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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伯克利一家书店，柜台后面的妇女说；“啊，当然。哈格巴德是《先觉者》丛书里
的英雄。”《先觉者》丛书是科幻系列小说，写的是一个阴谋控制世界的国际集团。先觉者操纵
并毁坏一切。带着这种古老的秘密崇拜，哈格巴德领导着一小群无政府主义者。
这样黑斯的同胞就用了哈格巴德这个化名。他一定真相信有一个阴谋集团。他也许觉得我
是秘密的先觉者之一——要极力压制好人。
也许他是对的。我的一两个激进的朋友可能同意他的观点，但是我肯定不知道什么秘密。
哈格巴德与马库斯·黑斯密切合作。两个人一起到汉诺威的酒吧喝啤酒，晚上在黑斯的计
算机旁度过。
哈格巴德是什么人？据德国杂志《明镜》周刊说，哈格巴德真名为卡尔·科赫，是一个23
岁的程序编制人员。他需要钱来过可卡因瘾，更不用说每月为闯入计算机而付的电话费了。
在1986 年，柏林和汉诺威的一些黑客一边喝酒吸毒，一边讨论如何搞钱。
彭戈真名为汉斯·许布纳，18 岁，是一名熟练的程序编制人员。他声称干那种事完全是为
了应付技术挑战。他对自己能合法使用的计算机感到厌烦，所以开始通过国际网络闯入各种系
统。他在发给公告牌的信息中说，他同“一帮试图同东方特务机构打交道的人”有关系。
但是，为什么把情报卖给苏联集团的特务呢？据《明镜》报道，他需要钱在他的计算机公
司投资，所以他在西柏林与另外两个人合作。其中一个是德克·布雷津斯基，他是德国西门子
计算机公司的编程序人员和解决困难的能手。另一个是彼得·卡尔，曾在赌场干活，“随时携带
足够的可卡因”。
这5 个人合作，共同发现闯入计算机的新途径，探索军用网络，提高解除操作系统密码的
技术。彭戈的专长是对付数字设备公司的瓦克斯VMS 操作系统。他经常同哈格巴德交谈。
彭戈对于向苏联集团的人出卖情报毫无顾忌。他认为自己在道德上是中性的——他不想给
俄国人任何优势，只想在网络上得到乐趣，同时搞些钱。
黑斯也只是在网络上荡来荡去，寻找与全世界联系的路子。他从哈根大学退学。在大学里
根本没有在数学和物理方面得过学位。
黑斯开始显然只在网络里游荡，寻找与世界各个地方连接的路子。同业余无线电爱好者一
样，他开始只是出于爱好，力图达到尽可能远的地方。开始他设法接通了卡尔斯鲁厄，后来通
过邮政局的Datex 到达不来梅。
不久，他发现许多系统管理人没有给后门上锁。这些通常是大学的计算机，但是马库斯·黑
斯开始想，还不知道另外有多少系统是大门洞开的？
1986 年初，哈格巴德和彭戈经常闯入北美的计算机，大多数是在高能物理室，但也有少数
在航天局的一些机构。哈格巴德把他探索的情况告诉了黑斯。
黑斯面临挑战。他开始向国外探索，但是他对大学和物理实验室不再感兴趣了——他要干
真正令人激动的事。黑斯和哈格巴德以军事部门为目标。
浑沌计算机俱乐部的头头向他们的成员发出过警告：“绝对不要闯入军用计算机。线路彼端
的保安人员会跟你较量——近乎下象棋。记住：他们玩这种游戏有几百年了。”马库斯·黑斯不
听警告。
黑斯设法打入了属于美国国防承包公司迈特公司在西德的子公司的一台没有保护措施的计
算机。一旦连入这个系统，他就可以发现如何同迈特公司在马萨诸塞的贝德福德和弗吉尼亚的
麦克莱恩的计算机连接的详细说明。
为什么不进去？这个系统门户大开，这样他就能给美国任何地方打电话。
到1986 年夏天，黑斯和哈格巴德分开干了，但经常互相对笔记。他们勾结在一起，在军事
网络的线路里到处漫游，把一个个大门把手拧歪。
黑斯不久就扩大了在迈特公司的滩头阵地。他在内部探索他们的系统，然后把触角伸到美
国别的计算机去，他收集电话号码和网络的地址，有条不紊地袭击这些系统。8 月20 日，他袭
击了劳伦斯—伯克利实验所。
甚至到这个时候，黑斯也只是觉得好玩而已。他意识到他得到了秘密，既有工业的秘密，
也有国家秘密，但是他守口如瓶。然后，大约在9 月底，在汉诺威一家乌烟瘴气的啤酒店里，
他向哈格巴德讲述了最近的探索。
闯入大专院校的计算机是挣不到钱的。除了少数研究生外，谁对物理实验室的资料感兴趣
呢？
但是军事基地和国防承包公司呢？哈格巴德从中嗅到一大桩财源。
哈格巴德还知道跟谁联系：西柏林的彭戈。
彭戈同德国所有地方的黑客有联系，知道怎样利用黑斯的情报。柏林的一个黑客带着黑斯
的打印材料，进入东柏林，见到了苏联克格勃的特工人员。
交易做成了：为打印材料和口令付了大约3 万马克——18000 美元。
但是克格勃不光买了打印材料。黑斯和他的同伴显然也出卖了技术：怎样闯入瓦克斯计算
机，跨越大西洋用哪些网络，军用网络工作的详细说明。
对克格勃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得到有关西方技术的研究资料，包括集成电路的设计，计算
机辅助的制造工艺，特别是美国实行出口控制的操作系统软件。他们愿出25 万马克买下数字设
备公司的VMS 操作系统的复制件。
彼得·卡尔和德克·布雷津斯基显然同克格勃的人会见过十几次，满足了他们的许多要求：
尤尼克斯操作系统的源代码，高速镓—砷集成电路的设计，用于设计计算机存储芯片的计算机
程序。
单是尤尼克斯的源代码值不了13 万美元，但是就一个先进的计算机设计程序来说，大概克
格勃花这笔钱是值得的。
哈格巴德不仅要马克，他还要可卡因。克格勃愿意提供。
哈格巴德给黑斯一些钱（但是没有可卡因），作为提供打印材料、口令和网络情报的回报。
哈格巴德的一部分钱付了电话费。他给世界各地的计算机打电话，电话费一个月1000 多美元。
黑斯把所有东西都保存下来。他保存了详细的笔记，把每次对话活动都录到软磁盘上。这
样，在中断与军用计算机的联系后。他可以把有意义的部分打印出来，交给哈格巴德，然后再
转给克格勃。
克格勃还希望得到战略防御计划的资料。在黑斯寻找这些资料的时候，我自然发现战略防
御计划出现在他的要求里。马莎的“喷淋龙头行动”给黑斯许多没有价值的战略防御计划材料。
但是克格勃能相信这些打印材料吗？他们怎能肯定这些材料不是哈格巴德为了满足自己的
可卡因瘾而编出来的呢？
克格勃决心彻底调查德国这帮黑客。神秘的巴巴拉·谢尔温是考验这种新间谍活动方式是
否可靠的最佳人选。
但是特务机关不直接出面。他们利用中间人——匈牙利或保加利亚的情报部门。后者同匹
兹堡的联系人拉兹洛·巴拉夫显然有专业上的关系。
保加利亚驻美大使馆很可能与拉兹洛签订了长期协议，内容大概是：“我们付给你100 美
元，作为寄来下面这封信的报酬？？”
拉兹洛·巴拉夫不择手段。据《匹兹堡新闻》的罗杰·斯图尔特说，拉兹洛把自己称为匈
牙利难民、制图员、信贷公司雇员、货车运输公司的老板、珠宝商、环球旅行者、科威特公主
的保镖、中央情报局的职业杀手、向联邦调查局提供情况的人。
记者写道：“尽管他声称与外国政府有广泛的联系并且乘坐昂贵的外国汽车，他曾作证说，
他难以为联邦调查局录下秘密谈话的内容，因为小型录音机在运动衫里直往下滑。”
巴拉夫曾用一张伪造的假银行支票争取垃圾清除合同，当时他显然开着一家公司。这家公
司现在已经倒闭。在其他的时候，他参与了偷窃价值38000 美元的宝石的计划，并向苏联人出
卖计算机设备。实际上，他曾声称被苏联使馆拘留过。
只要有美元，拉兹洛不在乎美元是从哪里来的。他对战略防御计划网络一无所知，也不认
识汉诺威的人。他说他连计算机都没有。
我看过拉兹洛的信。那是用文字处理机而不是打字机打印的。如果拉兹洛·巴拉夫没有计
算机，那么这封信是谁造的呢？也许是保加利亚大使馆？
联邦调查局有足够的证据控告拉兹洛·巴拉夫吗？他们没有告诉我。但是依我看，拉兹洛
的行踪很难发现：联邦调查局监视着他，无论谁控制他，都不会满意。
但是西德警察有大量对马库斯·黑斯不利的证据；打印材料、电话窃听记录和我的工作日
记。他们在1987 年6 月29 日闯进他的住房时，没收了100 张软盘，一台计算机和介绍美国军
用网络的文件。这是没有什么可怀疑的。
但是，在警察搜查黑斯的住房时，没人在屋子里。尽管我正在耐心地等待他出现在我的计
算机里，德国警察闯进去时，他还没有同我的计算机接上。
在第一次审讯时，黑斯在上诉后获释。他的律师争辩说，在警察搜查黑斯的住处时，黑斯
没有同我的计算机连接上，所以他可能没有干闯入别人计算机的事。这一点再加上搜查证的问
题，足以推翻对黑斯盗窃计算机信息的控告，但是德国联邦警察还在继续调查。
1989 年3 月2 日，德国当局指控下列5 人犯有间谍罪：彭戈、哈格巴德、彼得·卡尔、德
克·布雷津斯基和马库斯·黑斯。
彼得·卡尔定期在东柏林会见克格勃特务，出卖其他几个人可能窃取的任何资料。德国联
邦刑警局抓他时，他正要逃往西班牙。他现在在监狱里候审。同他在一起的还有因从德国军队
开小差而坐牢的德克·布雷津斯基。
彭戈正在重新思索那些年为克格勃所干的事。他说，他希望他当时能“采取正确做法，向
德国警察当局详细说明我卷入这件事的经过原委”。但是，只要这个现行刑事案还在审理之中，
他什么也不愿说。
事情公开报道以后，彭戈在企业中的伙伴不再支持他了，他负责的几个计算机项目被取消
了。除了企业上的损失外，我说不准他是否认为他做错了什么事。
今天，马库斯·黑斯保释在外，漫步于汉诺威街头，等候间谍案的审讯。他抽的是本森和
赫奇斯牌香烟。他不时左顾右盼，提防别人。
哈格巴德同黑斯合伙干了一年。在1988 年底，他试图戒掉可卡因，但那是在花光了克格勃
给他的钱以后。他负债累累，又没有职业。1989 年春，他在汉诺威一政党的办公室谋得一个差
事。他因为与警察合作而没有被以间谍罪起诉。
哈格巴德死于1989 年5 月23 日。在汉诺威郊外一片孤立的树林里，警察在一个熔化的汽
油桶旁边发现了他烧焦的骨头。借来的车停在附近。没有发现自杀的迹象。
56
我开始这次跟踪黑客的活动时，把自己看作一个从事世俗工作的人。我干我分配干的工作，
避开权势，对重要问题总是站在外围旁观。我冷漠，不介入政治领域。是的，我模模糊糊地认
为自己同60 年代的老左翼运动是一致的。但是我从来没有仔细想过我的工作与社会的相互关
系？？也许我选择天文就是因为它同地球上的问题关系很小。
现在，我发现政治上的左派和右派都依靠计算机，在这方面他们是协调一致的。右派认为
保证计算机安全是保护国家机密所必要的；我的左翼朋友则担心这些潜入计算机的分子偷窃数
据库信息会侵犯他们个人的隐私。政治上的中间派意识到，如果计算机的资料被外人利用，失
去安全的计算机就会造成金钱上的损失。
计算机成了一个没有知识、政治或官场界限的最起码的共同点，成了全世界跨越任何观点
的必需品。
意识到这一点，我主张对计算机安全问题积极采取行动。我非常担心易受攻击的数据库的
保卫工作。我想知道金融网络上出什么事，那里每分钟都有千百万美元流过。我感到气愤，联
邦储备委员会似乎并不注意巨大的财富。我感到不安，掠夺者大大增加了。
你可以制造安全的计算机与网络，可以制造外人不能轻易进入的系统，但是这些系统通常
都难以使用，不方便，并且速度很慢，费用昂贵。计算机通信的费用已经很高了，要是再增加
密码编制和复杂的鉴别计划，那只能使费用更高。
另一方面，我们的网络似乎成了国际间谍袭击的目标和供他们利用的渠道。想一想，如果
我是情报机构的特务，我会干什么呢？为了搜集秘密情报．我可能训练一个特工人员讲某种外
语，然后派她到一个遥远的国家，给她钱让她去行贿，但是担心她可能被抓住或者只得到假情
报。
我也可以雇一个不正派的计算机程序编制者。这种间谍不必离开自己的国家。在国际上发
生丢人的事的危险不大。花钱也少——几台小型计算机和同一些网络的连接。得到的情报新，
直接来自目标的文字处理系统。
今天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不能直接打电话进去：阿尔巴尼亚。这对间谍活动的未来意味着
什么？
噢，我在想什么呀？我不是间谍——我只是一个长期脱离社会的天文学家。
我关掉监视器，卷起接线。此时我意识到，这一年来，我陷入了迷官。我以为我设下了陷
阱。那个黑客寻找军用计算机时，我正在探索不同的团体——在网络上，在政府里。他打入了
三四十台计算机，我只找到了12 个组织。
我自己的探询改变了。我认为我是在寻找一个黑客。我以为我的工作与我的家或者我的国
家没有关系？？我毕竟只是干我的工作。
现在我的计算机安全了，漏洞堵住了。我骑车回家，拿起几个草莓，同打成泡沫的牛奶混
在一起，给马莎和克劳迪娅。
杜鹃在别的鸟窝里下蛋。我又回到天文学上。
尾声
在我竭力设法结束对黑客的追踪时，我们还要筹备婚事。这段时间十分忙碌，我咒诅我的
工作（还有黑斯）分散了我对家庭生活的注意。我们在5 月底结婚．所以4 月的意外事情特别
令人烦恼。大部分准备工作是马莎做的。
然而，她诸事处理得井井有条，决心要使婚礼体现我们的性格。我们用丝网印染法印制我
们的请帖，说我们两人以及我们的家属邀请他们光临。丝网上的墨水自然要渗漏出来，一半请
帖上有我们的指纹，但这是家庭计划的一部分。
马莎穿白色礼服，带白色披纱吗？我要穿无尾晚礼服吗？太可笑了。劳里穿伴娘的服装吗？
从来没有什么人因为什么原因让劳里穿上什么服装。我们最后总算决定好了。劳里穿白亚麻布
裤子，剪裁舍身的夹克。马莎穿一套简单的淡黄色服装。我给自己缝了棉布衬衫。（什么时刻试
试给自己做衬衫，你会知道更加尊重做衬衣的人，尤其是在从背面缝完袖口以后。）
我们举行婚礼时，天下着雨，玫瑰园没有地方躲雨。克劳迪娅的四重奏班子打开一张雨布，
给小提琴遮住了瓢泼大雨。我姐姐珍妮在海军学院一下课就赶来了——一来就同劳里辩论起政
治问题。婚礼结束以后，在乘车前往海边一家偏僻的小旅馆时，迷了路。
尽管如此，一切都很美好。不管你对结婚怎么说．这是我一生最幸福的一天。
当然，我可以继续只与马莎同居，所尽的义务不超过支付下个月的房租。我同其他几个人
这样随便地在一起住过，说我们相好，但是随时准备在关系不好时分手。我们以开放和摆脱压
制性传统束缚的话来粉饰自己，但是对我来说，这只是借口。事实上，我从来没敢把自己完全
交给什么人，从未下决心使关系永远保持下去，不管关系怎么样。但是现在我发现了一个我十
分爱慕与信任的人，我得到勇气坚持下来，不仅坚持到现在，而且直至永远。
但是家庭的幸福并不能解决一切——我还得考虑下一步干什么。黑斯的面目清楚了，我可
以回到天文学上去或者至少回到计算机上。不用把时间完全放在跟踪国际间谍上，但是到处都
需要进行研究。最重要的问题是不知道你的学科会使你取得什么成果。
情况不一样了。干计算机的人认为我在过去两年把时间浪费在跟间谍打交道上。天文工作
者们知道我两年没干本行工作。我今后该往哪里走？
马莎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在海湾那边的旧金山给一位法官当书记员。她喜欢这项工作——
作审讯记录，研究案例，帮助草拟决定，相当于法学院研究生的工作。
她在波士顿找到另一个书记员的工作，1988 年8 月开始。她边吃草莓牛奶，边讲述各种可
能。
“我到波士顿巡回法院当书记员。那里学术味更浓——不审讯，只有上诉的案子。可能很
有意思。”
“还有其他选择吗？”
“嗯，我想再去上学，完成法理学的学位。那要几年时间。”总是学习。
我离开伯克利跟她去马萨诸塞吗？
决定很简单：她走到哪里，我跟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