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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匹夫有责”的良知，更合理的解释是来自于知识分子彼此之间的互相鼓励。尽管这种鼓励常常沦为孤独者的互怜，可是精英意识同时赋予自己更多的悲壮感，英雄主义的旋律催着自己前进。我自己无法掌控它的方向，而必须跟从。面对文化和思想的冲撞，我汲取着，同时坚守着，汲取是因为要担当，坚守也是要担当。能汲取多少，能不能坚守得住，恐怕我自己都不知道。
在这场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文化碰撞中，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在后退，还是—前进，我都难以回答，守着自己的立场便是不错，有时候连自己的立场是什么都已经分不清楚。因为严肃的说，我并不是一个中国文化的传薪者。我们这一代，是文化沙漠中成长的一代，我更多是出于一种身份的原因而把中国贴在了自己的额头上，爱国是不加思考的习惯，因此自觉地爱我们的文化，即便我是文化的白痴。我所承袭的，是一种公共意识形态强加给我之后的异形。长期以来，作为隶属于所谓“我们”的一个个体，我是被改造的，接到手里的多数东西也都是被篡改的。这个时代，中国急遽上升，所有沉积的痛苦翻涌上来，所有人在新旧潮流里面的挣扎过程，恰恰构成了我今天思想的回忆沉积。时代的转折，迫使我个人不断转折，宏大的历史之中隐约是小我的痕迹，而这个小我由于精神苍白而显得有些挣扎无力。
然而我也不是一个西方的膜拜者。在我来说，弃绝历史、回避中国文化根本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务。1999年以来，我曾经有意识地弱化自己的民族主义理念，却并不能消灭我从肉体到精神的大国情结和中国梦，因为它从来不是短短50年的产物，它在经验上至少是160年来的聚合，它继承了汉代以来的2000年道统。即便我来到这里是为了求得西人治国的精义，理解西人社会的文化，可是我从内到外，都在学习的同时不自觉地排斥着我眼前的世界，所谓的东西碰撞，就在我的脑海里掀动着浪潮。这样一来，学术上的困惑便和个体心灵的困惑再次融合在一起。这种疑虑是一种自觉，寻找支点的自觉。然而也掺杂着对个人历史的感性体验，因此带着一种怀疑的情绪，不停追问的对象，主要还是自己。精神的皈依，在于自我，精神家园，是不是只有一个地方，见仁见智，或许我们都在一个手掌上跳舞，也说不定。然而在东西文化撞击我的心灵间歇的时候，我希望有尘埃落定的时刻到来，我知道自己向着一个方向而去，也应该朝着一个方向去。这个方向，就如朋友所说，扎根后，才可以向上开花。
于是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打开同一本书，读经自《论语》始。
读经导言
■ 瞿旭彤
1、为什么习读《论语》？
1．1“吾道一以贯之”
宇宙论与人类学的自然和谐？（“我”的和“我们”的，个人的和集体的；人的／天的；为人／为学；内圣／外王）
参见李幼蒸《仁学解释学》，第1页，“天然彻底的人本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普适价值。
1．2“从心所欲不逾矩”
自由与必然的绝对同一？（礼／伦理的理解？出于个人生存意义的理解？）
逻辑与历史、历时与共时的和谐？
参见李幼蒸《仁学解释学》，第41、42页，“一以贯之”，“＇伦理＇思想与＇历史＇现实的统一体”。
2、如何习读《论语》？
2．1文本的角度（立足于当下的回溯与展望）：
a．考据／文本（／论据）的研习：（版本的收集／校勘／原始文本／训诂／句读／……／口传与书写／编纂／……）
b．辞章（／论证）：修辞？（文学的／政治＇学＇的／……）（文风，乾嘉学派与桐城派）（语录／对话体：口语化／富于乐感／优雅）（刻简）
c、义理（／论点）：文本的具体语境和处境，我们的具体语境和处境，尽可能地理解并且向自己和他者进行诠释。
2．2人的角度：
a．个人的研习（诵读／默想／体验／……个人玄想？）
b．共同体／“场”的研习（译佛经的例子，以既定主题为中心，进行持续性的对话，互相启发）
c．尊重文本，缓慢阅读（遵循了解／理解／解释与应用的步骤渐次登堂人室，以窥其堂奥）
3、个人和文化的诉求（天道／和谐／真理／正义／幸福……）何以可能？
问题的答案在“理”（Wahrheit）上是唯一的，在“事／世”（Wirklichkeit）上却是多样的。
土壤在哪里？根在哪里？何以存亡续绝？何以老树开新花？何以判断树已老、花为新？如何避免昙花一现？如何往下扎根／向上结果，树与地、与天和谐一体 （顶天立地）？非道弘人，乃人弘道？
“天下人”为何成了“人下人”
■ 张远山
人生而自由，这是不言自明的真理。
然而儒家认为，人生而不自由。这就是列于儒家《十三经》，被孔子称为“不学《诗》，无以言”的《诗经》十六字真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臣”的本义是奴隶，可见儒家认为，天下人就是天下奴，天下人实为“人下人”——帝王的奴隶。这一逆天灭人的奴隶主义伦理，被儒家视为“天之经，地之义”，“天不变，道亦不变”。
儒家先把“天下人”贬为“人下人”，随后再指明出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儒家认为，全体天下人即“人下人”的人生意义，就是成为“人上人”，其终极目标是“位极人臣”。“位极人臣”听起来荣耀之至，其实还是奴隶。
就其本质而言，分为“人上人”、“人下人”的全体天下人都是帝王的奴隶，就其非本质的区别而言，“人上人”是帝王的奴才，“人下人”则是帝王的奴隶。由于天下人都是绝对的“人下人”，因此无论在等级阶梯上爬得多高，也只是相对的“人上人”。从“人下人”变成“人上人”，只是从“奴下奴”变成“奴上奴”罢了。“大臣”不过是大奴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不过是等级最高的奴隶。因此“人上人”是“奴上奴”的婉词，“人下人”是“奴下奴”的婉词。儒家最擅长遮蔽事实、掩盖真相，却自我吹嘘为“正名”。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意思是说，不遮蔽事实，不掩盖真相，天下人就不会轻信谎言，那么奴役他们就不容易了。
一、君子和小人
儒家不满足于把“奴上奴”婉称为“人上人”，把“奴下奴”婉称为“人下人”——这一“正名”遮蔽和掩盖了天下皆奴的奴隶主义实质，对居于全体“人上人”之上的帝王特别有利。儒家还进一步把“人上人”美称为“君子”，把“人下人”贬称为“小人”——这一“正名”遮蔽和掩盖了奴才与奴隶皆受奴役的专制主义真相，对居于全体“人下人”之上的儒家特别有利。把同为奴隶的“君子”、“小人”强作分别，然后以“君子”自居，以示有别于“小人”，不过是儒家的自我贴金而已。
由于天下皆奴，所以“小人”就是小臣、小奴。“小人”的真正对词并非“君子”，而是“大人”、“大臣”。“君子”与“小人”的受奴役本质完全相同，区别仅仅是受奴役的程度不同，也就是等级高低。简而言之，“君子”是为帝王“劳心”的高等奴才，“小人”是为帝王“劳力”的低等奴隶。
帝王不可能凭一已之力奴役全体“劳力者”，必须有一个庞大的“劳心者”集团帮助他奴役天下，维持奴隶主义帝国的正常运转和长治久安。儒家正是霸占“人上人”、“奴上奴”、“君子”的职业垄断集团。天下人要从“人下人”、“奴下奴”、“小人”升级为“人上人”、“奴上奴”、“君子”，就必须加入这个职业垄断集团。要加入这个职业垄断集团，就必须无条件接受其教化洗脑，熟读并信从儒家《十三经》。
《十三经》是儒家向帝王宣誓效忠的集体求职报告。这份冗长乏味的集体求职报告，被奴隶主义帝国的首任董事长秦始皇愚蠢地拒绝了，结果经营不善，帝国很快就破产倒闭。然而资产重组后，奴隶主义帝国的新任董事长汉武帝欣然采纳了儒家的集体求职报告。从此以后，从总经理到普通职员，就业机会全归儒家。从此以后，《十三经》就成了天下人跻身“劳心者”集团的职业培训必读教材。“人上人”、“奴上奴”、“君子”就成了儒家独家垄断的暴利行业。
儒家把儒家以外的全体“人下人”、“奴下奴”通统贬为“小人”，似乎一为“人上人”、“奴上奴”、“君子”，就不可能成为“小人”了。其实这又是颠倒黑白的“正名”：被儒家贬为“小人”者倒未必是小人，以“君子”自居的儒家中反而大多是小人，
非儒家的“小人”可分为两种：一种不认同儒家奴隶主义，不愿做奴才，不屑做“君子”。一种认同儒家奴隶主义，羡慕奴才特权，竭力跻身“君子”集团。前者实为大丈夫，后者才是真小人。
儒家“君子”也可分为两种：一种真心认同儒家奴隶主义，同时竭力否认，认同儒家奴隶主义是因为于已有利。一种并不真心认同儒家奴隶主义，但他非常明白，假装认同儒家奴隶主义正是因为于已有利。两者固然有真假道学之别：真道学并非真君子，而是真奴才；假道学是伪君子，但并非假奴才。然而一切奴才都不可能是顶天立地的大人，只可能是不折不扣的小人。因而跻身“君子”集团但等级较低的奴上奴，无不在等级更高的奴上奴面前自称“小人”。
所谓“小人”，并非“人”的问题，而是奴的问题。卑鄙龌龊的“小人”行径，是奴才和渴望升级为奴才的奴隶的固有特征，是儒家奴隶主义教化天下的必然产物。仅仅批判“小人”和“小人”行径，而不批判制造“小人”且同样“小人”的儒家“君子”，无助于终结“小人”和“小人”行径。只有彻底批判儒家“君子”的奴隶主义，才能有效终结奴才、奴隶的“小人”行径。只要儒家“君子”的奴隶主义不被彻底消毒，“小人”和“小人”行径就不会绝迹。
二、有和无
儒家奴隶主义宣布，一旦“贵为天子”，就“富有四海”。天下人和天下物，都是僭号“天子”的独夫民贼的私产。因为“富有四海”，所以大一统的中国朝代都可冠以“有”。汉朝叫“有汉一代”，唐朝叫“有唐一代”，宋朝叫“有宋一代”，明朝叫“有明一代”，清朝叫“有清一代”。但秦朝不叫“有秦一代”，因为寿命太短，仅“有”十四年。元朝也不叫“有元一代”，因为这是异族入主中原的大一统，其大一统不仅包括全部中国“天下”，而且包括“天下”以外的许多地区，因此热衷于“夷夏之辨”的儒家不予承认。
或问：清朝也是异族入主中原，为何有资格叫“有清”？因为蒙元朝廷不雇佣儒家集团，把儒家集团贬为“九儒十丐”的臭老九，不让儒家“位极人臣”，于是欲做人上人、奴上奴而不得的儒家集团就动用“正名”利器，贬之为“夷”，不承认其为“夏”。而“以汉治汉”的满清朝廷雇佣儒家集团，于是做稳了人上人、奴上奴的儒家集团再次动用“正名”利器，宣布满清在种族上固然是“夷”，但文化上已归化为“夏”，“他大清”不妨称为“我大清”，也有资格谓之“有清”。
其实天下全归帝王所“有”，不归儒家所“有”，为何儒家喜欢说“有汉”、“有唐”、“有清”？因为这正是标准的奴才口吻。既然主子“有”，分得一杯羹的奴才当然与“有”荣焉。至于分不到羹的全体奴隶，只算一个“无”，也只有一个“无”。对天下奴隶而言，即使是本族主子，也依然不是“我大汉”、“我大唐”，而是“他大汉”、“他大唐”，于“我”何“有”？
儒家认为，只有天下一统的大朝代，才可称“有”，偏安一隅的小朝廷，“有”的只是“天下”之一部分，就不配称“有”。所以不能说“有魏”，也不能说“有吴”，更不能说“有南唐”，“有北汉”。那些小朝廷只算若“有”若“无”，连“有”一部正史的资格也没有，顶多共“有”一部《三国志》或《五代史》。然而每一个小朝廷的帝王无不坚信儒家的奴隶主义箴言：“天无二日，国无二君。”只要“天下”还有不臣属于“朕”的奴隶，帝王们就寝食难安，这叫“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为了“天下一统”，每一个小朝廷的帝王都不惜大动干戈，血流漂杵，一定要弄到全体天下人都臣属于“朕”才肯罢休。
在天下一统以前，各为其主的儒家，都把其他小朝廷称为“伪朝”，把其他小朝廷的国号称为“伪号”，做其他小朝廷的臣子，叫出任“伪职”。同时共存的几个小朝廷的帝王，必然互视为“匪”。“匪”通“非”，意思是不算。不算什么？不算人。为什么不算人？因为只要不是“朕”的奴隶，就不算人。只有当全体天下人都成为“朕”的奴隶之时，帝王才会有“真命天子”的良好感觉。
东京绞刑场上的
一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奴隶们，起来，起来！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
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
一切归劳动者所有，哪能容得寄生虫！
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吃尽了我们的血肉。
一旦把他们消灭干净，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多么熟悉的声音，多么熟悉的旋律，构成日本导演筱田正浩构思10年、耗资 20亿日元的电影《间谍佐尔格》的音乐脉络。
白发苍苍的筱田感伤地说，拍完这部影片，死而无憾了。
音乐水鸟般缓缓张开翅膀，绳索渐渐套紧两只思想的头颅。
这一天是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纪念日。
二
1942年6月日本司法机关首次发表《“国际谍报团事件”调查报告》：以违反国防安保法、治安维持法、军机保护法等罪名逮捕谍报团首领佐尔格（德国、苏联双重国籍）、布可里奇（南斯拉夫人）、宫城与德、尾崎秀实、库拉乌正（德国人）五人。《逮捕令》说：“本谍报团接受第三国际本部建立赤色谍报组织的命令，昭和八年被派遣进入我国的佐尔格与早已接受第三国际同样指令潜伏我国策动的布可里奇等纠结，以后加入宫城、尾崎等内外共产主义者数十名，秘密成立并强化谍报团体机构，利用巧妙伪装的合法手段，获得关于我国多项秘密情报，用无线电等多样通讯联络方式向敌国提供情报”。
据检查机关调查，谍报团由共产国际在日本国内设置，直属苏共中央委员会及红军第四大本营，成员由共产国际委派人员以及日本国内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高度热情的人士组成，探知日本的政治、外交、军事、经济等机密，并向苏联最高指挥部直接提供谍报。从1933年～1941年之间，谍报团搜获的主要机密约一百多件，包括“五·一五”事件、北满铁路让渡交涉事件、“二·二六”事件、日德防共协定、近卫内阁性质以及成立缘由、卢沟桥事件、汪兆铭工作调查、德意日军事同盟问题、第二次近卫内阁成立、德意日经济协定调查、德军进攻苏联报告、日本实际战争能力调查报告、日本的南侵政策等等。
1944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纪念日这一天，佐尔格与尾崎被处以绞刑。其余成员分别被判处无期、有期徒刑，关进日本专门对付重刑犯的冰天雪地的北海道监狱，他们不是在战争期间死于狱中，就是在战后一经释放，即因体力衰竭而死亡。
三
佐尔格谍报团具有严密的组织性，不与任何政治性质的宣传组织发生联系，究竟是如何被发现检举的呢？尾崎秀实的弟弟尾崎秀树认定，日共原中央委员伊藤律是叛徒犹大。伊藤律（1913～1989）被捕后向特高（特别高等警察）自首，供出从美国回来的共产党员北村，而北村是宫城的至交，北村供出宫城，宫城供出了谍报团，一个个鱼儿被收线。伊藤1958年在中国被捕，直到八十年代才回到日本。关于这段历史，日共领导人含含糊糊，但是伊藤的儿子至今在为父亲昭雪而奔走。
电影开头，检察官审问佐尔格：你到底是德国人还是苏俄人？由此引发佐尔格回顾自己的人生——
佐尔格（Richard Sorge），1895出生于当时属于沙皇俄国的阿塞拜疆，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俄罗斯人。他3岁随父母迁居柏林，在那里度过少年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