额都达到这个标准，但实际上是亏损的。政府只看账面数据，对90％以上的工厂都征收了50％的商品税。其他还有印花税、献金、献粮、公债，这些都是强行摊派的。
第八，恶意囤积，投机倒把。稍微聪明点的资本家，现在都不搞实业、不开工厂了。大量游资疯狂囤积必需品和紧缺物资，他们串通政府统收机构低价买入，翻个数十倍再卖出，市场已经被投机商所控制。
以上这些因素，但凡有个两三条，就足够工厂喝一壶了，全部遇上哪还有幸免的可能？
张谋之作为企业家，对国民政府已经完全失望。以他非常有限的政治眼光，也能看出如今的政府必然倒台，因为政府已经在实业界彻底丧失了威信。而老百姓也是如此，忍饥挨饿支援抗战，抗战胜利的希望他们看不到，看到的只有贪官污吏。
法币贬值能忍，交通不便能忍，甚至捐税过重也能忍。
张谋之最不能忍的是什么？
政府强行对商品限价，低价统一征购，倒手就卖给那些投机商。这等于工厂辛辛苦苦搞生产，利润全被投机商拿去了，工厂主还得倒贴给政府各种捐税。
张谋之做了半辈子生意，就没遇到过这么邪门儿的事情。
我们常说，钢铁、煤炭是现代工业的灵魂。然而，现在竟然出现钢铁和煤炭大量滞销的情况战争期间，钢铁和煤炭滞销，相关从业工人大量失业！
1943年底的时候，机械制造业也陷入了困境，无数属于宝贝的工程师和资深技工，只能守着空空的厂房整日休息。
再来说说“中国工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工合”。
“工合”组织是斯诺夫妇在抗战初期发起的，目的是发展内地经济、解决社会问题、提供资金帮助、整合工业资源、支持抗日战争。斯诺夫妇说服了英国人艾黎，由艾黎制定了一套适合亚洲乡村和不发达地区的工业合作社计划。
这套计划不仅在中国得以实现，后来还被印度、缅甸、日本等国采用。
孙夫人、宋美龄、宋子文和孔祥熙，最初都是支持“工合”计划的，还宣称这是在发扬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然而，由于“工合”受到国际民主人士的帮助，发起者斯诺夫妇还明显亲共，并支援给了新四军和八路军一些物资，国府在皖南事变后突然开始打压“工合”。
一度帮助中国战时经济蓬勃发展的“工合”组织，就此走向衰退。反观共党那边，由太祖牵头积极扶持“工合”发展，大量国统区的“工合”成员被请去共党根据地，由此显著提升了根据地的工业实力根据地的许多工厂，就是在这时由“工合”协助组建的。
周赫煊真心感觉常凯申的脑子有病，似乎不把有利于自己的力量全部推给共党就不罢休。
到了春节，周赫煊在四川的工厂，就只剩下七家还在生产，另有四家处于半停工状态。而春节刚刚过去，由于汹涌的工厂倒闭潮，造成物资更加紧缺，再加上政府又印了一波法币，整个四川的物价涨到让人无法承受的地步。
负责管钱的孔祥熙急得焦头烂额，他去年就建议常凯申紧缩军费开支，希望常凯申能够清查部队实际人数。
然而没法清查……
据陈诚后来回忆，**预算员额为500万人，而实际吃军粮者达720万人，能有300万可战部队就很不错了。也即是说，此时的**部队，有一半以上的兵额属于吃空饷或老弱病残。
孔祥熙想要老蒋清查这些部队，以节省军费开支，然而老蒋根本就不敢查，没有那个胆子去查！可以说，**将领此时人人都在吃空饷，清查兵额就等于得罪所有将领，等于是老蒋自掘坟墓。
刚刚迎来的1944年，中国人民将过得无比艰难。
1043【驻华美军】
国民政府在1944年滥发纸币，跟10万驻华美军也有一些关系。
这些美军主要驻扎在云南，包括陆军航空兵、空运部队、地面保障、后勤部队，以及各类军事顾问和军事教官。仅是派往中国各部队的美军顾问和教官，就多达3400多人，而这些顾问和教官往往还要配发一名中国翻译梅贻琦的儿子就主动辍学了，跑去给美军当翻译。
10万驻华美军的军饷自然由美国发放，但伙食、后勤却需要中国来解决。
今年过年的时候，何应钦给龙云发了一封电报，大概意思是：美军要吃牛肉，云南应竭力满足。
龙云那是一点过年的心情都没有，立即发了封电报怼回去：云南的耕牛已经被美军吃完了，现在必须去贵州购买，你这个要求恕老子难以实现。
据美国驻华财政顾问杨格统计，当时1名驻华美军的开支，相当于500名中国士兵的费用。那哪是当兵的啊，一个个都是大爷。到了1945年，国民政府当年发行的法币，超过53％都用于了驻华美军的开支。
不算军饷，养10万驻华美军，相当于养5000万中国士兵……
除此之外，中国还要负责承担基建项目。比如美军在四川修建空军基地，中国一次性就动用民夫10万，对脆弱的中国经济造成难以想象的影响。
1944年2月8日，农历元宵。
周赫煊带着全家人进城看戏，今晚在国泰大戏院有元宵庆演。内容以川剧为主，也辅以川剧、粤剧、黄梅戏等剧种，孟小冬还要负责唱爱国大轴。
众人在朝天门码头上岸，一路上看到些零星的花灯。
后世的重庆解放碑，“精神堡垒”已再遭炸毁，弹坑里竖起一根笔挺的木杆来代替。
“滴滴滴！”
一辆吉普车按着喇叭飞驰而过，许多市民纷纷围过去，对着吉普车指指点点。
车上坐着个美**官，他一边开车一边朝行人挥手，不时还吹个口哨哈哈大笑。而副驾驶位则坐着个中国女郎，烫了波浪卷发，身穿制服，如果她下车还能看到腿上穿着丝袜。
对于这种女人，大家都称其为“吉普女郎”，已经跟娼妓没有太大区别。
吉普女郎最先只在昆明出现，而且往往是正规的女性翻译员。渐渐的，重庆也开始出现吉普女郎，她们的身份迅速变质很可能只会说“哈喽”、“古德拜”，为了几双丝袜、几瓶可乐、几只罐头和一些小费，就整天跟在美**官身边冒充翻译。
这些吉普女郎以舞女最多，再过一段时间，贫困的良家妇女和爱慕虚荣的女学生也会加入其中。在败坏社会风气的同时，也带来各种社会矛盾，意外产生的混血儿层出不穷。
更甚者，这些美国兵开着吉普乱逛，看到漂亮的中国女人就搂上车，不管你愿不愿意，事后报警也没有任何作用。
为了保护自己学校的女同学，成都、重庆的许多大学，特地在校外路口修筑一米高的石柱阻止吉普车通行，由此可见在华美军的嚣张跋扈。
到抗战胜利后，吉普女郎迅速传播至上海、北平、武汉、西安、成都等城市。
美国大兵喜欢泡酒吧，喝醉了就开着吉普车乱撞。抗战胜利初期的上海，每天吉普车撞死两三个人都是极为平常的事，有时候吉普车还会跟吉普车撞在一起，都特么喝醉了。
后来影响实在太过恶劣，国民政府不得不下令，禁止中国女性乘坐美军吉普车。
驻华美军在哪里都一个鸟样，中国也被他们祸害得不轻，其中最为轰动的当属“沈崇事件”。
沈崇是林则徐的外玄孙女、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沈葆桢的曾孙女、大翻译家林纾的外孙女、前交通部次长沈劭的女儿，她在1946年的时候就读于北大先修班。
平安夜那天，沈崇从表姐家去看电影《民族至上》，散场后遇到两个酒气熏天的美国兵。他们兼沈崇年轻漂亮，色心大起，强拉着沈崇到东单广场的一个角落里轮流奸污三次。
后来有个路人发现情况，立即过来制止，却被两个美国兵暴打一顿。
此事引起轩然大波，全国学生自发的举行游行示威。胡适多方联系试图解决此事，想要组建中美联合法庭进行审判。最终，这两个美国兵被军事法庭分别判处15年监禁和10个月监禁。
胡适还没来得及高兴，美国海军军法官就以证据不足为由，将判决撤销并恢复了涉事美国兵的职务。
消息传出，中国民间的反美情绪达到顶点。因为“沈崇案”并非个例，只是美国兵在中国肆意横行的一个缩影，这些犯下强暴、攻击、撞人致死的家伙从来都没被正法过，老百姓早就深受其害。
而国民政府为了平息民愤，居然选择制造谣言转移话题。
他们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