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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者本杰明 。 科恩（Benjamin J。 Cohen）所说：“再也没有比这个更加偏离事实的了。”这种观点已经变成了一幅“过时和误导人的漫画”，因为竞争已经“极大地改变了货币关系的空间组织……”
换一种方式说，每一种货币就像一个人一样，也有其自身不断变化的空间延伸度。目前，美元尽管最近有所下跌，但是仍具有最长的延伸度。有些国家实际上在放弃自己的货币而实行起了“美元化”。他们将美元定为法定货币，成为了他们自己的官方货币。在另一些国家里，美元以非正式的方式在许多用途上代替了本国的货币。
自2002年1月15日起，从巴拿马、厄瓜多尔到东帝汶等一些小国家都以官方的方式启用了美元。但是从非官方方面来讲，阿根廷、玻利维亚、秘鲁和中美洲也在使用美元。在俄罗斯和前苏联大多数加盟共和国（包括亚美尼亚、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乌克兰）的情形也是一样。非官方美元化的国家还有罗马尼亚、土耳其和越南。事实上，根据联邦储备局的数据，外国人手里的美元要比美国人手里的美元多，大约为55％～70％，大多数为100美元的钞票。
补充或者代替另一种货币的不仅是美元。在欧洲启用欧元之前，用于各种实际用途的货币有好几种。在巴尔干地区可以使用德国马克，在非洲的部分地区可以使用法国的法郎，在列支敦士登可以使用瑞士法郎。印度的卢比也用于不丹，丹麦的克朗也用于格陵兰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做的一项调查发现，在外币量占其货币供应量30％以上的国家共有18个，另有34个国家其外币量平均占本国货币供应量的16。4％或者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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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空间延伸度（3）
连载：财富的革命作者：阿尔文。托夫勒出版社：中信出版社据科恩说，货币在“越来越多地使用在发行国之外的国家、渗入到其他国家的货币空间……货币跨越国界竞争的急剧加速……改变了全球货币关系的空间组织。今天，各国货币被相互间渗透的程度超过了自领土货币时代以来的任何时候”。
总之，货币已经从空间牢笼里释放了出来。
侵略者和被侵略者这种迁移带有重要的权利含义。一种“入侵”（我们的术语，并非科恩的）的货币并不总对输出国有好处。很多的因素在起着作用，而且有时候还能证明其代价很高。“被入侵”国家的政府对其国内的货币政策通常失去一些控制。在其公民的眼里，政府的权威性有所下降。该国政府失去了经济学家们所称之为的“货币制造税”——从制造（印刷和发行）自己的货币中所赚的钱。如果在世界货币排行榜上它的排名很低，那么，一般来讲，它就会很容易受到其他国家行动的双重伤害。
然而，根据科恩的观点，更大的变化不是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而是在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上。因此，在一个国家使用多种货币的做法为在那里做生意的公司和金融机构提供了更多的选择。这种做法还能在诸如货币风险、赋税、政策规定、财会规则、交易和财产转换费用、金融票据等方面提供选择。反过来说，这种做法降低了本国政府的影响或者控制。
最后，它还能使“被入侵”的国家对世界金融市场更加敏感、未来受的影响更大。正是基于这个原因，许多新总统或者新总理上任伊始都会以隆重的仪式访问华尔街，借此向世人许诺在其任期内保证谨慎地执行金融政策。
我们目前所看到的——财富向亚洲历史性的迁移、自动化空间的诞生、评估地点价值的标准的改变、全球延伸度的扩展和目前不稳定的美元在其他国家的普及——这些变化只是我们与空间深层原理之间众多变化的一部分。
我们下面来看今天空间变化中最具争议的变化。这种变化致使全世界的反对者到处游行抗议，并在巴西的阿雷格里港打鼓示威（真的是这样）。而这种变化的支持者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每年一度的炸鱼野餐节上却尽量讨好那些游行抗议者。当然，问题的焦点就是那个在经济学术语中被误解最多、最使人误解、使用中出现错误最多的词：全球化。
这种全球化有未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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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准备不足的世界（1）
连载：财富的革命作者：阿尔文。托夫勒出版社：中信出版社1900年，法国举办了一场盛大的赞颂进步的巴黎世界博览会来庆祝新世纪的到来。法国的《费加罗报》简直是喜不自胜地写道：“能够生活在20世纪的第一天我们是多么的幸运啊！”产生这种喜悦心情的一个原因就是，在富国看来，世界在向全球经济的一体化迈进。这种理性的一体化过程通过改变空间和政治关系，使经济得到繁荣发展。
这些经济学家们的观点听起来很像今天经济全球化的信奉者们的观点。他们热烈地谈到全世界将会被越来越紧密地拴在一起。1800～1900年，对外贸易在世界产出量中的比重几乎提高了8倍，其中的一部分进入了亚洲和非洲的殖民地。任何预测这种向前发展趋势的人都会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会远在2000年到来之前得以实现。但是未来并不是以直线到来的，这个世界对即将发生的事情还没有做好准备。
那次盛大的展览会过去了14年之后，将世界拴在一起的纽带绷断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的血腥屠杀严重地破坏了贸易和资本的流通。1917年发生了布尔什维克的革命，20世纪30年代发生了经济大萧条，1939～1945年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1949年中国共产党战胜国民党并成为这个国家的执政党，而且从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印度、非洲和亚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都脱离了殖民主义统治。
所有这些事件和无数个更小和不太显眼的事件加在一起，粉碎了长久以来建立的贸易协定，鼓励了针锋相对的保护主义，引发了暴乱和不稳定局势。所有这些又都在阻碍着跨国界的贸易、投资和经济一体化。总之，全世界又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非全球化运动。
资本主义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的工业基础不仅没有遭到任何破坏，甚至相反，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反而得到了增强。因此美国需要为自己的产品寻找出口市场，而美国的资本则更需要向外出口。全世界都渴望得到美国的产品，因为在战后的初期也只有美国货。
此外，技术的进步使得为国际大市场服务变得更加廉价和容易。为此，美国的精英们深信，全球经济的重新一体化不仅能够促进世界经济的普遍增长，而且还对自己大有好处，就着手创建起一些跨国市场。而通过这些跨国市场，商品、资本、信息和技术可以再次以最低限度的摩擦流通起来。当时的这场重新全球化的运动附带上了意识形态斗争的色彩。
1990年，世界的许多地区还不能进行无障碍的货物、货币、人员和信息的流通，只有10亿左右的人生活在一种或者另一种形式的开放式经济中。但是到2000年，根据某些估算，这个数字一跃而成为了40亿。
拥有10多亿人口的中国开始致力于“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并对外国的工厂、商品和货币开放。同时，俄罗斯也开始邀请外国来投资。东欧和高加索及中亚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也紧随其后。在美国的敦促下和智利及阿根廷的率领下，南美洲的大部分国家废除了原来的规则，进行了私有化，引进了华尔街的资本，一时间变得“比美国还资本主义”了。
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货币也越来越多地从它们的产地被释放出来。我们不仅扩展了全球性大公司的空间延伸度，而且扩展了小公司，甚至那些遥远地区的靠网络联系、运作资金极少的村办企业的空间延伸度，从而激励着人们梦想实现一个完全一体化的世界经济。在这个一体化的世界经济中，5。1亿平方公里的地球表面没有什么地方你延伸不到。
那些重新投入全球化的人们此时连交好运。
依云矿泉水和亨氏番茄酱这场全球化的运动确实没有发展到它的诸多支持者和反对者想象的那么远。根据白宫金融工作小组主席瓦因加登（R。 I。 Weignarten）的分析，即使在金融部门的内部，全球化这个定义不严格的术语“也在掩盖着差异极大的变化速度。尽管货币市场确实是全球性的，但是证券市场却落在了后面，而股票和债券市场却仍以国内上市的债券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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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准备不足的世界（2）
连载：财富的革命作者：阿尔文。托夫勒出版社：中信出版社经济一体化的强大压力导致欧洲统一了货币并设立了中央银行，但是，《金融时报》却发现，“普通股的市场仍然支离破碎，各种规章制度五花八门”。尽管出台了数百条经常受到质疑的新法律条款和规章制度来实行统一化，但是在2003年同一瓶依云牌的矿泉水在法国的价格为0。44欧元，而在芬兰却卖到了1。89欧元；同一瓶亨氏番茄酱在德国标价为0。66欧元，在意大利却为1。38欧元。这可绝对不是布鲁塞尔的独断专行者们所希望看到的。
Z。M。贝佐斯（Z。 M。 Beddoes）在《外交政策》上指出，在全球范围内更为重要的是，“目前只有18个国家能通过正常渠道获得私有的资本”，而且，即使有更多的国家能够获得私有资本，“那也不意味着全球一体化的资本市场就此存在了”。在另一个层次上，尽管许多国家都在努力采用全球统一的标准，但是在世界范围内会计方法仍不尽相同。
尽管如此，早在20世纪90年代，全世界范围内已经有35 000～40 000个跨国公司在经营着200 000家子公司或者附属公司。全世界的外汇储备从1961年的10亿美元飙升到了20世纪末的15 000亿美元。全世界的外国直接投资额增长到了13 000亿美元。截至2001年，跨国债务达到了17 000亿美元，世界总贸易额达到了63 000亿美元。
今天，为了确定全球化程度所做的最全面的努力之一就是由AT科尔尼公司和《外交政策》杂志开发的一种指数。这种指数可以测量诸如贸易、外国直接投资、有价证券投资的流动、技术、旅行、旅游等方面，然后再将国家进行比较。它还涉及其他许多的可变因素，其中包括文化、通讯、一个国家在国外所拥有的大使馆的数量，以及该国所属的政府间合作机构的数量。
在所有这些的基础上，科尔尼在2003年所做的调查将62个国家进行了排名，结果发现在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名单上小国家名列前茅——爱尔兰、瑞士、瑞典、新加坡和荷兰。美国排名第11，法国第12，德国第17，韩国第28，而日本则排名第35。由于美国在2001年经济发展速度减慢、国外直接投资下降，所以在2002年，跨国经济一体化运动实际上出现了回落。但是总的数量仍然比1999年之前的任何年份都高。尽管出现了这些下滑数字，但是《外交政策》仍不怀疑再次全球化的运动将继续下去。如果我们再加上已经描述过的越来越盛的货币相互影响的因素，我们就会更有理由保持乐观态度了。
黄色尘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美国国际开发局前副局长哈丽雅特。巴比特（Harriet Babbitt）的话语里还深藏着另一个原因。该前副局长曾说过：“我们将……堕落行为的全球化速度要比道德行为的全球化速度还要快。”
比如，根据联合国的统计，非法毒品是一笔4 000亿美元的生意，竟然占去了世界经济的8％。从阿富汗和哥伦比亚到里约热内卢的教室和贫民窟一直到芝加哥的人行道上，毒品走私者们在经营着世界上全球化程度最高的行业之一。即使哪一个国家愿意对其加以控制，它也没有能力做到这点。
色情业同样也是全球性的。在阿尔巴尼亚的一所难民营里，被从罗马尼亚绑架过来的年轻女性在等待被运往意大利去做性奴隶。在布加勒斯特，所谓的“代理处”将“舞蹈演员”贩卖到希腊、土耳其、以色列甚至是日本的商业色情贸易商手里。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统计，每年大约有100万贫穷的年轻人，其中大多数为女孩子，被卷进色情业之中。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控制或者终止这个行业。
《外交政策》杂志的编辑摩西。奈姆（Moisés Naím）在一篇发人深省的文章里解释道：“毒品、军火、知识财产、人和金钱并非国际犯罪团伙为牟取暴利而非法进行的唯一商品交易。他们还贩卖人体器官、濒危物种、被盗的艺术品和有毒的废弃物。”正因为这些活动是非法的而且需要逃避侦查，所以这些活动经常改变其运送“产品”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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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准备不足的世界（3）
连载：财富的革命作者：阿尔文。托夫勒出版社：中信出版社在受贿官员的帮助下，带着假护照文件的走私分子轻而易举地进出海关，但是追捕走私分子的警察们却被拦在边境处。正如奈姆解释的那样，各国政府都会怒气冲冲地保护自己的“主权”空间不受别国侵犯，但是就是这种空间的主权却“被那些为了牟取暴利而犯法和无国家而言的网络所破坏，而不是被有国家形式的国家所破坏。”比如，委内瑞拉就不允许美国的飞机进入其领空来追捕来自哥伦比亚的走私分子，可是这些走私分子却规律性地侵犯这个所谓的主权领空而不受任何惩罚。
奈姆得出结论，我们想要控制地下经济的这些非法和反社会活动的努力将会失败，因为政府的战略是根植于“错误的思想、错误的假定和陈旧的机构”之中的。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阻止这些活动。要想做到这一点得需要全球的努力，或者至少需要多边的努力。
还有从中国北部沙漠上刮过来的经常漫及韩国首尔的“沙尘暴”，还有那释放着浓浓的呛人烟雾、让成千上万的马来西亚人和新加坡人喘息咳嗽的印度尼西亚大火，还有从罗马尼亚溢出的污染了匈牙利和塞尔维亚河流的氰化物，全球变暖、空气污染、臭氧层耗尽、沙漠化以及水资源短缺，所有这些问题就像毒品和色情犯罪一样，都需要地区性甚至是全球性的努力来解决。这可不是谁想不想的问题。
真正的信仰者今天，就进一步进行跨国界一体化所带来的利益和代价问题在全球展开了广泛、激烈的争论。有一件事情是清楚的：生活是不公平的。经济一体化及其空间的重要意义并不能为我们提供什么“平如水面的比赛场地”——一个实际上不存在的形而上学概念。
我们没必要就扩展空间延伸度和经济全球化能带来哪些好处和代价重新辩论一番。即使是准确地确认哪些是好处哪些是坏处也要比表面上看起来复杂。为此，匈牙利经济学家、布达佩斯的世界经济学研究所主任安德拉斯。伊诺塔伊（Andr？觃s Inotai）为那些加入欧盟的国家做出了利弊的分析。他的分析对全球性的经济一体化也颇为适用。
在提及我们这里所分析的两个深层原理时，他指出：“好处和损失来得并不那么平均，而产生的结果也存在着时间上的差异。”他说，短期的收益或者损失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可能走向相反。有些好处或者损失此时此刻都存在，另有一些好处或者损失在这里的空间存在，但不发生在现在，还有一些现在存在但不是在这个空间。
争论的双方把这些复杂的问题变成了粘贴在汽车保险杠上的标语口号了。
支持和反对全球化的文献铺天盖地而降，似乎要把我们埋起来。光是Google的搜索引擎就有150万份相关的文献。《新闻周刊》对40家主流报纸和杂志所做的调查发现，1991年关于全球化的文献有158份，而2000年就有了17 638份。
鉴于有如此多的关注，我们很容易指出全球化的邪恶一面，尽管其中的许多邪恶更多地与腐败、环境恶化和野蛮的法律实施有关，而与经济一体化的关系不是很大。
如果石油价格随着储备量的减少仍然居高不下甚至继续窜升，如果稳定的联盟解体，如果贸易保护主义重新蔓延，如果因为恐怖主义、流行病或者其他什么原因而对通关的每一个集装箱、每一个包裹和每一个人都更加仔细地检查，那么，重新全球化的运动也可能戛然而止。
所以，在我们面前的真正问题是：已经进行了几十年之久的重新全球化的运动是暂时停下脚步喘口气呢，还是突然间要调回头再次折返跑呢？尽管工厂和外国直接投资（FDI）的流动性越来越大，尽管有互联网和数字化空间，尽管人们在大幅度地旅行和移动，但是事实上我们得问自己，我们是不是即将再次经历一次从重新全球化到反全球化的历史性的转移呢？因为这关系到在最近的未来，我们将在哪儿生活、工作、投资和创造财富等重大问题。如果是这样，那将是我们与一个深层原理之间关系的又一个令人痛苦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