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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仆人老鲁和我则坐在给中国人准备的桌子边。那个给凯普将军翻译的男人——他的名字，他告诉我们，是一半·纳翰逊：二分之一约翰逊。即使他的血统是一半对一半，但是那些外匡人决定他还是个中国人而不是个约翰逊。那就是为什么他也坐在我们的桌子上的原因。起初，我不喜欢这个一半·约翰逊，不喜欢他所说的话——凯普将军多么重要啦，他怎么对美国人和中国人来说都是英雄啦。但是随后我意识到：他所说的这些话是凯普将军要他说的。当他坐在我们的桌子旁时，他说的才是自己的话，他坦率地与我们交谈，就像普通人对普通人说话一样。他是真的彬彬有礼，而不是假装出来的。他开玩笑并且放声大笑。他赞美食物，但并不就多吃多占。
终于我也认为他是个中国人而不是个约翰逊了，我甚至都认为他不是个陌生人。他告诉我，他的父亲是个出生在本国的美国人，从儿时起就是凯普将军的朋友。他们一起去了同一所军校，又一起被开除了出来。约翰逊与一个做布匹生意——紫花丝绸——的公司一起坐船去了中国。在上海，他买了一个穷苦仆人的女儿作他的太太。就在她要生孩子之前，约翰逊告诉她：“我要回美国去了，很抱歉，无法带你一起走。”她接受了她的命运：现在她是个外国魔鬼遗弃的太太了。第二天早晨，当约翰逊醒来时，你猜他看到的吊在他卧室窗外的树上的人是谁？
另一个仆人把她放了下来，在绳子绞走她生命的红色颈痕处裹上了一块布。因为她是自杀的，所以他们没有举行葬礼。他们把她放进一具白皮棺材，然后合上棺盖。那天晚上，约翰逊听见一种哭泣声。他起来走进放着棺材的房间，哭声变得更响了。他打开棺材，在里面发现一个婴儿，躺在已死去夫人的两腿间。在那个婴儿的脖子上，正好在他的小脸颊下，有一条红色的印痕，像一个手指那么宽，与他的母亲身上的绳子灼痕一样的半月形。
约翰逊带着这个有他一半血统的婴儿回了美国。他把这孩子放到一个马戏团里，告诉人们那个吊死的故事，给他们看孩子脖子上那个神秘的绳子灼痕。当那个孩子长到五岁时，他的脖子粗了一点起来，而那个灼痕看上去则小了一些，这样就再没有人付钱来看这灼痕是不是神秘了。于是约翰逊带着在马戏团挣到的钱和他的一半血统的儿子回到了中国。这一次，约翰逊操起了鸦片生意。他从一个开放的港口城市跑到另一个，在每个城市都赚到一笔财富，然后又把它们都给赌输掉。他在每个城市都找了一个夫人，然后又在离开时把她给遗弃了。只有那小小的一半为失去了那么多母亲而哭泣。就是那些夫人母亲教会了他说那么多的中国方言——广东话、上海话、客家话、东北话。英语是他从父亲那儿学的。
有一天，约翰逊偶然碰到了他的老同学凯普，他现在为各种各样的军队工作——英国军队、清军、客家军队，无论是哪个都无关紧要——只要谁付他钱。约翰逊对凯普说：“嘿，我有一大笔债，许多的麻烦，你能够借我这个老朋友一些钱吗？”作为他会还钱的证明，约翰逊说：“借给你我的儿子，他有十五岁大而且能够说许多种语言。他能够帮助你为任何你选择的军队工作。”
自从那天起，在十五年里，年轻的一半·约翰逊就属于了凯普将军，他是他的父亲永远未还的债。
我问一半，凯普将军现在在为谁作战——英国军队，清军、还是客家军队？一半说凯普为所有这三支都打过仗，从所有这三支军队都拿到过钱，也在这三支军队中都树立了敌人。现在他是在躲避所有这三支军队。我问一半凯普将军为了金子而娶了一个中国银行家的女儿那事是不是真的，一半说凯普将军娶了那个银行家的女儿不仅是为了金子，而且也是为了那个银行家的年轻妻子，目前那个银行家也正在找他。他说凯普沉溺在种金子式的梦幻中而无法自拔：财富可以在一个季节中收获，接着翻耕到泥土下，消失了。
听说我对凯普将军的看法是正确的，而班纳小姐是错的，我很高兴。但是在下一个瞬间，我又因哀伤而感到难受。我是她的忠实朋友，看着这个可怕的男人吞噬她的心，我怎么可以高兴呢？
然后者鲁说话了：“一半，你怎么能为这样一个人做事呢？没有忠诚，没有祖国，也没有家庭！”
一半说：“看着我，我是一个死去的母亲生出来的，所以我也就不是任何人生的。我既是中国人也是外国人，这又使得我什么人也不是。我属于任何人，所以我也不属于任何人。我有一个父亲，对于他来说，我甚至连他的半个儿子都算不上。现在我有个认为我是一笔债务的主人。你说，我到底属于谁？属于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哪个家庭？”
我们都看着他的脸。在我的一生中，我从未看到过一个如此富有智慧、如此愁闷、如此该有归宿的人。我们都无法回答他。
那个晚上，我躺在我的席子上，琢磨着那些问题。什么国家？什么民族？对最初的两个问题，我立即就知道了答案：我属于中国，是客家人。但对于最后那个问题，我就像一半一样，我不属于任何一个人，我只有我自己。
看着我，利比—阿，现在我属于许多的人。我有家庭，有你……啊！老鲁说不要再讲了！吃吧，别等菜凉了再吃。
第十一章 改名
正如后来证明的，邝关于房子里的声音的说法是对的。在墙里——就在地板下——是有人，他满是愤怒和电荷。
我是在我们楼下的邻居保罗·道森因为给本地区数千个妇女打神秘电话而被捕后才发现这事的。我自动的反应是同情：这个可怜人毕竟是个瞎子，他因没有伴侣而寂寞孤独。但是随后我了解了他的电话的性质：他声称自己是一个信徒组织的成员，这个组织绑架“道德上该受到谴责”的女人，并把她们转变成“作牺牲的乡村玩偶”，在结合仪式上被男性信徒玩弄后再由他们的女性工蜂阉割养活着。对于那些嘲笑他的电话威胁的人，他说：“你想听听一个也以为这是个玩笑的女人的声音吗？”接着他就会播放一个女人尖叫着血腥谋杀的录音。
当警察搜索道森的公寓房间时，他们发现了一个奇异的电器聚合：附在他的电话上的磁带录音机、重复拨号器、声音转变器、音效磁带以及很多别的东西。他没有把他的恐怖活动局限于电话上。显然他感到我们那套公寓早先的住户是大吵了，根本不考虑他早晨的禅思。当他们在一次重新装修期间暂时搬出时，他在自己房间的天花板上凿了洞，在楼上地板下安装了扬声器和窃听装置，使他能够监视他的三楼邻居的行为并用声音效果惊吓他们。
我的同情立即就转变成了愤怒。我要道森烂在监狱里。在所有这些时间里，由于老是转着鬼的念头——特别是有一个鬼，虽说我本是不愿意承认的——我几乎都要被逼疯了。
但是知道了那些声音的原因，我还是松了口气。单独生活使我的想象力挪往危险的方向。西蒙和我现在只是为了生意上的事才见面，一旦我们独立交税了，我们同样会把我们的顾客也分开。事实上，他最近过来就是为了送交一本皮肤病学家的小册子的原件。
可是现在邝却未曾邀请就来访了。当时我正在给印刷厂老板挂电话，我让她进来，然后回到办公室去打电话。她带来了一些家做的馄饨，放在我的电冰箱里，又大声评论著我冰箱和食品橱里贫乏的食物，“为什么有芥末，有泡菜，没有面包？你怎么能这样生活？还有啤酒！为什么有啤酒，没有牛奶？”
过了几分钟，她进入了我的办公室，脸上带着粲然的笑容。在她的手里拿着我留在厨房柜子上的一封信。信来自于一本旅游杂志《未知的土地》，那本杂志接受了我和西蒙关于搞一篇写中国乡村烹饪的配照文章的提议。
当这封信昨天寄到时，我感到自己仿佛如中了彩票，只是又记起我已经扔掉了我的票。这是机会之神、偶然性以及坏运气对我开的一个残酷的玩笑。这个白天和夜晚的大好时光我都花在了琢磨这个事件的转折点和演示西蒙举止的脚本上。
我幻想着他测览了这封信，说：“老天爷！真叫人难以相信！那么我们什么时候走？”
“我们不去，”我将会说，“我把它给拒绝了。”我的声音中丝毫没有后悔之意。
然后他会说些诸如此类的话：“你这是什么意思，拒绝了？”
而我会说：“你怎么居然会想到我们一起去？”
接着他也许——这一点真的让我血液沸腾——也许会提议他仍然去，但是带另一个摄影师一起走。
所以我将说：“不，你不能去，因为我要去，而我将带另一个作者去，一个更好的作者。”然后这整件事就会逐步升级为在道德、商业品德以及相对才华方面的一连串辱骂，诸般变化使得我大半夜都无法入眠。
“哦！”邝现在轻轻地叫起来，手里高兴地挥舞着那封信，“你和西蒙，要到中国去了！如果你需要，我可以与你们一起去，做导游，做翻译，帮助你们找便宜货。当然了，我自己出路费。很久以来，我就想回去，看看我的婶婶们，我的村子——”
我打断了她的话：“我不去。”
“啊？不去？为什么不去？”
“你知道的。”
“我知道？”
我转过身看着她，“西蒙和我正准备离婚，还记得吗？”
邝沉思了两秒钟，然后回答说：“可以像朋友一样去呵！为什么不能仅仅作为朋友去呢？”
“别说了，邝，求你了。”
她看着我，一脸的悲哀，“太伤心了，大伤心了。”她悲叹着，然后走出了我的办公室，“就像两个饿汉，吵啊吵，把米饭都给扔了出去。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
当我给西蒙看了那封信以后，他愣住了。那真的是眼泪吗？在我认识他后的那么多年里，我从未看到过他哭泣，那怕是在观赏令人悲哀的电影时，甚至在他告诉我关于艾尔萨的死讯时也罢。他擦着脸颊上的泪水，我假装没有注意。“上帝，”他说，“我们如此祈望的事成功了，可是我们却昔日不再。”
我们俩都安静下来，仿佛要用几秒钟显示敬重的沉默来记起我们的婚姻。然后我为了恢复力量，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你知道，虽说是那样的痛苦，但我认为分开对我们还是有益的。我的意思是，那迫使我们分别去验证我们的生活——你知道——但又没有先验地认为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我感到我的话音是实实在在的，可是又没有显而易见的抚慰口气。
西蒙点点头，柔和地说：“是的，这点我也同意。”
我想喊叫：你这是什么意思——你也同意！在所有这些年里，我们从未在任何事情上有过一致意见，而现在却是你也同意？但是我什么也没说，甚至还祝贺自己能够毫不流露内心的难受，没有显出自己是受了多大的伤害。可一秒钟以后，我的心就渗透了哀伤：能够抑制住自己的情感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胜利——那只是可怜地证明了爱情的消失。
每一句话，每一个姿势现在都具备了歧义，任何事情都无法按其表面价值来理解。我们隔着老远的距离相互说话，假装所有那些年里我们互相擦背以及当着对方的面行方便都从未发生过。我们不使用任何儿语、代称或者简略的手势等曾是我们亲昵见证的语言——那是我们相互拥有的证明。
西蒙看看他的表，“我得走了，我约好七点钟与人见面。”
他是去见女人吧？这么迫不及待？我听到自己说：“对了，我也必须为一个约会作准备了。”他的眼睛几乎连眨都没眨，我的脸红了，确信他知道我说出了一个悲哀的谎言。当我们走向门口时，他抬头往上看去。
“我看你最终还是摆脱了那架愚蠢的吊灯。”他回眸注视着房间，“这地方看起来不同了——更漂亮，我想，而且也更安静了。”
“说起安静，”我接着告诉了他有关这幢房子的恐怖主义者保罗·道森的事。西蒙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一个能够充分欣赏这个结果的人。
“道森？”西蒙不相信地摇着他的头，“真是个混蛋。他为什么要做那样的事？”
“寂寞，”我说，“愤怒，报复。”我感觉到了我所说的这些话的讽刺味儿，如一根拨火棒戳在我心灵的灰烬上。在酉蒙离开以后，房间里确实感到特别的寂静。我躺在卧室的地毯上，透过老虎窗的玻璃凝视着夜晚的天空。我思考着我们的婚姻。我们十七年的共同生活织成的联系是那么容易断开；我们的爱情就像在我们长大的郊区发现的相同的门毡一样的普普通通；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心灵一度曾随着对方而一起脉动的这个事实只是在愚弄我们，使我们以为我们的爱情是与众不同的。
所有那些有关分手的谈话还是有好处的——我试图愚弄谁？我现在摆脱了束缚，无所羁约，不再属于任何事或任何人。
然后我想起了邝，她对我的爱真是完完全全搞错了地方。我从未特意为她做过什么事，除非是受到来自于她的情感上的逼迫和我的负疚感的驱动。我从未突然给她打电话说：“邝，就我们两个出去吃饭或者看电影，怎么样？”我从未就因与她友善相处而觉得愉快过。然而她却在那儿，老是暗示着一起去迪斯尼乐园或者雷诺或者中国。我挥开她的建议宛如它们是令人讨厌的小苍蝇一样——我说我恨赌博，或者说南加利福尼亚肯定不是我于不远的将来要去访问的地方。我故意无视邝只是想和我一起消磨更多是时间、我是邝最大的乐趣这个事实。哦上帝呵，我这样做是不是伤害了她？我并不比我的母亲好什么！——对爱漠然置之。我简直无法相信我对于自己的残忍居然是那么的健忘。
我决定给邝打电话，邀请她来与我一起消磨一天，或者一个周末。去塔霍湖将是令人愉快的，她会因此而高兴得发疯。我不能等着听她所说的话，她不会相信的。
但是当邝来接电话时，她并没有等我解释我为什么要打电话，“利比—阿，今天下午，我和我的朋友老鲁谈过了。他同意说你必须去中国——你、西蒙和我一起。今年是狗年，明年是猪年，太迟了。你不能去？这可是你的等着降临的命运呵！”
她继续滔滔不绝，用她自己那不容拒绝的逻辑来对抗我的沉默，“你是半个中国人，所以总有一天要去看看中国。你在想什么？我们现在不去，也许永远不会再有机会了！有些错误你能够纠正这一个就无法了。那么你怎么办？你在想什么？利比—阿？”
怀着她会断念和停嘴不说的希望，我说道：“好吧，我会考虑的。”
“哦，我就知道你会改心思的。”
“等等，我可没说我去，我说的是我会考虑的。”
可她已在自顾自地说下去了：“你和西蒙会爱中国的，百分之一百的保证，特别是爱我的村子。长鸣是那么的美丽，简直叫你无法相信。山、水、天，就像天堂和尘世融而为一了。我有些留在那儿的东西，总是想给你……”她又继续说了五分钟，吹嘘着她的村子的美德，直到她宣称说：“哦哦，门铃响了，我过会儿给你打电话，好吗？”
“实际上刚才是我在给你打电话。”
“哦？”门铃再响了一次。“乔治！”她叫道。“乔治！去开门！”然后她喊道：“弗杰！弗杰！”乔治的从温哥华来的堂妹与他们住在一起吗？邝又回到了电话上，“稍等一会儿，我去开一下门。”我听到她在迎接着什么人，然后再次回到电话上，微微地喘着气，“好了，你为什么要打电话？”
“是这样，我想问你些事。”我立即为我还没有说的话感到后悔了。我正使自己卷入到什么中去？我想着塔霍湖、与邝一起被困在小小的汽车旅馆房间里。“这差不多就是最后时刻，所以我理解如果你太忙——”
“不不，绝不会太忙。你想问些什么事，我的回答总是好的。”
“好吧，我是在想，哦，”——接着我突然之间说道——“明天请你吃饭怎么样？我必须到你工作处附近的地方处理些事务。但是如果你很忙，我们可以另约时间的，没有什么大事。”
“吃饭？”邝欢快地说，“哦！吃饭！”她的声音听起来令人心碎地高兴，不由得让我诅咒自己的这种象征性的礼物是如此的小气。然后我目瞪口呆地听到她从话筒边挪开嘴宣布说：“西蒙，西蒙——利比—阿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