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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说，中国重来就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连朝鲜这种小国也根本不将中国放在眼里。
如今有了日本的支持，甚至是在日本的操控之下，乘着东北军主力南下的这段时间，朝鲜将领土争议的各种问题都提出来要解决，中国临时内阁政府对此采取能拖就拖的策略，并不急于和朝鲜谈判。
在过去几年中，因为缺乏对朝鲜北部地区的控制力，日本在朝鲜组织了一种称之为“义军”的军事力量，表面上都是朝鲜人民自发组建的爱国武装，实际上就是日本在鼎力支持的杰作。
即便有这样的武装，因为规模有限，日本在过去几年中也从未轻易挑战东北军的军事权威，直到1910年的9月份，在日本的支持下，朝鲜义军开始疯狂的挑衅丹东、浑江、延吉三大军垦局，双方的争议领土剧烈的扩大到了十几处。
除了朝鲜一直不断提出的长白山、间岛两个问题外，在鸭绿江上的十多个江岛也成了争议领土，现在的问题就是朝鲜义军的领导人李秉武将手中的笔一划，这个地方就成了大韩帝国的领土，就是他们朝鲜义军不惜牺牲一切要争取的国家尊严和利益。
即便是在辛亥革命时期，朝鲜也从未如此之疯狂，此时如此疯狂的原因则完全在于日军的歇斯底里和疯狂，而日本的疯狂也是有原因的，宋彪对此很能理解，如果他是日本人，他也会疯掉的。
现在的核心问题在于不是说中国复兴的同时，日本也可以发展，这两点是非常冲突的，一旦中国茶叶生丝继续大规模出口，对日本第一大和第四大的出口产业都将是致命的打击，日本还占据着台湾、琉球和朝鲜。一个复兴的中国是不可能接受这一现状的。
这一战对日本而言是迟早要打，晚打不如早打。
简单来说，日本的策略就是乘你乱，要你命，拼尽全力打一仗，打的你们中国人永世不得翻身。
……
新成立的中华帝国和“大”日本帝国的积极备战状态已经难以避免，一边是日本的快速调兵。另一边是东北军的快速返回，双方主力重新云集在远东地区。
大战的阴霾再次笼罩东北，面对一场大战。以及双方的快速部署，日本和中国的战争部署都不断的相互调整，分别以最利于本国的方式争锋相对。
宋彪必须尽快统一国内的共识。哪怕是承认两广、云贵特殊自治也是可以接受的。…；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宋教仁的从中努力，宋彪在1911年的元旦之前和孙逸仙先生在通州正式见面，双方见面的时间约定在1910年12月25日，孙逸仙乘船抵达天津后，再转乘火车进入通州。孙逸仙坚持自己的原则，还是不能承认中国的帝制，他也拒绝接受蔡元培此前安排会谈时所提出的一些礼节上的要求，即便如此，宋彪还是同意见面。
这天下午。宋彪专门空置出三个小时的时间和孙先生会谈。
宋教仁陪同孙逸仙一起过来，在宋教仁建立中国民主党后，他们两人之间的矛盾已经公开化，但至少还能算是来往颇多的旧相识，由宋教仁从中引介孙逸仙和宋彪见面也是比较合理的安排。
在此之前。宋彪已经派自己的特使蔡元培和在广州会谈了两次，孙逸仙上午抵达通州之后，同临时内阁总理唐绍仪也举行了一次会晤，所以，孙逸仙此次真正要和宋彪商谈的东西并不多，两人会晤也更多只是一种代表革命成功的象征意义。
为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争论。宋彪选择在会客厅和孙逸仙见面，在宋教仁和孙逸仙都先行抵达后，他才在一等侍从武官蒋作宾的陪同下前往会客厅。
帝国中央军总司令部位于通州的西海子公园，前身是户部衙门的塔园，也就是户部衙门官员休闲度假的疗养地，其名称来源于园内的千年古塔燃灯佛舍利塔，该塔始建于南北朝时期，距今已有1200年的历史，唐代以来，历代皇家都有重修，尤其以元清两代重修的工程最为浩大，清康熙35年重修之后，该塔高56米，十三层塔上共有2232枚铜铃，清风吹拂之时颇有悦耳之音。
宋彪自己就非常喜欢到塔上远眺，他经常要去的会客厅则设置在舍利塔南侧的临渊轩，也是典型的传统水榭楼台的双层建筑，此时改称“光复阁”。
宋彪到了光复阁之时，宋教仁和孙逸仙正在会客室里静静的等待着，见到宋彪，宋教仁就迫不及待的起身参见，他既然承认宋彪为帝国的皇帝，也承认了君主立宪制度，他还是要正规的行躬身礼。
孙逸仙沉默的看着眼前的宋彪，心情可能很复杂。
宋彪也没有介意孙逸仙的这种“无礼”，很大度的走过去和宋教仁握手，随即也和孙逸仙握手，客套了几句之后便请他们上楼，到楼上的小会客室会谈。
光复阁经过了改修，二楼的楼廊安装了封闭的玻璃屏风，即便是在这样的寒冷季节也可以自在无碍的观赏西海风景。
在二楼的会客厅里坐下来，等两名女侍端上茶水和点心，宋彪继续请宋教仁和孙逸仙喝茶，直到女侍们将门关上，房间里只剩下他们三人和蒋作宾陪同在旁时，宋彪才和孙逸仙说道：“在推翻满清统治的过程中，孙先生劳苦功高，堪称是发起革命号召的第一人，我非常钦佩。对于孙先生所提倡的三民主义和地方自治精神，我都有所通读，颇受启发，今天能够克服很多困难和您正式的相见，我还是非常高兴的。在光复革命和共和革命之间，我们存在着很多的分歧，但我认为这些分歧其实不重要，从大的方向上来说，我们的目标仍然是一致的，我们都是要取缔西方强加在我们这个民族身上的各种不平等的枷锁，都是想要建设一个富强的中国。复兴一个伟大的中华民族，都是想要让百姓享受到基本的政治权利、富裕的生活和普及的人民教育。和我们的目标相比，我们的分歧显得很渺小，微不足道。所以，我在此时和您见面，正是想要携手共建一个共同的伟大理想。”…；
听了这样的话，孙逸仙显得很沉默。
他其实是一个非常艰苦的人。一个非常执着的人，他很累的坚持到现在，终于推翻了满清。结果却和他预想的完全不一样，国家的军队和政府又都成了宋彪手中之物，而宋彪也成了新的皇帝。
他不能接受的地方有三点。第一，革命虽然成功了，他此前所有的许诺都成了泡影；第二，同盟会一无所得；第三，他担心皇帝的存在会继续阻碍中国成为一个自由平等的国家，而这才是他为之奋斗的目标。
即便宋彪说了一番很漂亮的话，孙逸仙还是有点无动于衷，他觉得自己应该高兴，又觉得痛苦和失落，他失落是因为同志们正在不断的离他而去。转投到光复会的怀抱。
甚至连黄兴在这些日子里也和他渐行渐远，有意接受宋教仁的邀请加入民主党，参加国会。
参加国会是好的，但孙逸仙感到愤怒的是这种背叛自由革命的方式和代价。
孙逸仙原本有很多非常激烈激昂的话要当初痛诉，甚至做好了被宋彪抓捕羁押的一切准备。只是在听了宋彪的这番漂亮话后，他实在不知道该如何说起。
见孙逸仙不说话，宋教仁为之着急，看着孙逸仙却不知道该如何提醒。
宋彪倒是不着急，他和孙氏之间就像是在下棋，对方不知如何应对总要多想一会儿。他显得很平静的喝了口红茶，继续等待孙逸仙的回答。
等宋彪将茶杯房下来，孙逸仙才忽然道：“我以为国人所说的共和革命是不对的，我们同盟会所坚持的不仅是真正的共和体制，还是更纯粹的自由平等精神。”
宋彪迅速作答道：“绝对的自由和平等是不存在的，就如有些人出生在富裕的家庭，有些人出生在贫民的家庭，有些人生来就聪明，有些人生来就容貌丑陋。我所理解的平等是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我所理解的自由是法律所保障的自由，所以，我们说要重法爱民。关键在于法律由谁来制定，我以为未来应该由人民来制定法律，即便是现在，也应该是由国会来制定法律。但我有一个疑问，我们各省的选民是否真的就能代表所有中国人的集体意志和利益？显然不能，这还需要时间逐步扩大选民的数量，我刚从四川省回来，四川省现在的所有合法选民只有四千人，下一次国会公选，我们认为应该有一万人，然后是四万、四十万、一百万、四百万，最后是四千八百万所有四川人。这肯定需要一个过程。既然选民不能代表全国人民，那我们首先应该确保议员是能代表国民的，至少是能代表我们这个民族的。”
孙逸仙只能承认道：“您说的真好。”
宋彪则道：“我记得您以前一直提倡以县为自治单位，推翻满清之后怎么又开始提倡以省为自治单位呢？”
孙逸仙不知如何回答。
宋彪续道：“以省为单位自治，不是不可以，内蒙怎么办，外蒙怎么办，新疆怎么办，西藏、甘肃、宁夏、广西又怎么办？以县为单位，县里面如果要求独立，府省两级至少有办法应付，不至于酿成全国性的独统战争，不至于给外国干预的机会。如果以省为单位，甘肃、宁夏、新疆本省的议会一旦决定独立，那怎么办，直接派中央军过去镇压吗？外国乘机大肆干预怎么办？是不是只有我们汉族所占绝对数量优势的省才属于中国，其他都不要了？”…；
孙逸仙匆忙答道：“只要推行民族和平对等政策，效法美国共同建国，各族共和，并使的人民富裕，则永远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宋彪当即骂道：“扯淡，你当总统就干这种事吗？将国家的疆域安全都寄托在你的一厢情愿之上吗？政治家和军人一样，永远都要将最坏的情况考虑进去。选择最为稳妥的路。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爱尔兰为什么要求独立？挪威为什么要求从丹麦联政中独立，芬兰为什么也要独立？政治家第一大忌讳就是幼稚和想当然，中国的历史很漫长，一个政客的幼稚导致国家分裂和衰落，以至于成为民族罪人的例子屡见不鲜。美国是美国，中国是中国。情况截然不同。我以为中国现在优先要学德国，一切看德国如何做，我们就如何做。这是最保险也最简单的策略。如果德国倒在前面，我们还可以另外换一个学习参照的目标，如果德国继续繁荣。我们也必当繁荣。”
他说的话很难听，但他一贯就是如此直接的人，即便他还是很佩服孙逸仙这样的理想主义者和长期以来的坚持，但是，人非圣贤，谁都有错，如此大的错误就肯定要骂。
孙逸仙很尴尬，也不满，而且觉得宋彪这番话是狡辩，只是他又无法反驳。
宋彪则转而补充道：“孙先生。我一贯是个有话直说的人，所以请原谅我的无礼和轻狂。在这里，我有必要说一些不那么客气的话，如果我说的不对，希望你也别介意。在我看来。你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者，现在如此，未来也将会如此，但你并不是一个熟练的政客，你说的很多道理是对的，正如我们在国外考察学习的结论一样。都是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可你还缺乏治理一个国家的经验，特别是中国如此复杂的国家，中国总理比美国总统要难当几十倍。一个不作为的美国总统只能算是平庸的总统，而一个不作为的中国总理简直就是民族的罪人，因为中国人所面临的困难和危险是非常巨大的。我们是一个拥有四亿三千万人口的国家，而我们的耕地总面积还不如美国，美国则只有七千万人口。人口总是会不断的继续增长下去，五十年后，当我们有十亿人口时，我们至少有3亿人口是无法养活的。爱尔兰有一千万人口，大饥荒发生之后有三百万人逃往美国，五十年后，当我们遭遇大饥荒，三亿人口要逃往国外，请问国外哪个国家能容纳这么多人，他们又是否愿意接纳？如果你是那时的中国总理，或者如你所愿的中国总统，你怎么办？让三亿人坐在国内活活饿死吗？我刚从四川回来，心情异常沉重，四川有四千八百万人口，相当于5/8的美国人口，8300万亩的耕地却仅相当于美国耕地总面积的5％，这么少的耕地，这么多的人口，人均耕地仅为1。72亩，我不知道你要是做了总统会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如何面对这样的困难，以及如何考虑‘五十年后之四川’这样的问题，我只知道身为你们同盟会不承认的皇帝，我在四川的一周，几乎每天都是在一种夜不能寐的状况中，心惊胆战，如履薄冰。”
说到此处，宋彪并不打算放过这位理想家，继续评说道：“广东的情况应该也不比四川好到哪里去，山西的情况只会更糟糕，河南、福建、陕西、山东、河北都是一样的问题。人命关天，我们现在的任务不仅仅是要搞民主、搞自由，身为政府，能否将人口都养活，能否让中国人生活的有尊严都是一个棘手的事情。所以我说你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政客，你根本不理解中国之困难，即便你说你了解，你也不能理解这些问题背后所隐藏着的各种危机。同样的，我也不是能解决这个问题的人，而我能做的就是找到能解决这些问题的人，委任他们组建内阁政府去治理国家，而我要做的则是帮政府处理掉各地的分裂，避免国内的军事危机，统一各地的军事力量，团结一致对外。我之所以要当皇帝，正因为在中国这样的国家中，想当皇帝的人太多，即便不当皇帝，他也想当土皇帝，但只要我当了皇帝，在我生前，没有另外一个中国人可以再敢去想皇帝梦，甚至连当土皇帝的机会都没有，而这就是中国此时的现实。我们会继续的全面学习德国，但我们和德国不同，德国是肉与面包的问题，我们是生与死的问题。”…；
宋彪不是那种演讲大师，他几乎很少在公众场合发表演讲，但他一旦开口。他可以将所有人辩驳的无话可说，无地自容，因为打击别人总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他将孙逸仙先生说的非常灰心，非常痛苦，以至于孙逸仙也不得不承认他所说的这一切都是事实。
孙逸仙此次来和宋彪商谈，无非就是两件事，第一是临时宪法的制定要有同盟会的参与。并且是重要的参与；第二是两广要求自治，并且在宪法中保证各省自治权利，各省可以制定各省的宪法。尽可能让各省保持自由，向联邦制度靠拢。
可到了这一刻，孙逸仙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他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能说出这样的要求。那他就是一个彻底的无耻之徒和民族的罪人。
这是他所不能承受的道德之殇。
宋教仁坐在旁边，心情也是非常复杂的，对于宋彪所说的这一切更是无比的赞同，因为这些都是非常现实的事情。
以宋教仁对孙逸仙的了解，他知道此次会谈恐怕是已经失败了，孙逸仙无法继续为两广争取任何形式的特殊优待，也不能再做争取。
想到此处，宋教仁就和孙逸仙劝说道：“日新，中国现在最需要的不是分裂和争论，而是稳定和统一。人民已经贫苦的太久。被满清剥削和奴役的太久，作为民族，我们已经重新站起来了，现在应该大踏步的继续向前追赶世界列强，不管是学美国。还是学德国，只要能让中国富强，能让人民不再挨饿，那就是一条好的道路。我和黄兴就此作为很多次的探讨，如果不谈同盟会诸位同志的付出和牺牲，现在这样的局面实际上是非常有利于中国和人民的。我们现在应该将革命的道路转向民主革命和光复革命的同时推进，推动民主和自由，推动民族的复兴和国家的发展。所以，我们才决定建立民主党，参与国会，参与到帝国宪法的制定中。”
孙逸仙这才感叹道：“是的，你们说的非常对，我承认我此前的一些坚持是过于担心，以及过于粗心了，忽视了我们现在最为困难的问题。”
说到此处，他郑重其事的站起身向宋彪行躬身礼，续道：“现在，我正式的代表同盟会的同志们承认中华帝国的缔建。”
宋彪还是很高兴的，只要孙逸仙承认帝国统治全国的权威性，两广和西南的那些小军阀就失去了政治上的基础，真正沦落为的小武装，而不再是高屋建瓴的共和革命武装。
有了这样的基础，后面怎么打击那帮小武装都不为过。
宋彪同样站起身和孙先生握手，道：“我们能够就此达成共识是一件好事，但这只是一个开始，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要商谈啊。”
随即，在宋教仁也起身后，宋彪又和他握手。
宋彪的这番话绝对没有说错，即便孙先生承认了帝国的权威，在临时宪法的制定上，双方肯定也还有着大量的争议，这种争议就是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分歧，就是执政者和在野者的分歧。
这天下午，宋彪和宋教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