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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只是在表达思想方面有很大困难，甚至在领会思想方面也是如此。我曾对人们进行过观察，我自认为是一个相当好的观察家；然而我对眼前所看到的竞视而不见，而对于自己回忆起来的事情倒看得明晰清楚，我只是在回忆中才能显示出智慧。别人在我跟前所说和所做的，以及在我面前发生的一切事情，当时我是毫无感受，也不理解。打动我的仅仅是事物的表面现象。但是，后来所有这一切又再回到我的脑海中：地点、时间、声调、眼色、姿态和当时环境，我都能记起来，毫无遗漏。在这时候，我能够根据人们当时的言行发现他们的思想，而且差错很少。
在我独自一个人的时候，对自己的思考力还这样掌握不住，那么，当我和别人谈话的时候，我是个什么样子，就更可以想见了，因为在谈话中，要说得得体，必须同时而且刻不容缓地想到千百种东西。我只要一想到在谈话时还有那么多的礼节，而且自己准会漏掉一两处时，我就够胆战心惊的了。我简直不能理解人们怎么敢在大庭广众中说话，因为在那种场合，每说一句话都要考虑到所有在场的人，为了确有把握地不说出任何得罪人的话，需要知道每个在场的人的性格和他们的过去。在这一方面，那些久在交际场中活动的人是有很大便利的：他们对于什么话不应该说知道得比较清楚，因而对于自己所说的话也就更有把握。虽然如此，他们还免不了无心中说出一些不该说的话来。人们可以想象，一个毫无社会阅历的、好象从云彩里掉下来的人，叫他不说错话，即使只一分钟也是办不到的。至于两个人之间的谈话，我觉得更为苦恼，因为这需要不断地说话：人家对你说，你就必须回答，如果人家不说了，你就得没话找话。仅仅这种不堪忍受的窘况，就使我讨厌社交生活。我觉得没有比叫我立即说话，并且一个劲儿地说下去，更令人难受的了。我所以如此，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非常讨厌受拘束的缘故，总之，硬要我找话说，我就不可避免地会说出一些蠢话来。
对我来说，比这更糟糕的是，既然无话可说，就应该缄默才对，而我却象急着要还账一样，发疯似地说了起来。我急急忙忙、结结巴巴地说了一些不相连贯的话，如果这些话真的毫无意义，那倒是我的幸福。我本来想克服或掩盖我的笨拙，结果却很少不把我的笨拙暴露出来。在我可以列举的无数实例中，我现在只举出一项，这不是我年轻时候的事，而是我进入社会已经多年之后的事；那时候，如有可能，我总是要尽量摆出从容不迫、谈笑风生的神气。有一天晚上，我同两位贵妇人和一位先生在一起，这位先生不妨指出名字来，他就是德·贡托公爵。房里没有别的人，我极力想插几句话。天知道我插了什么话！在四个谈话的人中，三个人完全不需要我插嘴。女主人叫人送来了一付鸦片剂，因为她的胃不好，每天要服用两次。另一位夫人看到她在直咧嘴，就笑着问她说：“是特龙委先生的药吗？”“我想不是的，”主妇用同样的语调回答说。“我想就是这种药也不见得有效！”这就是有才气的卢梭为了献殷勤而补充的一句话。在座的人一听都楞住了，谁也不说一句话，谁也不笑一笑，过了一会儿，话题转到别的事情上去了。这种愚蠢的话若是对别的女人说的，可能只是句趣话，但对于一位可爱到难免会引起一些闲话的女人说来，虽然我确实无意得罪她，这种话也是够厉害的；我相信在场的两个证人，一男一女，都是忍了又忍才没有笑出来。这就是我在没话找活的时候无心说出来的俏皮话。我很难忘掉我说的这句话，因为除了这句俏皮话本身很值得记忆以外，我还认为它产生了一些致使我时常想起这句话来的后果。
我相信，读了上述的一切，人们就足能明白，为什么我虽然不是一个傻瓜，却常常被人看成是傻瓜，甚至一些具有相当鉴别能力的人也不例外。特别不幸的是：我的面貌和眼睛看来长得很精明，因此人们对我的失望使得我的愚蠢就越发刺眼了。这种小事，虽然是在特殊情况下发生的，但对于了解以后的事情却是十分必要的。它是了解我的很多怪事的钥匙；人们看到那些怪事时候，往往归咎于我性情孤僻，其实我的性情并不如此。如果不是由于我深知自己在交际场中出现不仅会使自己处于不利地位，而且不能保持自己的本色，我也是会和别人一样喜欢交际的。我决定从事写作和隐退，这对我来说，是最合适的了。我若出现在人们面前，谁也看不出我有多大才干，甚至猜也猜不到，杜宾夫人就遇到过这种情形，虽然她是一个聪明的女人，而且我在她家还住过几年；自那时以后，她本人就曾多次向我谈到这一点。当然也有一些例外，这我以后再谈。
我的才能大小就这样被确定了，适合于我的职业也这样被选好了，剩下的问题就是再次研究怎样履行我的天职。困难在于我没有正式入过学，我会的那点儿拉丁文连当个神父都不够用。华伦夫人想叫我到修道院去受一个时期的教育，她去和修道院院长商量。那位院长是一位遣使会的神父，名叫格罗，他是一个身材矮小的憨厚的人，一只眼半瞎、瘦弱、头发斑白，说他是我见过的遣使会的神父里最有才智、最少学究气的一个，并不算过分。
他有时到妈妈家里来，妈妈款待他，抚爱他，也戏弄他，她有时叫他帮着系好她上衣后面的带子，这是他十分愿意干的工作。在他执行这项任务的时候，妈妈忽而去做这个，忽而去做那个，在房中到处打转。这位院长先生被带子牵着跑，嘴里不断叨念着：“我说，太太，你倒站稳点儿呀！”这是一项十足的绘画题材。
格罗院长慨然同意了妈妈的提议。他答应按极少的膳宿费收留我，我的教育由他负责。问题就看主教是不是同意了。主教不仅同意，而且还愿意替我付膳宿费。他还允许：直到认为我取得人们所预期的成绩以前，可以照旧穿普通人的服装。
这是多么大的变化啊！我不得不服从。我就象赴刑场一样到神学院里去了。神学院真是一个阴森森的住所，特别是对于刚从一位可爱的女人家里出来的人，尤其阴森可怕。我仅带去了一本书，这是我恳求妈妈给我的，它给我以无限的慰藉。谁也猜不出这是本什么书：原来是一本乐谱。在她所研究的学问之中，音乐也没有被遗忘。她有一个很好的歌喉，唱得相当不错，还会点儿大钢丝琴。她很热心地教了我一些音乐课，我必须从最浅的地方开始学，因为我连唱圣诗的歌谱都不会。一个女人给我上了八次或十次课，而且断断续续，不仅未能教会我依谱唱歌，而且连音乐符号的四分之一我也没有学会。然而我对这门艺术非常爱好，愿意自己一个人慢慢练习。我带去的这本乐谱并不是很浅易的，这是克莱朗波的合唱曲。我既不懂变调，也不知音节的长短，但是，终于把《阿尔菲和阿蕾土斯》合唱曲的第一首宣叙调和第一首咏叹调的乐谱读了出来，而且还唱得毫无错误，人们可以想见我是下了多大的功夫，是怎样顽强地坚持了练习啊；当然，这首曲子是谱得准的，你只要按那歌词的节奏读出来，也就自然可以合拍了。
神学院里有一个可恶的遣使会神父尽找我麻烦，因而我连他教我的拉丁文都讨厌起来。他有一头平滑而油亮的黑发，面包颜色的面孔，水牛般的声音，猫头鹰似的眼睛，胡须好象野猪鬃，微笑中带有恶意的讽刺，四肢一动好象木偶人。他那讨厌的名字我忘记了；但是他那可怕而又令人肉麻的面貌却始终留在我的记忆里，我一想到他就不寒而栗。我当时在走廊里遇到他的光景，至今还历历在目，他彬彬有礼地拿他那顶沾满污垢的方帽向我摇晃，表示请我进他的房间，我觉得他的房间简直比监牢还可怕。这样一位教师和曾经当过我的老师的宫廷神父对比起来，该有多大的区别啊！
如果我再让这个怪物摆布两个月，我准会神经失常的。但是，和善的格罗先生看出了我的苦闷，那时我吃不下东西，一天天消瘦下来，他当时就明白了我苦闷的原因。这并不是很难解决的事情，他使我摆脱了那畜生的爪牙。并且，又来一个更鲜明的对比，他把我交给一个最温和的人：这个人叫加迪埃，是弗西尼地方的一个年轻教士，到这个神学院里来进修的。这个教士为了帮助格罗先生，我想也是出于仁爱之心，很愿意分出自己进修的时间来指导我的学习。我从来没有见过比加迪埃先生更动人的相貌，他的头发是金黄色的，胡须近于赤褐色，他的风度和他家乡所有的人们一样，在憨厚的神色下蕴藏着很大的智慧。然而，他身上真正突出的是敏感、多情和热忱。他那双大蓝眼睛，具有亲切、温和和悲愁的混合情调，使得别人见了他，就不能不关心他。从这位可怜的年轻人的眼光和声音看来，简直可以说，他已经预知自己的命运，而且感到自己生来就是为了受苦的。
他的性格和他的外貌非常吻合；他十分耐心，十分谦和，与其说他教我读书，不如说是和我共同学习。我很快就喜欢他了，因为他的前任已经为此打好了基础。然而，尽管他为我费了不少时间，尽管我们双方都很努力，而且他教得又很好，可是我无论怎样用功，进步还是很小。说起来真是奇怪，我虽然也有相当的理解能力，我却从来不能从老师那里——父亲和朗拜尔西埃先生是例外——学到什么东西。我另外的一些知识，都是我自学来的，这个以后就会清楚的。我那不能忍受任何束缚的思想不肯服从时间的限制；担心学不会的心情妨碍着我专心听讲：生怕由于自己不懂而让教我的人着急的心情促使我装懂，教的人一直往下教，我却什么也不懂。我想按自己的步调行动，不愿顺从别人的步调。
接受圣职的时刻到来了，加迪埃先生要返回本省，去当助祭教士。临走时候，我对他依依不舍，又是惜别又是感激。我对他的祝愿，也象对自己的祝愿一样，并未成为事实。几年以后，我听说他在一个教区中作副本堂神父的时候，和一个姑娘发生关系，生了一个孩子。那是他以一颗从来没有爱过任何女人的、非常温柔悱恻的心爱上了这个姑娘。这在一个管理得非常严格的教区里是一件震惊全区的最严重的事件。按照常例，神父只可以同已婚妇女发生关系生孩子。现在他犯了教规，被关进监狱，受到凌辱，并被驱逐出境。我不知道他以后是不是能恢复职务，但是，由于我同情他的厄运，这件事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在我写《爱弥儿》的时候，又想起了这件事，因此我就把加迪埃先生和盖姆先生合并在一起，把这两位可敬的神父作了“萨瓦副主教”的原型。我感到满意的是，我这种描写并没有玷污我所选择的原型。
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奥博讷先生被迫离开了安讷西。这是因为执政官先生认为自己的妻子和奥博讷先生发生爱情是一件丑事。实际上这只是“园丁之犬”的作风；古尔维奇太太虽然是个可爱的女人，但是她的丈夫对她非常恶劣，由于山外人的怪癖，他认为她是没用的，并且对她非常粗暴，以致提出了分居问题。古尔维奇先生是一个恶汉，象鼹鼠一样阴险，象枭鸟一样狡猾，由于不断地招惹别人，结果，自己也被撵走了。据说普罗旺斯人是用歌曲向敌人报仇的，奥博讷先生用一出喜剧向自己的敌人报了仇；他曾经把这出喜剧寄给华伦夫人，华伦夫人拿给我看过。我很喜欢这个剧本，它使我也产生了写一个喜剧的念头：让人看看我是不是真象这位作者宣称的那样笨。不过，这个计划一直等我到了尚贝里后才实现，剧本叫《自恋的情人》。我在那个剧本的序言中曾经说我是在十八岁时写的，其实我是瞒了几岁。
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本身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对我却产生了一些影响，并且在我已经把它忘掉了的时候，社会上还在纷纷议论。我得到允许每个星期外出一次；我怎样利用我的外出时间，那是用不着说的。有个星期日，我正在妈妈家里的时候，和妈妈的住宅毗连的方济各会的一间房子着火了。这间房子里有个炉灶，还堆满了干柴。没有多大时间，就都着起来了。妈妈的住宅非常危急，已经被风吹过来的火苗盖住了。人们不得不赶紧从屋子里往外搬东西，把抢救出来的家俱放在花园里。这个花园就在我以前住室的窗户对面，在我说过的那条小河那边。我当时惊慌万状，手里抓到什么东西，就毫不考虑地从窗口仍出去，甚至连平时我简直拿不起来的石臼也给扔出去了。要是没有人拦阻的话，一面大镜子也差一点被我扔了出去。那一天，正来拜访妈妈的好心的主教也没有闲着，他把妈妈带到花园里，同她以及所有在那里的人一起祈祷；我来晚了一会儿。看到所有的人都在那里跪着，我也就和别人一样跪下了。正当这位圣者祈祷的时候，风向变了，而且变得非常突然，非常及时，正好使已经扑到房屋、眼看就要钻进窗口的火焰转到庭院的另一面去了，因此房子也就安然无事了。两年之后，德·贝尔奈主教去世了，他的老会友们——安多尼会的修士们为了给他举行宣福礼，开始搜集一些可以作为依据的材料。由于布戴神父的请求，我便把我刚才所说的事实作为见证附在这些材料里，这是我做对了的一面；但是错误的一面是，我竟把这件事说成是奇迹。我曾目睹主教在那儿祈祷，正在他祈祷时，风向变了，甚至变得非常及时，这是我所能说的和所能证明的。至于说这两个事实中，究竟是不是有一个是另一个事实的原因，这是我不该证明的，因为我不可能知道此事。但是，就我记忆所及，那时我是真诚的天主教徒，是不说瞎话的。我的非常合乎人情的对于奇迹的喜爱，我对于这位德高望重的主教的敬畏，以及由于我本人自以为对这个奇迹也许有所贡献而出自内心的骄傲，凡此种种都怂恿我犯了这个错误。总之，我敢肯定的是：如果这个奇迹确是热诚祈祷的结果，我当然也有一分功劳在内。
三十多年以后，我发表《山中书简》时候，我不知道弗雷隆先生怎么发现了这个证明材料，并且在他的评论中引用了它。应该承认这个发现是很幸运的，竟这样适逢其会，我觉得是很有趣的事。
我到处碰壁。关于我的进步，加迪埃先生曾尽可能地作了比较有利的报告，但我的进步和我的努力仍然显得不成比例，这种情况也就无法鼓舞我继续学习下去了。因此，主教和神学院院长对我失掉了信心，又将我送回到华伦夫人那里去了，因为我连当神父的材料都不够。不过，他们还是承认我是个相当不错的小伙子，没有什么恶习：正是由于这个原故，尽管大家对我有那么多不利的偏见，华伦夫人却没有抛弃我。
我带着那本乐谱，胜利地回到了妈妈那里，这本书使我受益不小。我唱的《阿尔菲和阿蕾上斯》曲调，差不多就是我在神学院所学的全部东西。我对这种艺术的特别爱好，使她产生了要把我培养成一个音乐家的想法；机会很好，她家里每星期至少要举行一次音乐会，指挥这个小音乐会的一位大教堂的乐师也时常来看妈妈。他是巴黎人，名叫勒·麦特尔，是一个优秀的作曲家，他非常活泼和快乐，还很年轻，外表很吸引人，才气却不甚高，不过总的说来是一个善良的小伙子。妈妈介绍我和他相识，我很喜欢他，他也不讨厌我。我们谈了一下膳宿费用的问题，双方很快就商妥了。简单地说，我搬到他家去了，并在那里过了一个冬天。特别愉快的是那儿离妈妈的住宅不过二十来步远，一忽儿就能到她家里，并常常同她一起吃晚饭。
不难想见，在音乐学校里跟音乐家和歌咏团的儿童们一起，终日过着愉快的歌唱生活，要比我在神学院里天天和遣使会的神父们一起快乐得多了。然而这种生活虽然自由，却跟神学院一样，是有规章制度的。我生来喜好自由，但却从不滥用自由。在整整六个月中，除了到妈妈家或到教堂去以外，我一饮都没有出过门，甚至也不想出去。这段时期是我一生中最平静的阶段，也是我回想起来最感到愉快的阶段。在我经历过的各种环境中，有一些使我感到非常幸福的情景，至今回想起来还为之心旷神怡，好象仍然生活于其中似的。我不仅记得时间、地点和人物，而且还记得周围的一些事物，气候的温度，空气的气味，天空的色彩，以及只有在那个地方才能得到的某种印象，这种生动的回忆仿佛又重新把我送到了那里。例如，音乐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