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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胡楚元抵达德国柏林，和俾斯麦宰相举行会谈，签订新的《中德互惠贸易协定》。
随后，胡楚元访问比利时、丹麦、荷兰、西班牙、奥匈帝国，陆续签订新的贸易协定，允许各国商人在国际公租界贸易，同时，中方商人也有权在各国拥有上岸贸易权，为国内备家商行绕过洋行和各国贸易扫除了最后的障碍。
胡楚元于1886年春2月返回国内，在他回到上海不久，左宗棠病逝于江宁，胡楚元紧急前往江宁，和左宗棠见了最后一面。
其后，曾国荃调任两江总督，鹿传霖补任山西巡抚兼提督，刘锦堂补任浙江巡抚，湘军主力归入曾国荃麾下，福建人叶祖琏平调至南海舰队任提督，广东人叶富升任东海舰队提督。
这一阶段，朝廷在人事安排上还是一如既往的采用异地分治，各系平衡的策略，中国在整体的经济和政治上也处于一个较为稳定的阶段。
1886年4月，胡楚元对生丝出口价进行微调，上浮7％，算是暂时放过了日本一马，也给自己一段特别宁静的时间。
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他继续加强了对中国茶业、麻业、瓷器产业的整顿，投资规模逐步达到一亿清圆，先后修建了南昌经景德镇、祁门县、徽州、湖州至杭州、宁波的南宁铁路，以及政和县至福鼎县，德化县经永舂县、安溪县至泉州，以及沙县至福州的铁路。
通过和荣禄的协调商谈，他开始投资武昌至南宁铁路，并由徐润的两广商行投资兴办南宁至广州的铁路。
随着铁路网的完善，以及各地港口设施的完善，包括江南商行出资四百余万清圆疏通长江航道和闽江航道，中国茶叶在欧洲的到岸价已经和印度茶叶大致相当。
在此基础上，胡楚元开始通过私下贴补的方式，在英国阻击印度茶叶，并大力开拓美国、德国、法国和西班牙、澳大利亚等市场，同时加大对俄国的茶叶海贸规模。
另一方面，他也通过资本优势，由太古洋行收购印度茶田和锡兰茶田，组建新的大英茶叶公司，控制印度茶叶的本地销售和外销规模，并对其他印度茶叶公司实施挤压战略。
第三，他还是通过控股怡和洋行，在英国控股立顿食品店，投资怡和连锁店等方式，完善渠道销售。
凭借着这一系列的手段，加上中英贸易条约的改进，1886年，中国茶叶的出口规模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17。3％，在国际茶叶出口市场的份额中重新恢复到90％的地位。
随着浙江越瓷厂、泉州瓷器厂和江南景德镇瓷器厂的陆续开办，中国的瓷器工业也开始出现回暖和复苏，伴随着成本的降低，花样和质量的增加，瓷器在南洋和国内的销售量开始大幅提升，精品外销瓷在美国市场获取了较大的认可和销量。
在麻业、竹业等手工制品行业，传统手工艺品的外销总额也在逐步提升，尤其是江西竹席、麻席和夏麻布在国际上缺乏其他竞争者，也填补了欧美各国的市场空白。
伴随着这种大的经济环境的改善，中国经济明显开始回暖。
1886年初，胡楚元放弃在北方的纸钞独营权，并亲自联系备家，联手山西日升昌票号、万通票号、大德丰票号、山西商行、北洋商行、山东商行合股创办新的北洋银行。
1886年5月，胡楚元前往武昌会见湖广总督荣禄，说服湖广商行、四川商行和多家票号联股兴办中国通商银行。
中信公司在两家银行中持有一定股份，并为他们提供保证金和启动资本，以及所需要的技术。
1886年9月，胡楚元说服醇亲王、礼亲王和肃亲王，并和各地封疆大吏协调，创办新的大清银局，设立天津、上海、广州、云南、武汉、成都、西安、福州八家分局，归各地总督辖管。
自此，中国金融完成了金融体制的第一步改革，完全从银铜混合本位转变为银本位，在上海设立新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和贵金属交易所，在天津、上海、广州、福州设立期货交易所。
1886年12月，同样是在胡楚元的劝说下，江南六省（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台湾）首先停收各地厘金杂税。
1887年4月，两广、山东、湖广陆续取消厘金杂税，在胡楚元的暗中操控下，清政府被迫在全国将行商税和坐商税统一，不再收取行商税，只在商铺征收商税，并将商税额度提升至十三抽一，以弥补行商税的减免。
1887年，随着各地金融市场的统一，清朝廷全年征收印钞税达2475万清圆，各商行上缴利税达5192万清圆。
不管清朝廷怎么想，胡楚元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力已经是越来越大，而在他的影响下，中国经济确实开始恢复，有着向康乾盛世发展的趋势。
同样，随着胡楚元以农为本的务实派的扩展，曾国荃、梅启照、刘坤一、谭钟麟、荣禄、鹿传霖、张之洞等人都是务实派系的封疆大吏，江南六省、湖广、两广、山东、四川、云贵、直隶、山西对农业的投资规模都在扩大，绝大多数的资金也都来源于中信系。
虽然钱是各位总督拆借的，可账都得算在清政府的头上，至1887年底，清政府对中信银行的实际借款总额达到4。3亿清圆，平均贷款利息为11。4％。
胡楚元也不发行国债和银行债券，而是继续使用存票法，发行固定利息为7％的五年期存票，仅仅是依靠中间的差价，他每年都净赚1892万清圆。
另一方面，即便是减免了全国的厘金杂税，清政府在1887年的财政总收入也达到1。94亿清圆，各省封疆大吏从中拿取的比例约在三成半左右，基本能够保持备省的军饷和洋务支出。
这些账，清朝廷自己会算，不管是醇亲王、礼亲王还是肃亲王，大家对胡楚元都是特别依赖的，而胡楚元也基本成了封疆大吏和满人中央政权，以及欧洲列强和清朝廷之间的沟通桥梁。
此时的清朝廷还不至于像最后阶段那段疯癫，他们很清楚，只要胡楚元无心造反，只想赚钱，对朝廷也有大用，能够帮朝廷赚钱，能帮清朝恢复到康乾盛世，那何尝不是一件好事。
至少在他们看来……胡楚元手里只有一个用于保护自己的福字营，想造反也没有兵权啊。
胡楚元也和肃亲王私底下交了个底，若是哪天，朝廷容不下他了，他就和妻子一起前往美国，他在1日金山海湾一带买了数十万亩的田地，正在建设一个最奢华的庄园。
他在美国有数亿美金的资产，也能算是美国排名前三号的富翁。
清朝不留他，自有留他处，他也犯不着死活都得赖在国内。
他犯不着啊。
既然是这样，清朝廷也罢，慈禧也好，索性就将他当作赫德那样的人来用，只要他能把朝廷户部的仓库填满白银，关键时刻能帮清朝廷和洋人斡旋，他就是最有用的人。
当然，慈禧不急着动手，醇亲王、礼亲王不急着动手，那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他们头上都悬挂着一颗即将引爆的炸弹，也可能不引爆一一再过两三年，慈禧就得归政还朝，可看慈禧的样子，十之**是不会还的。
这个时候，手里握着大笔钞票的胡楚元反而成了双方争夺的重点，即便不争相示好，也不能把他给逼急了，万一逼到全然倒向另一方，事情也就不好收拾了，不管怎么说，胡楚元不仅有钱，还有洋人的支持，更是湘赣滇三系的财库大管家。
这个账，慈禧会算，醇亲王也会算。
胡楚元自己也会把握一种分寸，他没有狂妄的完全拿下中国金融业的所有发钞权，而是刻意制造了北洋银行、南洋银行、中国通商银行、长江银行、晋商银行、徽商银行等多家发钞行。
双方就此找到了一种平衡，胡楚元赚他的钱，朝廷用他办事。
另外，胡楚元还是非常重要的大捐赠者，他每年大约会向两江、闽浙、两广、湖广、直隶五大总督衙门总计捐银两干余万清圆，用于各位总督在各地兴办义塾、书院、学堂、国学馆、工学馆、农桑学馆。
他每年都会通过户部捐一千万清圆，用于清政府在山西、河北各地以朝廷的名义赈灾，而不是以自己的名义。
他每年还会向肃亲王管着的内务府捐银六百万清圆，用于修复清漪园，又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捐银数百万清圆，用于在各国举办轮番举办规模宏大的大清帝国展览会。
他部不在乎名声上的事情，反而是很低调，他出钱，别人出名，他出钱，肃亲王讨好。
至于肃亲王、礼亲王、醇亲王，以及各地封疆大吏，三品及以上的官员，不管有没有实权，逢年过节，胡楚元都会送一笔钱，多则几十万清圆，少也肯定是上万清圆。
对于新晋的进士，他都礼钱要送，只要是有点能力的人，基本也能通过他谋一个实缺。
对于身在国外的那些驻外公使、参赞、留学生，胡楚元每年也都会送一笔津贴。
对于湘军、赣军、东海舰队、南海舰队的各级将官，他同样都有钱会送过去，只不过，这些钱送的就要隐蔽的多。即便刘铭传、潘鼎新这样的淮军大佬，胡楚元也会有钱送。
滇军、桂军都有钱，甚至连一些绿营的总兵也能拿到礼钱，各种各样的名目，各种各样的渠道，总之，收的人自己清楚是胡楚元的心意就行了。
捐银加贿赂，胡楚元仅在1887年就为此开支了5578万清圆。
同样，他的生意也在大家的暗中支持下越做越大，产业规模早已扩大到令人乍舌的地步。
（未完待续）第一百六十四章康有为
时间宛若流水。；
1888年开春，3月。
在墉园的大书房里，胡楚元完成了人生中最大规模的一次总帐清算。
他的事业之大，以至于要用左、中、右三个总帐房，三名总帐、二十多名主帐、一百多名帮帐才能完成每个月的核算。
就在这一年，这一个月，他算出自己的总资产已经达到了47。93亿清圆。
但是，不用太在意这个数字，这一切都不过是纸钞时代和中国租界经济超速发展的产物，仅仅是上海租界地产业就为胡楚元制造了14。7亿清圆的身价，上海股市则为胡楚元贡献了12。58亿清圆的身价，而天津租界和海防租界地产贡献的规模也不低。
货币供应的充足使得大量资金涌入市场，资本是逐利的，自然会向流动性最高的租界涌去，也由此使得租界的地产和股票经济发生了剧烈的膨胀。
上海租界和天津租界的规模都已经超过两万亩的大关，前者的平均地价恢复到了10万清圆／亩的大关，而后者则史无前例的闯入3万清圆／亩的大关。
纸钞，纸钞。
一切的根源都在纸钞上。
中信银行是万恶之源。
另一种罪恶是资本的过度集中，在上海、天津地产的暴涨过程中，不仅制造了胡楚元这个超级富豪，也诞生了多位亿万富翁，仅次于胡楚元的就是徐润和严信厚。
随着上海股市的出现，大量的民族工业开始入市，也随之诞生了一大批的千万富翁。
滚动在股市和地产中的资本，除了银行的贷款、洋行的拆借、民间的钱庄、乡绅的积蓄外，还有大量的官僚资本，甚至是官员的钱财。
肃亲王、礼亲王、醇亲王、李鸿章、曾国荃、张之洞……等等，他们的钱都是通过胡楚元中信证券公司进入股市，通过中信融资公司进入地产业，哪一个不是赚到手软腿抽筋。
用肃亲王隆勤的话说，自从咱大清国出了个胡楚元，赚钱真他娘的容易啊。
1885年3月5日，光绪十四年，正月二十三，惊蛰，忌远游。
胡楚元在自己的大书房里继续盘算着帐务上的变化，经过这两年的资本操作，他已经将大部分的财富都掩藏起来，并将江南农业合作社从江南商行中剥离出来，目的就是脱离官股的审计，隐蔽帐务，重组为新的中国农业信用合作社，简称中信社，用于控股江南农业合作社和其他各省的农业合作社。
随着联营制的逐步翻滚，江南农业合作社每年要报出来的帐务是非常恐怖的，这已经是势在必行的事情。
钱不是关键，关键的问题是联营土地的多少，这才是清政府最为忌惮的地方。
说到持有土地的问题，中信社还不算过分，裕丰等七家秘密存在的粮社才是大麻烦。
默默的翻看着裕丰社的帐目，胡楚元心中也是挺感叹的，他想，该是将裕丰社告一段落的时候……他想将裕丰社持有的大量土地转卖掉，换取真金白银。
这些田加起来几乎相当于一个后来的上海市，现在转手卖出去，差不多就能换回几十亿清圆。
他想，关键是能换回来什么？
一堆中信清铢？
他倒是想换白银，问题是中国有这么多的白银给他换吗？
可是，不卖掉又有什么办法呢？
正在为着这个问题而烦恼的时候，大书房的门被人推开，陈善元走了进来，道：“大人……！”
不等他说完，胡楚元就忍不住问道：“是不是柳成祥和胡大宗已经到了？”
陈善元摇着头，道：“那倒不是，那个广东的康有为先生又来求见，这部已经是第三次了，还从徐润先生那里拿一封拜帖过来呢！”
胡楚元皱着眉头，他不喜欢康有为，总觉得这个人有病，所以才连续两次拒绝康有为的求见。
眼下倒是麻烦了，总不能连徐润的面子都不给吧？
他感叹一声，道：“让他进来吧，告诉他，我只有十分钟的空闲……后面还有什么安排？”
陈善元看了一下手中的行程簿，道：“再过半个小时，巴特菲尔德爵士及詹姆士一凯瑟克爵士会来和您洽谈两大英资洋行的本年预算。”
吗的。
胡楚元郁闷，他想了一下，道：“十分钟后让夫人来找我，随便找个理由！”
陈善元呵呵的笑着，明白胡楚元的意思……显然是要把康有为的行程挤出去。
他嗯了一声，这就出去安排康有为进入大书房。
想要进入墉园和胡楚元见一面，这可不是什么容易事，在墉园大门和第二道门之间有一栋很奢华的迎宾楼，完全用白色的大理石修筑而成，专门用于接待宾客。
进入迎宾楼可不代表就能见到胡楚元，有预约和有熟人推荐的拜帖的还好说，其次是徽州、杭州的同乡，其余的人就慢慢侯着吧。
康有为自以为学问大威，名满天下，前两次都是直接过来要求会见胡楚元，结果在迎宾楼白等了两天。
这一次是学乖了，居然从同乡徐润徐老板那里讨了一封拜帖。
陈善元从总秘房给守在迎宾楼的干总打个电话，让人将康有为领进墉园，第一次进来的人，难免还得上下翻查，免得夹带武器。
康有为今年三十一岁，身材不高，嘴上留着两尾小胡须，也有点络腮胡子，刮的不是很干净。
出身士宦人家的他，青年时期就在广东一带颇有名气，近年远游香港，见识渐增，自称是“学问已大成”，可在广东乡试中屡屡碰壁，今年正打算前往京师碰碰运气。
途径上海的时候，不知道是为什么，他突然想起来要拜见胡楚元，就停了下来，千方百计想和胡楚元见一面，上一次还特意派人送了一份自己的书稿。
听说胡楚元同意见他，康有为不免是有些高兴，心里却想，商人就是商人，还是只看商人的情面。
等了会儿，就有几名护院将他请入暗房检查，这番搜查让康有为心里更是不爽，总觉得胡楚元这个人还是小气，难道他这样的人还会暗算别人？
他可是读圣贤书的士大夫。
查完之后，两名护院负责将他引入墉园。
越过胡家墉园的第二道铁闸门，康有为才发现自己算是豁然开了眼界，这简直像是一座洋人的皇宫，四处里都是那种奇美而诡异的建筑，又宛若一个洋人的小城。
在两侧的树林里，随意可见一些奇妙的宛若活人般的石雕塑，又有更为鲜活，宛若真的一般的山水布景，令人赞不绝口。
再到了胡公馆前，那个硕大而方圆的广场上，居然还有一些更为奇妙的雕塑，喷泉美妙无比。
绕过了广场，前面就是数十层台阶，再上去才是气势恢宏的胡公馆，简直像是洋人的大教堂，又像是画册里的罗马神殿。
天啊。
这个人就每天都住在这种地方？
康有为有那么点惊恐，忽然觉得胡楚元确实算是个人物，能住在这种地方的人，本来就该不简单的。
上了胡公馆的二楼，穿过东侧的走廊，康有为一路看到的不仅有西洋人的玩意，还有数十名列队在两侧的卫兵，禁卫森严，实枪荷弹。
等管家和陈善元一起将大书房的门推开，康有为抬头远远的看见那个人坐在一张大书桌的后面，位于半米高的汉白玉台阶上，必须得仰视着他，心里就不由得想，这个人……以为自己是皇帝吗？
胡楚元还在继续翻查帐务，因为巴特菲尔德和凯瑟克要来，他现在临时看的是太吉、怡和两大洋行的年终汇账。
听到开门的声音，他也抬头看了一眼，见到一个三十岁左右的书生正在走进来，便继续看他的帐目。
“大人，康有为先生来了！”
陈善元禀告一声，随即将门关上，他并没有退出去，日常遇到这种不是很熟悉的客人，他都会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