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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我聊天的其他顾问，认为根本没有必要进行深入的研究。他们说，人们知道水泥的去向，知道这些水泥没有用于建设学校，造福孩童的事业上。他们也明白，美国政府对一切勾当了如指掌，但是美国对他们听之任之。越南人对美国和越南政府恨之入骨，所以他们鼓励自己的孩子加入民族解放战线。的确，越共也曾摧毁了一些业已建立的学校。在公路边，在义勇军的哨所边，随处可见上述场景。可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越共根本没必要攻击学校，因为这些学校早已摇摇欲坠。我把自己陷入所谓的水泥地时摄下的照片，连同其他沙土教室的照片一起分发给在座的各位官员。一切都可以在照片上看得一清二楚。微风轻轻吹过，就可卷起阵阵沙土。上个月刚刚才建设的教室，美国所施的恩惠，在我们的眼前立时化为乌有，消失得无影无踪。
希望的泯灭（3）
我所汇报的第三件事是有关一越共村庄的情况，该村庄由两个村落组成。这些村落由３８特种部队保护。３８特种部队，是按照美军特种部队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在村落中走访时，我发现弹痕累累的墙上有一些标语。标语用越语写成，找人翻译过来以后，发现都是污言秽语。所有口号都是在侮辱美国任命的革命发展干部。标语全部都是特种部队所刻，墙上的弹痕也是他们所为。有人告诉我，特种部队的一个连长曾命令一个女干部和他同居，但是被女干部严词拒绝。领导让她保持缄默，顺从连长。她再度严词拒绝。因为该事件，革命发展干部和特种部队之间爆发了冲突，几名干部在冲突中死亡。那个时候，越共不断对特种部队军营发动攻击，座卧不安的特种部队，一怒之下，血洗了这些村落，许多村民惨死在他们的枪口前。特种部队抢走了村落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强奸了很多妇女，其中包括那名女干部。因为害怕特种部队，现在所有的干部都已撤离该处。３月２７日的早晨，正值我造访村落之时，我收到信息，村落中的村民已经跟越共接触过了，要求越共帮助他们打击作威作福的特种部队。
在报告快要结束时，我说道，我们应该告诉总统，物质支援、金钱和装备——诸如为学校提供水泥，为越南武装部队提供资金——不会收到任何成效。如果我们继续如此，美国就不可能达到既定的目标，也不可能占据任何主动。我们应该竭尽全力改变现状，不管怎样，我们应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我就如何采取行动提出了自己的建议——1966年一年，总统不要希望看到任何进展。
当时，我竟然在总统派来的代表面前，和与会的军方人士针锋相对。现在想起来，还有点儿心惊胆寒。但是，十天以来，不辞辛劳，驱车在公路上考察之后，我觉得自己不能退缩。也正是因为这段时间追随约翰走南闯北，我才掌握了这样一张重要的牌：整个会议室中，只有我一个人曾经遍访各个村落，了解了当地的情况。和我同级的文职官员和军官中，还没有一个人可以依据自己的观察，就这些情况做出评述。再加上自己向来义无反顾，所以我的结论也就具有了一定的权威，使得他们无法肆意指摘。
令人欣慰的是，我很快发现，高官的反应并不像预想的那样激烈，而且也不是那样深怀敌意。一位经验丰富的上校散会后，把我叫到旁边的房间里。我们面对面地坐下来，他一脸严肃地告诉我：“你所说的全是事实。那都是事实。”他直盯盯地看着我，然后点点头，说道：“你很棒。”我点点头，然后我们一起起身，离开了会场。
我发言后，先前介绍情况的美对越军援司令部将军起身发言，试图挽回一点儿颜面。他说，我所提到的都是事实。以前是这样，现在仍然是这样。但是在美国的领导下，一些越南陆军，特别是第五师，正在“不断进步”。
多少年以来，美国顾问（此前是法国顾问）一直保留着一种为上司排忧解难的法宝。将军的那番话再次展示了这种法宝的魅力。我指出，在一些地方，情况的确有所改观。“但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是：他们改善的速度如何，幅度又有多大？是不是远远无法跟越共相提并论？到今年年底，是否会推翻我的观点，向总统汇报我们所取得的进展？”我说，本人认为，这一切都不太可能。
——
七年之后，也就是1973年４月，面对审讯的我，正在向陪审团描述当日汇报情况时的情景。我的律师让我讲述越南的经历，但是我发现，自己在使用“我获悉”或是“我认为”这样的字眼时，或是提到自己所写的书面材料时，如果没有证据证明，原告可以轻而易举地提出反对。不过，我发现，原告很难对亲眼所见的情景，口头汇报的东西提出反对。所以我决定提及这次口头情况介绍，以此来表明自己的想法，阐明改变自己的各个方面。
在讲到浓烟滚滚的村庄时，我顿了一下，然后缓缓地说道：“当时的情况实在是太糟了。”依据当时的法庭记录显示，我说了一声“对不起”。整整一分钟，我喉头哽噎，实在无法继续。恢复常态后，我继续讲了半个小时，回顾了当时自己所介绍其他细节。审讯中的午餐时间，我走进被告房间，忍不住潸然泪下。
希望的泯灭（4）
被告团的其他人员离开了房间，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不知道我哭泣的原因。此前曾进来和律师攀谈的记者也不知道其中的缘由。看到我双手掩着脸面，不住抽泣时，他们赶忙关上门，匆匆离开。午餐结束后，我洗了把脸，走入法庭，继续站在证人席上作证。大部分人认为，可能是因为作证时过于紧张的缘故，我才会支撑不住。
我失声痛哭，是因为自己早上又看到了越南的场景。滚滚浓烟从燃烧的睡毯中升起，一名老妇人从一片废墟之中拾起粉红的茶杯。整整七年，我没有再想过当时的情景。现在我又看到了这一切。我所拍摄的照片，展示给与会将军和科默的照片，又再次浮现在我的眼前。我看到了一个小女孩手中捧着烧焦的塑料玩具。越南再次进入了我的视野。
——
1966年春天，第一军团下辖的南越北部各省，包括顺化和岘港，再次发生了大规模的佛教动乱。在此之前，休伯特·汉弗莱曾对西贡进行了短暂的访问，公开表示对阮高基将军的支持。
能够获得美国强有力的支持，阮高基将军喜出望外。他决定罢免自己的死对头阮政施将军。阮政施将军可能是越南陆军中最为出色的指挥官。尽管阮高基和阮政施都是佛教徒，而且执掌岘港第一军团的阮政施，与北方的佛教徒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阮政施拒绝离任，并且号召佛教徒一起支持他。这些佛教徒置西贡政府于不顾，加入了阮政施的部队，要求立刻举行全国大选，取代阮高基政权。
洛奇和美对越军援司令部决定向岘港空运越南海军，坦克和飞机，平息叛乱。当时，僧侣，妇女和孩童当街立起了佛教圣坛，所有的游行者都围坐在旁边。越南陆军第一军团第一师的坦克来到圣坛前时，停了下来。他们不想让自己的坦克从圣坛上辗过去。这正是人民力量的生动写照，和后来的菲律宾人，以及在北京天安门前奋不顾身拦阻坦克的年轻大学生一样，展示了强大的力量。越南陆军的坦克兵停下来，加入了佛教徒的叛乱中。４月７日，正值我在使馆的政府会上介绍情况之时，美国从其他地区空运来的坦克，从佛教上辗了过去。所有的游行者，包括僧侣，皆被逮捕，许多僧侣走进丛林，加入了越共，剩余的人均被逮捕，惨遭折磨。
我发现，这些事件对我的朋友陈玉召影响极大。他以前曾试图改革越南陆军，可是在我看来，事件之后，他失去了所有希望。陈玉召希望的破灭，也给我带来了沉痛的打击。以前我和我的朋友都认为，美国在越南采取行动，完全合乎情理，因为我们知道，像陈玉召一样的越南人，一直都坚信，在美国和越南的共同努力下，越南会更好。但是陈玉召失望后，我就认定，越南战争败局已定。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尽量减少战争带来的伤害，竭尽所能停止对越南的狂轰乱炸。我们继续提供意见，但是并不指望上级会采纳这些建议，也不指望时局会有任何改变。
1966年春季后期，佛教动乱还未平息。一天，我驱车从第一军团下辖的岘港和会安之间的公路通过。一路上，满是挖过的战壕，每隔半英里，不是遇到阻碍，就是给人切断了道路——我们只好从旁边绕行或是从铁丝网直穿过去。这些举动都不是越共所为。越南陆军中的佛教徒为了反对西贡的阮高基政权，采取了这些行动。实际上，内战双方以前都是由美国出钱资助的。
沿途之中，不断见到遗弃的碉堡和各式各样的建筑。建筑的年代各不相同，有的已经很长时间。还有新建的义勇军前哨站。我们为这些地方游击队提供资金，用于建筑哨站。如果有水泥的话，也会尽可能地给他们提供，可是沿途所有的哨站，几乎都是由沙土堆砌而成，均是非常原始的小堡垒，可是义勇军们居然希望一直用这样的哨站来保护村落。最近撤离哨站，是因为出现了地区性非暴力动乱，是为了反对使用美国援助，为他们提供资金的西贡政府。类似的哨所，在越南随处可见。
在其中一个哨所旁边，有一个混凝土碉堡，呈圆柱型，上面有很多枪眼，非常坚固。和我一齐开车出行的口译员，是位越南中尉，他解释到，这些都是法国建筑的。我发现，这个碉堡有点儿像二战开始时，马其诺防线边上的小型碉堡。以前自己也曾在图片上看过。一路上，遇到了不少类似的碉堡。1946年到1954年之间，为了重新夺回殖民地，法国在越南发动了多次战争，战争期间，法国推行了和美国一样的绥靖政策。大部分碉堡都是在当时的背景下建筑的。中尉指出，一些碉堡，可能年代更为久远，可能是２０年代或是３０年代建筑的（正值马其诺防线建筑之时），甚至在法国对越南实施绥靖计划之前。
希望的泯灭（5）
一路上，所遇到的碉堡中，还发现了另外一些风格迥异的碉堡，虽然也是混凝土建筑，可是呈圆形，有点儿像炉灶。二战时期海军在太平洋岛屿激战的图片中，我曾见到过类似的建筑物。这些碉堡是日本建筑的。日本通过战争，霸占了越南。他们也曾试图在越南推行绥靖政策。最后，我们看到了一个硕大的土墩，上面杂草丛生，而且还星星点点的有几块石头。口译员告诉我，这是中国古代的堡垒。中国也在越南推行过绥靖政策，从现在算起，已经是一千年前的事了。我想起陈玉召曾经对我说：“你应该知道，越南人曾经击败过中国人，虽然年代久远，可那毕竟是事实。”
在这段公路上行驶，就像是乘坐时间机器在时光中穿梭，就像是在拜访历史的遗址，历史的许多层次再次浮现出来。公路就是一个露天的博物馆。外国人为了控制越南，建立权威，保护自己的军队和合作伙伴，抵抗本地人所做的不懈努力，在此卓显无疑。公路上并不安全，越南政府资助的地方游击队和越南陆军已经撤离了该地区，将乡村拱手让给越共，自己去岘港和其他地方城镇参加反对西贡政府的游行。但是，尽管如此，一路上遇到的小孩，看到我们时，还跟往常一样，向我们挥挥手，用自己仅有的英语词汇喊道：“你好！你是最棒的！”当首次抵达越南时，同样的呼喊曾给我的心灵带来了极大的震撼。
听到这些呼喊声后，驾车的中尉的告诉我：“我和他们一般年龄时，也常常向外国士兵喊同样的话。”
我知道我们正在步法国在越南的后尘。两次世界大战以来，尽管法国一直推行殖民主义，可一直是我们的盟友。但是我们这些在二战影片中成长起来的美国人，一想到现在要步日本侵略者的后尘，就不由得心惊胆寒。
——
１９６６年春天，我随同飞机上的空战观察员执行任务。回来后，我向兰兹代尔将军做了汇报。观察员要求对芦苇地附近的竞争区发动空袭。芦苇地是西贡附近的一块荒无人烟的沼泽地，只有从空中，才可以看到。所以作战目标选取，不是根据作战计划来定，通常是由飞机中的观察员下达命令，发动攻击，指定攻击的目标。空战观察员还可以决定在越南农村施行落叶战的范围和程度。
在芦苇地附近一个省市，有一块极为特别的地区。那里绿树丛生，花草繁密，从空中看绿油油的一片，满是绿枣和其他树叶。我摄下了该地区，同时将照片交给了兰兹代尔。我认为他应该知道其中的含义。在该省，有一条河，是政府控制地区——我们支持的西贡政权——和军事地图上的红色“越共控制”区域的分界线。我们对河的红色一面实施了落叶行动。通过飞机，向红色区域的植被喷洒农药，破坏了所有的树叶和各种各样的植被。
行政版图上各地区的颜色并不与你在地面和空中看到的情景一一对应。对河的另一边实施落叶行动后，从空中看去，你会发现河岸两边对比十分鲜明。在河的一边，依然是绿树丛生——跟以前所见到的一样美丽——在另一边，却是荒芜一片，土地干瘪，寸草不生。我告诉兰兹代尔将军，依据照片显示，该地区已经成为了荒芜之地。
一次随同观察员执行同样的任务时，村庄附近有人向我们开火。有过类似经验的飞行员告诉我们，可以从声音上判断是否有人向我们的飞机直接开火。如果是的话，可以听到“劈啪”的一声，“就像爆米花的声音”（后来，一位观察员在和该飞行员一起执行任务时，被座位下穿出的子弹击中，坐的就是我现在的位置。）他是对的。尽管我们没有被击中，可从地下传来的声音的确很像爆米花的劈啪声。他要求附近的飞机对村庄发动空袭。这些飞机一直在等待命令。接到命令后，领头的飞机向村庄发射了带有白磷的导弹，用于确定目标。其他的飞机随后投下炸弹和凝固汽油弹。其中一颗炸弹在村庄附近的肥沃土地上爆炸，激起熊熊大火。其他一些炸弹，击中了村庄，从空中俯视，地上的景象极为触目惊心。一些房间上的瓦片已经烧红。
爆炸的白磷就像盛开的花朵，四周满是灿烂的白色花瓣，吐着鲜红的火芯。场面实在是骇人听闻。白磷如果接触到肉体，可以将人烧得尸骨无存，而且你根本无法用水将其扑灭。范恩和我一起走访时，曾去过越南的一些医院，见到过被白磷和凝固汽油弹烧伤的小孩和其他人。他们身上均留有不同的伤疤。凝固汽油弹也无法用水扑灭。在海军服役时，在以前训练时，我就见识过这种炸弹的威力。我们都认为，使用凝固汽油弹可以减少美军的伤亡，尤其是在越南战争中，只有美军拥有这种炸弹，但是在海军服役时，我更希望以原子弹来减少美军的伤亡，因为当时我没有亲眼见过它们给人类带来的苦难。
希望的泯灭（6）
回机场的路上，我们从芦苇地飞过时，飞行员通过对讲机告诉我：“下面有越共。”飞机忽然猛地来了一个俯冲。飞行员指着下面一片地方说：“越共。”这还是我首次看到越共。出发之前，就有人让我带上手枪，以防被击落，所以当他提到“越共”时，我下意识地抓起自己的手枪。顺着飞行员所指的方向望去，下面由两个穿着黑色宽松薄裤的人，和南越游击队以及村民都是一般打扮。他们好像刚刚离开附近的小船。飞机向下俯冲时，飞行员一手拿起M－１６，从座位旁边的车窗外对地面上的越共进行扫射。飞机距离地上的人只有100英尺，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人并没带武器。我向飞行员提到此事，他告诉我，越共可能把枪留在船上了。在我看来，举着手枪对付手无寸铁的人，实在愚蠢，于是把手枪放回了皮套之中。
飞行员拉起飞机，来了个八字飞行。然后又猛地俯冲下去，继续开火。我们冲下去时，地面上的两个人立刻躲到芦苇丛中，很难发现他们。地面上的越共看到飞行员再次拉起飞机，立刻爬起来，继续向前奔跑。如此接连进行了好多次。当我们再次俯冲下来时，他们又趴在地上。其实从机舱的后面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但是要想击中他们，却实非易事。我们就这样僵持了１５分钟。坐在盘旋往复的飞机中，我开始感觉到有点儿恶心。
最后，飞行员将M－１６放在一边。飞机开始爬高，驶回了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