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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范恩一起走访（8）
抵达咸津后，夜幕还未降临，但为时已晚。我们走进顾问办公区，进行了自我介绍。一个官员询问我们到达的时间；他没听说有直升机要来。我们回答道，不是乘直升机来的。听到这番话后，他向外看了看，发现一辆积满灰尘的汽车。所以他追问道：“你们是自己驾车来的吗？”约翰说，是。我们今天早上从西贡穿过春禄抵达咸津。其他顾问都围过来，诧异地看着我们，仿佛我们是穿越时空而来。他们说，整整一年，还没有一个人驱车来到这里。
有个人问：“路还通吗？”
约翰说道：“今天还通。”
一名步兵顾问问道：“沿途是否有较好的伏击地点？”
约翰回答道：“有两个。西贡到春禄和春禄到咸津。”
——
回到西贡后，我们开始了此行的最后一站——头顿。头顿位于距离西贡最近的海岸处。美国人一般认为，驾车从公路直达该省，非常危险。越南人和法国居民也常常驱车前往头顿。他们一般不会遇到任何阻碍，只不过有时会给越共的路障拦住去路，缴纳一些“过路费”，但是对于美国人来说，却是死路一条。
约翰说，据他所知，上述情形实在是有点夸大其词，完全是心理因素在作祟。每逢周末，人们都想去头顿渡假。那里有非常美丽的海滩。但是停放直升机的地方非常有限。美国人的内心非常矛盾，尽管他们迫切希望可以和越南人一样，驱车或是乘坐公交去头顿渡假，不过他们又不愿意冒任何的风险，尽管他们自身并不愿承认这一点。
约翰认为，作为一名美国人，我们应该驾车前往头顿。驱车前往，可以表明美国人在面对争端时，从不退却。他并不想承认，越共占据了自己下辖省的通道。范恩希望，此行可以让当地省长感到脸上无光，从而采取更为强硬的安全措施，将此前种种子虚乌有的谣传一一击破，保证省内的安全。我怀疑，他之所以决定驱车从公路访问下辖的11个省，也是为了上述目的。不论如何，直到最后，范恩才决定踏足头顿。
我们准备周六早上出发，出发前的一天晚上，又有一名自愿者加入我们。周五晚上，我们参加了国际发展署一名高官在他寓所举办的生日晚宴。该官员是约翰的顶头上司。大桌子旁，坐着都是使馆来的朋友，主人坐在上首。他对越南各省非常了解。席间，邀请约翰本周和他一起飞往头顿共渡周末，飞机上现在还有一些空座位。约翰回答道，实际上，我们明天准备驱车前往，视察该省。主人非常震惊：“我的老天，这也是我一直想要做的！有空位吗？我想跟你们一块去。”约翰说有。离开寓所时，我们约定明天早上在使馆的摩托车库见。
第二天早上，我赶到时，一名修理工正在给汽车换法国车牌，约翰在旁边监督。约翰说：“法国人常常在这条路段来来去去，越共不会找他们的麻烦。要是我们遇到越共，法国车牌可以减缓他们反应的速度。在他们怀疑我们的身份时，可能我们已经逃之夭夭了。”
我问他：“为啥要这样做？我记得你曾说过，这次出行并不像其他人想像的那样，其实并不危险。为什么以前出行时不这样做？”
约翰答道：“我也是刚刚才有这种想法的。现在正是试一试的好时候。”
我把自己的装备放到他车上时，发现前排座位上放了三盒榴霰弹。我说道：“约翰，如果是安全的，为什么要带六枚榴霰弹，以前我们只带四枚的？”
他回答道：“不过是以防万一。”
一开始我以为，我们在等约翰的顶头上司，但约翰说，上司早上已经给他打过电话。他在电话中说，今天下午还有工作等着他要做，所以他无法和我们一同走访了。我非常震惊，昨天晚上他还信誓旦旦。约翰说：“他今天是不可能和我们一块去的，那不过是随口说说罢了。”
跟往常一样，这次还是约翰驾车。他买了些三明治，供我们路上食用。一路上，车来车往，川流不息。汽车行驶了一个小时之后，忽然遇到一长串汽车、卡车和公交车，一眼望不到头。范恩决定看看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公路和沟渠之间还留有足够空间，我们把车转向路边，随着停滞的车辆缓缓向前。汽车足足排了几英里远。现在天气炎热，许多司机以及公交车中的乘客，都走下汽车，站在路边乘凉。他们在这已停了两个小时。小男孩从边上走过来，兜售汽水和菠萝。一些司机告诉我们，前方有一个军事检查站。
与范恩一起走访（9）
最后终于排到了车队的前面。一名越南陆军走上前，把我们拦住。从草地上坐着的一群人中，走过了一名中尉。他用法语告诉我们，不能在继续向前了。前方公路上有1000名越共士兵。他的这番话的确让人震惊。这么多越共参与一个行动，我还是首次听到。毋容置疑的是，此段公路的确不安全。中尉不能确定公路再次通行的时间。他很有礼貌，但是坚信，我们需要等待，现在不能继续向前。要是他所说的一切属实，那么前面的确是很危险。我把他的话翻译给约翰，约翰并不懂法语。
约翰看了看躺在草地上的士兵。他们有的在打瞌睡，有的在吃饭，还有的在吸烟。他又瞟了一下侦查机。飞机正在前方１英里处，无精打采地绕圈子。然后他说道：“胡扯！”然后调转车头，回到公路上，准备继续向前行驶。
中尉很是震惊。他勃然大怒，跑到车前面，两手张开，示意我们停下来。他用法语说道：“不，你们不能过去！绝对不能。”约翰一边挥手示意他走开，一边继续缓慢地向前推进。
中尉并未闪到一边，相反，他从腰间拔出手枪，瞄准我们，不断挥动着另一只手，说话的速度也越来越快，根本无法理解。同时用越南语向他的士兵喊话。士兵立刻从草地上站了起来。我希望约翰把车停下来，可是他却瞪了上尉一眼，然后扭过头来，继续驾车前行。汽车加速后，我回头望去，中尉大惊失色，而且非常生气。刚才的冲突着实让我忐忑不安。
约翰驱车全速前进。我们车上有武器，可这次却没有架在车窗上。我们在笔直的公路上行驶，两边的村落从车窗外飞奔而过。路边上看不到任何植被和林荫。和去咸津不同，此次路上并未遇到森林，因为这里不利于植物的生长。一路上看不到一个人影，看不到任何越共的迹象，也没有越南陆军和其他车辆。慢慢地，整个公路上就只剩下我们自己了。
大概走了１０到１２分钟后，我问约翰，怎么确定中尉是在弄虚作假。他说，其实一看便知。但是他的证据是什么呢？“你看到地上躺着的越南陆军了吗？要是一英里外真有越共，他们根本不会如此悠闲，早就逃之夭夭了。而且我们也没有听到任何炮弹声。”约翰指着头顶上的小飞机——飞机一直沿着公路在我们前面飞行——说道：“看它飞得多低。这意味着，地面上不会有人向它开火。前面肯定一个越共也没有。”不论如何，他继续驾车从空旷的公路上穿梭而过。几分钟后，在路的另一边看到了一排被拦住的汽车，和先前我们甩掉的一般长短。队伍前面，站着越南陆军士兵。看到我们后，他们惊奇万分。驱车通过时，躺在地上的司机都站起来，赶忙爬回自己的车内，发动引擎。约翰说：“他们一定认为前方警报已经解除。不过，现在看来，他们应该可以通过。”但是我们并不能确定越南陆军一定会让他们通行。路的另一边倒是空空荡荡，我们驾车从一个接一个的汽车旁边飞驰而过。
走远后，我问约翰：“你看这是怎么回事？中尉看上去很怕我们继续向前。”
约翰说：“他担心的是如果我们继续向前，他们就不能在那里歇着了！他必须带着自己的部队，四处走走，了解一下周围的状况。”
“但是为什么要封锁交通呢？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约翰答道：“他们可能接到通知，一些越共几个小时前曾从这里经过。可能只是一个班。”
“他说有1000人。”
“绝不可能。”
现在看来，约翰很有尺度。尽管几分钟之前，在通过第一个路障时，我对此还不太确信。我们顺利抵达头顿，与当地的顾问团和国际发展署进行交谈，一起共进晚餐。第二天早上，约翰去拜会省长，向他表示祝贺。约翰告诉他，同去年相比，他所辖的地区安全了许多。去年的时候，要想驾车赶到头顿，简直是不可能。约翰建议省长继续在该方面做出努力，省长认真听取了约翰的建议，然后挥手送我们离开。访问结束后，我们驾车返回了西贡。
希望的泯灭（1）
驾车穿过公路，去各省访问的途中，我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了充分的发言权。正因如此，我才得以在１９６６年春天参与如下的调查。当时，约翰逊总统对外提出了“另一场战争”的理论。另一场战争关注的是冲突中政治方面的内容，旨在获取乡村地区农民的支持，和军事关系不大，由作战部队对抗北越军队和越共主力军的军事行动并不涵盖于其中。约翰逊总统要求使馆定期汇报该方面的情况。1966年，使馆向总统提交了第一份报告，就绥靖政策可能取得的“预期进展”进行了汇报。副馆长要我为其收集西贡附近第三军团辖区内的信息，用于向总统汇报。此次工作不需要美对越军援司令部参加，我们要做出自已的评价。
我再次驱车去第三军团下辖的各省走访。这次却是独自一人，驾车观察路况信息，和美国顾问谈话。此行主要关注的是美国顾问，而不是农民，因为我需要立刻完成报告。我把自己访谈的成果包含在３月３日提交的草稿中。草稿对预期的“进展”进行了详细的描述。我在开头写道：“1966年实施的绥靖政策可能最终会无果而终……”
在使馆的政务会上，我把草稿分发给列席会议的所有机构领导或其副手，向他们作了详细介绍，同时给出充分的理据，支持草稿中的观点。会议由副馆长波特主持，出席会议的还有军方的主要代表，其中包括美对越军援司令部负责绥靖政策的将军、中情局的代表、以及其他一些机构的代表。白宫国安会的罗伯特·科默也出席了此次会议，为约翰逊总统调查绥靖政策所取得的进展。罗伯特后来也来到越南，在威斯特摩兰将军的领导下，主持绥靖方面的相关工作。我现在还记得会议的日期，1966年４月７日，因为当天正值我的生日。
会议开始，柯林斯将军手下负责绥靖政策的哈里斯·霍利斯将军，使用地图，进行了简要的情况介绍。他从军事方面，对第三军团所取得的进展进行了描述。霍利斯将军利用地图阐述相关的情况。他指出，在地图上，红色区域为越共控制的区域，用交叉排线表示的为竞争区域，越南政府控制的区域为蓝色区域。霍利斯将军发言后，我开始针对霍利斯将军的情况介绍，阐述自己的观点。我发言时，地图就放在旁边的架子上。我提到，原则上说，不同地区需使用一套繁复的标准来断定是否由越南政府控制，但是还有一种简单的方法，可以直接做出判断：亦即，越南政府，可能最终还是美国政府出资供养的村长或地区长官在没有卫队的陪同下，在村落里睡上一晚。这是检验该地区是否由政府控制的一种最好方法。实际上，在第三军团辖区内，甚至是蓝色区域内，很少有人敢这样做。更重要的是，在和官员们交谈时，我发现，竞争地区就是指，当地官员晚上不会在村落里过夜。只有白天的时候，在一个班或是一个排的卫队保护下，才会前往各个村落。由越共控制的红色区域，如果没有一个连或是两个连的兵力的话，当地官员是决不敢踏足此地。
还有另外一种鉴定的方法。在竞争地区，白天的时候，越南政府一般控制着当地村落，但是晚上时候，却是另外一番景象。有些时候，如果白天没有越南政府的部队，越共也会出没在村落里，不过他们大多数是在晚上活动。实际上，越南政府白天“控制”村落，晚上由越共取而代之。这意味着越共可以定期征收税款，扩充部队，施以教化，甚至晚上在村落中过夜。平心而论，他们实际上就居住在这些村庄里。白天在卫兵陪同下前往各村落的政府官员对此毫不知情。越南政府可以在白天征收税款（田租），招募士兵，进行舆论宣传，当地的游击队的力量还不足以将越南政府一并赶出各村落，但是如果他们想要穿过村落，伏击政府正规军或是越南陆军的话，简直易如反掌。当地村民会给他们提供大力支持，绝不会对越南陆军透露半点儿信息。正因如此，他们才有恃无恐。总而言之，如果把这些地区称为竞争的地区和村落，就是在自欺欺人。实际上，这些地区均由越共有效地控制着。
我告诉与会人，会场前面的地图，很好表明了这一点：“该地图用颜色来表示我们控制的区域。”地图上的覆盖区域是指：“实施计划后，今年年底这些地区将归我们控制。我们希望告诉总统的是，蓝色区域正在不断扩展之中，马上就会有更多的蓝色区域。”
希望的泯灭（2）
我指着地图上的覆盖区，说道：“我们的计划是蓝色区域将从地图的这里扩展到这里。总统现在正试图断定这些计划是否能达到预期的目标，我们应该怎样向总统汇报呢？”
“其实应该告诉总统，蓝色区域绝对不会扩展。1966年，农村方面没有任何进展。”这并不仅仅是因为越共对当地的安全状况构成了威胁，更重要的是，农民缺乏安全感，缺乏政府武装的保护。为了解释这一点，我向与会者讲述了最近十天以来，驾车在公路上行驶时的所见所闻。
在离西贡不远处，有座桥。一日早晨，驱车向西贡南部行驶时，我看到桥旁边的村落正笼罩在熊熊大火之中。一个村民告诉我，晚上的时候，越共会悄悄地返回村庄。大桥离村落很近，大约100码。从村里望去，可以清晰看见边上的大桥。我把自己拍摄的照片分发给与会者，因为只有站在大火笼罩的村庄中，只有看到摄有大桥和村落的照片，才会切实体会到大桥和村落之间距离的远近。
提到该大桥，是因为南越陆军２５师４９团的总部就位于大桥桥墩下。大桥附近还驻扎着越南陆军的两个营，一个营驻扎在距离村落不到２００码的地方。村民和越南陆军告诉我，村落起火的原因，主要是因为越共游击队的一个班，他们晚上常常会聚集在这个村落，所以驻扎在２００码之外的越南军队向村落发射了导弹和迫击炮，以致于整个村庄笼罩在熊熊烈火之中。村舍全部是用棕榈叶搭建而成，很快，整个村庄化为一片灰烬。
从来没有一个班或是一个排从桥下的总部冲出来，挑战村落中的越共士兵。越共不过是晚上在村庄里休息了一下，可是南越陆军居然毁掉了整个村落，炸伤了他的近邻。也许越共是出于某种原因，故意惩罚当地的村民。也可能是他们依据过去的经验判断，觉得村民和越南陆军之间狼狈为奸，故此决定借越南陆军之手，在当晚除掉这个村庄。也许是越南陆军的营长出于某种原因，想以此惩戒当地村民。但是不论出于何种原因，最后受苦的还是村落中的村民。他们告诉我，越共的那个班，在攻击开始前，已经跑得无影无踪，根本没有任何伤亡。每个人都同意，是越南陆军首先开火的。
我不知道，此次事件中到底有多少人伤亡。村舍之间离得很近，所以几轮轰炸过后，熊熊烈火就可以从一个村舍蔓延到另外一个。任何一片村舍林立之处，都有大人和小孩在废墟中四处搜寻破碎的陶器和茶具碎片，寻找玩具和面目全非的照片。我把当时摄下的照片分发给与会者。村民个个神情沮丧，只有小孩们从废墟中找到一个玩具时，偶尔会眼睛一亮。
只有设身处地，方可见到此情此景。顾问不会进行汇报。十天以后，我查看了相关记录，但并未发现顾问对此的相关汇报。
我继续讲述十天来亲眼所见的另外两件事。我对绥靖计划援助建设的各个校舍进行了调查。我们按照非军事援助计划，为各个学校提供了水泥，但是我的所见所闻让这一切不攻自破。走在学校的地面上，会感觉自己的脚马上就要深陷在水泥中。要是从口袋里拿出一枚硬币，在墙上或是地面上蹭几下的话，马上就会碎屑乱飞，时不时还会刮出一个坑来。这就是所谓的“水泥”——其实全是沙土。一个省的援助代表告诉我，美国国际援助署规定，为每个教室提供７５袋水泥。但是在实际建设时，每个教室才用了３０袋水泥。地区长官挪用了剩余水泥，把它们放在黑市上去卖，用于富人在西贡建筑自己的寓所。我在会上转述美国代表所说的话：“人们都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