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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不妨以“理念”这个字为例。只有受了相当的教育之后，我们才学会赋给这个字以某
种有如柏拉图所赋给它的意义。文字意义的变化应该落后于文字所描述的变化，这是必
要的；但是要求文字的意义应该没有变化，这却不是必要的了。或许这一点并不适用于
逻辑和数学的抽象文字，这些字（我们已经看到）只能应用于命题的形式而非命题的内
容。于是在这里，我们又发现了逻辑和数学是特殊的。柏拉图受了毕达哥拉斯派的影响，
过分地把别的知识都同化于数学了。他和许多最伟大的哲学家一片都犯了这个错误，但
它毕竟是个错误。
=
①最初提示了费·坎·斯·席勒使他赞赏普罗泰戈拉的，大概就是这段话了。
①无论是柏拉图还是在以弗所蓬勃活跃着的青年们似乎都不曾注意到，在极端的赫
拉克利特的学说里运动乃是不可能的。运动要求一个东西A，时而在此处时而在彼处；但
当它运动时，它又必须始终都是这同一个东西。在柏拉图所考查的那个学说里既有性质
的变化也有位置的变化，却没有实质的变化。在这一方面，近代的量子物理学跑得比柏
拉图时代最极端的赫拉克利特的弟子们还要远得多。柏拉图一定会认为这是科学的致命
伤，但它已经证明了并非如此。
①可与下列的广告对照：“美孚壳牌，始终不变”。
①关于这个题目，请参看本书最后一章。
第十九章 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
阅读任何一个重要的哲学家，而尤其是阅读亚里士多德，我们有必要从两个方面来
研究他：即参考他的前人和参考他的后人。就前一方面说，亚里士多德的优点是极其巨
大的；就后一方面说，则他的缺点也同样是极其巨大的。然而对于他的缺点，他的后人
却要比他负有更多的责任。他生当希腊思想创造时期的末叶；而他死之后一直过了两千
年，世界才又产生出来任何可以认为是大致能和他相匹敌的哲学家。直迄这个漫长时期
的末尾，他的权威性差不多始终是和基督教教会的权威性一样地不容置疑，而且它在科
学方面也正如在哲学方面一样，始终是对于进步的一个严重障碍。自迄十七世纪的初叶
以来，几乎每种认真的知识进步都必定是从攻击某种亚里士多德的学说而开始的；在逻
辑方面，则今天的情形还仍然是这样。但是假如是任何一个他的前人（也许除了德谟克
里特而外）获得了和他同样的权威的话，那情形至少也会是同样的灾难。为了对他公平
偏见，我们首先就必须忘记他那过分的身后的声望，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同样过分的身后
的非难。
亚里士多德大约是公元前384年生于色雷斯的斯塔吉拉。他的父亲承袭了马其顿王的
御医的职位。亚里士多德大约是十八岁的时候来到雅典做柏拉图的学生；他在学园里一
直居留了将近二十年，直到公元前348…347年柏拉图逝世为止。此后，他游历了一个时期，
并娶了一个名叫赫米阿斯的僭主的妹妹或侄女为妻。（谣传她是赫米阿斯的女儿或者是
宠姬，但赫米阿斯本人是个宦官的这一事实就否定了这两种说法）。公元前343年，他作
了亚历山大的老师，亚历山大那时是十三岁；并且他一直担任这个职位直到亚历山大十
六岁，在那一年亚历山大被他的父亲腓力普宣布已经成年，并指定他在腓力普缺位时摄
政。人们对于亚里士多德和亚历山大两人的关系所希望知道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无法确定
的，特别是因为关于这个题目不久就有种种传说编造出来。他们两人之间还有过一些通
信，这些信已经被公认是伪造的了。那些对这两个人都崇拜的人们，就想象着老师影响
了学生。黑格尔认为亚历山大的事业就表现了哲学的实际用途，关于这一点，阿·维·
贝恩说：“如果哲学除了亚历山大的性格而外就没有别的更好的证件来表明它自己的话，
那就真是不幸了。……狂妄、酗酒、残酷、报复成性、而又迷信得粗鄙不堪，他把深山
里的酋长的邪恶和东方专制君主的狂暴都结合在一道了。”①至于我，虽然我同意贝恩
对于亚历山大的性格的意见，然而我却以为亚历山大的功业是极其重要，而且是极其有
益的；因为要不是他，整个希腊文明的传统很可能会早已经消灭了。至于亚里士多德对
于他的影响，则我们尽可以任意地猜想成我们觉得是最合情理的东西。至于我，则我愿
意想象它等于零。亚历山大是一个野心勃勃而又热情冲动的孩子，和他父亲的关系处得
很坏，并且大概是不肯受教育的。亚里士多德教导说，每个国家的公民都不应该达到十
万人，②并且还宣扬中庸之道的学说。我不能想象他的学生除了把他看成是他父亲为了
使他不致胡闹而安置来看管他的一位没趣味的老迂腐而外，还能把他看成是什么别的。
亚历山大对于雅典的文明确实怀有一种势利眼的敬意，但这一点是他整个的王朝所共有
的，他们都希望能证明自己并不是野蛮人。这非常类似于十九世纪俄国贵族们对于巴黎
的那种感情。所以这一点也不能归功于亚里士多德的影响。而且在亚历山大的身上，我
也看不出有任何别的东西可能来源于亚里士多德的影响。
更使人惊异的倒是，亚历山大对于亚里士多德的影响竟是如此之小，亚里士多德对
政治的思考竟至于轻易地遗漏掉了一个事实，即城邦的时代已经让位给帝国的时代了。
我疑心亚里士多德一直把亚历山大认为只不过是“一个放荡而拗执的孩子，是永远不能
理解一点哲学的”。大体上说，这两个伟大人物的接触似乎是毫无结果的，竟仿佛两人
是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一般。
自公元前335年至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就死于这最后一年），亚里士多德住在雅
典。在这十二年之中他建立了他的学园，并写出了他的绝大部分著作。亚历山大一死，
雅典人就反叛起来并攻击亚历山大的朋友，包括亚里士多德在内；亚里士多德被判以不
敬神的罪，但是他不象苏格拉底，他逃亡在外以避免受刑。第二年（公元前322年）他就
死去了。亚里士多德作为一个哲学家，在许多方面和所有他的前人都非常之不同。他是
第一个象教授一样地著书立说的人：他的论著是有系统的，他的讨论也分门别类，他是
一个职业的教师而不是一个凭灵感所鼓舞的先知。他的作品是批判的、细致的、平凡的，
而没有任何巴库斯激情主义的痕迹。柏拉图思想中的奥尔弗斯成份在亚里士多德里面被
冲淡了，而且被掺进了一剂强烈的常识感；就在他富有柏拉图气味的地方，我们也觉得
是他的天生气质被他所受的训练给压倒了的。他不是热情的，并且在任何深刻的意义上
都不是宗教的。他的前人的错误是青年人祈求不可能的事物而犯的那种光荣的错误；但
他的错误则是老年人不能使自己摆脱于习俗的偏见的那种错误。他最擅长于细节与批评；
但由于缺乏基本的明晰性与巨人式的火力，所以他并没有能成就很大的建设工作。我们
很难决定应该从什么地方来开始叙述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或许最好的地方就是从他
对理念说的批评以及他自己那另一套的共相学说来开始。他提出了一大堆很好的论据来
反对理念，其中大部分已经在柏拉图的《巴门尼德篇》里谈过了。最强的论据就是“第
三个人”的论据：即，如果一个人之所以为一个人乃是因为他象那个理想的人，那末就
必须有另一个更理想的人，而普通的人和理想的人就都应该象这个更理想的人。其次，
苏格拉底既是一个人又是一个动物，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理想的人是不是一个理
想的动物；如果是的话，那末动物的种类有多少，理想的动物也就必须有多少。我们无
须追究这种说法；因为亚里士多德已经说得很明白，当有若干个体分享着同一个谓语时，
那就不可能是由于它们对于某种与它们同类的事物有关系的缘故，而必须是由于它们对
于某种更理想的事物有关系的缘故。这一点大致可以认为已经是定论，不过亚里士多德
自己的学说却很不清楚。正是这种缺乏明确性，便使得中世纪唯名论者与唯识论者的争
论成为可能。
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大致说来，可以描述为是被常识感所冲淡了的柏拉图。亚
里士多德之难于理解，就正因为柏拉图和常识感是很不容易掺合在一片的。当我们努力
想去理解他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就以为他表现的是一个不懂哲学的人的通常见解，又有
时候我们就以为他是用一种新的词汇在阐明着柏拉图主义。过分强调单独的某一段话是
不行的，因为在另外的某段话里又会有着对它的改正或修订。总的说来，要理解他的共
相论和他的形式与质料的理论，最简易的方法就是首先摆出来他的观点中的常识感学说
的那一半，然后再来考虑他对此所进行的柏拉图式的修正。
在一定的限度之内，共相论是十分简单的。在语言上，这里面有专名词也有形容词。
专名词适用于“事物”或“人”，而其中的每一个都只是这个名词所适用的唯一的事物
或人。太阳、月亮、法国、拿破仑等等，都是唯一无二的；这些名字所能适用的并没有
许多的事例。另一方面象“猫”“狗”“人”这样的字，则适用于许多不同的事物。共
相的问题就是要探讨这些字的意义，以及象“白”“硬”“圆”等等这些形容词的意义。
他说道①：“&lsquo；共相&rsquo；一词在我的意思是指具有可以用于述说许多个主体
的这样一种性质的东西，&lsquo；个体&rsquo；一词在我的意思是指不能这样加以述说
的东西。”
一个专名词所指的东西就是“实体”，而一个形容词或类名（例如“人的”或“人”）
所指的东西就叫作“共相”。实体是“这个”，而共相则是“这类”——它指事物的种。
类。而不指实际的特殊事物。共相不是实体，因为它不是“这个”。（柏拉图的天上的床，
对于那些能够看得见它的人来说，也是一个“这个”；但这正是亚里士多德所不同意于
柏拉图的地方。）亚里士多德说，“任何一个共相的名词要成为一个实体的名词，似乎
都是件不可能的事。因为……每个事物的实体都是它所特有的东西，而并不属于任何别
的事物；但是共相则是共同的，因为叫做共相的正是那种能属于一个以上的事物的东西”。
就此而论，这种说法的要旨就是共相不能自存，而只能存在于。特殊的事物。
亚里士多德的学说表面上是极其平易的。假设我说“有足球赛这样一种东西”，大
多数人会认为这种说法是明明白白的真理。但假如我是指足球赛可以没有足球运动员而
存在，我就会很正当地被人认为是说着毫无意义的话了。同样地，人们也会认为有父母
之道这样一种东西，但那只是因为有许多的父母；有甜美性这样一种东西，但那只是因
为有许多甜美的事物；有红，但那只是因为有许多红的东西。并且这种依存关系被人认
为并不是相互的：纵令踢足球的人永远没有踢过足球，但他们还是依然存在的；通常是
甜的东西可以变成为酸的；而我的脸通常虽是红的，却也可以变成苍白而仍不失其为我
的脸。我们就以这种方式被引到一种结论说，一个形容词其存在乃是有赖于一个专名词
所意味的东西的，然而却不能反之亦然。我以为这就是亚里士多德的意思。在这一点上，
正象在许多其他之点上一样，他的学说乃是一种常识上的偏见而加以学究式的表现。
但是要把这种理论弄得很精确，却不是件容易的事。假定说足球赛没有足球运动员
就不能存在，但是它却很可以没有这个或那个足球运动员而照样存在。并且假定说一个
人可以不踢足球而存在，然而他却不能不做任何事而存在。红的性质没有某个主体就不
能存在，但是它却可以没有这个或那个主体而存在；同样地一个主体没有某种性质就不
能存在，但是没有这样或那样性质它却能够存在。于是，用以区别事物与性质的那种假
设的理由就似乎是虚幻的了。
事实上，作出这种区别的真正根据乃是语言学上的；它是从语法里面得出来的。我
们有专名词、形容词和关系字；所以我们可以说：“约翰是聪明的，詹姆士是愚蠢的，
约翰比詹姆士更高”。这里，“约翰”和“詹姆士”是专名词，“聪明的”和“愚蠢的”
是形容词，而“更高”则是一个关系字。自从亚里士多德以来，形而上学家们都是形而
上地在解释这些语法上的不同：约翰和詹姆士是实质，聪明和愚蠢则是共相。（关系字
则被忽略过去了，或者是加以错误的解释。）或许我们若加以充分的注意就可以发见，
有些形而上方面的不同是与这些语法上的不同有着某种关系的；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也只能是经过一个很长的过程，并须附带创造出一套人造的哲学语言。而这种语言将
不包含象“约翰”和“詹姆士”这样的名字，以及象“聪明的”和“愚蠢的”这样的形
容词；所有日常语言中的用字都必须经过分析，并且须被意义较不复杂的字所代替。一
直要到完成了这件工作之后，对个体与共相的问题才可能做出恰如其分地讨论。当我们
终于到达了能讨论它的时候，我们就会发见我们所讨论的问题与我们起初所设想的已经
是大大不同了。
因此，若是我没有能够讲清楚亚里士多德的共相论，那乃是（我坚持认为）因为它
本身就不清楚。但它的确是理念论上的一个进步，而且的确是涉及到了一个真正的而又
非常重要的问题。
另有一个名词在亚里士多德和他的经院派的后继者们中间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
“本质”这个名词。这个名词和“共相”绝不是同义语。你的“本质”就是“你的本性
所规定的你之为你”。可以说，它是你的那样一些属性，你若丧失了那些属性就不成其
为你自己了。不仅是一个个体事物有本质，而且每种品类也都有本质。一种品类的定义
就应该包括它的本质在内。后面我还要谈到“本质”这一概念与亚里士多德逻辑的关系。
目前我只需说，我觉得它是头脑混乱的一种举动，是根本不可能精确的。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另一点，就是“形式”与“质料”的区别。（必须了解：与
“形式”相对立的那种意义上的“质料”，是不同于与“心灵”相对立的“物质”的。）
这里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也有一种常识的基础，但是这里柏拉图式的改造却比在共相
问题上更为重要。我们可以从一个大理石像着手；在这儿大理石是质料，而雕刻家所塑
造的形状便是形式。或者，用亚里士多德的例子，如果一个人制造了一个铜球，那末铜
便是质料，球状便是形式；以平静的海为例，水便是质料，平静便是形式。至此为止，
一切全都是简单的。
他继续说，正是凭借着形式，质料才成为某种确定的东西，而这便是事物的实质。
亚里士多德的意思似乎就是平易的常识：一件“东西”必定是有界限的，而界限便构成
了它的形式。例如说，有一定体积的水：用一个瓶子装起来的任何一部分水就能够和其
余的水划分开来，于是这一部分就变成为一件“东西”；但是只要这一部分无法和其余
的浑然一体的物质划分开来，它就不是一件“东西”。一个雕像是一件“东西”，而它
所由以构成的大理石则在某种意义上仍然照旧是一块石头的一部分，或者是一片山石的
内容的一部分，而并没有变化。我们不会自然而然地说，是形式才造成了实质性；但这
是因为原子假说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