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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家高度透明的企业，联想并没有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给这样一家企业树碑立传，如果没有高度的归纳和哲学的思考能力，其著作恐怕没有多少价值。
迟宇宙先生撰写的联想史“以史带论”，跳出了传统企业史的局限，向读者展示出了联想集团风光背后所隐藏的中国企业发展的历史宿命。
联想作为一个国有企业，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可能也是其他国有企业所遇到的问题。但是，联想之所以能够成功，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在每一个历史的转折关头，联想管理团队都能另辟蹊径，找出自己特有的解决办法。联想的标本价值就在于，它充分展示了中国、国有企业所面临的共同问题；联想的个性价值就在于，让我们看到一个转型期国家的国有企业，如何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逐渐发展壮大。
从贩卖电子小商品起家，联想公司从无到有。但是，在每一个关键时刻，联想的小食堂似乎总是若隐若现。从小食堂筷子上的苍蝇，到小食堂人事更迭，联想公司的小食堂似乎见证了联想的历史。如果有一天电影导演拍摄联想的纪录片，那么，联想公司的小食堂应该成为主要的场景。
在“民以食为天”的国家，当财富积累到一定规模的时候，必然会出现分家的问题。作为中国的国有企业，在分家的过程中，必然会面临着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关系问题。联想集团的成功之处就在于，通过集体的博弈，获得了职工拥有 35％的分红权。正是这个革命性的利益分配机制，造就了联想公司的今天。
直到今天，人们对“管理层收购”仍然抱有戒心，中央有关决策部门对企业经营者的管理层收购仍然小心谨慎，甚至通过制定部门规章来规范和限制国有企业的管理层收购。人们应该庆幸，正是在那样一个年代，因为有了中国科学院开明的领导人，有了财政部的最后首肯，有了打破惯例的激励机制，才有了联想企业的突飞猛进。
即使成长为现代高科技跨国企业，联想公司的持股会在我国仍然没有法律依据。这是那些海外归来的管理专家和国内的政府官员备感头疼的事情。当每一次关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大讨论深入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人们总会提起当年联想公司首创的管理层分红权。这是一段无法回避的历史，对一个企业来说，这次率先吃螃蟹的举动，换来了企业发展的动力。可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这样一种缺乏秩序的激励机制必然会出现各种变形。
联想公司的做法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一次尝试，也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一次冒险。倘若35％的分红权换来的是企业的分崩离析，或者是企业管理人员的坐享其成，那么不会有联想的今天。但是谁又敢说，其他的国有企业在获得 35％分红权之后，企业的管理人员不会溜之大吉呢。
正因为如此，联想集团改革的正面意义远远大于它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联想集团的“向上要权”和35％的利益分配，固然引起了某种联动效应，但是，联想公司的存在恰恰说明一点，那就是任何不顾及到企业的实际情况，而盲目希望通过制定统一的规则来解决所有国有企业问题的想法都是愚蠢的。
到现在，联想的产权改革几经反复，特别是与 IBM公司实现战略重组之后，联想的跨国性质凸现出来。但是，从国有产权的一统江山，到联想职工持有35％的分红权，这是一个历史的飞跃。任何试图研究联想产权历史的人士，都不能忽视联想企业的这一改革起点。我们不能说，联想集团的这一改革造就了柳传志等人，但我们必须承认，正是这一改革，让柳传志等人真正成为了企业的主人翁。
还有什么承诺，比成为企业的主人翁更具有吸引力的呢？在中国的历史大背景下，企业家习惯于利用各种政治语言掩盖自己的利益动机，但是，既然是现代市场经济，如果家、国都没有区分开来，我们还奢谈什么现代企业制度呢？
联想的每一次转折似乎都伴随着产权改革，联想的每一次产权改革都会引起人事上的大地震。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在一个企业里，还有什么比利益分配调整更能够牵动人们的心弦，还有什么回报比丰厚的红利更激动人心的呢？
从资产经营到资本经营，中国的企业家们总算明白了现代企业的真谛。但是，如果只是关起门来进行产权改革，不停地切分蛋糕，那么，这个企业毫无前途可言。联想的聪明之处就在于，既学会了切分蛋糕，但同时也学会了做大蛋糕。这才是联想的魅力所在。
从研究机构到企业，再从企业到研究机构
在联想的发展历程中，中国科学院的倪光南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物，联想公司的成功转型，技术专家倪光南曾经扮演着“上帝”的角色。正是他的技术储备和技术更新，挽救了迷茫中的联想公司。然而这个科学巨人在现代化企业经营的过程中，太痴迷于技术，而忘记了“政治”，从而成为了联想发展史上的悲剧性人物。这是他个人的悲剧，同时也是中国科学家的悲剧。
在一个“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社会，急功近利成为了企业经营的常态。人们无法要求一个企业家忘记眼前的利益而投身于科学技术的研究，也不能要求一个企业将自己的全部资本和未来的希望抵押给一个充满着风险的技术。在这样的时代，人们更愿意接受一个成熟的产品，而不愿意在不可预期的领域浪费时间和金钱。
然而，历史的悲剧就在于，作为一个后起国家，中国奉行的这种赶超型发展战略，必然会造成技术储备上的缺失。
作为技术专家，联想公司的倪光南希望能够通过技术打拼天下，但是面对残酷的市场竞争，谁又能理解一个技术天才呢？当今的中国，毕竟不是一个诺贝尔沉醉于发明的时代，倪光南先生必须在时代的洪流裹挟下，被动地前行。他自以为找到了施展自己远大抱负的理想平台，可是，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迫使他必须离开。在联想的剧变中，他必须为捍卫自己的尊严和技术权威地位而战斗。这是一个还没有开始就已经注定失败的战争。一个科学巨人，在一个他不擅长的领域孤独战斗。我们除了给予同情之外，还能有其他的选择吗？
历史不容假设。可是假如倪光南先生真正拥有了独立的决策权，而且把握住了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脉络，那么，今天的联想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呢？
这仅仅是一种历史的猜测。当今中国企业70％的知识产权来自于其他国家，换句话说，缺乏知识产权已经成为了中国企业未来发展的致命伤。即使在联想合并了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研究所之后，尴尬的内部布局，仍然可以让人们看出科学技术在中国企业的现实定位。
在赶超型的国家，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只有在流通环节才能实现财富的加倍增值。而流通环节恰恰不需要长期而艰难的技术储备。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企业，特别是中国的新型国有企业无一例外的选择贸易作为原始积累的主要手段。
可是在原始积累完成之后，我们如何弥补技术上的欠帐呢？或者换句话说，在令人眼花缭乱的资本运营背后，我们还能走“资金换技术，技术打开市场，市场换取资金，资金换取技术”的老路吗？
历史的残酷性就在于，当联想集团与IBM公司进行战略重组之后，联想集团除了希望得到IBM公司在全球的销售网络之外，从内心深处仍然希望获得 IBM公司的核心技术，但恰恰在这一方面，IBM公司并没有赤诚相见。除了短短几年的商标许可使用之外，IBM公司并没有敞开自己的胸怀，毫无保留地贡献自己的核心技术。我们能够理解IBM公司的做法，但谁又能够理解中国企业现实渴望呢？
对比一下世界知名企业的技术投人，反过来再考察一下中国企业的技术储备，我们有理由担心，在中国广阔的市场被外国的高科技产品覆盖之后，中国的企业仍然会扮演买办的角色，而技术买办和品牌代理商并没有多大的利润空间。
负笈西方 走近
从2004年10月起，一批在德国海德堡大学留学的华人学子，组成了一个旨在探求中国传统文化的读经小组，其活动的第一步即是精读《论语》。这些大多数出生于七十年代后期并且日常浸润在西学中的年轻人，为何要在异国他乡发起这样一个活动？他们对经典文本的解读有无独特之处？以下刊出几位小组成员的文章，愿能对眼下国内方兴未艾的“读经热”有所启示。
每隔一个星期的星期五傍晚，我都会走向老城深处一个温暖的住所。路上偶尔碰到熟识的中国朋友问我去哪儿，我会根据朋友的身份给出不同的答案，比如去见朋友、去念书、去讨论会、去读《论语》。我并不是有意隐瞒什么，只是对有些人来说，读《论语》也许有一点点特别甚至古怪，为了解释的便利，只好含混过去。但有些问题对别人能够含混过去，对自己却不能，譬如说为什么要读《论语》？
说起来，我并不是这件事的倡议者，充其量只是比较积极的响应者。去年秋天，有两个朋友提议，邀一班志同道合者定期聚会，一起诵读《论语》。我得知这个建议后没有多想，就热烈要求参加。没想到，第一次聚会人还不少，都是在这个德国的大学城里求学的中国学生。然后活动的组织者提出了这样一个供大家讨论的问题：你为什么想读《论语》？理由是什么？这个看起来很普通的问题却让我发愣了，我只记得别人都引经据典谈得很好，只有我不过是出于礼貌胡诌了两句。实际上，在参加聚会之前，我真的从来没有仔细想过做这件事的理由，似乎仅仅是凭着莫名的内心冲动就来了。至于这冲动究竟是什么，直到近几个月来我一再反问自己，才慢慢有了些思路。简单地说，在我的意识深处，这并不是一次心血来潮，而是一件非做不可的事。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学生，生于七十年代中期，小学、中学、大学，然后出国接着念书，如此而已。念了十几年大学了，虽然专业有所更换，但一直都是文科。对于中国灿烂的文化和悠久的历史，我始终有强烈的兴趣，可是所谓兴趣，不过就是常常找些书来看，不管看懂看不懂，囫囵吞枣，聊慰己心而已。《论语》也算是这些书中的一本，算是通读过，但要问起精要心得，大概只能胡说一通；至于对别的古籍以及各代经典，一概只是蜻蜓点水罢了。换句话说，我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了解可以用“懵懂”或者“一知半解”来形容。这种懵懂的知识状态一直保持着，从中国大学到德国大学，我就这样容忍着自己对本国历史文化的这种无知状态。
容忍归容忍，我心底却一直有一股遗憾，一股失忆的遗憾。我们常常自认为是现代人，生活在新世纪的现代中国人，可是我们的行为和心理其实牵扯着这个文化古老的过去。我们以为我们属于全球化时代，传统注定离我们很远，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没有什么影响。可是我们不了解传统文化，并不意味着它对我们不起作用。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的人能够离开传统的影响，没有人能真正从零开始。当然，没有对历史和传统的了解，我们也可以活下去，但这就像是一个失忆的人只能迷茫地生活。对于长期作为失忆者的我来说，阅读《论语》就意味着开始摆脱失忆。
时下，中国传统文化似乎已成热点，甚至有人开始呼吁小学生也要开始重读经文。此言一出，反对者、赞同者全都慷慨激昂，党同伐异。我们的诵读行为似乎又为这一热点提供了例证。但是，我不希望这种热潮渐渐变质，成为一股狂热，那种目的性过强的寻找和批判会使人陷入泥沼，看不清传统文化究竟是什么。毕竟中国传统文化实在丰厚绵长，在没有真正深入全面了解传统之前，我们实际上不过都是些摸象的盲人。
如何传承传统文化，是在我们诵读《论语》的聚会上常常触及的一个话题。其实，“传”在“承”之前，如果传统并没有清晰、有效、完整地“传”到我们身上，“承”也无从谈起。如果我们不从头开始认真揣摩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如果那些精微细致、立意深邃的古代文本连被我们了解的机会也没有，那些关于要不要传承、如何传承的讨论也就根本失去了意义。所以，我认为在进行一切讨论、评论之前，都必须先解决“传”的问题。
《论语》读到现在已经半年了，开始还有很多雄心壮志，譬如每个字都查来历，每个音都务求念准，但事实上以我们有限的小学功夫，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些。能紧跟着前人注疏诵读一遍，通其大意，存疑处且存疑，要紧处多强调多讨论，对我们这种水准的人来说，已经很不容易了。实际上，我并不奢望自己能通过诵读《论语》成为大学问家，我宁愿抱定一个比较切合实际的目标：把对先哲的崇敬之情暂且置于一边，大略地了解孔子和他的学生们在那个时代的所思所想，接近他们的生活状态，构想他们的相互关系，体察他们的兴趣、苦恼和关怀，思考他们的文化理想和现实落差。接下来是思考一些至关紧要的问题：在这些过去而又并未远去的文字中，究竟有哪些东西影响了我们现在的生活？哪些是在一直变化的，哪些是恒常不变的？当初先哲们设计这些文化制度的用意到底是什么？它们究竟为什么有那么绵长的生命力？……在全球化的今天，在“五四”思想传播了八十多年的今天，在中国日渐崛起的今天，这些问题是我们被迫要面对的。不了解过去，就无法了解现在，更无法了解未来。
在文章最后，请允许我引用一位史学家在六十五年前写下的一段话：
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 （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自身国家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
这段话出自钱穆《国史大纲》的“前言”，虽然是一部关于中国古代历史的著作，却有一种抗战时期的凝重气息扑面而来。此书写于1940年，作者当时正在西南避难。这段话我记不清自己念过多少遍，每一次念它，都会让我体验到振聋发聩的感觉。
读经缘起
■ 丁 辉
负笈西方，就是站在文化的十字路口，不断体验一种东西方之间相遇和冲突的深刻过程。过去从书本中得到的关于西方世界的知识，在这样一个动荡的过程中被扬弃。游学数载，生活固然自在悠闲，此地山川草木美不胜收，然而更加重要的是，我得以近距离观察这个社会，一切经验变得鲜活，历史和现实都俨然有血有肉，精神上的冲击是如此有震撼力量，这种震撼又糅杂了各种复杂的因素，让我时而清醒，间或迷惘，给我的思考带来多元的可能结果。新来的理念和固有的信条在心中做着你死我活的决斗，一场思想中血淋淋的拼杀下来，像是武林高手的左右手互搏，无论是左手获胜，还是右手占优，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给我造成难以平复的剧烈震荡：如果摧毁了旧有的基础，就将面临精神重建的艰难，心灵便要忍受没有方向的极度自由甚至紊乱；即便顽固的旧我取胜，屹立不倒，然而经历这样的冲击，虽不至于七零八落，也开始摇摇晃晃，蹒跚踉跄，以至于暗地里开始怀疑自己从前的信条，时而竟要骑墙才能说服自己，因为思想混战中“对手”曾攻击我的那些地方，其眼光之准令我这个浑不自知的局中人也不得不深为叹服。于是，既然免不去激烈的心灵争斗，就要担负许多责任，或要在废墟上建家园，或要在固守的阵线中谋求苟延残喘。这种担当，一般讲，是一种心灵的自觉，并且不断强化，反复确认，始终追求。它可能源于“匹夫有责”的良知，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