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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与卢先生交往过后，我很长时间没有与他再联系。后来一次与媒体朋友聚会，一个朋友为我出了这样一个主意：请卢周来写随笔专栏！朋友认为经济学随笔很“火”，而学界有三个人随笔写得好：梁小民擅长以讲故事的方式使经济学原理通俗化，汪丁丁擅长经济学哲学，而卢周来的随笔则充满了人文关怀。后来主编同意了这个主意。我又与卢先生联系，他非常忙，只答应有空会给我们报纸写，但不要开专栏。事后，他陆续给过我几篇稿子。其中有一篇关于社会公正方面的稿子发表后，一个重庆某国企老工人还来电话要卢先生的地址。
后来在我下决心离开那家报纸时，我给卢先生去了一封信，说了一些关于认识我们这个转型期社会的很苦闷的话。他给我回了一封邮件，这封邮件我至今保存着。他开导我说：一定要学会平常心看待一些社会现象，因为中国社会正处于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实际已走过了西方一百多年的历史。这点一定要看到。不要误会真正的新“左”派与“非主流”只是一味批评，他们其实是看到我们社会面临的矛盾仍然是马克思当年揭示的矛盾：为了获得生产力发展，你必然要经历“用人头骨当酒杯”的残酷而痛苦的过程。而新“左”派与“非主流”以边缘的状态出现，其实就是想尽个人极其有限的力量，试图减轻或延缓被历史车轮碾轧的弱者的苦难，并提醒这个社会的强者应该有所忌惮。
也是在这封信中，他说他力求做一个边缘人。《边缘的言说》“后记”中有一段话，在他给我的邮件中写过：“学者要使自己的思想清醒、并使其学术能被证明更具生命力，最好是保持与纷繁喧嚣的现实世界的距离，做一个边缘人。”除此之外，他还给出了另外一条很“经济学”的理由。他说：“制度变迁是从边际上改起，所有人推动社会朝着善的方向的努力也只能从边际上做起，所以我认为我的言说的价值也体现在边缘上：从小事情说起。”
在做“自由小商人”的两年中，我一直关注着卢周来先生的文字。在我网上建立的“博客”中，将他的文字放在一起。我的确感到他经济学随笔的文字中充满了力量。这种力量不仅仅来自于他的知识，还来源于他与别的“非主流”不一样的现代经济学精神，和他的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这两年我也在业余写一些文字，其中，有很多直接引用他的观点或看法。说句实在话，如果不是在网络而是在纸质媒体，我肯定是侵权了。
我真正见到卢周来先生，是去年在一个极其偶然的场合。当时我正与一位朋友在一家宾馆谈“生意”，碰巧见到过去一位媒体朋友，这位朋友很神秘地说，二楼正有一个高层次的会议，集中了中国学界的最顶尖“牛人”，但可惜不让采访。我跟着他到二楼会议室，果然被拦在门外。于是朋友与工作人员“套词”，试图得到一些信息。他的收获是看到了“签名册”：与会者大概二十人左右，其中，经济学家中有吴敬琏、钱颖一、张维迎、汪丁丁、温铁军，还有卢周来。我在一楼一直等到会议结束，主要就是想见一下卢周来先生。尽管我知道他是1970年代的人，但因为他的文字给我的印象过于老成，所以见到他还是很惊讶于他的年轻。
最近的交往就是这次“书缘”。在他北航演讲的提问阶段，我问了一个问题：“最近温家宝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引用舒尔茨的话说要懂得穷人的经济学；三年前你就写了一本《穷人的经济学》，当时还有人还攻击你。现在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他淡然地说：“温总理讲的穷人经济学，是针对解决‘三农’问题有感而发的。如果说一定要找关系，我只是很高兴于‘穷人经济学’这个说法可能因此获得了‘合法性’，不会再有人找学术讨论以外的岔子。”
几天后，我在《经济日报》《北京日报》上看到了他对于温总理“要懂得穷人的经济学”提法的解读；看到了他发表在《环球》上那篇被各大门户网站、媒体广泛转载的文字：《要懂得穷人的经济学，首先不能歧视穷人》；后来又看到了《新华文摘》作为封面文章转载的他与另外两位经济学家关于改革的政治经济学讨论。我很兴奋地打电话给他，他说知道了，接着有点奇怪地问我：“这有什么问题吗？”这时我想起他说过的“我是一个边缘人”。
收到《边缘的言说》后，我给他打电话表示感谢。他说这本书很薄，内容也不够丰富，但是他做得最满意的一本。而满意的原因正在于书名。他说，其实他去年出版的那本随笔集，就想用《边缘的言说》作书名，但编辑出于别的考虑让他改名，于是改成了《游戏着经济学》。今年编辑这本髓笔集，与编辑的合作特别愉快，编辑不仅让他使用了《边缘的言说》这个名字，而且非常尊重他本人对这本书的定位：绝不仅仅是想使深奥的经济学道理通俗化——这件事已经有更多的经济学家在做了，现在更重要的是强调在转型期中国，经济学者不仅仅要以知识贡献，更要以清醒的道德良知参与社会建设。
我笑他可能有逻辑上的毛病：作一个边缘人，却要参与社会建设，似乎是想回归主流。他想了一会儿让我注意书中“后记”中另外一段话，即他承认他也曾经受到各种诱惑，一度想走出书斋参与到“社会实践”中去。但他最终还是确认了在这个分工和被分工所异化了的世界上自己的位置：安心作一个边缘位置的学者。他说：我越来越觉得我是个很无能为力的人。
这使我想起北航那次演讲后，我陪他走出校园，晚十点多，一位盲人还在过街天桥上拉着把破琴乞讨。卢先生到街道的对面，说是要找一家商店，我陪他沿着街道走了许久，找到一家正准备关门的小店。他买了几袋方便面、饼干还有几瓶矿泉水，用一个大塑料袋装着，然后折回天桥，放在盲人手中。离开乞讨的盲人后他对我连说了几句“真不好意思”。说他刚才做这件事情其实很虚伪，坐出租车回去的费用足够这个盲人吃一天饭；说他对这个世界很无力，惟一能聊以自慰的大概就是他还具备这种反省能力；但他也不知道这种能力对我们所处的社会有没有用。
应该是有用的。今天我像写一个熟悉的兄长一样把我与卢先生交往的一些事写下来，就是我已经感到他的言说是有价值的。我还想，如果当年作为刚接受过主流经济学教育的实习财经记者的我，没有遭到那些著名的主流经济学大腕的冷遇，而是也从他们那里得到像卢先生给我的那样的帮助和对待，我可能不会像现在这样注意卢先生的文字，从中去汲取营养和力量。因为成了“弱势”之后，我才知道卢先生思想的价值——因为它的确相当程度上代表了弱者的声音！
翁文灏及其旧体诗
■ 黄 波
翁文灏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学者从政派”中官位最高、经历最曲折者：作为一名杰出的地质学家，翁氏本是一粹然学者，时乎运乎，却一度做到了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高位，晚年又翩然海外来归，以政协委员终老。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论及应该如何团结“善意地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时，专门点到了翁文灏，说他是“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算是未盖棺而论先定。
学者翁文灏曾在近代中国大放异彩，冶金工业出版社1989年出过一本《翁文灏选集》，书后附有《翁文灏在我国名列第一的贡献》，计有十一项：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中国第一本《地质学讲义》的编写者；第一位撰写中国矿产志的中国学者；中国第一张全国地质图的编制者；第一位代表中国出席国际地质会议的地质学者……对作为科学家的翁文灏，如今的评价已趋一致，尤为难得的是，他在科研方面的组织和管理上的才能也早有定评。中国近世文人学者多多少少都与政治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而翁文灏虽然也被视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但和丁文江等这批朋友不同，他不仅有浓厚的专业关怀，而且骨子里是相信科学救国的。职是之故，翁文灏先后两次婉拒了国民政府的征召。这样一个对做官没有兴趣相信科学救国的书生最终还是走上了政治前台，甚至一发不可收，在一个被世人目为腐朽无能的政府内阁中挂了头牌。尽管他在这个政府中素有清官和能吏之名，但在一个政治不上轨道的地方，一个书生的人局总给人“跳火坑”的感觉。作为近世中国知识分子的一员，回首前尘，也大概会体会出几分宿命的意味吧？
1948年底，国共之争胜负已成定局。这年的12月，中共方面宣布了一个四十余人的战犯名单，这时的翁文灏虽已不过是挂名的政务委员，但因其曾高居国民政府院长之位，也赫然在焉。1949年，翁文灏先赴香港，后转法国，1951年3月，经多方周密筹划，翁文灏辗转回到北京。“战犯”的帽子没有吓退翁文灏海外归来的脚步，证明中共和翁文灏之间的距离至少不像“战犯”这个词汇所张扬的那么大。陈毅进入上海后在和翁文灏友人的谈话中提及翁时曾说：“翁文灏是书生，不懂政治，即使他在国内，我们也不会为难他。”陈毅“书生”一词经友人之口传到了翁文灏耳中，正在海外飘零而且从心底里不愿做“白华”的翁文灏想必别有一番感触，可能也促使他下定了回归的决心。陈毅所说的书生也许代表了不少中共要人对翁文灏的看法，可是翁氏的牌子毕竟太招人眼了，“行政院长”、“战犯”这些外在的东西终究不好静悄悄地消化，翁文灏要融人一个几乎完全陌生的土壤还需付出艰苦的心力。等着这位国民政府前行政院长的，首先是如何表态与过去决裂。这一过程堪称一波三折，早在他滞留海外仅有回国之想时，中共方面就表示其回来可以，但需在回国前写一悔罪书公开发表，翁挥笔写就，而文内居然还有“委员长蒋”、“行政院长宋”等字样，连居中沟通的人士都不敢拿出手了。所幸周恩来同意其可以先行回国，悔罪一事暂且放在一边。但一俟翁文灏在京定居，怎样认识充满罪恶的过去并与之决裂仍然是个逃不过去的大关目。面对这个问题，翁文灏最感难迈的坎是“必须划清界限，谴责蒋介石反动集团”。像翁文灏这种教育背景和天性淳厚之人，君子绝交不出恶声，何况是于已有知遇之恩的旧主？要他自责容易，去骂别人却戛戛乎其难了。在他回国之初，怎样做好这篇悔罪的大文章是他主要的也是最感头痛的工作。他没想到一篇文章竟如此难作，大出意外，“实感悲苦”（见李学通著《书生从政》）。悔罪书上达等待官方结论，在这段忐忑不安的的日子里，他写下了几首旧体诗。1952年，经过一番波折，翁文灏被选为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到各地参观视察成为政协委员的主要工作和生活内容，忙日子当闲时过，这期间翁文灏瞻顾平生，旧体诗的创作数量更丰，直到1971年元月病逝，旧体诗的写作成为晚年翁文灏介人生活抒写心境排遣情绪的一种最重要的方式。
值得庆幸的是，这些旧体诗后来得到了公开出版的机会。手头这本《翁文灏诗集》是团结出版社于1999年6月出版的，据整理者、翁氏之子翁心钧所作的“前言”，从1951年翁文灏归国直至他逝世，即使那些在“文革”中散失的不计入其内，翁氏所遗诗词也有近三千首，这本《翁文灏诗集》最后选了九百余首。
我常常觉得，近人旧体诗词集不能单以审美价值来范围，其真价值往往在诗词之外。质言之，以诗存史，诗中有史，更能启后人无限兴会。虽然诗史云云早是陈说，但近人诗词于此尤为契合。原因也简单得很，从李杜到王士祯，彼时诗不仅是抒情之载体，也是酬应之工具，它在社会上过于普及了，诗的功能也变得芜杂，乃导致两种后果，一是作者未必都有心借诗陶写一己之真性情，二是在诗过于普及的情况下，诗作者强烈的个体感受掩藏不易，以诗存史容易被诛求，诗作者即或有心也不太情愿了。到了近现代，情况有了些变化，个人所作诗词往往只在一二知交中流传，诗成为小众化的玩艺，诗的功能也开始有了几分回归本真的味道。要想酬应自有其他各种形式，不一定非得送人一首诗。我们现在要真切体味前贤心境和情感，把玩其旧体诗词实在是一条捷径，比如要想走进陈寅恪这样方正古板的学者心灵，非读其旧体诗不可，陈寅恪“这一个”在那里面是表现得极其鲜活的。
回到《翁文灏诗集》。翁氏归国后，在幽居岁月里留下过大量文字，除一纸悔罪书，政协委员本分内应上的议案这些台面上的东西之外，还有《人类进化史纲》《中国古代史新研》等手稿。窃以为，其中最值得今人关注和玩味的还是这些旧体诗词。尽管这本诗集不过是一选本，但作者的书生面目和复杂心绪仍灼然可见。1951年6月，悔罪书写完后，他以诗作跋，“平生自问尚无羞，只惜忠诚少计谋。仁义知难追宋瑞，贤明信不比梨洲。清勤鹤立官僚浊，拙朴心非利禄求。生气欣看时势变，新朝可许一浮鸥。”首句“平生自问尚无羞”像是自我宽解，而结末一联又分明透出一个前政权的高官——哪怕仅仅是伴食哪怕他自己骨子里以书生自许——对一个完全陌生的社会的疑虑。等到这年七月，官方仍无正式结论，“到京困居已逾四月，成诗三首”，其中唱道“故国得归终幸事，是非只可付悠悠”，作者此时显然已有“历历前尘吾倦说”（俞平伯诗）之感，可树欲静而风不止，前尘旧事总如怨鬼缠身，哪里是你想“付悠悠”就真的一逝如流水的呢？在翁文灏回国之初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他基本处于幽居、无所事事的状态，曾用一首七律《栖息》概其遭际，首联赫然是：“栖息京师抚寸躬，自惭余孽得优容”，“余孽”二字下得未免太重了，不能不让人生无限感慨。
当选为政协委员的翁文灏写下过不少应景诗。整理者所作的“前言”中特别提醒读者，“诗集的内容，特别是大跃进时期中的见闻和‘文化大革命’时期中的观点，在今天看来有不少是错误的，甚至是荒谬可笑的，但这并不代表作者深层次的真实思想，而是对那个在极左思潮统治下，巨大政治压力时代的写照”。其实我看这未免求之过深了。那些歌颂大跃进之类的诗未必不是作者真实心境的反映，像翁文灏这样富有爱国心的知识分子，很少有不被那个年代中特有的热火朝天的气氛所感染的，试读一首关于北京城拆除牌楼的诗：“解放京都改造勤，牌楼次第落埃尘。堂皇封建宏规范，窒碍交通阻辙轮。自古先成终有毁，于今革旧更阐新。长安街道从来阔，此日更欣车振辚。”知识分子中没有多少人不在盼望尽快除旧布新，这种情感是真诚的。即使在高歌突进的整体氛围中，作者并未全然麻醉，一首题为《农妇人城投佣》的诗，色调和整体氛围相比是如此的不协调，诗中说那些因受灾生计无着，不得不入城做佣工的农妇“土地曾欣分廿亩，水旱尚自受千灾。何来颗粒全家饱，尽说更新举国欢。子死父老垂尽日，妇人偷走人城关”。“何来颗粒全家饱，尽说更新举国欢”，对比强烈，而“妇人偷走人城关”中，一个“偷”字，也是炼字的好例。对这首诗，一般人看了大概以为是记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事，其实不然，诗实写于1954年8月，对一般读者而言，这恐怕也是一小小意外吧。至于作者回顾平生的长诗《洄溯吟》，对研究作者的人来说，其价值当然更不待言了。
李宗吾故居寻踪
■ 邓遂夫
翁文灏旧曾于1946年刊行《蕉园诗稿》，这个集子没选。就本集已选的作品，作者的诗艺实不能说高明，这不必讳也无需讳，作者本来就无意作吟风月弄花草之诗人。近人旧体诗词集的价值往往在诗词之外，于此又得一显例。
“文革”中的翁文灏在周恩来的保护下未受大的冲击，但其长子，石油专家翁心源却于1970年在湖北潜江五七干校不明不白地落水而死。长子之死对暮年翁文灏打击极大，他一连作了以“悲怀”为题的诗十余首，其中如“我今八一犹偷活，哀动全家哭汝灵”一字一泪，另如“深知余日无多少，勉以残龄答盛时”等句犹堪咀嚼，也是谶语，就在次年元月，这个饱经风霜和炎凉的老人走完了他的一生。
一位辞世仅六十二年的大名人李宗吾，其故居何在——我当然是指包括其遗址、现状及变迁沿革在内的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