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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是一根火柴。
“我看到了它的来临，”她说着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十年以前，还记得那次西蒙去夏威夷，却把患着感冒的你留在家里吗？”
“我叫他去的。我们买的是不可退还的飞机票，而他只卖掉了一张。”我为什么要为他辩护呢？
“你在生病，他本应该是在给你喝鸡汤，而不是在海滩上欢蹦乱跳。”
“他是在和他的祖母欢蹦乱跳，她已经患过中风了。”我开始像孩子似地嘶哑着嗓子说话。
她同情地向我微笑了一下，“亲爱的，你根本不必再否认了。我知道你的感受。我是你的母亲，记得吗？”她戳灭了香烟，而后摆出了她那副干巴巴的社会工作者的神态，“西蒙不怎么爱你，因为是他，而不是你，缺少了爱的情感。你极其讨人喜欢，也毫无过错。”
我僵硬地点点头，“妈妈，我现在真的该去上班了。”
“你先走吧，我就再喝杯咖啡。”她看看手表然后说，“防疫员十点钟要给我的公寓喷洒灭蚤药水。只是为了安全，我想再等一个小时才回去。”
而现在我正坐在我的办公桌前，无法工作，整个人都像被彻底抽空了似的。见鬼的她怎么会知道我的爱情能力的？她究竟是否清楚有多少次她自己是毫无所察地伤害了我？她抱怨说她与鲍伯一起消磨的所有时间都是一种极大的浪费，那么我呢？那些她没有与我一起度过的时间又该怎么说呢？难道那不也是一种浪费吗？然而我现在为什么还要浪费精力去想这件事呢？我这不是又变成一个哭哭啼啼的小孩子了吗？那时的我才十二岁，脸朝下趴在我的床上，嘴里咬着枕头的一只角，以便不让邝听到我含混的抽泣声。
“利比—阿，”邝轻声轻气地说，“什么事不对了吗？你人不舒服？圣诞大餐吃得太多了吗？下一次我不做得那么甜了……利比—阿，你喜欢我的礼物吗？你不喜欢，告诉我，好吗？我再给你织一件。你告诉我要什么颜色的，我只要织一个星期就行了。织完，包起来，就像再重复一次惊喜……利比—阿？我想爹爹和妈妈从国立约塞米蒂公园回来会给你带漂亮的礼物的，还会有照片。美丽的雪景、众山之巅……别哭了！不！不！你不是这个意思，你怎么能恨你的母亲呢？……啊？也恨鲍伯爸爸？啊，这下糟糕……”
利比—阿，利比—阿，我可以开灯吗？我想给你看些东西……
好，好！别乱发脾气！对不起，我就把它给关了。你看？不又黑了吗？回去睡觉吧……我想给你看的是鲍伯爸爸裤子口袋里掉出来的那支钢笔……你向这面倾斜过去，看到的是一个身穿蓝色服装的夫人；向另一面倾斜，哇！——衣服掉下去了。我没撒谎，你自己来看吧。我要开灯了，你准备好了吗？……哦，利比—阿，你的眼睛肿得就像李子一样了！把湿毛巾捂在眼睛上，明天它们就不会痒得厉害了……那支钢笔？当我们在做星期日弥撒时，我看到它从他的口袋里溜了出来。因为他假装着在祈祷，所以没有发现。我知道他的祈祷只是装装样子的，哼哼哼，因为他的脑袋这样歪下去——嘣！——而且他还在打鼾：呼——！这是真的！我轻轻推了他一下，他没有醒过来，但是他的鼻子倒不再发出那种声音了。啊，你认为那很滑稽？那么你为什么要笑呢？
不管怎么说，过了一会儿，我正在看圣诞花、蜡烛、彩色玻璃，观察那个牧师摆动着冒烟的提灯，突然，我见到耶稣穿过那烟雾走过来！是的，是耶稣！我认为他是来吹熄他的生日蜡烛的。我对自己说，我终于能见到他了——现在我是个天主教徒了！哦，我是那么的激动，以至鲍伯爸爸都醒了过来并把我推倒下去。
我继续朝耶稣笑着，但是随后我意识到——啊？——那个男人不是耶稣，而是我的老朋友老鲁！他伸手指着我在哈哈大笑，“你个傻瓜，”他说，“我不是耶稣！嘿，你认为他有个像我一样的秃头吗？”老鲁朝我走过来，他在鲍伯爸爸的眼前挥舞着手，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老鲁用他的小手指在鲍伯爸爸的额头上像苍蝇似地碰了碰，鲍伯爸爸啪地打了自己一下。老鲁慢慢地从鲍伯爸爸的口袋里抽出那枝下流的钢笔，把它滚到我裙子的一个绉褶里。
“嘿，”老鲁说，“你为什么仍然还要上外国人的教堂？你以为屁股上的一块老茧就会帮助你看到耶稣吗？”
别笑，利比—阿。老鲁说得是很粗鲁，我觉得他是在回忆我们生前最后在一起的时间。那时他和我每一个星期天都不得不在硬板凳上坐两个小时。每一个星期天呢！班纳小姐也一样。我们上教堂上了那么多年，可从未见到过上帝或耶稣，也没有见过玛利亚——虽说在那时见她倒不是那么重要。在那些日子里，她也是婴儿耶稣的母亲，但仅仅是他父亲的小老婆。现在一切都是玛利亚这，玛利亚那！——老圣母玛利亚、玛利亚的拯助，玛利亚上帝之母，宽恕我的罪过吧。我很高兴她擢升了，但是正如我已说过的，在那些日子里，拜耶稣教徒谈论她并不多。所以我必须挂心的只是见到上帝和耶稣。每一个星期天，拜耶稣教徒都问我：“你信吗？”然而我不得不给予否定的回答。我想说是的以便显得礼貌些，但这样我就是在撒谎了，当我死后，他们或许会找我，让我在外国的恶魔那儿受到两类刑罚：一种为我不信，另一种为我假装信了。我认为自己无法看到耶稣是因为我具有中国人的眼睛。可后来我发现班纳小姐也从未看到过上帝或者耶稣。她告诉我她不是一个虔诚信教的人。
我说：“为什么是那样呢，班纳小姐？”
她说：“过去我向上帝祈求拯救我的兄弟们，我向他祈求宽恕我的母亲，我祈求我的父亲能回到我的身边。宗教教导人们说信仰会照应希望，可现在我所有的希望都消失了，所以我为什么还需要信仰呢？”
“唉，”我说，“这太让人伤心了！你真的没有希望？”
“只有极少几个，”她回答说，“而且没有一个值得做祈祷。”
“那你的心上人又怎样呢？”
她叹了口气，“我已作了个决定，他也不值得为之祈祷。你知道，他遗弃了我。我给在上海的一个美国海军军官写过信，我的心上人也在那儿。他到过广州，甚至还到过桂林。他知道我在什么地方，那么为什么他不来呢？”
听到这消息我很难过，那时我还不知道她的心上人就是凯普将军。“我仍然还存有许多再与我的家庭重聚的希望，”我说，“也许我会成为一个拜耶稣的教徒的。”
“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信徒，”她说，“你必须把你的一切都奉献给耶稣。”
“你奉献了多少呢？”
她竖起她的大拇指。我惊讶万分，因为每个星期天她都在传教讲道，我认为那至少得值两条大腿。当然了，传道这件事她并无选择。没人懂得那些外国人，而他们也无法理解我们。他们说的中文是如此之糟，以至听起来就像他们在说英语。班纳小姐由此而不得不作阿门牧师的翻译。阿门牧师没有要求她，他说她必须做这件事，否则这幢鬼商大屋就无她容身之地。
这样，每个星期天早晨，她和牧师就站在教堂的门口，他用英语怪声说着：“欢迎，欢迎。”班纳小姐则把它们译成中文，“快点到上帝的屋子里去吧！散会后吃饭！”上帝的屋子实际上就是那个鬼商的家庭词堂，本属于他死去的祖先和他们的神灵。老鲁认为那些外国人把此处作为上帝的屋子表明了一种极坏的态度，“就像在脸上打了一巴掌，”他说，“战争之神将会从天上落下他们的马粪来，你等着瞧好了。”老鲁就是那副样子——你叫他吃不下，他就叫你拉不出。
传教士们总是走在最前面，班纳小姐其次，然后是老鲁和我，以及其余在这幢鬼商大屋工作的中国人——厨师、两个女佣、马倌、木匠，还有谁我忘了。来访者最后进入上帝的屋子。他们大多数是乞丐，有极少几个客家拜上帝教徒，也有一个双手合十，对着神坛鞠躬三次的老年妇女，即使一再和她说别再那样做了也无用。新来者坐在后面的椅子上——我猜测这是为了万一那个鬼商回来了，他们可夺路而逃。老鲁和我必须与传教士们一起坐在前排，一旦牧师竖起眉毛，口里就得高喊“阿门！”那就是我们为什么叫他阿问牧师的原因——也因为他的名字听起来像“阿门”：哈门德或哈里门，反正是诸如此类的名字。
一等我们在这些长椅上摊平了屁股，我们就不该再挪动了。阿门夫人经常跳起来，但仅仅是为了向那些发出太多声音的人摇摆她的手指。那就是我们学会什么是禁止之事的过程。不要为了虱子去搔抓你的脑袋；不要往你的手掌里擤鼻涕；当乌云般的蚊子在你耳边嗡嗡作响时，别说“臭大粪”——不管什么时候打搅了老鲁的睡眠他就说这字眼儿。
那是另一条规则：除了在阿门牧师向上帝做祷告时，否则不能睡觉。那又长又令人厌烦的祷告使得老鲁非常高兴，因为当拜耶稣教徒合上他们的眼睛时，他也能同样合上眼睛并长长地打个盹儿。我则一直睁着眼。我会凝视着阿门牧师，以便看看上帝或者耶稣是否会从天堂降临下界。我曾在一个庙会上看到过拜上帝教徒身上所发生的这样的事。上帝进入了一个普通人的身体，把他摔倒在地上。当他再次站起来时，他具有了非凡的力量：刺向他腹部的刀剑会在中部折弯。但是在阿门牧师身上却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虽然有一次，当牧师正在祈祷时，我看到一个乞丐站在了门口。我记得中国的神灵有时是这样做的：化装成乞丐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谁是忠诚的，谁对他们是恭敬有加的。我不知道这个乞丐是不是个神灵，现在正愤怒地看着外国人站在过去是他站的祭坛上。当我回头看了几分钟以后，那个乞丐消失了。所以谁知道他是不是五年后降临的那场灾难的原因呢。
在祈祷的结束时间，讲道就开始了。第一个星期天，阿门牧师说了五分钟——说啊，说啊，说啊！——许许多多只有别的传教士能理解的声音。然后班纳小姐翻译了五分钟。有关魔鬼的告戒，阿门！升入天堂的规矩，阿门！带你的朋友一起来，阿门！他们就这样来回地进行着，仿佛在争论似的。是那样的令人厌烦！整整两个小时，我们不得不静静地坐着，让我们的屁股和我们的脑袋变得麻木不仁。
在讲道的结尾，还有一个小规模的表演，使用的是属于班纳小姐的音乐盒。每个人都非常地喜欢这一时刻。歌唱得并不那么好，但是当音乐开始时，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磨难差不多就要结束了。阿门牧师举起他的双手，叫我们站立起来。阿门夫人走到房间的前面，那个神经质的传教士也同样走上去。她名叫拉谢尔，声音听起来就像是“老鼠”，我们也就是这样称呼她的：老鼠小姐。还有一个叫斯旺的外国医生，声音听起来就像是“算了”——太迟了。怪不得病人都怕见到他。算了医生负责的是打开班纳小姐的音乐盒并用一把钥匙上紧发条。当音乐开始后，他们三个就唱起来。阿门夫人的眼睛里会有泪水夺眶而出。有些乡下老人会大声地询问这个盒子里是不是藏有小个儿的外国人。
班纳小姐有一次告诉我，那个音乐盒是她父亲送的一件礼物，她身边唯一的家庭纪念品。她在盒子里保存着一本供她写下自己思想的小照相册。她说，那音乐实际上是一首德国歌曲，内容是关于喝啤酒、跳舞以及亲吻美丽的姑娘的，但是阿门夫人已给写了新的歌词。这词儿我听了都有上百次了，可听起来只像在说：“我们迈着心甘情愿的脚步与耶稣共同前行，当死神拐弯而去，我们将遇到我们的主”或诸如此类的东西。你看，我还记得那首古老的歌曲，但是现时这些歌词有了新的含义。总而言之，那就是我们每个星期都听的歌，告诉大家的是到外面去吃一碗米饭——来自耶稣的恩赐。我们那儿有许多乞丐都认为耶稣是个有很多很多稻田的地主。
第二个星期天，阿门牧师说了五分钟，班纳小姐讲了三分钟。然后牧师又说了五分钟，班纳小姐只讲了一分钟。在中文方面一切都变得越来越短，因而在那个星期天苍蝇吸吮我们的汗水也只有一个半小时。在那以后的一个星期天更是只有一个小时了。后来阿门牧师与班纳小姐作了一次长谈，随后的那个星期天里，阿门牧师说了五分钟，班纳小姐也讲了同样长的时间。阿门牧师再说了五分钟，班纳小姐又讲了同样的时间。但是现在她不再谈论升入天堂的规矩了，她在说：“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遥远的王国里生活着一个巨人和一个穷木匠的孝顺女儿。这个穷木匠实际上是个国王……”在每一个五分钟的结尾，她都是于非常令人激动之处刹住，而后说些诸如此类的话：“现在我必须让牧师说上五分钟了，但是在你们等着时，可以问问自己，那个小公主有没有死，或者她救出了那个巨人吗？”在讲道和故事都完了后，她告诉人们，如果准备去吃免费的米饭的话，就高喊“阿门”。呵，喊得是那样的惊天动地！
这些星期天的讲道变得非常地受欢迎，许多乞丐来听班纳小姐的童年故事。拜耶稣教徒高兴，来吃米饭者高兴，班纳小姐也很高兴。只有我感到心里不安：要是阿门牧师知道了她在做的事会怎样呢？他会打她吗？因为我教会了一个外国人用中文说那些无法无天的话，那些拜上帝教徒会不会往我身上泼大粪呢？阿门牧师会不会大丢面子从而不得不上吊寻死呢？那些为米饭和故事而不是为耶稣而来的人会不会沦入一个外国人的地狱呢？
当我把我的担心告诉班纳小姐时，她大笑起来，说不会发生这样的事的。我问她怎么知道，她说：“如果大家都高兴，会有什么害处呢？”可我没有忘记那个返回蓟山的男人曾说过的话：“太多的幸福总是会泛滥成哀伤的眼泪。”
我们过了五年的快活日子。班纳小姐与我成了真正的与忠实的好朋友，可其他的传教士对我来说仍然是陌生人。但是从每天看到的微小变化，我也深悉了他们的秘密。老鲁把他从他们的窗户外看到的令人羞耻的事，还有他在他们的房间里看到的怪事都告诉给我听：老鼠小姐是怎样对着一个保存着一撮死人头发的小金属盒嚎啕大哭；算了医生是怎样为了他的胃痛而吃鸦片丸；阿门夫人是怎样把一片片圣餐面包藏在她的抽屉里——从来不吃，只是为了世界末日而存储；阿门牧师是怎样向美国报告他已经感化了一百个人而事实上只改变了一个人。
作为回报，我也把自己看到的一些秘密告诉了老鲁：那个老鼠小姐对算了医生情有独钟，但他未曾注意到；那个算了医生对班纳小姐产生了非常强烈的情感，而她却假装没有察觉。但是我没有告诉他，班纳小姐仍然对她的第三个心上人，一个名叫沃伦的男子，怀有非比寻常的感情。只有我知道这事儿。
在这五年里，一切都始终如一，只有一些细微的变化：那就是我们的生活不时会有一点希望，一点改变，一点秘密。
是的，我也有我的秘密。我的第一个秘密是：一天晚上，我梦见了耶稣——一个有着长长的头发、长长的胡子、许多追随者的外国男人。我告诉了班纳小姐，只是忘了提起有关梦这一部分。于是班纳小姐告诉了阿门牧师，而他则把我作为第一百个皈依者记了下来——那就是我为什么会知道只有一个皈依者的原因。我没有告诉班纳小姐去纠正他，那样他将会更羞愧，因为他的一百个皈依者甚至连一个都不存在。
我的第二个秘密则要糟糕得多。
这事发生在班纳小姐告诉我她已经丧失了她的家庭和她的希望后不久。我说因为拥有那么多的希望，我可以用我多余的希望去祈祝她的心上人改变主意回到她的身边。这使她非常开心。所以那就成了我祈祷的内容，至少祈祷了一百天。
有一天傍晚，我坐在班纳小姐房间的一只小凳上，与她聊天。找们聊啊，聊啊，当聊完了通常的抱怨以后，我问她是否可以玩玩那只音乐盒。行呵，行呵，她说。我打开了那盒子：没有钥匙。钥匙在抽屉里，她说。啊，这是什么？我捡起一个象牙雕刻凑到眼前。这是一个裸体女人的形状，极其地不同寻常。我记得曾见过一次类似的东西。我问她这个小雕塑是哪儿来的。
“那属于我的心上人。”她说，“是他手杖的把柄。当手杖破了时，他就把它给了我留作纪念。”
哇！那时我才知道班纳小姐的心上人就是那个叛徒，凯普将军。所有这些时间里，我却一直在祈祷他能回来。只要想起这一点就使我的头皮直发炸。
所以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