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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升级（5）
麦克诺顿一直认为，我们应该放弃越南，无条件撤退。他的观点根深蒂固，比我更为坚决。当时曾有人说，我们现在所付出的努力，已经与美国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了一起。我们正面临相当严峻的考验，撤军会让我们颜面扫地，会让美国的盟友遭受巨大的创伤，会大大降低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但是，麦克诺顿根本就不相信上述说法。相反，他认为，不论从哪个方面来说，美国军事介入的失败，都会给美国带来巨大的创伤。而且创伤的程度，要比撤军所带来的影响大得多。越南会付出惨痛的代价并遭受巨大的伤害，可是这与美国获得的利益并不成正比。但是在1964年到1967年之间，他所起草的任何文件中，你看不到一点儿有关这些观点的蛛丝马迹。其实，这就是麦克诺顿信奉的真实想法。虽然有些地方我和他意见相左，可是后来证明，他的确是对的，错的是我。
我个人认为，如果越战失败，美国的世界影响力和对抗共产主义的能力将会遭受很大的打击。麦克诺顿低估了美国为此付出的代价。有时候，我在想他还不能算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冷战斗士。
我认为，如果我们从越南撤军，那么以后在全球范围内对抗共产主义时，就会遇到很多麻烦。约翰低估了这一点。苏联、中国和其他一些反叛者将会继续扩大其势力范围，我们的盟友也将蒙受巨大的屈辱，所以在上述方面，我和约翰分歧很大，相反，和国务卿腊斯克以及参联会的意见却不谋而合。但不同的是，这些主张越战的“鹰派”一直认为，美国有足够的理由扩大战争的范围，而且他们普遍认为，我们一定会胜利。相反我同意约翰私下里所袒露的观点。我对越战信心全无。总而言之，如果我们继续这场前景黯淡的战争，情况会越来越糟。要是战争升级的话，前途必将更为惨淡。我们不可能在越南这块土地上插上美国的星条旗。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在撤军之后，竭尽全力面对遗留下来的问题。其实据我所知，这个观点在当时美国中层官员和大批冷战斗士中很有市场。
但是高层官员却对撤军的建议不以为然。总统不会这样想，国务卿和国防部长也不会理会这种想法。我个人对麦克纳马拉极为尊重，但是我一直无法理解他走上战争之路的原因。虽然他赞成通过挑衅，扩大战争，然后“逐渐”对越南施加压力，可让我困惑不解的是，他毕竟一直在强烈支持美国轰击北越。
一切都让我茫然不知所终。我一直认为，麦克纳马拉和我有着同样的价值观，对核武器也极为厌恶。以前我曾担任国防部长办公室顾问，协助其制订核作战计划，加强对核武器的控制。作为一个军控方面的年轻顾问，和许多兰德公司的同事一样——包括哈里·罗恩和莫特·霍尔珀林——我认为不论在何种情况下，不论是发动有限的核战争还是大规模的核战争，都会给人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当时美国正全副武装，积极备战，准备首次使用核武器对抗苏联的常规打击，所以我们的立场违背了美国的国防政策以及北约的战略，但我和所有兰德公司的同事均对自己的立场确信不疑。我们为空军服务，可是个人的观点与美国空军的指导思想却是大相径庭。但不论如何，我认为麦克纳马拉和我们志同道合。
1961年，在一次私人的晚宴上，我从麦克纳马拉的谈话中了解到，他和我持有同样的看法。以前他曾经读过我的的文章，但是我们从未谋面。麦克纳马拉一直坚信，不论在何种情况下，美国都不会首先在欧洲使用核武器。一旦美国使用核武器，即使美苏未爆发全面的核战，也会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当时他的一言一行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麦克纳马拉一直认为，如果美国首先使用核武器，必然会爆发美苏之间的全面核战。此前他也曾提及：“这是彻头彻尾的毁灭！是对整个欧洲的毁灭！”美国人一直给他冠以冷血高效的威名，称其是一名工作起来酷似电脑的专家，可说这番话时，他神情激动，完全失去了往日的矜持。更重要的是，有些人认为，“有限使用核武器”将会把核战控制在欧洲，而且永远不会引发全面的核战争。对于这种观点，麦克纳马拉一直认为荒谬无比。
最近，经由国防部长批准，我为参联会起草了国防部指示性文件，主要关注全面核战下的作战计划。受国防部副部长罗斯韦尔·吉尔帕特里克邀请，我就当时艾森豪威尔的作战计划提出了几个问题，吉尔帕特里克把这些问题发给参联会，要求他们做出回应。后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罗伯特·科默也从中选取了一个问题，作为总统的质询，发给参联会，要求立即做出回复。问题是：“如果我们实施全面核计划的话，单是在苏联和中国会有多少人死亡？”
战争升级（6）
当时麦克纳马拉邀请我共进午餐。饭余讨论时，我告诉他，在一两天内，参联会立刻会给白宫做出回复。参联会的文件属于高度机密——仅呈总统过目，但是因为我负责起草文件，所以科默把我叫到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给我看了参联会对此所做的回复。参联会的回复，采取坐标的形式，垂直轴表示伤亡的数量，水平轴表示时间。坐标显示，随着时间的不断推进，死亡人数不断增加。随后的核辐射会使死亡的数量大幅度上升。（我现在所问的只是死亡数，还不包括伤亡数）。坐标左边的最低点表示攻击开始前几天死亡的人数，右边最高点表示核战计划执行后六个月，累积死亡的人数。
最少为２７亿５千万人，最高为３２亿５千万人。
那还只是中国和苏联的死亡人数。后来，我又代表科默，向参联会提了一个问题。问题是，靠近中国和苏联的地区或国家死亡数又是多少？参联会很快做出答复，提供了更为全面的预测。如果我们对苏联在东欧的盟国进行核打击，将会造成另外几十亿人死亡。对苏联、中国及其盟国进行核打击后，随后而来的核辐射将造成许多中立国公民的死亡——芬兰、瑞士、澳大利亚和阿富汗。对苏芬边界的苏联潜艇坞厂进行核打击后，其后带来的核辐射可以完全摧毁芬兰。考虑到风向的影响，尽管没有一枚美国的核弹打向中立国的领土，美国的核打击还可让另外几十亿人丧命。
美国对华沙集团实施核打击后，随后的核辐射将会造成北越盟国几十亿人的死亡。就像一位将军最近在国会作证时所说的那样，“要视风向而定”。而且按照参联会的估测，美国对苏联首次发动核打击后，苏联一定会对美国、西欧以及美国其他地区的军事基地进行报复性核打击，上述统计数字还没有将这一切对美国的影响包括在内。参联会的预测也并未包括美国战略核武器所带来的影响。
参联会提供的预测显示，在美国的核打击下，邻国会有５０或60亿人丧生，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平民。还会带来上百次灾难。大部分发生在一两天之内，其他的都会在６个月之内陆续爆发。盟国或是中立国也会爆发灾难。
这不是为了威慑苏联，阻止其对美国及其盟友的核打击而做出的胡乱臆测。（这种说法可谓是荒谬之至）。发动国家各相关机构，实施参联会为全面战争所制订的作战计划，将会招致严重的后果。参联会对人员死亡所做的预测完全符合实际。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如柏林危机、东德叛乱和苏联对伊朗和塞尔维亚的轰炸，一旦总统发动核战，按照美国的计划，任何与苏联常规部队的“武装冲突”将会不可避免地给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带来上述影响。
我现在还记得当时的情景。1961年春天，我坐在白宫行政办公大楼的一个小隔间里，手拿着这个图表，苦苦思索：图表展示的严重后果一定不能出现。人类历史中不能容许出现上述状况。
我没有把自己想法告诉给部长。从我们谈话的氛围来看，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必要。我一直认为，没有一个人，和我一样，对局势有同样的看法；没有一个人，和我一样，忧心忡忡，势在改变现状。三十年后，麦克纳马拉在他的回忆录《回顾》一书中写到，当时他曾秘密向肯尼迪总统建议，后来还向约翰逊总统建议，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不要发动核战争。他没有告诉我这些事情，但是和他谈话时，这一切都表露无疑。毋容置疑的是，他的确给总统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建议。然而，在其任职期间，美国政府大多数官员曾一度表示，已经做好了首次对苏联使用核武器准备。麦克纳马拉的想法无疑与当时美国政府内部的主流政策背道而驰。（直到现在，北越还保持着这样一种政策。北越之外的美国——据2002年３月泄漏的布什政府国防政策评估显示——仍然热衷于首次使用核武器。）美国一直认为，应该在与强大的中国常规军队进行有限战争时，首次使用核武器。就是在这件事上，麦克纳马拉也持否定意见。
午餐接近尾声时，麦克纳马拉的助手亚当也加入了我们。在我们离开部长办公室后，亚当把我领到隔壁的小屋，告诉我：“你不能向任何一个外人泄漏麦克纳马拉部长今天向你所说的每一句话。
战争升级（7）
我问他，是不是怕国会对部长的话做出反应。他说：“是的。那样的话，国会就有可能对他进行弹劾。”我告诉他，自己完全理解。他继续强调，千万不可泄漏给其他人。他说：“谁都不能说，即使是哈里·罗恩。”很明显，他知道哈里·罗恩是我最亲密的朋友，我们之间无所不谈。我很欣赏亚当说话的方式，因此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和麦克纳马拉之间的谈话内容，甚至包括哈里。如果他知道的话，一定也会很振奋。但是我问亚当：“据你所知，在这些问题上，总统是不是不太同意部长的看法？”他说：“一点儿都不同意。”
离开部长办公室后，我一直在想，麦克纳马拉值得我为其忠心耿耿，我应该对他充分信任。据我看来，他对当前世界面临的巨大危险，有着清晰的认识，而且正立志用自己已有的权利降低风险的程度。他和助手清楚地知道，要想达到自己的目标，首先就要韬光养晦。在随后的三年里，我一直对麦克纳马拉忠心耿耿。后来在五角大楼任职期间，我还是忠心不二。当时在五角大楼内部，有一群势力庞大，不明事理的力量，正竭力把美国推上核战之路。麦克纳马拉和他的嫡系军官，同我一样，忧心忡忡，一直在试图压制这股力量。我感到，自己有责任帮助他。
尽管我不能理解麦克纳马拉的选择，尽管我疑虑重重，但是我还是尽可能地给予他支持。他一直让我们制订政策，扩大越南战争，我对此深感不安。可是，我认为，参联会所支持的戈德华特建议，定会引发与中国的核战争，而麦克纳马拉的建议，至少在短期之内，引发核战的可能性极小。不管怎样，约翰逊总统对引发核战也非常担心，所以我一直希望总统以压倒性的票数赢得连任。当时我并不在乎他们的虚伪，重要的是追随约翰逊、麦克纳马拉、和麦克诺顿，相对增强他们的权利，压制参联会。我们正在避免让美国走上一条满是荆棘的道路。
为了上述目标，在选举日开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组会议上，我和我的上司一直致力于推行自己的主张。正如麦克诺顿所说，我们的工作不是提议撤军，所有的人都认为撤军是最坏的打算。我们的工作是促使国家安全委员会就麦克纳马拉的轰炸策略和“逐渐施压”战略达成一致意见，否决参联会的“强攻”战略。参联会的战略是，对其提议的94个目标同时进行轰击，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首先轰击河内郊区福安的米格空军基地，然后轰击人口密集地的石油基地。
参联会的每项政策建议都重申：“采取军事行动，我们将会获得成功的良机，摧毁越南的意志和战斗力，阻止河内政权对南越和老挝的叛军提供支持。”为了与此前的影响、恐吓和劝阻目标形成鲜明的对比，参联会强调，本次策略的关键字眼儿是“摧毁”、“阻止”和“叛军”。为了达到上述目标，他们提供了一连串特别建议。从1964年早期到1968年，就一直重复提出这些建议，其中包括：在北越的海防港和航道布置水雷，封锁越南到中国的海岸，轰炸中国和越南之间的陆地、海上和铁路交通，肆无忌惮地对北越靠近中国边境地区的军事和工业目标进行轰炸，以避免中国对其提供空中支援。这样做是为了阻止苏中集团通过中国或是空中航线为北越提供支援，以此来孤立北越和民族解放阵线，然后对其进行轰炸，迫使北越领导人屈服。
更重要的是，当时海军和陆军都认为，美国要做的，就是在老挝或是柬埔寨的渗透路线上或是在南越海港，布置一个师的美军兵力，阻止北越军队的渗透，切断北越与南越民族解放战线之间的补给线。在1964年的跨部门会议上，该战略不过是昙花一现。1965年４月，因为选战，以及泰勒和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的反对，陆军和海军的战略最终被否决了。但是那段时间，海军和空军一直在紧锣密鼓，准备派遣地面部队。其实从1965年早期开始，各方就一直在极力督促派遣地面部队。考虑到当时的形势，我并不感到惊奇。
对二战和朝鲜战争进行一番研究之后，我同意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所做的情报分析。常规轰炸根本不可能阻止北越军队的渗透，也不能阻止其支援南越的游击战，更无法迫使河内领导人放弃武装斗争。情报分析指出，在高地和地面地区实施地面军事行动，也不可能像陆军预料的那样，可以“隔离南越战场”。即便如此，也不会对南越当地的军事斗争有多大的影响。一旦下定决心，置重大伤亡于不顾，华盛顿一定会竭力挽回败局，不断扩大战争，打破现存的僵局。尽管各军种参谋长和空军都称，不会像二战和朝鲜战争那样，对城市和人群进行轰炸。但是，如果不采取轰炸攻略的话，就无法击毁北越持久作战的“能力”。不管他们承认不承认，一意孤行，顺从他们的“意愿”，只能是对城市进行轰炸，摧毁北越的红河大坝，一百万人将活活饿死。
战争升级（8）
情报分析还认为，美国陆军加大力度，封锁通过老挝和柬埔寨的渗透路线，根本无法阻止北越对南越的侵略，无法终结北越对南越内战的支持。相反，还会滋长北越发动全面战争的气焰，在靠近中国边境地区，重演法国的悲剧。更为严重的是，还会引来中国军队。在这种情况下，按照美国战略决策者的意图，我们将会发动核战争对付中国。
当时普遍认为，朝鲜僵局给美国陆军留下的后遗症就是“切勿尝试”，亦即“不要在亚洲尝试发动地面战争”。早期参与制订作战计划的经验告诉我，这句座右铭的意思是，“不要在没有核武器的情况下，与中国进行地面战争”。后来，我读到了麦克诺顿办公室的文件，再次清楚地认识到，该经验仍然是美军遵循的教义，而且不只局限在军队内部（尽管大部分在军队内部）。国务卿腊斯克（朝鲜战争时，曾担任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对此深有感触。1964年４月中旬，在西贡的一次会议上，他再次详细阐述这条教义：“在常规战争中，我们不会用有限的人力资源与庞大的中国红军做斗争。”
1964年６月２日在火奴鲁鲁举行的会议上，泰勒将军指出，对越南发动空袭后，中国地面部队将很有可能参战——当时在座的一致同意。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道，即使现在我们还不能确定是否有这种可能性，可是我们要做好准备，以防万一；“我们要认真考虑一下在何时将不得不使用核武器。费尔特上将（太总部）断然回答道，不使用核武器，将无法阻止共产党的地面部队，所以在各相应作战计划应赋予指挥官使用核武器的自由。”
本月总统竞选初期，曾就指挥官“使用战略核武器的自由”进行过激烈论战：戈德华特参议院宣扬对越南使用核武器，甚至要求将使用战略核武器的权限下放给各战区指战员。戈德华特对待核武器的立场，也是他在总统选举中的致命弱点。（其实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约翰逊总统已将使用核武器的权限下放，如与华盛顿的通讯中断。但是和戈德华特相比，约翰逊总统下放的权利相当有限。而且当时只是秘密征求了约翰逊政府军事高官中勒梅将军、费尔特上将和其他一些人的同意。）一则精妙绝伦的政治广告将戈德华特极端的立场刻画得淋漓尽致。一个可爱的小姑娘，正在采摘雏菊花瓣，而身后却响起导弹发射的倒计时声“十、九、八……”。尽管我知道，无论如何，麦克纳马拉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