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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投充现象的出现，归根结底还是明政府执行了对缙绅和百姓的歧视性税收待遇，李来亨和刘体纯结束歧视后，投充就变成了无本之木，自然而然地消亡；现在邓名开始推出新的歧视性政策，投充马上就死灰复燃，缙绅马上发现了新的双赢之道，他们向无法享受补偿待遇的小地主和自耕农伸出了橄榄枝——还是像以前一样五五分账，投充后百姓的土地就能享受补贴待遇，一半的补贴属于缙绅所有。
“除了投充，还有超报。”李来亨早有准备，让部下取出账册给邓名过目：“新年后开始重新给土地造册，末将发现去年‘新开垦’出来的土地多得惊人，相反，没有报荒的耕地。这才正月，江陵新增土地的数量就差不多有以前总和的三成，照这个架势，今年江陵土地翻一番是板上钉钉，至于明年还能翻几番末将就不敢保证了。其它地方有多有少，但耕地大增的情况都一样，而且都是报的最好的良田。提督应该知道，这种良田的税赋最高，以前大家都是不惜行贿胥吏也要报个劣田，现在倒好，变成行贿我的手下，一定要报个良田了。”
新增土地很多都明显是在异次元，在这个星球上是肯定找不到的，如果李来亨不闻不问的话，那么今年李来亨的税收就会大增，而邓名要给的补偿则会大大超出他的预计，很可能要面对“经济破产”和“信用破产”二选一的难题。
账册越是看下去，邓名脸上的怒色就越明显，见状李来亨乐不可支地问道：“提督怎么看此事？”
“以前投充是为了恶意逃税，”邓名看到了大量土地买卖的文书，去年才脱离缙绅的百姓又纷纷投充了回去：“而这是恶意纳税！”
第29节统一（上）
虁东抗清同盟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各自为战、各自设法扩大地盘、但之间也会寻求合作，有时还会为了较大的展露目标而聚集起来，比如文安之号召的重庆之战就属于后者，而上次邓名参与的湖北系列战役就属于前者。
同盟关系形成的原因就是没有一个实力处于绝对优势，对其他将领拥有生杀予夺权利的领袖，因此直到现在为止，虁东明军一直遵循另外一套游戏规则。那就是邓名见到战利品属于个人所有，不需要上缴，分给同盟多少完全处于个人自由，如果是联合作战那么事先就会确定好分配比例。现在这个同盟加入了邓名的成都集团，在今天之前，邓名同样在这个游戏规则下与其他明军将领进行联系。
但随着成都集团的快速膨胀，同盟的均势正在被打破，以前即使是李来亨都对其他将领没有明显的优势，但现在邓名的成都集团已经明显取得了对实力最小的党守素、王光兴等人的压倒性优势；郝摇旗、贺珍这些因为湖北战役而实力大增的集团也难以和成都集团相比；即使是和邓名走的最近、得利也最多的刘体纯、李来亨二人，估计也会在数年之内被邓名远远抛下，开始失去平起平坐的盟友地位。
这次的纳税问题，对李来亨、刘体纯他们来说，这不过是邓名愿意给予的帮助而已，性质和邓名分给汉水流域的明军的那些钱粮没有什么区别；根据盟友之间的规则，邓名完全可以不给，他就是停止补贴虁东军其他人也没有话好说。
当然，这可能会造成虁东军新生不满，他们可能会暗地里给邓名捣乱，至少是不积极主动地配合邓名的战略。
接下来就是一条很熟悉的老路，摩擦制造出越来越多的怨恨，随着成都集团的实力继续膨胀，当这个集团自感到它的力量足以制服前盟友的时候，就会要求对方臣服，按照成都的指示调整内外政策；如果对方不肯完全听从成都的指挥，强大的成都集团就会尝试武力强迫虁东服从自己。
这种尝试的方式有很多，比如东林要求福王让位，璐王登基，若是福王派不同意就武力解决；再比如何腾蛟把啃骨头的任务交给不驯服的部下、把轻松并且有巨大实惠的战斗交给自己的嫡系，如果前者不同意就武力解决；还比如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如果兄弟不同意自己的政治观点和战略思考，那就调集几十万兵马武力解决。
其实这也是一种统一战争，几乎所有的将领都相信，为了统一中国这个宏伟目标，必须要在内部首先进行统一战争，这也就是所谓的攘外必先安内。在邓名的印象里，在大部分古人心目中，这个大一统思想都是不需要去反思的真理，即使是他前世辛亥革命后，武力解决意见不同的盟友仍是下意识一般的反应。
“想必虎帅已经知道我在武昌执行的政策，”邓名琢磨了一会儿，已经有了一个想法：“如果听凭他们这样纳税，那他们就会拿到我根本负担不起的欠条，我如果不毁约的话，那就只能倾家荡产。”
为了维持自己的信用，邓名已经做出了很多牺牲。比如那个极不合理的欠条凭证和白银的兑换比，让邓名给出的补偿不是税额的一半，而是一倍半，再加上紧俏货物能带来的利润，明军因为这条协议条款而损失惨重；即使如此，邓名在仔细权衡后，仍然没有将它立刻废除，而且对陆尘音宣布，今年明军依旧会遵守这条条款进行补偿，但明年要减少三成，而从后年开始，明军就要按照市价补偿给他们纳税额的一半。
就此事邓名也向武昌方面说明：于佑明和朴烦根本没有资格代表他签署这样的条款，但既然邓名以前没有向武昌明确这一点，所以他会承担他那一部分责任，用这个补偿条款替代那个非法条款。
把自己的政策仔细地给李来亨介绍一遍后，邓名认真地说道：“以前那个条款是我手下人背着我胡来的，但这个新条款是我答应的，所以今年虎帅每多收一石米，我就付出去一两五钱银子和等值的货物优先购买权；如果虎帅和刘将军不检查账册，那我除了毁约确实没有第二条路好走；而一旦毁约，我也就无法继续补偿虁东军，虎帅、刘将军和本地缙绅的关系就要重新恶化。”
本来李来亨只是觉得有趣，虽然他猜到这大概会对邓名有害，但李来亨从来没有想到后果这么严重。在邓名说话前，李来亨甚至有一个解决方法，那就是他和刘体纯也按照报上来的田亩收税，然后邓名翻脸不认账，这样李来亨大赚一笔，而邓名也不会吃亏。
“这样做断然不可，”听李来亨说了他的想法后，邓名马上摇头：“一旦我毁约，那武昌缙绅不用说，好多人损失惨重肯定大怒，肯定会千方百计对长江航运下手；就是虎帅和刘将军这里，大批百姓投充了，甚至多缴了租子，但最后什么补偿都没有——缙绅拿不到也不会给他们，他们只会把责任一股脑推卸给我们，他们本乡本土的，百姓肯定信他们要比信我们多得多，最后虎帅多收了一些粮食，但丢了民心；还牵连我丢了辛苦打下的长江航运。”
听邓名仔细一分析，李来亨也觉得问题严重，他本来还以为只是耍了那批武昌缙绅而已，更认为自己和邓名都有军队在手，就是让对方吃个大亏也不担心对方能把自己如何。
“那该怎么办？”李来亨思考了一会儿，突然说道：“这些缙绅其实很愚蠢啊，他们要是少报一些田地，说不定提督也就认了。现在他们一拥而上，最后提督肯定得毁约，他们什么也得不到，还赔了好多钱粮。”
“他们不是蠢，而是太聪明了。”邓名苦笑着摇摇头，这些缙绅一个个都精明的很，大概有好几个人都想到了利用邓名疏忽为自己谋利的方法，有些人可能还通知了自己的亲友，最后一传十、十传百扩散开，大家都不甘人后，一拥而上虚报田亩、招揽百姓投充。最后结果只能是一拍两散，缙绅亏了钱粮、李来亨失去人心、邓名丢了信用和长江贸易便利，三输，谁都没有好处：“崇祯年间国家如何崩溃的？还不就是大家都想占便宜，最后全输。”
传统的对策就是统一战争，这甚至可以说是动物本能，就好像一群狼或者一群猴子，完成统一的狼王或猴王可以勒令大伙儿边上站着看，它先吃，吃够了换别人上，谁也别抢，从而减少争夺厮打的内耗，不至于为了抢两口食搞得全族覆灭。
以狼和猴子的智力，只要在它们的视野范围内，它们就可以做到英明神武；人的智力显然傲视狼和猴子，绝对有在更大程度上做到英明神武的能力，比如熊兰在万县搞的军屯就很成功，人数高达几千，但生产效率蛮不错的，邓名视察的时候也没发现有什么不公。
从减少内耗的角度来说，统一是绝对必要的，如果南明内部的派系统一战争已经完成，而不是在满清南下的时候才展开较量的话，或许南明命运还能强一些，比如南宋就较南明有利，金兵把赵构的兄弟们一股脑都抓走，帮他打赢了统一战争；而选择武力解决对手更是自然而然的选择，从地球上动物出现以来，我们的祖先就一直是这样解决内耗问题的，这是人类本性的一部分，只要人类一天还属于地球动物就一定会有这种冲动，至于地盘超过万里、族人数以万计后该怎么办？原始生物没有义务对此作出前瞻性安排。
根据本能而建立的传统，邓名应该用武力威胁李来亨和刘体纯，让他不得多收取税收——牺牲他们的利益和集团利益，来保证邓名不吃亏；而李来亨和刘体纯再一层层威胁下去，让胥吏不得收受贿赂，损害他们自己的利益以便邓名的利益能够得到实现——他们的顶头上司李来亨和刘体纯的利益也没有保住，但是他们不无条件臣服就要面对成都的军事打击。
“我建议设立一个专门的委员会，不是衙门，没有命令的权利，来负责协调我们彼此间的关系。”从这件事，邓名也意识到四川的军政统一的重要性，以前明军各个集团的规模都不大，彼此之间的利益冲突相对较小，合作的模式也很简单，就是一起出兵罢了；而现在随着军事胜利，明军个集团都开始膨胀，内耗也随着利益冲突争夺而变得严重起来，至于合作更是不会仅限于共同出兵了。邓名需要袁宗第驻守万县帮他见识重庆水师，需要李来亨、刘体纯帮他防御三峡，需要郝摇旗、贺珍控制汉水流域掩护侧翼，也需要他们在诸如税收这种事上和成都步调一致。
统一势在必行，不过邓名知道他不一定要发动战争。
第29节统一（下）
邓名并没有要求李来亨立刻拿出合作方案，而是让对方去思考对策，他同样需要时间考虑自己的方案。
但李来亨几天都没有想好条款，最后李来亨就把手中的工作交给副将，和邓名一起乘船前往夷陵。因为这件事同样关系到刘体纯的利益，三个人在夷陵举行了第一次谈判，尝试把他们的联盟变得更加稳固。
邓名拿出的条件就是新成立的委员会可以对长江贸易查帐，之前他就把崇明岛的查帐权交给了蒋国柱。既然为了达成协议能把这个权利交给满清的高官，邓名就不打算为此和明军同盟斤斤计较。
“如果两位将军不知道成都能够从长江贸易中收益多少，或许就不知道失去它对我们的打击有多大。”邓名说道。内耗其实也是一种博弈平衡，成员都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只是他们的选择对整体有害，结果就是整体被吃垮，成员最后连本代利地吐了出去；不过这个平衡并不会因为某个成员舍己为人而发生改变，只要有一个成员不放弃利己的策略，其他成员做出的努力就会白费。
“委员会可以查成都的帐，也可以查两位将军的税收账本。”邓名希望靠这个委员会进行沟通，让大家不要无限试探其他人的底线。
“但这样还是会担心别人造假吧？”李来亨这几天深思熟虑，拿出一个意见：“要不这样，我以去年的税收为基准，不经邓提督同意就不加税，但提督提供给我一笔军饷做补偿。”说到这里李来亨看了刘体纯一眼：“可以先在我的领地上执行，刘将军不必和我一样。”
现在虁东军中，和邓名关系最好的就是袁宗第、刘体纯和李来亨这三个人，汉水流域的两位将军要差上一点。不过即使如此，刘体纯和李来亨对邓名依然有戒心，李来亨的这个提议已经表现出巨大的诚意，把本来完全属于他的征税权出让了一部分给邓名。
“不知道李将军要多少军饷？”邓名当然喜出望外。
李来亨也不知道贸易量有多大，就说了一个十万两的数字，邓名没有一口答应下来，而是表示等他检查过账册，对长江贸易量心里有数后再确定。
刘体纯也同意接受邓名一定的赔偿，不提高税收，把各户的税赋锁死在去年的基准上。这套解决方案只是暂缓了矛盾的爆发，因为它太僵硬了，明军或许在刚刚签订条款的时候认真执行，但不可能连续几年对真正的开垦都视而不见；万一遇到灾害或丰收也无法调整。一旦出现变更，就会有机可乘，而增加一点税收对将领和手下有利。
为了维持自己的信用以便继续通过贸易获得收益，邓名可以向刘体纯和李来亨提供补偿，不过即使他提供了这种补偿，也无法保证另外两个人不偷偷地多收一点税；或是猜测别人在偷偷多收税；或是怀疑邓名的分配比例不合理。任何一种情况都会导致协约失效，没人能无限退让，也没有人能准确地知道别人的底线，而在无意跨过时，明军内部的统一战争就要开始了。
不过不管怎么样，这个协议还是能拖延矛盾的爆发，避免明军将领立刻面对三输局面和统一战争二选一的困境——现在满清占据天下的十分之九，在满清虎视眈眈的情况下，统一战争肯定导致三输。
委员会的成员由三家共同指派，原则上大家都同意把所有纠纷都放在委员会里解决，如果有矛盾也不互相指责，而是等待委员会的审核检查。李来亨和刘体纯都认为这样很完美了，再次巩固了抗清同盟的关系，消除了彼此间的矛盾，但邓名却感觉未必够。
“委员会是我们三个人任命的，如果到时候我们的使者都固执己见，坚持不肯退让怎么办？”说到底这只是一个沟通机构，而在税收的问题上，很可能李来亨和刘体纯联合起来对付邓名，虽然要求不合理，但是能够在争论中占据上风；邓名也可能与李来亨或是与刘体纯中的一个人联合，因为共同利益而让不合理的要求得到通过。一旦这个沟通机构失去作用，那么内耗就会失去控制，明军就重新面对自杀方式二选一的局面。
简而言之，这个委员会是完全靠明军军阀的道德和大局观来维持的，并且无时无刻都在伤害着他们的独裁权力。而邓名认为无论是道德还是大局观都是靠不住的，就算他本人、刘体纯和李来亨都能够在蜜月期控制自己，其他人怎么办？如果没有行之有效的减少内耗的方法，那么将来委员会说不定还要对郝摇旗、贺珍发动统一战争，总不能指望全部的明军将领都拥有自我牺牲的大局观和高尚道德。
终究还是要有一个人来扮演狼王和猴王的角色，从族群的高度做出最后的决定。在邓名所知的宪政模式中，这个近乎神一样的角色是由法官来扮演的。所以邓名本想提出由提刑官负责，不过转念一想，成都府的提刑官基本就是他的下属，而且还是袁宗第的侄子，不要说李来亨和刘体纯，就是邓名本人都怀疑他能否秉公执法。
“如果我们出了纠纷，僵持不下的话，就交给文督师决定，大家以为如何？”
猴王和狼王都是因为至强而成为至尊，人类社会也是同样；不过现在四川明军很难说谁是至强。邓名最有钱，大家也公认他的实力强，但根基不稳，手下又是派系众多，若是不真刀实枪的比划一下，大家对此还是有怀疑的。
即使击杀了顺治皇帝也只是让邓名变得最有名，就好比当初李定国两厥名王，但他到底是不是西营中的至强，孙可望和刘文秀还是有怀疑的，最后还是靠内讧或者说西营内部的统一战争确定了至强也就是至尊的地位。
而邓名提出的这个人选明显不是四川明军中的最强者，虽然邓名给了文安之不少钱，但奉节的兵马也就是能够保护文安之的安全而已，真要兵戎相见，文安之可能连最弱的明军将领都打不过。再说他岁数一大把，不用打仗，光征战奔波就能要了他半条命。
不过文安之有比较崇高的威望，他古稀之年站出来为大明效力，谁都不怀疑文安之能站在全局的高度看问题；而且文安之实力最弱，完全不具有争夺武力第一人的资格，这样大家也不用担心他故意偏袒，削弱盟友培植嫡系。
但李来亨和刘体纯还是没有立刻答应下来，他们倒是不担心文安之想扩充自己的力量，但文安之明显对邓名极有好感，他们就怕文安之在邓名理亏的时候仍然支持邓名的无理要求。
这两人虽然心里有这样的担忧但却没有明确说出来，倒是邓名主动挑破：“我们建立这个委员会就是为了保证我们不会发生重大纠纷，不让我们自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