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嘿，不要回头！面对这些尴尬或是动情的场面，我们其实更应该置若罔闻。
此时的沉默，或许才是金。
因为只有这样的沉默，才能换来一次酣畅淋漓的痛哭，才能换来一些人渴望得到的尊严。
餐巾纸上的教堂
◎朱晖
一直喜欢《英雄本色》中的一句台词。小马哥叼着烟，在佛像前缓缓地说：我信神！因为我就是神。
心理学课上，斯库拉教授向学生们提了一个奇特的问题：“如果让你们到闹市区去筹建一所教堂，而又没有空房，你们会怎么办？”学生们面面相觑，终于有人想到了答案：“可以先借个地方。”斯库拉笑了，说：“这个主意不错，但在寸土寸金的闹市区，问谁借呢？”学生们面露难色，都认为这是件不可能完成的事。斯库拉于是讲了一个故事。
三十年前，一位神甫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他受邀到加利福利亚筹建一所新教堂，由于暂时没有合适的地方，不得不要先借个房子做礼拜。繁华热闹的商业大街上，借个房子谈何容易，他几经辗转，毫无结果。某天中午，他到餐馆吃饭，想到面临的麻烦，心中十分郁闷，就随手拿起桌上的餐巾纸，在上面从1写到10。实在无聊，又信笔把这10个数字填满：1。借用学校的房子；2。借用慈善机构的房子；3。借用殡仪馆的礼堂；4。借用某户人家……10。借用当地废弃的小剧院。写着写着，他忽然眼前一亮，发现原先束手无策的难题并非不可战胜。
此后，他对照自己所列的10种方案，逐项展开调查。借用学校的房子与当地法律不符，勾掉；慈善机构的房子过于狭小，勾掉；殡仪馆的礼堂已有人在使用，勾掉；……其余4到9条证明也不可行，只剩下废弃的小剧院了。小剧院虽然破旧，但稍加修整即可使用，真正的缺点在于离城区稍远。他转念一想：“加利福利亚的经济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今天的郊区或许就是明天的市中心呢。”于是他迅速找到那家小剧院的负责人，几乎不费任何周折就谈妥此事。就这样，他在小剧院内组织了第一次活动。
故事讲到这，学生们好奇地问：“神甫后来找到更好的地方了吗？”斯库拉笑着说：“这个小剧院如今已发展成了大教堂，你们说的神甫后来也换了工作，他就是我。”停顿片刻，斯库拉又说：“这堂课我就是想告诉你们，人不是万能的上帝，但只要我们相信自己的创造力，充分运用潜意识的力量，从多种方法中选择最佳一种，就一定能化‘不可能’为‘可能’。”
斯库拉教授的“可能性思考”思维方式，后来被多个国家写进心理学教科书。
捡回丢失在雪夜里的良心
◎风为裳
办公室里的同事指着报纸说：这世道啥缺德人都有，这老太太都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了，亲戚家属集体玩失踪，良心都喂了狗了。有人说：没准就是个无儿无女的孤老太太呢，不然，那么晚，那么大雪，老太太一个人站在路边干啥？
我心神不宁，钉书钉钉着了手，电话铃惊心动魄地响了起来。我拿话筒的手有些抖，是妻子洪丽打来的，问我回不回家吃饭。我气不打一处来：吃吃吃，就知道吃。说完，把电话摔在机座上。
办公室的人走光了，我站在窗边，天上又纷纷扬扬飘起了雪。
时光倒流到26年前。雪下得很大，我趴在家里热热的火炕上，看她缝棉衣。我问她：雪有啥用？她用针划了划头发，说：能蒸馒头啊。我撅着嘴，说：那咋不用盆接着呢？她笑着抬头向外张望，去山里拉柴禾的父亲还没回来。
天黑透了，她蒸了三锅馒头，父亲还没回来，她坐不住了，用手划拉划拉身上的面，说：东子，你哄着点妹妹，我去村口看看你爸。
她去了很久，妹妹都睡着了，我害怕，不敢睡。她是被人背回来的，身上沾满了雪。她一把把我搂在怀里，说：东子，以后你就是咱家的顶梁柱了。我被她身上的凉气激得打了个哆嗦。父亲被一棵树砸在了下面，送到医院时，已经停止了呼吸。那一年，我8岁，妹妹6岁，她不过30岁。
手机铃声像潮水响了又退退了又响。我索性关了机，使劲地呼吸一口冷空气，人清醒了很多。买了一份晚报，晚报的头版登着无名老太受伤住院的消息。报纸上说老太太的医药费高达八万元了，老太太还在昏迷，如果亲人不去唤醒她，也许她再没有醒过来的机会了。
我独自走在初春的街上，整条街流光溢彩。我和这个城市里的许多人一样，西装革履，一身名牌，处处显示着生活的品质。这便是我从小就向往的城市生活吗？高楼大厦里有我一间，银行里也有我的24万元房贷。我是机关里的小主任，却不得不时时刻刻仰人鼻息。家里有漂亮的妻子，她不断地纠正着我作为山里人几十年养成的习惯。
我快步走向了第一人民医院，那个病房的号码很多天前就牢牢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医院的走廊里人很少，我终于站在了那间病房的门外，隔着门玻璃，我看到她像一片落叶一样躺在那里，一动不动。昏黄的灯光下，她的手无力地垂在床沿上。我很想进去，把她抱在怀里，告诉她：东子来了，咱们回家去。
有个护士走过来，问我：同志你找谁？我匆忙抹了一把脸，下意识地说：没事，我就是随便看看。护士很警觉：你是来看8床无名老太的吧？
我转身，逃一样离开了医院。是的，我又一次从她身边逃掉了，就像小时候，她举着鸡毛掸子打我，我总能逃掉一样。
爷爷奶奶怕她改嫁，扔下我们兄妹，把林场里赔给父亲的钱都收了起来。她去闹了几场，便偃旗息鼓，说：东子，那是你爸用命换来的钱，咱们不指着它过日子。她像男人一样上山砍柴，下地割豆子。这还不是最难的，寡妇门前是非多。
父亲去世不长时间，关于她的谣言就传开了。学校里那些孩子指着我说：你妈是破鞋。我冲上去，把那些骂她的孩子一个个摔倒。我的衣服破了，脸上身上也被打得都是伤。我没有上后面的课，一个人游荡在树林间，我想：长大了，我一定让她享福，让她天天在炕上坐着，啥也不用干。
不知怎么我就在树林边的草垛上睡着了。远远近近的喊声把我惊醒时，天已经黑了，天上的星星一眨一眨的。我揉揉眼睛，大声哭了起来。她拎过我，上来就是两巴掌。
回到家，她阴着脸给我找衣服，端来水让我洗澡。我脱下衣服，她看到我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一下子就急了，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说是自己玩摔的，她不信，说我不说真话，她就不要我了。无奈，我说了白天学校发生的事，她没吭声。第二天送我去上学，却在办公室里好一顿闹。她说：我这辈子也没啥指望了，谁再敢动我家东子和小西，我就跟他拼了。
她走了，老师们小声议论：王香平从前挺文静的，现在咋泼辣成这样了呢？
她变成了村里最厉害的女人，霸道不讲理，爱占小便宜，她在村里基本上没什么亲戚朋友。她很孤单，干完活，就一个人在院子里发呆，有时一坐就是小半天。我跟妹妹不忙了，她就跟我们说父亲，说他当初怎么追她，说他说要跟她过一辈子的，她说：你爸那个挨千刀的，等我死了，我饶不了他。妹妹笑：都死了，再饶不了还能咋的？她便笑了，她说：你俩小兔崽子给我听好了，我的后半辈子全指望你俩了。你们要也像你爸那样没良心，我就活砍了你们。妹妹说：妈，你都说些啥呀！她嘿嘿地笑，脸上的皱纹像地里的玉米叶子。
我和妹妹上了高中，她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她说：你俩使劲儿考，考上哪儿妈供你们到哪儿，就是砸锅卖铁，我王香平也要供出个大学生来。
我考上大学那年，她的腿疼得厉害，她说自己可别瘫在这床上，她还等着带孙子去树林里采蘑菇呢！我说我不去上大学了，她回手就给我一巴掌，她说你个熊玩意儿，还能有点出息不？
我上了大学；妹妹考了两年，便心疼她死活不再考了。为这事，她提起来就骂妹妹没出息。
我回到家，已十点多了，洪丽没睡，她把饭菜热了给我端上来，我开了一瓶酒，咕嘟咕嘟喝，空嘴喝进去半瓶。洪丽说：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可是事情都到现在这个地步了，你想想，你要去认她，那近10万元的医药费不说，单说你被曝光出来，你这个国家干部的工作也不用干了。
我把手里的酒杯摔到地上，大声吼：是的，钱、工作、面子，哪个都比她重要，她就快死了，是个累赘，就让她自生自灭好了！
林林听到我们吵，光脚站在卧室门口。我说：你给我滚回去，养儿养女有什么用，良心都他妈的喂狗了。洪丽说：你疯了，冲孩子喊什么？
我就是疯了。我连自己的妈都不认，让她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医院里，我可不就是疯了吗？
我一夜没睡，面前的烟灰缸里是小山一样的烟头。电话响了，是妹妹。她说：哥，我昨晚眼皮一个劲儿跳，夜里梦见咱妈了，她拉着我的手，一句话不说，就是哭。哥，咱妈不是有啥事吧？
我干笑了两声，说：咱妈没事。妹妹说：哥，你还是让妈回来吧，你们城里的床妈睡不惯，她的腿风湿得厉害，你上学那年，割豆子，她都跪在地里爬。这两年，她的记性也差了。
妹说：哥，有些话，也许我不该说，那天嫂子打电话来数落她的不是。她是不好，但她是咱妈，她为咱俩脸都不要了，你上大学后两年，咱家这儿遭了灾，黄豆绝产，一年到头一分钱不挣不说，还白搭了种地的钱。她急疯了似的，她儿子在读大学，她上场部去闹，哭天抢地，跪在人前，一跪就是一个礼拜，人家说：闹就给钱，就都闹了。她说：先把我儿子的学费给上，钱我还你们。她打了8000块钱的欠条啊！她回来，大病了一场，却硬是靠吃止痛片挺了过来。
我的泪顺着面颊流进嘴里，又苦又涩，这些事，她从没对我说过。放下电话，我狠狠地敲自己的脑袋：林向东，你真没人味啊！
我穿大衣时，洪丽问我去哪儿。我说：我去把良心找回来，离婚协议书我放桌上了。
我结婚八年，她只来过四趟。这次，她来过年，她说：梦里都想着这小兔崽子。说这话时，她已经是个身体虚弱的老太太，再没有年轻时的霸气。她说的小兔崽子是林林，林林却连手都不让她拉。她想亲亲林林，洪丽马上大呼小叫的，说：人嘴最脏了，会有传染病的。她就那样愣在那儿，看看我，又看看林林，然后说：城里的孩子就是金贵，我孙子也成金贵的孩子了，多好！
洪丽给她专门准备了一个碗，吃饭时，她夹给林林的菜都被洪丽挑着放到了桌子上。她在这个家里有些不知所措，像个做错事的孩子，她的飞扬跋扈变成了小心翼翼。终于她说：东子，给我买张回去的票吧，听不见松涛声，我睡不着觉。我跟洪丽闹别扭，怎么就不能让她过完年再走呢？
那天我在外面喝酒回来，洪丽哭着跟我说她给林林倒水，把林林烫着了。我的火上来了，我冲她吼：不是让你啥都别干吗？她站在门前，身子又瘦又矮。她说：东子，我还是回家吧。我醒酒时，她已经不在家里了。
电视里播出了一条早新闻：天黑雪大路滑，无名老太被车撞了，肇事司机逃逸，老太被路人送去医院抢救，老太身上没有任何身份证明，甚至连个电话号码都没有。我一眼看到了车祸现场红色的三角兜，那是她来时给我装松子用的。洪丽说：林向东，你去认她咱俩就离婚。我很犹豫，司机逃逸意味着高额的医药费要自己拿，房贷已经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林林还在学钢琴。
我以为我可以昧着良心等她死，继续过自己的日子。可是，那样没了良心的日子还会有幸福吗？她养我时，搭上了一辈子的幸福，她比较过这些吗？
我这辈子只有一个妈，和她相比，什么都不重要了。我在众目睽睽之下跪到了她面前，我说：妈，咱回家，咱回林场老家去！
她的手满是老茧，粗粗拉拉的。她的头发都白了，我把脸贴到她的脸上，多少年了，我没再亲吻过她。我轻轻叫着：妈，儿子带你回家。她的眼角一点点渗出泪来，她在等我，她在等我找回雪夜丢失的良心。还好，我来了。
背篓谣
◎吴佳骏
一切从黄昏开始。
风在田野上奔跑。路边的小树，随着风吹的方向，弯了弯腰，又立正了。两只麻雀，站在树枝上，脑袋转来转去，抖擞着羽毛。像两个歌唱家，在表演节目。晚霞铺在西天上，绯红绯红的，仿佛油画家泼洒的颜料，有一种古典的美。田坎上，一条黄狗摇着尾巴，急匆匆朝家赶。风拉长它的影子，看上去，有些流浪的意味。
母亲背着大背篓，走前面；我背着小背篓，走后面。我们总是在本该回家的时候，才上坡。在此之前，母亲和我都有其他事情要做。
农人的日子，不分白昼和日月。
母亲给我的最初印象，即跟一个背篓联系在一起。无论天晴下雨，还是刮风飘雪，她的肩上都背着一个背篓。那个背篓里，不是装满柴火，就是装满野草。由于长期背背篓的缘故，母亲还很年轻的时候，背就驼了。背驼后的母亲，常喊腰椎疼。有时，她背着柴草，在路上走着走着，病突然犯了，疼痛使她直不起腰。遇到这种情况，她也只是靠在土坎上歇一歇，而从未放下过肩上的背篓。
将背篓填满，是母亲的责任。
我们家靠院墙的偏房里，堆满了一屋子的干柴，这些柴全是母亲割回的。割柴是为抵御冬天的寒冷。乡村的冬天，是很难熬的。霜冻常常袭击脆弱的事物，比如一只飞翔的鸟，一只尚在跪乳期的羊羔，一个蹲在墙角失语的老人……他们都需要借助强大的热源，来驱逐内心堆积的风寒。许多个冬天，我都在野地里捡到过被冻死的鸟，我把那些鸟的尸体装入一个纸盒子里，埋在村头的一棵槐树下。每当我从那棵槐树前路过，眼睛就会潮湿。
在乡下，一只鸟是脆弱的，一只羊羔是脆弱的，一个老人是脆弱的。而我并不比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强大多少。
母亲割回柴火，不是为自己，而是为我和我们的家。
这些干柴，让我对幸福充满渴望和期待。每一根柴，都是一粒火种。火种越多，火焰越旺，屋子越温暖。
被这温暖火光笼罩的，还有我们家的牛和羊。早在入冬以前，母亲就在圈里储备了大量的野草。那些草虽经霜打寒冻，大多已枯萎，但能救牲畜的命。无论是那头牛，还是那只羊，对我们家都有恩。牛为我们耕地犁田，羊为我们攒钱流血，它们的一生，都在为我们作牺牲。母亲没有理由不救它们。
从冬天走出来的人和动物，生命都是耐寒的。
我在母亲的护佑下，渐渐醒事，母亲却在一天天变得瘦弱。疾病潜伏在她的体内，变换着花招折磨她。夜里躺在床上，疼痛使她难以翻身。父亲满山挖草药煎水给她喝，也不奏效。一天夜里，母亲把我叫到床前，拉着我的手说：“孩子，从明天起，你就跟我一起上坡割柴吧，你肩上早晚都得挎上背篓的。”
当晚，父亲就为我编了一个小背篓。
刚开始割柴，我连刀都拿不稳。几刀子下去，柴没割掉，手指却被刀割破了皮，血珠水一样冒出来，疼得我又哭又喊。母亲见状，并不理会。只是摘来几片草叶，擦掉我手上的血迹，细声说：“小心点，过一会儿就不痛了。”说完，又埋头割柴去了。她一边割，一边观察我的动静，满脸愧疚。
事实上，我的小背篓，每次都是母亲帮我填满的。单靠我自己，根本不可能把背篓填满。这一点，母亲是清楚的。她之所以这么做，不过是想让我过早地认识人生罢了。
记得那年我大概七岁，跟着母亲上坡割草。初冬的绵雨，使山道一片泥泞。田野和远山，都被雨水泡软了，潮湿、虚幻，了无活力。地上的草，多半干了苗。尚存绿意的，也被雨水淋湿，趴在地上，像在对哺育它们的土地忏悔。母亲带着我，从这个山坡走到那个山坡，几乎找不到要割的草。她沉默着，一脸沮丧。直到天将黑时，我们才割得大半背篓草，朝家走。因我人小，走路不稳，且脚底打滑，几次跌倒，周身溅满泥浆。母亲为搀扶我，也数次跌滑，崴了脚。我赌气，站在路上哭着不走。雨淅淅沥沥下着，打湿我们的衣服和头发。眼看天就要黑了，母亲焦急地拢拢头发，然后，用衣袖抹去我脸上的水珠，牵着我的手说：“孩子，走吧，跟着我的脚印走，这样就不会跌倒了。”我踩着母亲的脚印，一步步试着朝前走。我的脚印印在母亲的脚印上，母亲的脚印引领着我的脚印，像一个个路标，又似一串生命的印痕。
为让我跟上脚步，走得更稳，母亲故意放慢速度，步子迈得很小。我们小心翼翼地跨过一个个水坑，一个个泥潭，果然，我没再跌倒。母亲见我愁眉舒展，越走越轻快，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