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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会儿，煤油灯停止了晃动。有人冲进来，报告道，一颗炮弹在门口爆炸，执勤的哨兵被击中，而且伤势严重。护送直升机已将受伤的哨兵和其他一些伤者带走，但是因为伤势过重，哨兵在飞行途中死亡。
旁边屋子里的无线电人员正通过无线电话与美军各分队联系，负责作战的官员正依据上报的情况，在地图上查找，试图锁定迫击炮火方向，以便使用反迫炮火力进行还击。越共使用的全是55毫米口径的机关枪，可能是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进行射击。驻扎在公路下方的美国顾问的确所言非虚：越共训练有素，武器装备精良。第一轮轰炸时，一连串炮弹几乎挨个击中村庄中心的小屋，只有我们的指挥所幸免遇难，但是与我睡觉的小屋相距不过几码。我们一直在等待第二轮轰炸，可是迟迟未果。顺着机关枪枪声进行搜寻，根本不可能找到任何越共。小屋里有几个人受伤了。过了一会儿，我们都回屋睡觉了。
第二天早上，有人发现，我屋的地板上，有一颗未爆炸的炸弹。这颗60毫米口径的炸弹直挺挺地躺在地板的凹陷处。炸弹一定是在我们奔出之后，打到屋里来的，因为此前根本没有听到炸弹穿过屋顶的声音。打向我屋里的这枚炸弹，和帆布床相距不过咫尺。一想到这些，我便忘记了炸弹还没有引爆，赶忙拿出相机，围着屋子四处拍照。我以帆布床的一边为背景，对炸弹进行特写。防暴小组进屋时，我还正忙得不亦乐乎。在他们眼里，我简直是个傻子，在一颗尚未引爆的炸弹旁边转来转去。他们疾呼道：“我的老天，这颗炸弹还没有引爆！”随即命令我立即离开现场，不要帮倒忙。
下午时候，美军终于缓过神来，开始扩大自己的巡逻范围，准备当晚加强警戒，彻夜不眠。当时正值圣诞前夕，驻扎在公路下方的美军顾问下午过来接我，带我去他们的基地。在荷枪实弹的越南陆军保护下，我们步行了几英里，来到越南陆军军营处。他们已经听说了昨晚的袭击事件。
随身携带的罐头里，放着一块果糕。临行之前，波特副馆长从办公室桌上，拿来一块果糕，让我转送给战场上值得敬仰的人。果糕是一位素未谋面的人——“从语气看，可能是个老妇人”——给使馆送来的。我认为，这次预料之外的圣诞宴会正是转送果糕的好时机。
在宴会上，尽管没有一个越南官员曾经见过果糕，可我带来的果糕仍然很受欢迎。果糕和越南本地的食物大相径庭，可是却和其他美国人提供的食品交相辉映，那些都是西贡市场上的便宜货，但是在越南军官中颇受欢迎。外面桌上就坐的，有四名美国人，一名口译员，还有越南陆军营长和连长，以及营里的主任参谋。越南的夏天，天气炎热潮湿。我们品着威士忌和白兰地，还喝了不少越南的“33”啤酒。
迪建（3）
和四周欢快气氛格格不入的是一名越南陆军的少校参谋。以前他曾担任侦查连连长，所在连队驻扎着美军顾问人员，喝过的美国酒应该也不少，但是很明显，他不喜欢洋酒。这并不是因为他酒量不济，其实他是讨厌和美国人在一起。邀请我参加圣诞晚宴的上尉刚开始担任顾问时，曾有人告诫他，该参谋臭名昭著，一直不喜欢美国人。后来，我才听说，因为他开枪射击自己连里的美国顾问，所以被调离领导岗位。
晚宴上，我们边吃边聊。参谋并没有和我们一块聊天。他和其他越南官员一边喝着闷酒，一边唱着一些伤感的越南歌曲，但是常常会被美国人的圣诞颂歌所打断。后来，他开始参与我们之间的聊天，声音低沉，满含苦涩，不断向美国人发问。担任口译员的越南中尉告诉我们：“他问道‘你们美国人来这儿干嘛？你们能教给越南人什么？你们是不是认为我们是懦夫，打不过共产党？’”
少校的语速越来越快，声音越来越高。他迫不及待，完全不理会旁边的翻译，也不等其他人做答。参谋开始对着越南士兵喊话，声音更高了。我们默然坐着，很是难堪。翻译也停下来，只有我们问起时，他才会翻译道：“参谋说：‘美国人是懦夫。’他说——”。说到这时，他面带迟疑地看了看营长。
“他说什么？”
“他说，营长……对美国人太友善了”。很明显，上尉并不想把参谋高呼的内容翻译给我们。在我们一再督促下，他才开始逐句诠释参谋的话。参谋说，美国人自高自大，愚蠢无知。越南人居然卑躬屈膝，向他们学习，这是越南人的耻辱。听到此时，营长眉头紧锁，但一言未发。突然他站起身来，怒斥少校一番后，愤然离去。所有的人都起身离开。只有少校猛地拍了一下桌子，拿起白兰地，狂饮起来。
上尉顾问把我带到他的住处，邀请我今晚住在那里。虽然时间已晚，可外面仍是天光大亮。我们决定在天黑前，去军营里走走。这时，翻译走过来，代表营长向我们致歉。他说：“那人喝醉了。”我们回答道，没关系。我接着问道，也许很多越南人都有同样的想法，这是可以理解的。
中尉并未对我的话做出回应。过了一会儿，我问道，其他军官怎样看待少校的所作所为？他立刻答道：“他们觉得很抱歉，他不该当着你们的面说这些。其他官员都很生气，但毕竟他是个少校。”
“他们都不同意参谋的观点吗？”
“营长完全不同意。”但其他人又如何呢？
他迟疑了一下，说道：“他们可能同意其中的部分内容，但不会完全同意。”
说话间，不远处忽然传来一阵枪声，我们赶忙去抓武器。和我们一样，中尉的身子也下意识地动了一下，但是他丝毫不惊慌。他对我们招招手，然后说道：“别慌。没事。”
“怎么能说没事呢？枪声就在外面！”
“没事，”他说道。“放心，一定没事。”这时不远处又传来一阵枪声。中尉把手举起来，站在门前，告诉我们，现在千万别出来！
“是少校。”他说。“不会有事的。他喝醉了，而且非常生气，拿起手枪，说是定要杀几个美国人。我告诉你们这些，并不是要你们担心。这里没有危险。你们今天晚上呆在这就行了。保证安全。连长已派士兵看守他，他们不会让他靠近你们的住处。”
远处又传来枪声，可能是在100码开外。听声音，像是冲着我们来的。
“他在向谁开火？我们？士兵？”
“谁也没有。他只不过是朝天开了几枪。”中尉让我们回去好好休息，不必惊慌。然后道了声晚安，随即匆匆离开。
美国顾问和我对视了几分钟。最后，我问道：“你怎么想？”
他耸耸肩，把刚刚抓起的M…16放在一边，准备脱衣睡觉。“睡吧，”他说道。“我们在这是安全的。他们不会让少校靠近我们。要是少校冲过来的话，一定会让他们颜面扫地。”
我沉吟了一下。四周一片寂静，可以听到阵阵呼喊声，显然是少校发出的。平静下来后，又从另一处传来呼喊声。他似乎在绕圈。不时还会传来一声枪响，接着又是呼喊声不断。
迪建（4）
现在天色已晚。我知道越南陆军晚上一般都很松懈，所以我们不能依靠他们提供的安全保障。少校一直想致我们于死地。要是趁着晚上熟睡之时，偷偷晃过卫兵，向我们开枪的话，一定会让营长很难堪，但是我们也应该提高警惕。我告诉同住一屋的上尉，最好的方法就是我们轮流守夜。我站第一班岗，从晚上十点到凌晨两点。他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上尉刚躺下不久，便鼾声大作。
为了不让自己睡着，我把蜡烛一直点着，和衣躺在帆布床上。后来又传来一声枪声，随后便再未听到任何声音。也许少校也睡了。但是我一直不敢合眼。头枕着胳膊，躺在床上，看着烛光的倒影。我一直想把枪放在帆布床旁边，这样自己也可随手够着，但是帆布床实在是太窄了。要是放在地上的话，会罩在帆布床的阴影下，很难迅速拿起武器。左思右想之后，我决定把枪放在胸前。
大概凌晨时分，机关枪声划破寂静的夜空。过了一会儿，地平线处响起大炮的轰鸣声。整个晚上，时而四周鸦雀无声，时而枪炮震天。一切声响似乎都在距离迪建的几英里之外，所以我决定不唤醒上尉，一个人一直守到两点。烛光越来越弱，直至熄灭。远处传来的机关枪声，就像啾鸣的蟋蟀声。沉重的手枪压在我胸前，我开始想念自己的孩子，感觉到了一种莫名的孤独。如此渡过圣诞，实在是让人无法忍受。
次日早上，我离开之时，那名少校参谋还在酣然大睡。在越南陆军的护送下，美国顾问步行把我送回美军基地。我们回到迪建时，那里刚刚发生了炸弹爆炸事件，炸毁了村庄中心的十字路口。圣诞快乐！远在越南之外的人可能正尽情享受着圣诞的喜悦。
回到迪建后，正好遇到前日那位美军少校参谋。第一天时，他还信誓旦旦地宣称，距离美军军营十英里之内，不会有越共的身影。可是，他刚刚侥幸从越共的迫炮下逃脱。一次，在十字路口边上的厕所解手时，越共的炮弹在距离其10码处爆炸。当然，越共并不知道他在解手，也没有听到他两天前的那番高论。我并不认为，参谋会记着自己说过的话，自己也不想再提起以前的事。
每逢圣诞和感恩节，美国政府会为美国军队供应火鸡晚宴。我回来的还算及时，正好赶上了火鸡晚宴。在圣诞精神的感召下，整个下午，我一直忙着给村民发放捐款。这些村民的茅草屋在激战中被美军直升机击毁。美国国际开发署的代表交给我很多当地的货币，用于为村民提供资金，重建房屋。白天的时候，美军并未采取任何行动，只是派遣了几支巡逻分队，试图吓唬越共迫炮部队，避免他们靠近美军基地。
圣诞后次日，美军作战官员派遣两个连的美军对村庄附近的地区进行了清理。我亦随同参加了美军的行动。作为观察员，我觉得自己没有必要带武器，因为自己旁边有几百名荷枪实弹的美军，足以为我提供保护。但是后来事实证明，上述做法，的确危险。互相认识之后，在行军途中，或是在穿过麦田时，他们根本不会专门保护你。士兵一定注意到，我的制服上没有佩带军衔，随身也没有携带武器，所以，一看便知，是一名文职官员。一些人还以为我是一名记者。要是有人问起我的职业，我会说自己在西贡的美国使馆工作，不过他们对我从事的工作根本不感兴趣。
第一天早上，行军一小时后，我所在的部队遭遇越共。直到此时，我才发现，旁边的士兵开始重点保护我。显然，他们保护我，主是因为自己随身没有携带武器，而且在美国大兵看来，我不过是个医护兵或是记者，根本无法保护自己。一听到前面传来枪声，他们会立刻向我旁边靠拢，而且开始留意我的下落，仿佛现在的任务就是照顾我。士兵们认为，像我这样的人，手无缚鸡之力，很容易成为敌人攻击的目标。他们手中握有武器，可以保护我免受暗处敌人的伤害。
其实即使手中握有武器，在敌人的攻击下，也未必会幸免遇难。那只不过是战士们一相情愿的想法。他们总认为，手无寸铁，根本无法抵挡敌人的攻击。自己没带武器，转移了大兵的注意力，使其无法专心致志地执行任务。我可不希望产生负面影响，所以一天半之后，我开始随身携带武器。
迪建（5）
我所携带的武器是瑞士产的冲锋枪，是中情局驻该省的代表从武器库里给我找来的。中情局反恐小组的成员常常装备此类武器。一些熟悉内情的越南人和美国人很容易认为，我是中情局派来的。这款机关枪造型独特，制作简单，极为丑陋，枪管周围有一个金属冷却管，活像扎满小孔的钢管。自从携带冲锋枪后，吸引了一些人的注意，但是他们留意的是武器本身，并非我本人。
除非我们遭遇伏击，否则的话，我认为根本没必要使用武器。我不想使用武器，也不想向任何人射击，更不想擦枪。我不受任何人领导，也没有人会命令我。实际上，我是一名文职官员。在内心深处，我还依稀记得，一名文职官员在战争区携带武器是违法的，更别提向别人开火了。驻扎在西贡之外或是其他主要城镇的国际开发署和使馆的政务人员，在驱车和步行前往农村地区时，习惯上总喜欢携带武器。但是，除了范恩，我还没听过有哪个美国人带着武器，和军队一块执行任务。我也从来没问过范恩，是否开过火。
很快，我发现，一旦你随身携带武器，如果遭遇袭击时，不还击的话，照样会吸引不必要的注意。一次，和我一同行军的士兵接到命令，要求我们担任先头部队，带领队伍穿过麦田。走过齐腰的麦田时，树旁忽然有人向我们射击。士兵立刻不假思索地予以还击。还未待我动手，早有十二支全自动步枪同时开火，向树边射去。我拿出照相机，摄下了士兵和树旁的目标。
我们推进到树边时，激战已经停止。一名军士走到我近前，看上去激动异常。他首先问我，是不是一名记者。我说，不是，我在使馆工作。他直盯盯地看着我手中的照相机和挂在胳膊上的武器，脸涨得通红，然后一脸狐疑地问道：“你在战斗中，居然为自己拍照片？”
“不，”我坦然说道。“我为副馆长办事，这些照片都是为他拍摄的。”他怀疑地看了我一眼，随即走开了。我立刻决定，只要旁边的人在交火，我会和他们一块并肩作战。在随后的一段时间后，我很少在战场上轻易暴露目标。
三角洲地区的游击战，几乎都是打了就跑。有时在茂密的灌木丛中，或是一片森林之中，会有狙击手放冷枪，有时还会遇到一两颗炮弹。通常美军部队中，会有一两人被击中。一看到有人倒下，前面的人会立刻隐蔽起来，沿着枪声传来的方向予以还击。这样做，自是在情理之中。在穿过麦田时，如果遭遇越共攻击，连长立刻会调遣大炮，有时还会要求进行空袭，派遣武装直升机。如果一枚炮弹击中了一两名士兵，大部队会停下来，直到救伤直升机赶到，把伤者带走后，部队才会继续向前推进。救助伤员的过程至少需要20分钟。当然救伤直升机可以减少美军战斗中的死亡人数，但是这种做法也是漏洞百出，因为在战斗中，我们不能仅考虑伤亡的数量。与敌人之间的交火，非常短暂，有时不过是一两枪的事，可到部队向前推进，一般需要半个小时。在大多数情况下，首次爆炸声过后，就再也没有任何响动。有时候，根本没有人看到游击队员的身影。即使占领敌人的藏身之处后，也不会发现任何尸体。即便有人伤亡，越共在离开时，也早已把他们带走。很可能开火之后，他们就在高大的稻田和茂密的树木的掩护下，全身而退。一般几个狙击手就可拦住美军一个连，而且一拦就是半个小时。
通常激战一天，你也不会看到敌军的踪影。他们发动袭击后，会立刻离开自己的藏身之处。占领这些地方——尽管我们都知道，明天还会有人从同一处偷袭我们——根本算不上取得任何战果。从来没有人统计越共的伤亡数，因为尽管我们的炮弹一发一发地打向茂密的树林，可是根本就没有看到敌军的尸体。我们所遇见的尸体，除了美国人，就是一名18岁的小女孩。她在西贡上法语学校，当天回来探望自己的家人。在美军的狂轰乱炸下，女孩失去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很显然，杀害一名手无寸铁的女孩并不能鼓舞美军的士气。
美军之中，有人一步步陷入失望的边缘，还有些人开始崇拜越共。我常常听到他们这样说“越共虽然缺乏智谋，可是勇气可嘉。”对于战士来说，这实为赞美之辞。从表面上看，上述言语似乎暗含越共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之意，实则不然。据我所知，阵亡的只有美军士兵。12天来，已经有9名美国士兵死亡，23名受伤。死伤的美军士兵中，有很多是报务军士。这些报务军士一般紧随连长，而且通常带着电话线。身上高高的天线，常常使其成为狙击手攻击的目标。自从我抵达军营后，已经有四名报务军士先后丧生。
迪建（6）
在搜捕袭击美军的越共成员时，遇到的村民——大部分是有孩子的母亲，也有老人，但从来没有年轻人——常常不会给我们提供任何信息，美军对村民的表现极为苦恼。显而易见的是，他们见过我们要搜捕的人。这些人一定就在附近。见到此情此景，美军很是怨恨，但也颇为困惑。美国大兵皆认为，他们在越南浴血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