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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他方面一样，该现象也有其政治根源）。让人费解的是，厚义省的越共如此猖獗，然而越南政府的大部队却无法找到他们，无法与他们进行正面交火。
驻扎在厚义的美国顾问曾对此做出解释（后来我自己也曾多次发现）。其一，所有越南政府的行动皆属捏造。本地民兵晚上从来不会离开哨站，主动出击。地区武装和驻扎在厚义的２５师也不会在夜间展开行动（其实就整个越南来说，情况也是如此）；越南陆军报告的所有小型军事行动以及所谓的夜间行动都是子虚乌有。（美国顾问深知这一点。出于种种原因，他们也从不上报。）其二，不论是小分队，还是大规模的作战部队都不会主动出击。他们从不利用情报信息，对越共发动突袭。其三，美国顾问告诉我，因为越共对总部和后勤部队的渗透，或是越南陆军通讯时的泄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常常会夭折。最后，４９师的一名美国顾问告诉我：“４９师总部常常会改变各团的作战计划——改变原来的初衷，撤掉拦截越共的部队，留出很大的空档——从而减少了接触的机会，使得越共有机会得以逃脱。”顾问们告诉我，总部“每日”会督促更改作战方式，因为在他们看来，现下的方式根本“没有”成功的机会。
两年前，范恩担任越南陆军第九师顾问时，就遇到了一模一样的作战方式。我早已获悉越南陆军的作战方式，根本无需范恩在走访时告诉我。我在哈伯斯塔姆的《深陷泥潭》一书中，读到了范恩对总部的抱怨，见识了他面对媒体时的直率。也正是他的直率，才和美对越军援司令部的保罗·哈金将军结下了过节；也正是这种直率，范恩回到华盛顿后，泰勒将军拒绝由其向参联会做越南问题例行报告，以致于1963年一个下午，范恩不得不从陆军退役。
1962年到1963年之间，吴庭艳一直害怕，陆军的伤亡会危机他摇摇欲坠的执政基础。当时各级军事指挥官很少按照能力任命，多数通过行贿获得领导一职（一般通过行贿和受贿，决定军官的任免和分配。各省内官员通过巧取豪夺，通过挪用美国所提供的资金和资源，为自己提供资金保障），同时兼顾他们对西贡政权的效忠程度。吴庭艳在军事政变中被谋杀后，南越政府并未有任何起色。威斯特摩兰取代哈金之后，也没有太大的改观，只是在1965年初期一味向越南大举派遣美国部队，从来没有想过改革南越陆军的军官任免和军事行动模式。
与范恩一起走访（5）
究其根源，这是一个政治体制的问题，是一种社会体制。因为种种原因，美国政府关注的是战争的结果，他们并不想推翻南越的政治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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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访问的那段时间里，范恩告诉我，一个对他的思想有着深远影响的越南官员——陈玉召中校。范恩认为，陈玉召非常了解共产党，可能是因为他有第一手的经验吧！陈玉召和大多数我们所支持的越南军事官员不同，他曾经为法国作战。曾担任过营长，后来在对抗法国的斗争中，担任团政委。后来陈玉召成为了越南军事学院中的首批教官之一。1954年来到南越，加入吴庭艳的队伍。他的大部分家人，包括其弟弟，现在仍在北越。他弟弟是北越情报官员，和他级别相同。
非常有趣的是，陈玉召曾担任吴庭艳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后来在1963年佛教徒暴乱时，担任建和省省长。陈玉召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童年时代曾和1963年佛教运动的领袖智广一起修行。在建和担任省长一职时，陈玉召依照在越盟时的经验，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介绍了与越共抗争的方法，促使民众转而对越南政府提供政治支持。例如，他成立了冤屈调查组，奔赴各个村落，调查村民的冤屈，了解他们所支持的计划。
范恩带我去见陈玉召。陈玉召的英语口音很重，但是非常流利。他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有一颗热忱的爱国之心，对共产主义运动的诸多方面深表赞许。他特别提到，共产党很容易和农民打成一片，而且设身处地为他们谋福利。这些都是越南政府需要向共产党学习的品质，但是虔诚的佛教信仰使他和共产党背道而驰。陈玉召认为，越南政府——在美国的援助下——可以带领人民走上一条更为光明的大道。只有越南政府才会尊重越南的宗教和传统文化，才能给人以真正的自由。
陈玉召不仅是一名渊博的学者，而且还是一名英勇的斗士。越盟和吴庭艳都极为赞赏其作战时的英勇。他一直致力于在一些方面改进越南陆军。毋容置疑，越南陆军急需加以改进。尽管他欣赏共产党无畏的精神、严明的纪律和高度的爱国主义，可是他仍然坚信，有必要打击共产党，阻止其夺取越南。和其他熟悉他的人一样，陈玉召的矢志不渝使我更加坚信自己的信念——美国在越南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所有越南人的利益。一名勇敢坚定，思维缜密的越南人，一直在欢迎美国介入越南战争。
此前我曾提到，南越陆军领导阶层的涣散阻止了战争的进程。当时普遍流行任人唯亲的做法。南越并不是缺乏优秀的军官，而是陆军领导层拒绝提升现有的优秀军官。现在提升的军官不仅要有相当的背景，还要出身书香门第；而且还应该属于地主阶层。这也意味着他们根本不可能和战士同甘共苦。法国人信奉天主教，吴庭艳和他的继任者一直继续着该传统。在陆军中，与陈玉召同级的军官及其他高层中，只有两个人曾经在越盟中工作过。陈玉召为越盟工作的背景，以及他的宗教信仰，使其根本无法晋升为将军。尽管他战功卓著，但也是无济于事。
范恩和陈玉召均认为，农村地区的“主要”问题，就是“现在的领导人、官僚、省长和地区长官很少有人来自农村，很少会设身处地的为农民着想，倾听他们的疾苦，了解他们的愿望。”在上述方面，他们和民族解放阵线的军官判若两人。这是“问题”的另一方面。
——
十月末，范恩升任美军第三军团指挥官的民事顾问，下辖１１个省，其中包括西贡。范恩决定了解“是谁控制”着这些地区，所以他制定计划，决定每周驱车前往各省首府调研。他邀我一同前往。
每个周末，我的见闻阅历都在不断增加。尽管这一切都早已了然于胸，尽管这一切跟我以前的所见所闻并无太大区别，可是在各省，各地区，我都能学到新东西。我总是不断地向约翰学习。我们常常在一起讨论访谈的经历。多数情况下，是他在回答我的问题，但是我们也会谈及各自的生活。
范恩如此执著于驱车访谈主要有如下几个原因。他坚信，我们应该了解美国对南越政府的影响。这样的话，便会对时局有很大的改观。但是，要想了解事情的真相，必须首先了解村庄和村落的情况。坐在省城或是市镇中，根本无法了解当地的情况。即使乘坐直升飞机进行眺望，也无法达到目的。因为直升机为了躲避狙击手，一般飞的很高，所以有许多东西你根本无法察看的一清二楚。更重要的是，大多数地方，你只能草草扫视一遍。而且，更为致命的是，乘坐直升机的机会并不多。
与范恩一起走访（6）
大部分官员和一些顾问仅仅依赖官方渠道获得的书面报告，但是这样根本无法了解实际情况，而且常常会盲目乐观。如果他们可以和基层代表或是所辖的村民面对面交流一次的话，一定不再会有类似的想法了。驱车考察，可以了解很多地区。以前无法去的地方，现在也可一并了解。更重要的是，你可以亲身体验公路上的种种情况，其他方式根本无法获得。
我常常听到，范恩建议其他参与绥靖计划的美国官员去了解他们各自辖区的状况和问题。他极力督促他们，不要等待车队和直升机，自己直接驱车去各个村落，了解当地的状况。当然，独自驱车走访会冒生命危险。劝说他人去冒生命危险，简直是在痴人说梦，除非你自己已经体验过这种风险。不过我们确实体验过了。
还有一个心照不宣的原因。刚开始的几个月，作为一名年轻气盛，经验不足的文职官员，乘坐直升机前往边境的哨所考察，并不会给我留下太为深刻的印象。相反，追随范恩，在灰尘满天的公路上，开着汽车四处走访，却着实让我学到了不少东西。范恩有丰富的军事经验，而且在越南威名远洋，和他在一起，你根本不会觉得驱车走访是幼稚愚蠢的表现。我们拜访的少将和上校都认为，范恩清楚自己要做的事。
开始的几个星期，我们先走访了西贡附近的几个省份，最后才踏足名单末端的几个边远省份。约翰也不太清楚此行会遇到何种状况。平绥省的省会咸津，位于西贡北部，没有公路直达咸津，而且在咸津和西贡之间有一个越共基地。我们不得不绕行。首先需要穿过茂密的丛林，行驶大约140英里，抵达西贡东北部60英里外的春禄，和驻扎在当地的顾问进行会谈。用过午饭后，在驱车行驶80英里，抵达东部的咸津。在咸津过夜后，周日原路返回。范恩对路线进行了周密调研，他认为，上述方案是可行的。但是一切都很难说，因为整整一年，还没有人驱车从西贡赶到咸津。
离开的前一天晚上，我向一名政务调查员提及此次出访。这名调查员是我的朋友，是使馆中菲尔·哈比卜的下属，名叫维克托。维克托是一名年轻的外交官员，会讲越语，聪明机灵，而且对越南非常了解。哈比卜一直让他在西贡进行政治分析。维克托一般都是乘坐直升机和飞机走访越南各地，而且那也是很早以前的事了。听说我们要驱车出访，他很希望与我们一起结伴而行，了解地面上的安全状况。范恩也很高兴有一个政治处的官员和我们一起出访。
我们必须周六早上出发，这样方可在天黑前赶到咸津。我们接上维克托，穿过西贡熙熙攘攘的街道和偏僻的郊区，一路向咸津而来。通往边和的高速公路上，美军基地和飞机跑道处交通严重堵塞。穿过边和后，交通状况逐渐转好。我们径直向东北部而来。不久，方圆百里之内，就只剩下我们一辆车。从窗外望去，田地上随处可见忙着插秧的农村妇女，小孩们坐在水牛背上，悠然自得。一些小孩还不时向我们挥手致意。能够到西贡外访问，维克托很是激动。他告诉我们，哈比卜做事总是循规蹈矩，从来不会让政治处官员冒险。这极大限制了维克托从事的工作。他毕竟是一个政治调查员。
范恩坐在维克托旁边。接上维克托后，范恩给了他一支枪，但是维克托谢绝了。驻扎在西贡之外的所有文职官员，即使在城镇，办公室或是车里也会备有武器。虽然在驻扎地时，他们并不带手枪。可是去农村地区巡查时，一般都要随身携带武器。不过维克托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军事训练，也没有使用过任何武器。
我们现在行驶在开阔的农村地区，非常荒凉，旁边没有一辆车和我们擦肩而过。按照往常的惯例，约翰继续对路况进行评论，不过这次，主要是针对维克托。以前让我留意的东西，现在都逐一告诉他：篱笆桩上剪断的铁丝网、附近焚毁的义勇军哨所、越共炸毁公路后，留下的沥青裂痕。开始维克托问了范恩很多问题，还不时做一些记录。后来有一段时间，他一直保持沉默。过了一会儿，他说：“约翰，你怎样评价这条公路的安全状况。”
约翰说：“还行吧！跟以前没有什么两样。”
维克托再次沉默，然后他说道：“约翰，问题是，我不想再继续考察了。要是哈比卜知道我和你们一块出访，他一定会大发雷霆。政治处的官员是不应该驾车在公路上行驶的。我会被越共抓住。我觉得自己应该回去。”范恩告诉他，我们没时间送他回去，而且在白天穿越咸津很危险。不过前面有一个越南陆军基地，我们可以把他放在那里。星期天，一定会有车队返回西贡。到达基地后，一名陆军上尉也对此予以确认。维克托走下汽车，预祝我们一路顺风。他说，很想和我们一块走访，他真的很是向往。刚才的一段旅途，非常丰富多彩，不过出发之前，他应该做好心里准备。
与范恩一起走访（7）
一个小时之后，我们驾车穿越了一片橡胶地，来到了春禄。当我们驱车进入美国顾问办公区时，他们非常惊讶。几乎一年以来，还没有看到有人单独驾车从西贡赶往此处，不过他们早已在恭候我们的大驾，因为维克托已提前乘坐直升机赶到春禄，而且告诉春禄的美军顾问，我们随后就到。维克托在基地停留时，正好碰上一架去春禄的直升机，所以决定搭乘直升机，到春禄来听顾问们的情况介绍。
简要介绍情况之后，我们开始吃中午饭。席间，顾问们纷纷询问路况方面的问题。我们将几周以来游历过的九个省与春禄做了比较，他们均对此很感兴趣。谈到驱车前往咸津时，有很多人不住的摇头，还有人发出阵阵惊呼声。美军顾问平常都是乘坐直升机，从茂密的树荫上方而过，所以根本无法了解路况信息。送行时，他们送给我们一些手榴弹和子弹。就在我们行将启程之际，维克托敲敲车门，然后把门打开。他说：“我豁出去了，和你们一块走。”约翰说，没问题，出发！
在前往咸津的途中，我们一直在继续午饭时的谈话。维克托是个好旅伴，为人机警，风趣幽默。他坐在约翰的后面，我坐在他旁边。离开春禄后不久，我们来到了一片密集的热带雨林。四周霎时乌黑一团，虽然天气晴朗，可是眨眼之间，蔚蓝的天空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以前曾经听说过双层或是三层的树冠丛，可是自己从来没有亲眼见过。不同的树种，不同的高度，常常会形成几层连绵不绝的树叶，各层交织在一起，活似天然的屏障。我现在才知道，为何春禄的顾问从来没有见过上述公路。在越语中，“丛林”一词所指甚广，有时候实际上涵盖了森林或是沼泽。我们这次遇到的丛林，和童话故事中的一模一样。
丛林中的羊肠小道蜿蜒曲折，就像茂密的灌木丛中开辟出的一条隧道。在一片漆黑之中，很难看到前方。我从来没有见过这般景象。几年战事，公路已年久失修，大多数地方杂草丛生，只容一辆汽车通过。要是有个人从旁边插出来，我们该如何面对？如若遇到伏击的话，我们根本无法应对。我心里暗想，现在要是把手伸到树丛中，肯定就再也收不回来了。四周不仅是茂密的树丛，而且在路的拐角处，每隔５０码就有一个人正对着我们。要是真有越共潜伏在拐角处，拿着武器，定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直升机从上面根本无法看到他，步兵要想从侧面包抄他，也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汽车在树枝和树藤中穿梭，“嚓嚓”作响，而且常常伴有砰砰的重击声。在丛林中行驶了十分钟后，因为路上弯道重重，汽车无法继续飞速前进。范恩把M－１６放在车窗上，左手扣着班机，右手驾着车。我也拿出自动步枪，放在右边，握紧手枪。然后打开一筒榴霰弹，一筒有两枚。我把其中的一枚拿给约翰，他放在座位的旁边，我把另一枚放在膝盖上。
上个月，我们曾经历过几次风险。遇到类似的状况，约翰一般都会开快车，而且速度要比现在快得多。约翰一边开车，一边谈笑风生，我猜想，他是不想让我们的旅伴因为这些防范措施而过度慌张。维克托一言不发。二十分钟过去了，维克托坐起来，拍拍约翰的肩膀，问道：“约翰，公路上安全吗？”
约翰回答道：“非常不安全。”
维克托毫不迟疑地说：“约翰，我应该回去了。”约翰没说什么，现在根本无法掉头回去。又走了一百码，道路空旷了一点儿，于是我们调转车头，送维克托回去。在原路返回的途中，约翰把枪放在一边，双手握着方向盘，开得很快，转弯也很猛，以此来弥补我们所失去的时间。到达基地后，维克托一言不发地走下车。我们挥手告别。范恩调转车头，我们继续进发。当时艳阳高照，可是再次进入这片恐怖之林时，太阳又离我们而去。
约翰放慢了速度，但是比第一次要快。他再次把M－１６放在车窗上，一手开车。这次他一言不发，忽左忽右。忽然，他摇了摇头，爆发出一阵笑声。他说；“我没想到他还会再来第二次。这人真是没胆量。”
我说道：“那你还告诉他现在很不安全？”
约翰双手忽然离开方向盘，伸到车窗外，双手张开，指指车边上的划痕，然后“我该说什么呢？你看看这划痕。”
与范恩一起走访（8）
抵达咸津后，夜幕还未降临，但为时已晚。我们走进顾问办公区，进行了自我介绍。一个官员询问我们到达的时间；他没听说有直升机要来。我们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