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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形而上学。因为我主张历史小说应该是历史科学与小说艺术的有机结
合，所以我不能不重视作家在形成题材和进行创作的全部过程对待历史的态
度、学风和研究方法的问题。不去辛苦地占有大量资料，便不能对历史问题
进行仔细的调查研究。不采取科学的态度考订史料真伪，按照史料的本来真
面目进行分析研究，便不能做到实事求是，摆脱认识上的主观片面之失。不
时时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便不能看清楚历史事变的深刻内
容、本质、运动规律，总而言之，一个作家能不能首先将历史作为一门科学
对待，关系着他所酝酿成熟的题材是否正确地、深刻地反映历史，关系着这
一题材的思想性，最后还关系着在创作过程中是否能正确地运用革命现实主
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随意对待历史，不惜曲解历史以宣传某种意
图，名之曰“古为今用”，首先违背历史科学的基本态度，决不能在创作过
程中体现革命现实主义，也不能有真正的革命浪漫主义。
在历史小说作家的劳动中，关于历史事变的科学研究，题材的形成，主
题思想的逐渐明确和深化，由简略到比较细密的艺术构思，原是互相伴随着
进展的，是辩证统一的，过去有人将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绝对分开，从而只
承认逻辑思维，否定形象思维，这个论断不符合众多文学艺术家的创作实践，
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逻辑思维只能够指导形象思维，不能代替形象思维。
形象来源于生活，来源于客观世界在头脑中能动的反映，决不是来源于逻辑
思维。没有形象思维，连最简单最原始的艺术也不会产生。而在整个艺术领
域中，各种艺术既有共同的规律，也有特殊的规律，即同中有异。以形象思
维活动说，写长篇小说和写短篇小说也是同中有异。善于写短篇小说的人未
必善于写长篇小说，善于写散文的人未必善于写小说，善写新体诗的人未必
会写旧诗。这是因为除共同的艺术规律外，还有各自的特殊规律。不承认不
同事物之间的差异，便是形而上学。
企图用逻辑思维代替形象思维，其结果必然不利于艺术创作，而只会促
使作品流于简单化、概念化，干巴巴的、千篇一律、以图解主题思想为完成
任务。如果逻辑思维可以代替形象思想，那么所有的理论家都可以创作出优
秀的文学艺术作品，用不着提倡独特的艺术修养了。另外，我们也必须看到，
不仅逻辑思想能够指导形象思维，而且伴随着创作实践过程的形象思维也能
够反过来影响逻辑思维，由于二者存在辩证关系，所以我们常常在一部长篇
小说的写作过程中会不断修改提纲，会不断地改变原来设计的故事情节、人
物活动甚至性格，也不断地修改、丰富和深化主题思想。
正如以上所说，狭义上的《李自成》的小说题材是通过以马克思列宁主
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阅读和研究了相当多的历史文献，伴随着艺术构思
的草图，逐渐成熟。通过理论分析，我认为这一历史题材是值得写的；通过
艺术酝酿即构思，我感到自己可以写好这部小说，会探索我自己所追求的艺
术风格和美学要求。最近有人向我提出来一个问题，问我是不是在幼年和少
年时代在河南家乡常听到一些关于李自成起义的英雄故事，引起我三十岁以
后动了写《李自成》的念头。我回答说绝对不是。我在幼年时听到的李闯王
故事都是诬蔑李闯王的，说他在河南杀得十字路上搁元宝没有人拾。大顺朝
迅速灭亡，统治阶级把他当“流贼”看待，在野史和戏曲中充满颠倒黑白的
侮辱之词，影响了广大人民。起初我只是有一个写作的动念，或者说一种愿
望。解放后，我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为指导，阅读和
研究了相当多的史料，才将《李自成》的题材形成。虽然题材的形成必须依
靠阅读明、清之际的大量史料，但是写小说毕竟不同于写历史书，也需要我
有其他多方面的历史知识，包括书本知识以及亲身阅历和耳闻目睹的生活知
识。至于我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武器时不免出现这样那样的毛病或错误，
那是我的能力所限，无碍于我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愿望和决心。正因为我坚
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所以敢于将前人颠倒了的历史颠倒过来，也敢于摆脱
流行的历史见解，敢于顶住李自成是反孔英雄和没有帝王思想的无稽之谈。
我如果没有这种坚持精神和勇气，盲目地随着前人的脚印走，或在复杂的意
识形态战线上随风转舵，《李自成》这题材就不会有多“大意义。那样，我
将既对不起古人，也对不起今人，我的小说将遭到读者惋惜、嘲笑、甚至唾
骂。
三内容和结构
决定写明末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战争，这只是一个抽象的想法，并不能
指明小说的具体内容。确定具体内容，是我开始写这部长篇小说时必须首先
解决的问题。同是这个历史题材，不同的作家由于对历史题材的不同理解和
要求，具有不同的历史知识修养，不同的创作才能和创作习惯，会有各种不
同的处理方法，产生的作品决不会雷同，不会有近些年文艺界常说的“撞车”
现象。关于这部小说，在开始动笔之前，曾经有各种写法摆在我的面前，供
我选择。我可以从李自成幼年写起，也可以从他当驿卒的生活写起，或从他
当兵和起义写起，或从他一生中任何一个较有意义的时期写起。拿结尾说，
可以写到他胜利地进入北京为止，也可以写到他失败了，仓皇地退出北京为
止，还可以写到他在九宫山牺牲为止。过去有剧本写他失败后出了家，那也
是一种结束故事的办法。一部长篇小说的开头和结尾，难关是头。如何结尾，
在创作的进程中还有充分时间进行思考，作出选择，而如何开头的问题必须
首先解决，否则就无从动笔。一般说来，如何开头，关系着一部长篇小说的
主题思想和题材的具体内容。
在考虑和选定如何开头的问题时，必须同时考虑小说内容的全部轮廓，
包括重要的人物活动和重要的故事情节。拿写李自成领导的农民战争说，可
以只着力写几个农民英雄人物，而把其余的人物都放在可有可无的陪衬地
位，也可以人物稍多一点，但不要认真写反面人物；可以只写李自成革命活
动的一条线，或者再加上张献忠的活动作副线，等等。在这个问题上，并没
有“一定之规”。但不管怎样，创作实践的经验告诉我们：小说的开头有带
动全书故事发展的作用，必须认真对待。倘苦对全书主要人物活动和主要故
事情节心中无数，小说应如何开头便不好决定。小说的开头和全书内容，是
部分和全体的有机组成：同时，这个问题和小说的主题思想也是互相联系的。
孤立地评论一部长篇小说的开头好不好，那是没有意义的。
一部长篇小说的具体内容，必须经过对历史事件、有关的历史人物、当
时的各方面历史生活等等，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以后才能确定。其实，历史
事件和历史人物也包括在历史生活之内。不了解历史生活，就不会有小说的
内容。不进一层看，必须首先确定了小说的具体内容，然后才能确定小说的
艺术结构。前者是创作小说的基础，而后者是通过小说的独特艺术形式反映
历史生活的一种手段。我们这样看问题，在哲学中符合唯物主义反映论，在
文学上符合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基本特点。那种凭着作家的主观要求和感
想，先确定小说的主题思想，然后用一些剪裁拼读的事件，和几个人物的活
动和对话，去说明主题思想，也可以写成作品，而且比较省力。但是我认为
这是一条不可取的道路，在哲学上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在文学上违背现实主
义，其结果必然不能够正确反映历史生活。
历史生活是非常复杂、非常丰富多采的。如何反映复杂的历史面貌和它
的丰富多采，是我在写《李自成》小说中努力探索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初步
研究了明末和清初的历史之后，就大致确定了这部长篇小说的内容和结构。
从内容方面说，我希望我的小说以李自成领导的农民战争为主线，写出明、
清变动之际各个阶级、阶层、政治集团、军事集团、各种社会力量的复杂关
系，动态，同时写出各种力量的代表人物，对其中一部分人物则希望努力把
他们放在典型的生活环境中写出他们的典型性格。我一开始就抱着一个自不
量力的奢望，即在这部小说中反映明、清之际我国封建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
通过艺术形象使读者能够得到较为广泛的历史知识，并对读者了解全部封建
社会有所帮助。因为我怀着这么一个希望，而且伴随着对历史的初步认识进
行着形象思维，愈来愈多的故事情节和生活画面在我的心中出现，而且很生
动。于是我更加希望自己能够写出规模较大的历史小说来。
生活中充满着不同性质和不同特点的矛盾。如何在生活中观察和选取矛
盾，写好矛盾，从而反映了生活的本质，写出有积极意义的主题思想，这是
每一个小说家的艺术任务。不妨说：写小说就是形象地写社会生活矛盾。因
为小说是艺术，所以它所写的社会生活矛盾不仅是形象的，而且是经过集中
了的、提炼了的社会生活矛盾。长篇小说故事的发展，有各种写法。我们近
些年常见的中篇和长篇小说，多数是采用单线发展的写法。所谓单线发展，
当然也不是绝对的。除主线外其他矛盾都不充分展开，或故事仅仅跟随着主
人公向前进行，都算是单线发展。古典名著中如《唐·吉诃德》、《西游记》、
《红与黑》等等，都是单线发展。单线发展的结构可以写出很好的中、长篇
小说，这是众多的古今中外作品已经证明了。
我在《李自成》的结构问题上不是采取单线发展的方法。为要在一部小
说中写出明、清之际封建社会的各种矛盾和比较广阔的生活画面，我采取复
线发展的结构方法。以李自成为代表的农民革命力量为一方，以崇祯皇帝为
代表的封建大地主反动力量为另一方，它们之间的生死斗争是小说中的矛盾
主线。明朝和关外清朝的战争是一条重要的副线，到第五卷后半部，这条副
线升为主线，而李白成与明朝残余力量的斗争则降居副线。张献忠的活动在
小说中构成第二条副线，也是贯穿始终的。另外，以李自成为领袖的这支义
军中也有各种矛盾，较重大的矛盾将从第三卷逐步展开。以崇祯为首的地主
阶级内部也到处充满矛盾，错综复杂，斗争一直深入到宫廷内部。
一部长篇小说不能写得零碎，也不能写得头绪纷乱不清。作家好比一个
建筑工程师，要设计一座大的城市建造，他，先确定一条中轴线，然后各种
建筑群围绕中轴线星罗棋布，疏密得体，而每一个建筑群中又自成一个完整
的布局。我为着避免结构琐碎和头绪不清，在开始动笔前决定采取分单元集
中描写的方法。几章（最多的有十几章）为一个单元，单元与单元轻重搭配，
努力追求笔墨变化，色采丰富。上一单元和下一单元可以互相衔接，但一般
地不采取衔接办法，而是突然接入另一件事，以便展开矛盾，好像横云冷岭，
又好像峰回路转，另换一番境界。尽管故事的进程被隔断了，实际靠着故事
发展的内在逻辑给读者留下悬念，笔断而意不断。在每一个单元中，甚至在
每一章中，我同样追求虚实相间，笔墨变化，色采丰富。有一句老话说：“文
似看山不喜平”。平庸单调，一览无余，一杆子插到底，这是长篇小说的大
忌。我的这些属于小说结构方面的想法，不是抽象的美学问题。美学来源于
生活。不管是历史生活或现实生活，都是十分复杂和十分丰富多采的。我们
经过对生活的观察研究，应该寻找一套能够反映复杂生活的方法，包括长篇
小说的结构问题，这种方法在古典小说家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再经过我们
亲身创作实践，有意识地作出探索，便会初步解决长篇小说美学问题的一部
分。关于长篇小说的美学问题我只是有心探索，但许多论点还远远没有成熟。
我曾经用一首七律概括我对像《李自成》这样长篇小说的内容和布局的追求，
不妨抄在下边：
我爱史诗采色多，缤纷世相入网罗。
英雄痛洒山河泪，儿女悲吟离乱歌。
方看惊涛奔急峡，忽随流水绕芳坡。
丹青欲写风光细，不绘清明上汴河。
这首诗未两句是说在像《李自成》这样写农民战争的小说中也应该有细
致的风俗画描写，但不能像《清明上河图》那样替封建社会歌颂太平景象。
一部长篇小说的分卷，是根据小说中主要矛盾线的发展段落决定的。《李
自成》就是根据这个道理分为五卷。当然，决不是说我认为必须分为五卷，
不可变更。分卷多一点，少一点，可以灵活掌握。现在我只就第一卷的开头
谈一谈我的意图。第一卷，我不从李自成幼年写起，也不从他开始起义写起，
而从潼关南原大战写起，什么道理？我如果从他幼年或开始起义写起，必须
要花去很多笔墨写他的成长过程和前期革命活动。在这部小说中虽然也常常
写到农民在封建压迫下走上起义道路的情况，但不是我的主要着眼点，所以
我不写李自成的起义经过和前期革命斗争。这和我希望在书中表现的主题思
想关系不大。我希望在小说中写出李自成领导农民革命战争的最值得重视的
经验教训，同时也写出封建社会中农民战争的基本规律，所以要集中力量写
他的最后几年。写李自成革命的经验教训和农民战争的基本规律是全书的总
主题，第一卷还有一个相对立的主题，即革命运动的领袖人物在遭到严重挫
折后应该抱什么态度。是灰心丧气，动摇观望，妥协投降？或者相反，是百
折不挠，惨淡经营，用各种办法重整旗鼓，推动革命高潮？从李自成的斗争
历程中我采用潼关南原大战作为开始，就是这么考虑的。关于他的前期生活，
我要向读者作适当交代，但避免用大段倒叙办法，而是分散地化入一些动人
的细节描写中。化入是生活情节的有机结合，需要作者匠心经营，然而我愿
意用这种难度较大的写作方法。另外从潼关南原大战开始，就会把主人公及
其周围的人物放在生活的惊涛骇浪中塑造性格。这种办法，也是在典型环境
中写典型性格这一现实主义创作理论的一种运用。但是在第一卷中，小说的
实际开头不是从李自成写起，而是从北京写起，写清兵侵入北京附近，崇祯
对和与战举棋不定，同时既关心清兵所向，又关心官军是否能将李自成在潼
关附近一战消灭。这样开头，我怀着两个目的：第一是，从全书五卷的结构
考虑，从明朝对清朝的中国内部民族战争开头写，最后以中国内部的民族战
争结束，首尾照应，全书结构会给人一个完整感觉。第二是，从北京开始写，
容易使读者很快就了解全国形势。
大部分的长篇小说，人物众多，情节繁复，最容易犯的毛病是开始时头
绪分枝太多，人物只有影子。因此，我到第二卷才使故事和生活领域逐步展
开，到第三卷才使清方的主要人物正面出场，同时在书中再现三百多年前关
外和江南的生活画面。有少数读者看过第二卷以后说不如第一卷的头绪干净
清楚，我想之所以有此意见，除我在艺术上没有处理好的问题之外，也可能
是有些读者多年来看惯了单线发展的小说，暂时对多头绪的长篇小说不习
惯。
谈小说的内容，本来应该谈一谈《李自成》的主题思想。但是为篇幅所
限，而这个问题必须作必要的历史分析，才能说明我为什么不同意不满足于
已往的关于李自成进北京后迅速失败的各种论点，提出我自己的具体认识。
这个重大问题需要费相当多的笔墨，只好与人物塑造的问题都留待异日漫
谈。
周而复
（1914—）
原名周祖式。安徽旌德人。一九三八年光华大学英文系毕业。同年赴陕
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工作，任文学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一九四○年后在重庆
《新华日报》社工作，任《群众》周刊编辑。一九四六年到香港，任中共香
港工委文艺工作委员会委员、副书记。编辑《北方文丛》，同时与茅盾、张
天翼、楼适夷等编《小说月刊》。一九四九年后，历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统战
部秘书长兼华东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第一副部长，中
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中日友协副会长、中国拉丁美洲友协副会长，
文化部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