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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辞世仅六十二年的大名人李宗吾，其故居何在——我当然是指包括其遗址、现状及变迁沿革在内的诸般情况——竟会长期成为一个难解之谜，这不能不让人叹息。然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当我们终于寻访到了原本长期生活在故乡自贡的李宗吾孙女李若英老人（现年79岁），这个谜底居然还是没有揭开。原来，李若英在祖父去世的第二年就嫁到了数十里外的贡井区，此后，随着祖母的去世，母亲与两个兄弟的背井离乡，她就再没有回到过那座曾经伴随她度过少女时代的故居宅院。时光一转眼就飞逝了六十年，她除了知道原本地处荒郊的故宅一带已经变成高楼林立的新城区之外，对于它现在的确切位置和此前的兴废状况，几乎一无所知。
笔者自2002年从北京回乡著述以来，一直想借机把此事查个水落石出。首要目的是想为将来筹建李宗吾故居纪念馆打基础。也算得上是够努力的了，可还是拖了整整三年，到今天才敢提笔写这篇揭开谜底的文章。
这就如同经受电影中太过漫长的无焦点镜头之后，终于盼到了一个清晰聚焦的定格……
闪回：看看前人的记载
先是李宗吾本人，在其《迂老自述》中用了一句极简略的话，来叙述他的祖居和后来的住家：“二世祖景华公，与其兄景荣、其弟景秀三人，于乾隆二十二年丁丑迁居自流井棠柴口一对山，地名糖房湾。故我现在住家仍在彙柴口附近。”
自贡人大都知道，一对山、彙柴口这两个地名，如果分开来看，位置非常具体；但要将二者合起来指称一个地域范围，那就可能管得宽了。李宗吾在称其祖居之地为“彙柴口一对山”的同时，又说他“现在住家仍在彙柴口附近”，这个“附近”究竟在什么地方，自然会让后人煞费疑猜。
彙柴口这个名称，来源亦较古老。里面的“彙”字，在自贡口音中至今读如“类”，其义则略近于“垒”。“彙柴口”三字的原初之义，当是一个大量堆放成捆木柴（以备出售或外运）的场所，或单指该场所的一个出口。笔者在儿时在彙柴口下面的张家沱露天市场，常见这样成捆堆积如山的木柴，被用来批发或零售。因而，这个作为特定地名用字的“彙”，非但不能简化作“汇”，其读音也该保持古音不变。这种因地名的特定读音而不当简化讹变的例子，在全国地名用字中屡见不鲜。
总之，彙柴口好找，被李宗吾称之为“彙柴口附近”的小竹湾却知道的人极少。它究竟在哪里呢？
1947年出版的张默生《厚黑教主传》，前面放了一篇文字——《我与厚黑教主的一段因缘》，其中叙及他与李宗吾直接晤面之前，曾写信委托自贡蜀光中学教员孙柏蔚去先行拜访李宗吾：
（民国）二十九年三月，孙君接到我的请托信后，即照我所开列的地址彙柴口小竹湾，前往访教主。但小竹湾的地名，彙柴口的居民是无人知道的，于是怅惘而返。同时，我也函知教主，说将有蜀光教员孙君前去拜访，并代我致意。结果，还是教主往访孙君，他们二人才得以会晤了。孙君问他：“小竹湾何以无人知道呢？”他说：“这是我为住处新起的名，他人当然不会知道。若问李宗吾嘛，也只有一茶馆一油房可以知道我。”孙君说：“这不像拿撒勒人不知道耶稣吗？”
数日后，孙君到他家中，打算完成我付托他的使命。见到教主的宅院不大，面山临溪，颇为幽雅，绝无市井的气氛。这算是把小竹湾故居的环境氛围作了一个大略的介绍，但具体在什么位置，仍语焉不详。而且我过去读到这里，总感到有些奇怪：为什么李宗吾到了1940年，还要给他自己的住处起一个“无人知道”的新名呢？直到去年，我从现居陕西省的李宗吾堂侄孙女李长淑处，意外地追寻出其父李石锋作于解放前夕的一部题为《关于李宗吾先生》的遗著手稿，这个疑团终于解开。原来，李宗吾这座小竹湾故居，是在孙柏蔚见到李宗吾之前不久（民国二十一年）新购置的。对于李石锋文中所记的购置房屋的时间和周围环境，我求证李若英老人。她说，李石锋所述这座房屋的面貌及周围环境，倒还贴切，只是提到购房的时间还不够准确。据她回忆，祖父购置这房产，应该是民国二十八年（1939）。因为她清楚地记得：他们一家是1939年从成都搬回自贡，才住进这座房子的。
聚焦：小竹湾故居的准确位置
李石锋遗著中提到小竹湾故居的这段话，对我来说非常关键。它不仅让我第一次知道了这房子购置的时间较晚，而且更清楚地了解到房屋的布局情况和具体环境位置。
2004年8月8日，我在前往李宗吾研究会成立大会会场途中，接到李长淑从陕西省打来的电话。她告诉我，她在应我的要求翻找其父生前保存的李宗吾遗稿时，意外地发现了父亲在解放前所写的一部题为《关于李宗吾先生》的遗著手稿。我当即请她将此稿寄来一阅。两个月后，我将李长淑寄来的遗稿中叙及的上述情形向应邀参加李宗吾先生逝世六十一周年的纪念大会的李宗吾侄孙李自成求证。他听后，出入意料地说：“这地方我熟悉得很，现在就可以领你去看。”
我同他很快就到了一对山西侧山脚下的一处街道当中。李白成说，房子是坐南朝北，面向富台山下的小溪（俗称洗脚河），背靠一条比现在的街道窄得多的小马路。这里距彙柴口小街不到三百米。只不过山路回环，以前这里可能不大引起棠柴口居民的注意罢了。我问李自成：“你为什么把这个位置记得如此清楚？”回答是，他每次从红旗乡大岩村的家里进城，都必经此地。而且，他从小就熟悉李宗吾这座故居，因为他父亲李伯让是李宗吾的亲侄子，两人关系特别密切，在李宗吾去世前后，他经常到这里玩。更重要的是，这座故居后来被用作红旗乡卫生院，也是他常来常往的地方，一直到1990年建设汇东新区被拆除为止。
1990年距现在不过十五年，要是当初知道此事，应该可以设法保护下来。
我几次到距小竹湾故居遗址约三四百米的红旗乡卫生院新址寻访，希望得到原卫生院地址的照片。红旗乡卫生院院长周官玉找出1985年他亲自参与编撰的一本《自贡市大安区卫生志》，从里面的一份表格中可以见到如下记载：
红旗乡卫生院建筑面积：365平方米
建筑年限：50年以前350平方米，1970～1979年15平方米
建成时间（应为设立卫生院时间）：1956年8月
地址：小竹湾
这一正式刊印的文献资料，不仅表明李宗吾自取的小竹湾之名一直保持到 1990年拆迁时还在使用，而且记载了李宗吾这座故居的准确面积为350平方米。另据周院长等人证实，小竹湾卫生院原址确有七八间房，整座房屋呈“凹”字形，具体情况与张默生、李石锋的记载完全吻合。
多棱镜：原来故居不只一处
此前，包括笔者在内，几乎所有的研究者在提及李宗吾故居时，都把焦点集中在彙柴口、小竹湾，还以为李宗吾是生于斯、长于斯、逝于斯呢。这次因为意外发现了李宗吾购置小竹湾房产的时间是1939年，终于让我悟出：若按以往确认名人故居的通例，可以称为李宗吾故居的地方至少应该有四处。
法治的理想和法治实践的限度
■ 桑福德·列文森
为罗伯特·麦克洛斯基的《美国最高法院》中译本写序，实乃愉快之至。尽管为该书增加了两章和一个结语，以便能让它涵盖1960年本书初版以后的内容，但是，我仍然把它视为麦克洛斯基的著述。这样做的部分目的，是表达我对这样一位真正杰出人物的敬意，在1960年代，他恰好也是我的研究生导师和博士论文的指导者。
罗伯特·麦克洛斯基生于1916年。在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他进入威斯康星大学学习。所有的学者（还有法官）折射了他们所生活的时代，麦克洛斯基当然也不例外。在经历了大萧条之后，他基本上是一个新政民主党人，坚决支持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强化联邦政府权力的努力。当然，最高法院，在其1937年的戏剧性转变之前，反对罗斯福的做法。像诸多那个时期的学者和民众一样，麦克洛斯基认为最高法院手伸得太长了，无论是就宪法解释而言，还是就其构造美国政治大潮的实际能力而言。这一点成为麦克洛斯基在哈佛大学讲授最高法院一课的主题，也最终成为本书的主题。很明显，麦克洛斯基是一位对美国政治制度运作感兴趣的政治学家，但同样重要的是，要理解他，还要知道他在威斯康星大学主修的是文学，而且终身都保持着对文学的浓厚兴趣。这大大有助于他的写作风格：浅白易懂，从不咬文嚼字。在哈佛大学，他还讲授美国政治思想的课程，并总是把最高法院的全部历史视为就何为美国最重要的价值与其他美国思想大师所进行的对话。作为一位在哈佛大学做他助教的人，我切身感受到他备课的细致认真，授课的清晰流畅。他当然注意与自己学界同行的交流，但是，他看来更专注于如何有效地向非学术界的受众传递知识。因为这些人在遇到事关如何理解最高法院在宪法解释中作用的那些问题时，可能会求助于他。
我想，要把他的观察角度传递给新的听众，包括你在内的那些远离美国（就地理而言）的读者，上面的提示至关重要。我毫不怀疑，时至今日，麦克洛斯基的观点依然重要，即便由于过去四十年的发展，他不可避免地会修正自己的某些论点，如果他活着的话。我相信，对于任何一位有志于理解我们在现实中所云的“法律主治”（the rule of law）真正含义的人，麦克洛斯基的视角极其重要。在二十一世纪所有体面的国家中，政治精英的确应该将自己置于法律的限制之下，这已成为一种普遍的认识。在当今绝大多数的国家中，“法律”首先包括一部成文宪法，而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尽管不是全部，“法律”还包括一个能够执法的、独立的司法机构。然而，当人们看一下美国的历史（在所有国家中，美国或许是对自己的宪法最毕恭毕敬的国家），很明显，政治领袖，特别是当他们得到民意的支持时，其行事方式，从严格遵循宪法规范而言，大有可商榷的余地。麦克洛斯基的一个主要论点是，在民意要求（假定由民主产生的立法者和总统的决定代表了民意）与宪法规范施加于这类决定的限制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tension）。他的中心看法是，要强制执行那些针对被唤醒的民众或政治领导势力的宪法规范，美国最高法院已经做的和能够做的，可谓聊胜于无。他论证说，当它在“边缘”行动，而非投身于与上述那些势力全面交锋时，最高法院的作用最有效。对一些人来说，这实在是令人沮丧的看法；对另一些人来说，却让自己摆脱了以下的担忧：最高法院会走得“太远”，将其注定会有争议的、有关宪法可能性的观点置于“人民”（或者，至少是那些宣称以人民名义统治的领导人）观点的对立面。
也可以这样解读麦克洛斯基：在某种意义上，他在向法官提供“建议”：用一句美国俗语来说，他们不应该“口大喉咙小”（bite off more than they can chew）（因为那样会噎着）。但是，人们同样可以指出，即使法官的确想要行使他们的权力，某些制度上的现实也限制了司法权。在实践其宪法观点时，最高法院最终要依赖数量庞大的低级公务员，而他们有着自己的看法；同样重要的是，还有当时的政治场景。首先来看司法制度本身：最高法院所依赖的法官，从美国宪法所称的联邦“低级”法官到数以千计的州法官（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是民选产生的，而非像联邦法官那样，由白宫和参议院里的政治精英提名和确认）。此外，为了遵从最高法院的意见，当然还会有数百万低级官员和公务员必须改变他们的做法。出于这样的实际考虑，要压制来自基层的反对，对最高法院来说，实在是勉为其难。在很多方面，这只是意味着，必须“劝说”而非简单地“命令”这些官员接受最高法院的法律智慧，也就是法律只能是最高法院所说的那种含义，其他所有人只能是简单地服从。那种法律的“命令”图景显而易见不能描绘美国的现实，实际上，这样的图景是否真能够描绘任何运行中的宪政制度都是大可怀疑的。
你现在阅读的这个版本最初出版于2000年。此后，最高法院自然又判决了很多的案件。但幸运的是，其中的绝大多数并不会影响到2000年版中提出的众多看法。不过，在这里，我还是要提及最高法院两项特别行动，因为对任何试图理解美国最高法院作用（以及麦克洛斯基对司法权行使问题所持之总体上审慎的看法）的人，它们都至关重要。第一个事件是，2000年12月12日布什诉戈尔案。通过下令佛罗里达州停止重新计票，它大体上结束了副总统艾伯特·戈尔和得克萨斯州州长乔治·W·布什之间争议激烈的选票较量（当时，在数百万张选票中，布什仅领先大概五百余张，大多数观察家相信，不论是否精确，重新计票的结果将会是戈尔的胜出）。最高法院分裂成5比4。五人多数全部是共和党人的保守派，持异议的少数包括两个民主党人和两个共和党的温和派。许多人（包括我自己）被这个判决所激怒，当时有个预计，这一判决将与斯科特案这类“自残” （从前的一位首席大法官语）案件为伍。然而，结果并非如此。公众接受了这一裁决，同样重要的是，副总统戈尔也这样做了。许多民主党人感到愤怒，不过，大体而言，有一个愤怒的民主党人同时就有一个开心的共和党人。民意测验显示，公众对最高法院总体上的支持依旧如故。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最高法院在公众中的威望在2000年之后有所减低。
布什诉戈尔一案是否代表了“法律主治”的凯旋，依然大有可商榷之处。但是，比这一点更为重要的是，它表明，一个人在解读像美国宪法这样含义相当模糊的文件时所采用的方法，在很重要的程度上取决于法官自身的政治意识形态。公众对此的认识，致使新联邦法官的任命，特别是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任命，变得更加充满争议。因此，绝大多数分析家都在预言，当首席大法官伦奎斯特在2005年辞职（这件事几乎是板上钉钉），布什提名继任人并请参议院确认时，必然会有一场热火朝天的政治角逐。
还有一组不同类型的案件也值得提及，它们都是在2004年6月裁决的。这些案件涉及到美国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时被俘人员的关押和对待。至少在布什政府眼里，这两次入侵是相互关联的，也就是他宜称的“全球反恐战争”。行政当局的律师已经做出了极端肯定的诉求：无需经过认真的司法督察，美国政府能够无限期地羁押那些被它认定为可能是“恐怖分子”或“非法战斗人员”（unlawful batants）的人，特别是在他们不是美国公民的情形下。最高法院在2004年驳回了一些这类诉求，并称对关押在关塔那摩（位于古巴的美国海军基地）的囚犯至少需要某种形式的“正当法律程序”，更不用说羁押在美国本土的美国公民。不过，最高法院是否将会实施真正有意义的复查标准，还是为符合美国军方的基本利益要求，裁剪这些程序，只是提供一种相对来说“只做表面文章”的法律程序，还有待观察。
（任东来译，标题为译者所加）
一本民众的经典
■ 任东来
经典不仅在于它深刻的思想，与众不同的见解，而且也在于表达这些思想和见解的方式。行文如同嚼蜡的经典，如一些德国经典作家的作品，只能是一种精英的经典，而非民众的经典。经典只有被广大的一般知识人所接受、所阅读，才能成为真正有广泛影响的人文经典。《美国最高法院》，可以说就是这样的经典。
本书之所以有这样的风格，是因为它实际上是作者麦克洛斯基（1916～1969）在哈佛大学政治系任教时的一个讲义。一部讲义半个多世纪后还在重印，而许许多多它同时代的那些“专著”却早巳被人们所忘记，这样的对比多少可以给我们目前广泛存在的重科研轻教学的“大学病”一点启示：教学不仅可以享受到与学生对话的无穷乐趣，而且，教学的副产品同样也可以成为传之于后世的经典。
就写作而言，简洁而又不失准确是任何著述的极致。说白了，所谓的深入浅出，就是能够用三言两语把论述对象说得一清二楚。在本书中，作者对具体案情往往一笔带过，从不拖泥带水，但对其中的社会、政治、文化和法律背景，却能够用三言两语交代得极为清楚。而对法院判决的精妙，宪法原则的流变，大法官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