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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县宣告破产。巴林银行的残余则以1英镑的价格出售给了荷兰银行和ING保险公司。
因为他们所取得的“成就”，罗伯特●塞琼和尼克●利森共同获得了1995年搞笑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奖。
获奖者无法，也许是不愿意出席颁奖典礼。两人都有事要忙。
塞琼开始服刑，为期5年（最终减为1年）。他透露说在决定如何投资和投资于什么领域的时候，他不仅咨询过美林和其他一些大型金融咨询公司，还向当地一位据说通灵的人和一位函授占星师讨教过。
利森在新加坡樟宜的丹娜美拉服役，为期6年（最终减为2年）。服刑期间，他与他人合作，出了一本有趣的书，题为《骗子交易者：我是如何搞垮巴林银行并震动整个金融世界的》。书的最后部分描述了他从德国被引渡回德国的经历。想到他过去的上司，利森显得颇为高兴：
“我很高兴在这场灾难中我只需对我自己负责，而不用对他们负责。更高兴的是，我安安稳稳地待在监狱里，他们却坐在家里，自己的信誉已经毁誉一旦，却一筹莫展，他们知道朋友们在背后是怎么说他们的，“操他妈！”，我想是这样的。
从监狱出来之后，利森开始了巡回演讲。根据媒体统计，他已经获得了大约10万美元的收入，而他所做的就是警告听众要加强公司管理和管制。
经济学第10节 劳埃德领导的保险灾难
“无论过去一、两年的生活是多么不尽如人意，只要想到我不是劳埃德的成员之一，就足以聊以自慰了。”
——马克思●黑斯廷，《每日电报》编辑，《终极风险》一书中引用了这句话
官方文献
搞笑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
伦敦劳埃德公司的投资者们，300年来这家保险公司都以谨小慎微、管理审慎而著称，但是这些投资者却试图这样给他们自己的灾难上险：拒绝为公司的亏损掏钱。
介绍伦敦劳埃德公司的书有很多，其中一本名为《终极风险：劳埃德巨变内幕》，亚当●拉斐尔著，四墙八窗出版社（Four was Eight Windows）；1995。
三百年来，伦敦劳埃德已经成长为世界上规模最大、创新意识最强、影响最大、最受人尊敬也是最赚钱的保险公司。但是它一点点地走向了毁灭。
按照法律，劳埃德的投资者应当为公司的损失付款，他们也曾起誓要这么做。头300年，劳埃德一直在盈利，但是从它走下坡路的那一刻开始，大部分的投资者——包括许多拥有巨额财富、显赫权力、卓著声誉的人——都拒绝为公司付款。他们的行为将公司推向了深渊。
许多人做出了许多错误的决策。
直到20世纪80年代，劳埃德公司的组织方式一直都很特别，当然它的盈利也相当可观。而在后来的日子里，劳埃德却是一团糟，局面混乱不堪，但是在其之上，还有一个更混乱的局面，这个更混乱的局面又是由一个更为大范围的混乱所支持，这种最大范围的混乱里所隐藏的危机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直到事情败露之前，伦敦劳埃德保险公司一直以来都是完全归一个私人团体所有，其成员将这个团体称为“名字”。能够成为“名字”的一员是一种殊荣，他们享有特权；只有那些有钱有权的人才能被挑选入内。和其他公司的投资者不同，“名字”的成员发誓一旦公司遭受损失，那么成员应当割让自己的财富来帮助公司，在当时这种事情看起来是不会发生的。令人庆幸的是，劳埃德几乎从来不会蒙受损失。几乎每年公司都能获得丰厚的利润，供那一小群“名字”成员所共享。
这种体制的确令人满意，也似乎能够长久地维持下去。但是事情发生了变化，而且是瞬间巨变。一系列自然灾害——贝茜龙卷风、埃克森●瓦尔迪兹号油轮泄漏——使得公司发生了亏损。许多“名字”成员都恼羞成怒，扬言拒绝为公司付款。
劳埃德公司的经理们就像捞救命稻草一般开始发展新的投资者——许许多多的投资者。他们放松了规定，任何人现在都可以称为“名字”的成员，而不局限于那些富人。劳埃德一下子就有了成千上万个新“名字”。其中很多都是美国人和加拿大人，他们尽全力——抵押了所有净资产，无论多少——只为了有可能（可能，仅仅是可能！）挤入英国的上流社会。1970年时，“名字”成员有6000人，其中大部分都是相当富有的人，但是到1987年，30000名“名字”成员中大部分都来自中下阶级。
当公司发生巨额亏损的时候——1988年亏损5亿英镑，1989为20亿英镑，下一年差不多达到了30亿英镑，许多新的“名字”成员不得不赔上全部家当。对他们来说，这一切就像是“欢迎来到劳埃德，欢迎立即破产！”一样。
形势十分严峻。许多人拒绝付款而是选择上诉。
等等，事情可没那么简单。劳埃德的管理者聪明地留了一手。他们同政府达成协议，劳埃德可以不受许多国家基本金融规则的约束，这样名字“成员”就很难上诉。
等等，事情还没完。根据劳埃德的奇特规则，这个注定要毁灭的“名字”团体欠公司的不仅是他们目前所拥有的财产，同时还有他们将来的收入。要知道没人能知道将来自己还会拥有多少财产。甚至没人知道这个数字有没有个底。如果“名字”的成员去世了，那么他的义务就要由他的子女们来履行。
还有吗？当然还有！传统的劳埃德体制，这个令人愉悦的体制规定那些老资格的、更富有的“名字”成员还有和他们关系良好的那些新成员是不必付任何欠款的。
还有？很高兴你这么问了。许多老成员对那些面临破产的新成员的起诉表示强烈不满，也没有向他们伸出一点援手。贵族是不施恩的。
因为他们造成了如此不可收拾的混乱局面，劳埃德的所有“名字”获得了1992年搞笑诺贝尔将的经济学奖。
获奖者们无法，也许是不愿意出席颁奖典礼。
上诉的呼声此起彼伏。“名字”成员迅速缩水——2001年，成员只剩下不到3000。劳埃德仍旧得以生存：它将股份出售给了公司投资者，这些聪明人是不会接受那些看似诱人、实则会榨干你每一滴血的条款的。至于劳埃德的未来：没人知道劳埃德的那面著名的丧钟还会鸣响多久，或者说，为谁而鸣。
经济学第11节 垂死挣扎以减少税款
“2000年1月15日的《纽约时报》报道，新千年的第一周当地医院报告的死亡人数竟然比1999年最后一周高出50。8％。该报认为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老人们都希望能够活着迎接新世纪的到来。显然，预见到重大事件即将发生会激发人们活得更长久。”
——摘自经济报告《垂死挣扎以减少税款……》
官方文献
搞笑诺贝尔将经济学奖授予
密歇根商学院的耶尔●斯莱姆罗德和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德沃依切赫●科普齐克；他们的研究结果认为如果推迟死亡时间就能使继承人少交遗产税的话，那么人们就会想方设法延长自己的生命。
他们的报告《垂死挣扎以减少税款：来自死亡/遗产税弹性方面的证据》发表在《国家经济研究局工作报告》上，第W8158号，2001年3月。
在进行了一系列缜密而有技巧的调查之后，耶尔●斯莱姆罗德和德沃依切赫●科普齐克找到了证据，表明人们确实能为了钱做任何事——包括死。
经济学家通常都认为人们做出的都是理性决策，人们所有的行为都是出于冷静、利己的考虑。然而在内心深处，他们却对此论点表示怀疑。
耶尔●斯莱姆罗德考虑了很久，然后提出了一个一般经济学家都不敢问的问题：
“那么从某种角度来说，死亡是不是也是一种理性决策呢？经济学家假定人们在设定其他一些重大事件的发生时间时；比如说生孩子或结婚，都会运用理性思维——那么死亡本身为什么就不可以呢？”
耶尔●斯莱姆罗德是密歇根大学企业经济学和公共政策学的教授，同时也是该大学税收政策研究办公室的主任，他知道该如何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和他优秀的研究生德沃依切赫●科普齐克一起，耶尔●斯莱姆罗德差不多研究了整整100年的税收档案。
（P60插图搞笑诺贝尔奖得主耶尔●斯莱姆罗德准备发表得奖感言。搞笑诺贝尔奖的工作人员米诺多莫●茱莉亚●露耐塔正轻轻地摩搓着他的头发。图片来源：乔恩●蔡斯/哈佛新闻办公室。）
其他一些经济学家也曾探究过类似的问题，但是和生存并无多大关系，他们研究人们会不会特别挑选进行结婚典礼的时间，以享受更优惠的财税政策，或者他们会不会特别选定怀孕和分娩的日子以最大的享受税收福利。“如果他们计算生的时间”，斯莱姆罗德和科普齐克问道，“为什么就不会计算死的时间呢？”
医生们想到过这个问题，哪怕这个概念只是一晃而过。医学图书馆内有许多报告，分析人们在什么时候、以怎样的方式离开生命的舞台（其中一篇题为“推迟死亡以见证重大事件”的报告发表在1990年的《美国医学会期刊》上，报告指出在“重大事件发生前，死亡率出现明显下降”，比如说在大型的宗教节日前，“而之后出现死亡率高峰。”）。
许多国家都对继承遗产的人进行征税。这种税的名字不尽相同——继承税、财产税、遗产税等等。但是具体对什么进行征税以及税率的多少每个国家都不同，有时地区间也会不同，而且在大部分情况下，每年都会发生变化。
斯莱姆罗德和科普齐克生活和工作的美国，首部遗产税法是在1916年出台的。在各种政治压力的影响下，遗产税率经常上下波动。斯莱姆罗德和科普齐克研究了八个遗产税率明显提高的时期（1917年两次，1924、1932、1934、1935、1940、1941年各一次）及5个遗产税率明显下降的时期（1919、1926、1942、1983和1984年）。
分析的过程相当复杂，但是归根到底的结论却很简单：
“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人们会尽力延长自己的寿命以经历重大事件。遗产税方面的证据则显示如果能为他们的后代都积累一些财富，那么人们就会挣扎着推迟死亡时间。：
斯莱姆罗德和科普齐克对研究结果持严谨态度。“当然，”他们说，“证据还不具备绝对说服力。”同时，他们还认为存在这样的可能：有些亲属会故意错报亲人的死亡时间。
由于他们的研究成果，耶尔●斯莱姆罗德和德沃依切赫●科普齐克获得了2001年搞笑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奖。
耶尔●斯莱姆罗德自费出席了颁奖典礼。在接受奖杯的时候，他说：
“我即便是做梦也没想到事情会是这样。我很高兴获得搞笑诺贝尔奖，我的同事也一样，相信他此时正在温哥华观看电视录像。哦，还有我的儿女也一定在看着呢。孩子们，你们好！我们很高兴能获得这个奖，因为我们相信，就像搞笑诺贝尔奖所倡导的那样，科学研究，甚至是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都可以变得很有趣，从中也可以学会如何把假设放到极端的环境中去实验。我们的研究结果揭示的是一个人人都知道的真理，那就是人们会为了钱做任何事。当然有些人的一生中都没把钱当回事，如何把这些人的情况考虑在内，这始终都是经济学面临的棘手问题。
“我们进行这项研究的时候，还不知道美国国会以它的远见卓识，决定要以投票方式决定要不要在2010年免征遗产税——仅仅是2010年——这就为我们的假设提供了一个最好的自然实验环境。有人曾经说，我想是本杰明●富兰克林吧，他说只有两件事情不可避免——死亡和税。那么就我们期待2010年的到来吧，到时只有一种结果，死亡或者缴税。”
和平外交与劝说手段第12节 飘浮着同犯罪做斗争
“波恩（路透社）——周五，来自全世界自然规律党的瑜珈飞行者们为了和平集聚在波恩，希望通过冥想和飘浮同全球犯罪、疾病、战争和失业情况做斗争。
“23位瑜珈飞行者穿着白色裤子和印有该党彩虹标志的T恤衫，双腿盘坐在泡沫垫子上，两眼紧闭。几分钟的冥想之后，飞行者们开始摇晃，咯咯地笑，并用膝盖跳起，跃过垫子，他们通常能跳离地面约半米高，在前进的时候还会和他人发生冲撞。
“‘瑜珈飞行对于想要发挥大脑功能最大协调性的人非常有益，’95年美国总统选举时该党的候选人＇原文如此＇约翰●哈格林说，他也准备开始他每天必修的飞行课。哈格林本身是一名物理学家，他说如果总人口1％再开平方根的人数能够每天早上和晚上都进行一次超然冥想和瑜珈飞行的话，那我们的社会研究就会出现显著的进步……
自然规律党马赫西委员会的秘书长雷恩哈德●波洛韦兹说该团体希望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一支经过特别训练的瑜珈飞行队，这样我们就不再需要军队和武器了。”
——摘自1997年路透社的新闻报道
官方文献
搞笑诺贝尔和平奖授予
马赫西大学科学技术和公共政策学院的约翰●哈格林，他是和平主义的倡导者，他得出的实验结论是4000名经过训练的冥想者就能使华盛顿特区的暴力犯罪率下降18％。
他的研究成果已经出版，题为《非正式报告：1993年6月7日至7月30日举行的为减少暴力犯罪及提高华盛顿政府工作效率所举行的全国示威游行》，科学技术和公共政策学院出版，费尔菲尔，爱荷华州。
1993年的六月和七月，一批科学家进行了一个大胆的实验。
他们的目标：显著减少华盛顿特区的暴力犯罪，此区是一个著名的谋杀、强奸和抢劫多发地。
他们的方法：科学并系统为整个城市罩上精神之网，传播超然冥想和瑜珈飞行。
按照约翰●哈格林自己的说法，他是个了不起的人。作为是位于爱荷华州费尔菲尔著名的马赫西管理大学科学技术和公共政策学院的教授和院长，他是量子物理学、超然冥想、瑜珈飞行和竞选美国总统方面的一位实践专家。
约翰●哈格林十分关心犯罪问题。
“作为一名受过达特茅斯和哈佛教育的统一场理论物理学家，”他在写给一家报纸的信中写道。“我很荣幸曾与世界上意识领域最杰出的科学家——瑜珈大师马赫西一起密切地工作过。我是一名科学家，也是爱国者，所以我要向政府提供一套解决我们国家目前所面临的问题的办法，这是以科学知识和已被证明了的自然规律为基础的。”
约翰●哈格林十分关心犯罪问题。
1992年，他成为自然规律党的总统候选人。他并没有当选。他于1996年和2000年再次参加竞选。依记录显示，这两次他也都没有当选。自然规律党的总部就是爱荷华州费尔菲尔著名的马赫西管理大学科学技术和公共政策学院，同时在英国、德国、印度、瑞士、泰国、百慕大、克罗地亚、拉脱维亚、阿根廷和其他70个国家都有分支机构。
约翰●哈格林十分关心犯罪问题。
1993年的时候，他发明了一套防止暴力犯罪的方法。
用术语来说，这种方法包括“在一些主要城市里组织起行为一致的团体，以缓解整个社会的压力并从而减少犯罪的原动机。”简单来说就是：哈格林付钱让人们冥想并设法让飘浮于垫子之上。只要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有足够多的人做到这一点，犯罪率就会下降。就是这么简单。
他在1993年夏天试验了这个方法。从6月7号到7月30号，4000名受过训练的冥想者在华盛顿特区或在附近进行了冥想并使自己飘到空中。
在一年之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也就是总统选举前几个星期，哈格林宣布了他的实验结果：实验取得了成功。当冥想者们冥想和飘浮的时候，华盛顿的犯罪率下降了18％。
从技术的角度来说，事实确实如此。华盛顿的实际犯罪率并没有下降18％——事实上在实验的过程中，华盛顿的周谋杀发生率创下了历史新高。但是这个犯罪率同约翰●哈格林通过电脑预测的、若没有4000人进行冥想和飘浮会发生的犯罪率相比确实下降了18％。
由于他对罪犯的影响，约翰●哈格林获得了94年搞笑诺贝尔和平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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