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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书记对干部要求十分严厉，有时严厉得让人难以接受。在县委办公室里，至今还流传着这位书记训县长的故事。那是在一次办公会议上，会前书记便安民告示：所有的人必须集中精力开会。中途，一位很有资历的县长被人叫去接电话，这位县长屁股还没离开板凳，书记便板着脸重复起会议纪律，使这位县长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好一阵子的尴尬。不过，会议结束后，还是书记向这位县长作了解释，他说：“老兄别在意，谁叫我们是带班的呢？”这位县长何尝不理解书记的良苦用意呢？其实，老书记有一副慈父般的心肠，这包括对群众、对干部、对部属。那时农村生活还不富足，每次我们在农民家吃饭以后，他总是叮嘱我要交足伙食钱和粮票，回机关以后，他又一分一两不少地再付给我。每当如此，他总是说，我们不能亏农民，那是纪律，也不能亏你，这是原则。那年，我父亲病重住进了医院，老书记听说后，他从家里拿来副食和茶叶交给我，催我回去照料几天。当我把书记的问候告诉躺在病床上的父亲时，父亲对书记的感激之情自然难以言表。
我随这位书记四年时间，书记教会了我敬业，书记也带我学会了做人。老书记易地任职了，在以后的岁月里，我又相伴了四任县委书记。每送走一任书记，他们都给我留下了一摞事业和生活的教科书，让我常读不厌，常读常新。我从那摞书中不断地汲取养份，使我这并不壮实的身躯在昨天的岁月里始终充满热情充满力量。
古人有训：同船共渡，五百年所修。在漫长的昨天里，新同伴来了，老同伴又走了，岁月更替，同事如流水，我却依然如故。与他们不论共事有多久，他们对未来的那份向往和追求，对工作的那份热情和赤诚，尤其是对友情的那份挚诚和珍重，让我无法回答是多少年所“修”。我们曾分享过成功的喜悦，也曾共同承担过无法回避的过错；我们曾为一篇文章的构架争得脸红脖子粗，也曾为完成一项任务无声地相互配合。我们配合得是如此默契，哪怕是一个眼神，彼此都会知道下一步将如何去做，如何将我们的智慧和热情贡献在那些默默无闻的工作岗位。同事相处，不光是事业，也有友情。在一个单位和一个家庭一样，人与人之间应如同兄弟姐妹，有了水乳交融的友情，一定能够有红红火火的事业。
那年春天的一段日子，我因须做一个手术住进了医院，是我的妻子与办公室里的两个同事将我送进手术室的，也是他们从手术室门口将我抬进病床上的。听说，在我躺在手术台上的四个小时里，他们一直十分焦急地站在手术室的门口，等待我跨出那扇大门。当我渐渐地从昏浊的意识中苏醒过来的时候，他们坐在我的病床前，我的目光与他们的目光相撞，他们的目光里尽是无尽的牵挂和深情的祝福。就是这一瞬间的相撞，却撞出了人间真情，撞出了我对生活的另一种感悟。人生在世，能够一起共事是一种缘份，我们在共同拥有这种缘份的时候，应该彼此将心交给对方，用心共同呵护这种缘份。
昨天的确是一部教科书，今天翻开它的时候，它会让你大彻大悟。有一个同伴，他进办公室的时候很年轻，因为恋爱时的失意，他对生活火一样的热情一下子降到了冰点。他就是带着这种痛苦带着另一种期盼走进我的办公室。面对这种感觉上的反差，我给了他一顿令他意想不到的批评。那次这位年轻人哭了，我发现他沉闷了一段日子后，在他身上又还原了他的过去。后来，他走上了重要领导岗位，我还为自己那次对他的严厉感到欣喜。其实，我当时为什么没有走进他的内心深处呢，为什么又不换一种方式呢？也有一位青年，也是在他刚进办公室工作不久，办公室派他去武汉天河机场去迎接一位从北京专程到秭归讲课的学者，结果，那位学者先前达到，那位青年却空车而回。那天晚上，也是在我的办公室，那位青年在我的一顿训斥之下流下了委屈的泪水。这时，我丝毫没有自责之意，我的那张牌仍是为了事业。现在看来，那种居高临下的方式，实际上是最蠢的方式。我想，我为什么只看结果而不问过程呢，如果是问了过程，那顿大火肯定是发不起来的。有一位老弟，醉酒之后说了几句胡话，不过那几句胡话的确让我多少有些震惊。我呢，根本没有那种醉酒的感受，便过份地看重那位老兄的几句胡言。结果呢，他虽然酒醒后为那几句胡言后悔莫及。但是，在他后悔中是否感觉到我对他的严厉有些过份呢？
这就是昨天，它是人生中不可逾越的驿站。在这个驿站中，它虽然消磨了我一生中最珍贵的年华，但它却让我获得了做人做事的启迪，让我从稚嫩走向成熟，让我在新的一天刚开始的时候，懂得如何向前挪动每一步。
昨天好快，一快就是二十六年。当告别昨天的时候，我将能写出来的片言写出来，将那能够写出来但还未有写出来的、以及那些不能写出来的，暂时地或永远地珍藏在记忆里或者珍藏在心底。
外祖母
外祖母早已走了。她离开我们的时候，她已穿越了七十九个春秋驿站，而那年，我才二十五岁。
岁月更替，我已步入“天命”之年，但外祖母在我的记忆中还是那样地鲜活。
外祖母很苦，苦得让旁人一听她的诉说就直掉眼泪。其实，她很少向他人讲述自己的不幸，她已哭干了自己的眼泪，因此，她并不愿看到别人为自己的辛酸而流泪。外祖母养育我母亲她们姐妹兄弟六人，我母亲排行老二，因此，我们称呼母亲的姐姐为姨妈，她的两个妹妹分别称大姨和小姨，她的两个弟弟则为大舅和小舅。大姨出嫁不久，便因病不治而过早地离开人世。小姨还不到两岁，因生活所迫，送给一蒋姓的外地教书先生抱养，一夜之间教书先生远走他乡，以后便是音信全无。姨妈出嫁他乡当小媳妇，土改时则被划为富农，从此家中空空荡荡，后也离开外祖母而先去九泉。最让外祖母肝胆破碎的是两个舅舅的英年早去。大舅走时还未到成家之年，小舅抛开外祖母时，却留下了我的两个表弟。在小舅走后不久，表弟的母亲也因生活难以为继，抛下三个幼小的生命改嫁他乡。那时，外祖母已欲哭无泪，拖着三个幼小的生命在苦难中挣扎。但是，命运却不怜惜这位饱经磨难的女人，她的三个命根中，又有一条生命过早地夭折，最小的那条命根却因病成为终身哑巴。每每读起外祖母的人生经历，我们都抱怨，为什么将这些灾难和打击都让她一个人承担。可是，外祖母健在时，若听到我们的抱怨，她会对我们说：“孙悟空西天取经也是经历九九八十一难呢！”
外祖母没有读过书，但她知书识理，会讲童话、神话故事，尤其是记在她脑子里的歇后语，让她说三天三夜也不说重话。我还在孩提时代，就常常依偎在外祖母怀中，听外祖母给我们唱儿歌、讲故事。“嗨啦啦，嗨啦啦，天空出彩霞，地下开红花，贺龙打天下”和那“推个磨，拐个磨，三岁的娃儿会钻磨，钻的磨，好不过，推的麦子做馒馍”那几首儿歌就是我跟外祖母学唱的，至今仍能唱起；孙悟空三盗芭蕉扇的故事，也是我第一次听外祖母讲述的，记得从那时起，我常将这个故事在自己的小伙伴中传播，让那些调皮捣蛋的小伙伴常围着我听我添油加醋神侃。我上学以后，对外祖母所说的歇后语兴趣大发，我曾用一个自己装订的小本子，记录了三百多条歇后语。那年，我与表弟去姨妈家做客，我们就用外祖母讲给我们的歇后语回击姨老兄对我们的逗笑，结果弄错了歇后语的含意。让那位老兄好一阵子不高兴，以后便成为我们去他家后的笑料。
外祖母很会料理家务。她一双小脚，却从未歇息过。原来她家住在山上一块平地里，那里人户很多。兴起大办食堂的那阵子，生产队要将外祖母的房子腾出来作食堂用，便说服外祖母远离了人群，搬到了山腰那片荒野中一间十分破旧的干打垒屋子里。屋子虽然破旧，但被外祖母收拾得很干净，外祖母住进去以后，那间破屋也就有了人气，不再给人以那种破败的感觉。刚搬进那间破屋的时候，室内一无所有，听母亲说，那时她们从老家带来的就是一口铁锅，一叠土碗，再加上几床破旧的棉絮衣物。外祖父从山上砍回一些小木杆和藤条，弄回一些稻草，交给外祖母。外祖母就将小木杆、藤条编织成床，上面垫上稻草，然后铺上棉絮，便成了床。后来，外祖母还将这些木杆藤条铺在屋子上方的木头上，小屋便由一层变成了二层。我们到外祖母家去时，二楼便成了客房，我们便睡在二楼那厚实的木杆藤条编织的床上。那时，我们年小无知， 自然不清楚外祖父、外祖母的辛酸与艰难，倒觉得这种生活更迎合我们的兴趣和好奇。
在生活特别困苦的年代，我们姐妹特别向往到外祖母家去。每当我母亲带我们去外祖母家时，我们总跑在母亲前面，恨不得一下子越过那些沟沟岭岭，好早一点走进外祖母家。当我们站在外祖母面前时，她总是先摸摸我们枯黄的手，然后走上灶台，不一会便将我们早已渴望着的那顿中餐或晚餐端到了我们面前。这时，哪怕饭中仍拌有野菜或红薯土豆，但我们仍觉分外香甜。我们最爱吃外祖母亲手制作的苞谷爆米，这也是外祖母一道好手艺。她先将苞谷粒晒干，待我们去后，她便将苞谷粒倒在放有细沙的铁锅里，然后将木柴火烧得很旺，外祖母手握一把竹刷，在铁锅里来回搅拌着，这时苞谷米叭叭作响，有时还飞出灶台，不一会，金黄色的苞谷粒便变成了大半锅白花花的爆米。我们津津有味地吃着苞谷爆米，听着外祖母给我们讲故事，我们的欢乐与童趣溢于脸上，外祖母和母亲的苦涩也掩藏到了心中。
岁月流逝，好多事早已被我遗忘，唯有外祖母的那一拐一拐的步履，那始终带着微笑的脸庞，让我常常记起。我想，记住这些，会对自己的人生平添一些满足和充实。
追寻恩师骆文的足迹
■ 刘 岱 黄 毅
晴天霹雳，白日黑风，至仁至爱的恩师啊！突遭横祸，喋血东亭！多年来我们心中那高大而繁茂的长青树，为我们成长而遮风挡雨的长青树倒下了，令我们难于接受，可这又是痛苦的现实。敬爱的老师骆文离开我们走了……
去年年初，骆文非常赞同编《冀察热辽文艺兵》第四辑，写校友离开鲁艺后的足迹，以便互相了解，加强联系。他的文稿《汇报》九月初写好，国庆期间又写了《前言》。不想，这篇内涵深刻，文笔潇洒的《前言》竟成了他的绝笔。
一
1949年元月，我们这支从鲁艺校门走出来的文艺队伍，进驻刚刚解放的天津，骆文为天津市委文工团团长，他在安排繁重的演出任务的同时，把着眼点注意到了工人运动，派创作人员深入津浦大厂，搞工人业余文艺辅导。半年后随湘江大队进驻武汉，组建华中文工团，1950年5月改名为中南文工团，骆文任党支部书记、文工团团长。
初到新区，百废待兴，摆在以骆文为首，程云、莎莱、吕西凡为主要成员的领导班子面前的任务十分艰巨，困难重重。为紧密配合解放之初所进行的改革等各项斗争，在骆文的率领下，紧张而有序地开展剧场演出、街头宣传、下厂、土改、劳军、慰问等全方位的工作。
1949年10月，为庆祝新中国诞生，创作了历史活报剧《新中国诞生》及由百人组成的大秧歌舞在武汉街头演出。这在武汉市来说，是一个创举。大秧歌舞火热地表现了新中国的新气象，歌颂了新中国的诞生。历史活报剧概括地表现了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的反帝反封反官僚资本主义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来自解放区的文艺兵与武汉人民共庆胜利，武汉人民迎来了明朗的天。
进城后为占领剧场阵地，首先在大光明剧场演出了解放区名剧《白毛女》，此剧影响巨大。接着突击排练了《红旗歌》，骆文亲任首席导演。这是文工团成立以来第一次演出大型话剧。是歌颂纱厂工人争当主人的剧目，深受广大观众特别是工人同志的喜爱。同一时期还上演了《劈金匾》和《田园新歌》。这两个戏反映了土改前地主阶级残酷剥削农民，农民濒于死亡线上，以及土改后打垮封建地主，农民分得土地，解放生产力的新农村景象。这次演出是规模较大的上演本团自己创作的剧目，也是检验演员参加土改的成果。
在创作剧目尚不适应城市剧场演出的情况下，苏联的优秀剧目已有译本。骆文亲自审定指导排练了《美国人民的声音》。此剧的演出正是配合了抗美援朝的斗争。歌颂了和平力量日益强大。演出效果相当强烈。接着上演了《冷战》。骆文再任首席导演，排练演出了苏联名剧《曙光照耀着莫斯科》，剧场售票处门前出现了凌晨排长队购买戏票的景象。
为繁荣剧场艺术，排练、演出了“五四”以来的优秀剧目《雷雨》、《法西斯细菌》等。这些戏的上演，进一步联系了观众，中南剧场已成为社会主义剧场艺术的阵地。仅文工团两年演出剧目40余种，200余场，观众50万余人，开创了武汉地区文艺繁荣的新局面。
二
骆文在担任文工团、剧院领导期间，在推进剧场艺术的同时，十分关注艺术创作，1950年3月他组成数人的工作队，访问了吉安、遂川、井冈山、兴国等地，学习大革命初期的事迹，深深领悟到革命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的真理；他行程千里，记载了红军的故事、民谣，并在中途写下了上百首抒情诗。回汉后出版了诗集《一颗红心为革命》，以及歌词《革命摇篮井冈山》，这首歌由莎莱谱曲。歌词既写出了井冈山在革命斗争的历史地位，又写了现代人对苏区的崇敬之情。通过讴歌井冈山，歌颂了老一辈革命家，歌词为作曲家莎莱提供了创作想象境界，她的旋律曲调优美，节奏明快，对词的情与景，实与虚赋予了音乐美。这首歌曲由中南文工团首唱，电台灌唱片，传播于学校、机关、工厂、部队，流传于大江南北。激励、鼓舞着几代人，堪称经典之作。他的《三套黄牛一套马》、《纺棉花》等不朽篇章以及歌剧《米》，同样是在担任鲁艺领导和教学任务的同时，深入农村，了解解放区的农村群众所激发的创作结晶。在骆文领导影响之下，五十年代初中期，剧院出现了创作高潮。产生了《劈金匾》、《田园新歌》等大批剧目、歌曲、乐曲、舞蹈等多种形式的艺术品。
三
建国初期，文工团已完成它的历史任务。1953年6月中南人民艺术剧院建立，1954年8月中南大区撤消，中南人艺改为武汉人艺。建立专业化、剧院化的关键是建立一支政治、业务素质较高的文艺队伍，骆文为此竭尽全力。建国前夕，他亲招演员张章来汉，南下前夕从大专院校、四野南下工作团吸收了郭铁珊、孙维生、梁晋、洪星等。建国后即派戏剧部副主任汪洗、黄相分别赴京、津、沪等地招生，陈牧等来自北京，司徒莺、金奇、汪培华、冯仲华、鲍昭寿来自上海，夏炎、龚水根来自湖南。他们有的受过艺术专科教育，有的在抗战时期参加过演剧队，有多年的舞台实践经验。
1953年中南文艺学院戏工队马奕、宋映雪、孔建华、王同善等一批戏剧、音乐人才调进文工团，中南戏校调来了高晓林、白云龙等9名少年学员加入舞蹈队，在武汉请来了马三和陈少平等美术家，这些新人与鲁艺南下的教师汪洗、姚汉光、沈静，演员哈珊、陈矿、赵美玉、柴永馥、宋景友和指挥韩孟国等相结合，已形成一个集话、歌、舞、乐演出的强大的艺术阵容。
为了提高歌剧、舞蹈演员技能，剧院请来了昆曲专家级老艺人刘传衡，他在人艺工作数十年直到退休，歌舞演员高超的舞技得益于刘老师的真传。刘老师是人艺的功臣，为表演团体向戏曲传统学习提供了成功之例。为了让演员掌握一定的西方演艺技巧，还请来了一位俄罗斯舞蹈教师，教授演员掌握芭蕾舞技巧。骆文和他的领导班子对从四面八方请来的能者予以充分的信任，大胆使用，提供他们各种形式的艺术实践的机会。在《美国人民的声音》、《曙光照耀着莫斯科》、《战斗里成长》等大批剧目和大型演奏活动都担任主力，在出访、汇演等活动中，获得表、导、演等多种奖项。
他重视培养人才，还表现在对解放区来的鲁艺老同志的关怀，他支持批准戏剧部副主任汪洗赴京向苏联专家学习导演学，送王树棠赴中戏深造；批准柴永馥、吕大光赴上戏高等学府，支持张问仁向德国专家学双簧管，支持刘凤、陈立行赴京学舞蹈。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