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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打祝家庄的艰苦和曲折是梁山为今后的强盛付的学费，可也叫做成长的代价。强大是打出来的，不经血火之洗礼和考验，不会有真正的强大，耽于舒适安乐，满足于现状是没有前途的。如王伦那样，迟早一天会被官府连根拔起，如秋风扫落叶般剿灭。即使无心作长期对抗，想归顺朝廷，回归主流社会，若无法赢得对方的正视和敬畏，恐怕也不得其门而入。首先你得有资格和官方对峙乃至分庭抗礼，成为对方视作不容轻视的谈判对手。人道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往往无条件反对一切形式的暴力，但和平或人道没有剑作支撑，没有强大的实力作后盾，根本就是无从谈起的。这个世界从来就是这么现实，你不认也不行。
水浒乱弹之“剪径劫单身”
埋伏在那荒僻野外抢劫单身过路旅客的“李逵二世”李鬼，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都近乎李逵的反面形象。李逵威猛强壮，李鬼猥琐虚弱；李逵桀骜不逊，李鬼胆小如鼠；李逵光明正大，李鬼狐假虎威；李逵忠肝义胆，李鬼忘恩负义……
如此平庸不堪的李鬼，为何有胆假冒李逵？有三个原因，一是李逵在当地恶名远扬，人人闻之丧胆，冒名抢劫成功率很高；二是李鬼是李逵的fan，潜意识里他渴望成为李逵式的人物；三是李鬼生计无着，只得铤而走险，以剪径谋生。
第一个原因乃李鬼亲口招供，第二个原因是在下的武断猜测，第三个原因则很快得到了证实。李逵后来就凑巧闯入了李鬼之家，那是一处偏僻无人的去处，只“远远地山凹里露出两间草屋”。李逵杀掉李鬼夫妇之后，“去房中搜看，只见有两个竹笼，盛些旧衣裳，底下搜得些碎银两并几件钗环。”这么说来，李鬼可算地道的赤贫阶层，无产阶级了，与鲁迅笔下的阿Q相比，仅仅多一个老婆，两间茅屋而已。
不妨设想一下，假如李逵不计前嫌，大手一挥，说道：“小鬼，跟我上梁山闹革命去！”估计李鬼哪怕老婆不要了也会跟去（当然同去是最理想的），成为李逵麾下的一小卒、一喽罗。早有有心人发现并指出，梁山好汉里面并无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赤贫者和农民。不过这个统计只局限于“好汉”，梁山并不仅仅由“好汉”组成，下面还有数千号普通士卒，这些人可能大都是失去了土地的农民，或者是连土地都没有的社会边缘人，像李鬼那样的无产者绝对不会少，而且应该是构成梁山势力的下层主力。
于是，想到了一个关于历史进程的著名命题：历史究竟是由英雄还是由群众创造的？或者换个说法，是由李逵还是李鬼创造的？
按在下自幼所受的历史唯物主义史观教诲：历史勿庸置疑是由人民群众所创造。然而，人民群众是抽象组成，倘还原为有血有肉的个体的话，则多为李鬼或近似于李鬼者，也就是说，李鬼们才是历史的主体，李逵们无非推波助澜，顺应了潮流而已。篡改一句伟人名言，那就是：“李鬼，只有李鬼，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事实上，现实中的李鬼却是被李逵所操纵的傀儡和杀戮对象，也是一般精英阶层的嘲弄对象，和李鬼有些类似的阿Q不就被评价为“中国人的典型”？如果阿Q、李鬼等在被鄙夷被凌辱的同时又在支配着历史走向，是不是有点让人不可思议？何况，历史书籍还是现实宣传都只会为李逵而不会为李鬼树碑立传的，无论补天、射日还是治水，一切丰功伟绩都是英雄的成就，不仅与李鬼们毫不相干无关，还要求他们感恩戴德。即使当下不可一日或缺的银子，像英镑、美元、日元、人民币，上面印着的英雄头像也似乎在提醒：别忘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是谁带来的？
再回到梁山。梁山除了108个英雄，还有众多的小喽罗们，没有后者的摇旗呐喊，前者大约也做不成甚么惊天动地的大事，那么是不是可以断言，梁山的历史是由李逵和李鬼共同创造的？这可概括为一个公式：LS＝LK＋LQ。这个公式如果要进一步简化的话，LK和LQ需要作适当的变换，即确定李逵与李鬼的比率x＝LK/LQ，多少个李鬼相当于一个李逵，或者是，一个李逵产生于多少个李鬼之中？
让李鬼脱胎换骨为李逵并不是痴人说梦，有招可循的：一、把身体练的倍儿棒，二、苦修一门武功，三、严格遵守一些江湖规则，四、勘破生死，有超越生存的更高目标，五、激发一种蔑视王法，无法无天的愤怒情绪，等等。如此一来，至少10个李鬼中造就出两三个李逵当非难事。只不过成为了李逵的李鬼却又会因为身份改变而忘记其本来的面目，会回过头去鄙夷凌辱其他的李鬼。实际上，这就是在下的看法：所谓英雄，本来自于群众，但一旦被群众认可，又反过来凌驾于群众，甚至可能骑在群众的头上。
关于历史进程这个问题在下的解答有了，那就是如前面所推论，LS＝N*LQ，是李鬼的倍数放大。一放大为英雄，再放大为政治（经济、军事）集团，三放大为体制和价值观念，最后则决定了历史走向。N体现英雄对群众的支配度，也可作为衡量群众对英雄的依赖度的指标，当N过小，是一个缺少精英的平庸社会，如同桃花源、乌托邦，虽美好却是停滞的，并不足取；但N过大，英雄主宰历史，操纵群众，独享利益，是更需要警惕独裁集权社会，一个理想的公平民主社会应当是N值控制适当的社会。不过，别追问如何确定N取值，怎样控制，这超出了在下的能力，因为区区在下不过一俗人，就是说仅一李鬼而已。
水浒乱弹之“失陷高唐州”
这一回，在下想说说柴进这个人。
若论及落草前在主流社会中的地位和等级，梁山上大约没有比柴进更显赫，更尊贵的了，因为赵宋的江山得自柴家，而柴进正是大周柴世宗子孙，“自陈桥让位，太祖武德皇帝敕赐与他‘誓书铁券’在家，无人敢欺负他”。可惜的是，也因为这一层关系，柴进不可能有机会跻身政界，加官进爵，或至少混个一官半职，所以其显赫尊贵与权势无关，无非享受政府的优厚待遇，吃祖上的恩萌罢了。
仕途无望的的柴进“门招天下客”，和宋江一样走下层路线，也是一个行惠的社会活动家，与黑道关系密切，往来频繁，那梁山更是从王伦开始就与柴进有非比一般的关系。
不妨将柴进与宋江作个对比，按说以柴进的家世、财富和地位，哪一样都是身为小吏的宋江无法比拟的，说到急人之困仗义疏财亦不在宋江之下，可作为社会活动家，柴进的知名度和成就却远远不及宋江，这又是怎么回事？这是由屁股决定的，柴进是名门望族，社会阅历不深，思维方式带有明显的贵族气息，和在社会下层混迹的宋江不同，“江湖”不是柴进的生存环境，而是叶公画在壁上的龙。
不妨归纳一下：其一，柴进无知人之明，乏识人眼光。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怠慢武松了。武松在柴进府上养病的时候还不是一个打虎英雄，仅仅一般的江湖流浪汉而已，虽被柴进收留，却只能在走廊上烤火，柴进因何不喜武松？《水浒》说了，“原来武松初来投奔柴进时，也一般接纳管待；次後在庄上，但吃醉了酒，性气刚，庄客有些管顾不到处，他便要下拳打他们；因此，满庄里庄客没一个道他好。众人只是嫌他，都去柴进面前，告诉他许多不是处。柴进虽然不赶他，只是相待得他慢了”。这就难怪柴进虽然“专一招集天下往来的好汉，三五十个养在家中”，却连一个得力之人都没有。
其二，柴进驭人无方，威望甚低。当初款待林冲的时候，他的枪棒教练洪教头到来，“只见那个教师入来，歪戴着一顶头巾，挺着脯子，来到后堂。”林冲恭恭敬敬地参见，而这位教头“全不睬着，也不还礼”，更出言指责柴进：“大官人今日何教厚礼管待配军？”只这副反客为主，骄横跋扈的令人生厌模样就可知柴进平日的软弱可欺了。而柴进怂恿二人比武，其中的一个动机也是“要林冲赢他，灭那厮嘴”。要借助于客人之手管教自己的教练，这柴进也着实可怜。
其三，拘于法理，不越雷池。柴进纵然与黑道打得火热，却始终保持着适当的距离，就立场而言从未站到草莽们一边。虽然他曾对宋江夸口说：“既到敝庄，俱不用忧心。不是柴进夸口，任他捕盗官军，不敢正眼儿觑着小庄。”那不过是仗着丹书铁券，不会有身家性命的危险。而且，柴进收留在逃罪犯一般都不会太长久（时间一长不免泄露，呵呵），若真要身边发生的大案，比如林冲杀死陆虞候等三人，火烧草料场一案，“官司追捕甚紧，排家搜捉”。柴进也就只能表态“且住几时，却再商量”，林冲一开口辞行随即安排去处，赶紧打发走了。在柴进府上大概宋江待的时间最久，这也是因为郓城距离较远，宋江的案情也不算太严重而已。
西谚曰：“三代出贵族”，但中国不同，是“富不过三代”。论及义气这个最为江湖看重的环节，柴进或者连朱仝也比不上，其他诸如眼光、手段、谋略、厚黑、算计等等，柴进这位贵公子亦全不在行，跟宋江更是不在一个档次。柴进不像宋江那样怀有跻身上层，“恰如猛虎卧荒邱，潜伏爪牙忍受”之志，他的生活经历和思维方式注定了他难以成为黑道大孽或者造反首领，广交天下英雄，仅仅是他百无聊赖的贵族生涯中的一点刺激和点缀。
当强行坼迁的事居然也落到了柴进头上时，他犹在希望：“我家放著有护持圣旨，这里和他理论不得，须是京师也有大似他的，放著明明的条例和他打官司！” 反倒是李逵看得更明白：“条例！条例！若还依得，天下就不乱了！”有意思的是，柴进勾结黑道，窝藏包庇罪犯均能逍遥法外，却因为叔叔的房产问题而身陷囹圄。这不能全怪李逵鲁莽，因为“柴皇城被他打伤，呕气死了，又来占他房屋；又喝叫打柴大官人；便是活佛，也忍不得！” 即使李逵不曾出手，柴进一样可能被随便诬陷一个罪名关押，想从皇帝那儿讨得公道是休想。
尽管有先祖的丹书铁券，丧失了政治权利的柴家走向衰败，沦为新兴权贵的欺压对象和牺牲品是在所难免的事。那个过时了的优待特旨对实权派甚至连一点威慑作用都没有。“这厮正是胡说！便有誓书铁券，我也不怕！左右，与我打这厮！”——这就是权贵的回答。权大于法是集权社会的真理，昔日的荣耀不足为凭。失陷高唐州的可怜贵公子柴进却连这个也没搞明白。
水浒乱弹之“误失小衙内”
“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梁山泊，无论三教九流，王公草莽，无问亲疏，不分贵贱，来者皆是同甘苦共患难的手足弟兄。对饱受权势为尊的主流社会欺压迫害的江湖豪杰、落魄官吏士绅而言，这实乃是一个理想的公平社会，简直可比作社会主义高级阶段。
然而，这天堂并非人人都愿意接受，也有并不想进去的。比如朱仝就是其中的一个。
被“赚”上梁山的当然并非只朱仝一人，往前有秦明，往后还有徐宁和卢俊义，赚秦明和徐宁上山多少有些军事上的考虑，赚卢俊义上山则是政治上的需要（这放到以后再讨论），但朱仝就比较特殊一点了，一则他曾私放过晁盖、宋江，可算梁山的恩人；二则梁山人才济济，类似朱仝这样的人很多，也就是说，并非如徐宁那样为梁山所急需，三则朱仝不是也不会成为对梁山构成威胁的人物（像清风寨时的秦明）；更重要的，朱仝尽管当时是待罪之身，本人根本没有丝毫上山入伙的意愿。
说宋江、吴用此举是恩将仇报或许有些过了，因为他们也是出自好意，一方面想为山寨网罗人才，另一方面也是想借此机会报恩。山寨的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但对朱仝的遭遇却跌落至谷底，为雷横顶罪被发配沧州，堂堂一条好汉竟然沦为了保姆，这有些让宋江等看不过去了，遂动了接朱仝上山共享富贵的念头既然是为了朱仝好，那就不管他是不是情愿了。当初为免纵虎归山，逼秦明至绝路，以“仁义”著称的宋江曾经做过惨无人道的屠戮之举，“旧有数百人家，却都被火烧做白地一片；瓦砾场上，横七竖八，烧死的男子、妇人，不记其数”，亦间接杀了秦明全家。那么说来，如果只需要杀一个不相干的儿童就可以绝了朱仝的归路，让他感到天下虽大却唯有梁山才去得，则成本如此之低，做起来自然更不在话下了。
“逼上梁山”的好汉们有多种类型，类似朱仝这样被自己人陷害，怀着无奈和悲苦之情不得不行的，大约在108个之中也就他和秦明两个了。更何况，朱仝还有个心结，他和那个唤作“小衙内”的孩子已经建立起了感情，为此非要和李逵誓不两立，拼个你死我活，甚至宣称：“若要我上山时，你只杀了黑旋风”。这迫使李逵反而回不得山寨，要“待半年三个月，等他性定，来取你还山。”当然，到后来朱仝是不是 “性定”，终于省悟到还是待在梁山泊更消遥自在，那就不得而知了，因为《水浒》并未交待。
假如朱仝仍在郓城当派出所长，不曾沦为囚犯，宋江或许未必会兴起这样的念头，问题在于朱仝落魄失意之后，宋江是不是就有权利或者有义务去“解放”他，带给他自由？
在下有个刚念书的孩子，每次孩子不用功或淘气的时候，在下不免会严加呵斥训导，事后则补上一句：“我这是为了你好”。但如果在下把这一简单的经验事实无条件地予以放大，并放之于集体和社会之后，会产生这样一种假定，即其他人都是不通世事的孩子，或受人蒙蔽的傻瓜，需要如在下这样掌握了真理，有智慧有头脑的大人去教育或帮助，把他们从盲目之中解放出来，明白真正的利益和目标何在，当然了，也有必要将他们未做到的或不情愿做的以纪律、规矩的形式强加到他们身上，否则便是任其堕落、无知和失去自由。再推而广之，在下更有义务为人类的自由幸福指明前进的方向。
这样一来，在下不免陷于迷惑之中，不知道如此下去自己会成为先知、领袖还是疯子？当然最后一种可能性是最大的。不过假如在下乃是一个总统、主席甚么的，有权力亦有机会进行实践，可以把自己心目中的真理强加于人的话，那又会如何呢？呵呵，不需要再推下去了，古今中外事例已经多得没法统计了。
朱仝被剥夺的不仅仅是归路，还有他的意愿、情感和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哪怕他最后觉得“此间乐，不思蜀”，只能说明他习惯过来了，被成功改造了。因为他的生活及抉择不是由自己而是由外在力量所决定，不是出自自己选择而是他人意志。古今的政治理念无不以自由平等为最高目标，却又无不演变成以自由的名义行“必要的”压制。在下想来，或许人间本无自由，只有对自由“干预到何种程度”之别吧。
水浒乱弹之“曾头市中箭”
梁山形势大好，渐入佳境，可有一个理当最感欣慰的人却陷于郁闷之中。这人当然是山寨之主晁盖了。因为事无大小都是由副统帅宋江一手搞定的，无论梁山的制度、规划、出征，以及威名获得均出自宋江，与晁盖没有直接关系，宋江鞭梢一指，众弟兄蹈死不顾，山寨内外早已只知有宋，不知有晁。宋江才是事实上的第一把手，晁盖则差不多成了供在山上的一尊泥菩萨，仅仅享受一点香火供奉而已。
终于有那么一天，一直稀里糊涂的晁盖忽然“大怒”，他按耐不住，要亲自出马重建威名，夺回正在丧失的领袖地位。
事情的起因为曾头市夺走了段景住欲献上梁山的一匹千里马，更耐人寻味的是，那马是献给宋江而不是晁盖的，“江湖上只闻及时雨大名，无路可见，欲将此马前来进献与头领，权表我进身之意。”然而，这一回晁盖终于觉得脸上挂不住了，也省悟到了他在梁山上的实际地位。出征前晁盖对宋江说：“不是我要夺你的功劳。你下山多遍了，厮杀劳困。我今替你走一遭。下次有事，却是贤弟去。”这话有两层含义：一是晁盖终于明白了，他虽然拥有权力的标志和形式，宋江才占据了权力的实质，才是梁山实际上的真正领袖，所以晁盖说“我今替你走一遭”而不是说“我必得亲自走一遭”，正是对此中现实的猛省和无奈认可，二是晁盖无心也不愿就此放弃，“下次有事却是贤弟去”，则暗示以后我俩得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