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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与王胡比赛捉虱子的阿Q，一门心思只想捉得多，捉大个的，至少不能输给那个不起眼的王胡，否则就有点“太妈妈的”了。于是，在这“遍地英雄下夕烟”的美丽国家里，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到处都冒出许多新生的反革命分子。
人们常常埋怨我们的机构办事效率太低，说它批一件公文要盖十几个乃至几十个公章，办一桩小事也要拖一年半载。这话自然符合实情，但万事不能一概而论。据我的观察，大凡要办成一件与民有益的事，如加工资、提职称、分房子，或者平冤狱、摘帽子、退还抄家物资等统称“落实政策”之事，那是办得很慢的，因为要慎重，不能草率从事，以致使人有如大旱之盼云霓，却又久等不至。但是，一碰到抓阶级斗争，搞运动，整人关人等事，其办事效率却又神速得惊人，“最高指示”不过夜，上级命令马上贯彻，雷厉风行，遍地开花，几天之内，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就全面地铺开了。
第三部分按照剧本排演生活（2）…（图）
“一打三反”运动既然属于后一种情况，进展当然是神速的。市革会刚把“光荣任务”布置下来，复旦的头儿脑儿们马上就拟出了好几个反革命小集团名单：胡守钧小集团、反复辟学会小集团、邹吴李小集团……还有一个叫做“为反复辟学会翻案的小集团”，——这个“小集团”的人原是去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时的“反复辟学会”专案组成员，因为不同意把“反复辟学会”定为反革命小集团，现在自己却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了。这一着特别厉害，它无异于向全校师生员工发出警告：凡是被我们打成反革命的，你们不能同情，对于我们的行动，你们不能有所异议，否则，也与他们一样的下场！
而且立刻动手抓人。胡守钧被抓起来了，陈秀惠被抓起来了，王志惠被抓起来了，王华被抓起来了……有些学生已经毕业，分配到外地工作，工宣队和军宣队的队员们带着市革会的公函和头头们的私信，昼夜兼程，采取行动。于是，周谷声从南京无线电厂被抓回，邱励欧从浙江乔司农场被抓回，肖昌雄从安徽天通军垦农场被抓回……对于他们，有些是智取，骗说外面有人找，待他出得门来，就押上汽车开起跑；有些是力擒，用五花大绑押出农场，有如对付江洋大盗。真是百花齐放，各显神通。
随着运动不断深入，被抓、被关的人也就愈来愈多，复旦园内几乎每一幢楼都变成了牢房，学生宿舍、教室、办公室、实验室，到处都关着人，——甚至连放射性实验室也不空着。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和法律上并不允许任何机关学校私设牢房，但他们这样做却也并不违法，因为他们并没有宣布拘留或关押，只说是隔离审查，因此也就不能说复旦私设牢房，只不过有许多临时隔离室而已，——虽然有些隔离室是“临时”到一年以上的。
可见中国的确是个文明古国，单是文字游戏，就远非洋鬼子们所能及。只消把关押、拘留说成隔离审查，把抄家说成是保密检查，就与法律无涉了；只消把失业改称待业，把涨价改称调价，性质也就完全不同了。何况，脑子里装满法律观念的，都是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则是依附在资产阶级这张皮上的臭毛，什么自由、平等、民主、法律，这一套都是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根本就要不得。“五·一六”通知中不就明确地指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口号吗？那时讲的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只要斗争和专政的需要，别的东西都可以而且应该让路的。
可惜那时我对这些道理还没有参透，看见那些于法无据、于理不合之事，难免要腹诽。而且每每发为议论，于是就成为反动言论，最终被排入了反革命行列。工、军宣队的人常说：“我们就是要斗，只有七斗八斗，才能把这些有花岗岩脑袋的人斗过来！”此话不假，我后来就通脱得多了。一则是见怪不怪，二则也就因为七斗八斗，斗得脑子都有点麻木了
1970年的春节，我是在南京过的。头年秋天，内子高云响应上海市委和市革会关于“四个面向”的号召，与一批中学生一起，到黑龙江瑷珲县一个公社插队落户去了。所谓“四个面向”者，即面向农村、面向工矿、面向边疆、面向基层之谓也，说起来蛮好听的，是革命措施，所以报名者甚众，——其实不报名也不行，工宣队总要动员得人人都报了名才肯罢手，——到后来才发现，此乃张春桥的一条诡计，他是要把许多碍眼的干部都赶出上海，以免妨碍他的“革命委员会”。不过当时很多人都没有看透这一层意思，所以高云也高高兴兴地奔赴边疆，自以为是响应革命号召。两岁半的女儿暂时寄放在南京外婆家，打算等我参加第二批“四个面向”队伍到黑龙江时，再带她一起去。当时我是一个人在上海，所以春节就到南京去看女儿。春节前动身时，复旦园还相当平静，春节后回来，复旦园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我是乘坐夜车返沪的，早晨才回到复旦，睡了一会，已是中午。正在吃着午饭，两名工宣队员绷着面孔直挺挺地走进了我的房间。
“吴中杰，领导上派我们来对你进行检查。”
哪个机构的领导派的？为什么要检查？有没有搜查证？
这些在当时都是不能提问的问题。一问就是对抗运动，罪加一等。
而且我也不想问，要查你查好了。对于这种妨碍公民居住自由和人身自由的违法行动，几年来见得多，也受得多，早已不像“文化大革命”初期那样愤慨了。特别是在1968年夏天工宣队刚进校时，就来了一个“九五革命行动”，即在9月5日对全校进行了一次“保密大检查”，不但翻箱倒柜地查遍每个教职员工的家，而且对每个学生的衣物书籍都倒腾一遍，也就给人以一视同仁的感觉。工宣队的本意也许是要给这些臭知识分子一个下马威，殊不知打击面扩大到百分之百以后，每个人所承受的压力倒反而减轻了。
然而这次不同，是重点检查，当然是有所为而发的了。我表现得很坦然，因为自信并无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日记、书信之类，早在“文革”开始时就烧光了，后来随收到信件就随复随烧，有许多人不就因日记、书信中的材料而被定罪的吗？谁知道他们拿去会怎样地断章取义、无限上纲呢？索性烧光，就令其无章可断。果然，两名工宣队员查遍我家所有的东西，一无所获，悻悻然而去。
但他们一走，我内心却紧张起来。这个时候又受到搜查，无疑是个危险的信号：在这场新的运动中，我已被列为打击对象了。但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他们会以什么罪名整我？却心中无数。我到校园里兜了圈，想了解些动态，但大家神情都很紧张，不愿与我交谈，即使平时很接近的朋友，也只是似笑非笑地打个招呼就走了。我知道，此刻已是人人自危，对我这个危险人物，都采取回避态度了。我不愿牵连别人，还是不与人家接触为好。
第三部分按照剧本排演生活（3）…（图）
俗语说：“不做亏心事，夜半敲门心不惊。”这话当然自有道理，但在当时却并不适用。因为一个人要知道自己是否做过亏心事，是否犯了罪，是必须有可供衡量的是非标准和法律根据才行，而在当时，一切准则都被打乱，道德和法律均被践踏，人们又怎么能知道自己触犯了什么条规，有什么罪名会飞到自己头上来呢？君不见有些人昨天还是革命领导干部，今日却成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有些话昨天还称作革命指示，今日则已成反动言论乎？我倒相信另一条俗语，叫做“善者不来，来者不善”。既然工宣队气势汹汹地来抄家，下面必有文章，需要十分小心才是。
搜查后的头几天里，倒还平安无事。我知道，这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暂时宁静。不久，我就接到通知，要我到罗店去。其时全国都正在执行“林副主席第一号通令”，据说战争一触即发，各大城市都必须疏散，复旦师生就疏散到罗店一带。虽然罗店恰是交通要道，当年日本兵进攻上海，其中一路就从浏河登陆，经过罗店进军的，比起复旦所在的江湾五角场地区来，罗店更不安全。但当事者似乎并无军事头脑，也不去研究历史、地理，只是为疏散而疏散，所以甲地的人疏散到乙地，乙地的人疏散到甲地，这就算完成了任务，否则，违抗“林副主席通令”，那就罪莫大焉。
罗店的气氛也非常紧张。本来，下乡劳动正是休息脑子的好机会，大家说说笑笑，较为轻松，但这时，人们都失却了笑容，紧绷着面孔准备战斗或者挨斗。没几天，复旦校革命委员会就在罗店剧场召开“一打三反”运动动员大会，工宣队队长张扣发做报告。他把复旦描绘成遍地都暗藏着反革命，形势严重极了，说要发动群众把那些埋藏得很深的反革命分子挖出来，决不能手软。他特别点出了“胡守钧小集团”，说这是一个能量很大的反革命集团，要重点打击。胡守钧在“文革”初期曾组织过一个“孙悟空”战斗组，他本人外号叫老猴子，张扣发就把“胡守钧小集团”比作钻到铁扇公主肚皮里来的孙悟空，说他们有些人已经钻到我们革命委员会内部，钻到共产党内部，是定时炸弹，非挖出来不可。“一打三反”运动的目的，就是“清除隐患，教育后代”。张扣发很得意地宣布：“老猴子已经被我们抓起来了，一批小猴子也要一个个挖出来，我们还要把他们后面那些额头上有皱纹，嘴巴上长胡子的人挖出来。这些人不要以为自己埋藏得很深，你们是逃不过我们的眼睛的。现在就有一个人坐在台下，他是中文系教师，是个刁德一式的人物，是为‘胡守钧小集团’摇鹅毛扇的狗头军师。这个人不要以为自己做得很隐秘，我们老早就掌握了你的材料，你与胡守钧、周谷声、邱励欧、王志惠几个人在阳澄湖一条小船上讨论建立反动政党的事，别人已经交代了，你还是赶快缴械投降吧！同志们！阶级敌人是很狡猾的，前几天，我们派人到他家去检查，什么也没有查到。这家伙嗅觉很灵敏，一看形势不对，头天晚上就大烧黑材料。其实我们早已把他的房子监视起来了，头天晚上半夜里眼看他在厨房里烧材料，但因为没有接到搜查命令，所以不能动手。这样的反动家伙，家里怎么可能没有黑材料呢？我要警告这个家伙，不要以为查不到黑材料我们就整不了你，你走着瞧吧！”
这个呼之欲出的人物，许多人都听得出来，指的就是我。我自己当然也心中有数，知道他们这回是要把我放在“胡守钧小集团”里整了。不过，我倒并不太紧张，却反而感到有点滑稽。张扣发所说的两条罪状，都是无中生有，叫我怎么能认真对待呢！
首先，我根本没有到过阳澄湖，也就无从在湖上划船，更谈不到在船上讨论建党之事。船上开会建党，那是中国共产党在嘉兴南湖做的事，这是读过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的，这个情节不知怎么会移植到我们身上来了。而且我也不相信胡守钧他们会干这种事。王志惠这个人好玩，有他在一起，肯定是游山玩水。
再则，说我在工宣队搜查的头天晚上在厨房里烧黑材料，那更是活见鬼。我是头天晚上从南京乘夜车回来的，半夜上车，天亮抵沪。他所说的监视人员看见我烧黑材料的时间，我大约还在南京，或者正在火车上，根本不可能在复旦宿舍里。
这两条“罪证”，只要我一开口就可以否定掉。想用两条假材料来吓倒我，真是异想天开！张扣发这个讲话，倒让我看出了他们的虚张声势来。我想，定人以罪是要以材料为根据的，没有材料，如何能预先断定别人是反革命？连搜查不到罪证也算作被查抄者之罪，这岂不是颠倒的逻辑？
但是，不管是真罪证还是假材料，不管是颠倒的逻辑还是逻辑的颠倒，只要有利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就行。在那个年代里，真理在权力面前显得分外的软弱，人们也不能在真理面前要求平等。“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说法已被判定为资产阶级口号，真理也就丧失了客观性，而只有阶级性，凡是对权力者有用的就是真理。于是，真理服从权力，权力即是真理。尽管张扣发的讲话充满了逻辑的混乱，他的结论是建筑在假材料的基础之上，但因为他代表了权力者的意志，他的话就具有实际的效力。
散会后，刚走出会场，我的身后就跟上了两名学生，我知道，我已失去了自由。回到住地，这两名学生就与我住在同一房间，吃饭、上厕所都跟着，而且留意观察我的态度。我竭力保持平静，不与人谈话。我知道，工宣队希望看到我紧张得吃不下饭，辗转反侧睡不着觉，惶惶然不可终日，然后主动找他坦白交代——就像文艺作品里所描写的那样。但是我偏不。我照样读书，吃饭，晚上呼呼大睡，就像无事人一般。
终于，管辖我们小组的工宣队小组长刘家国耐不住了，第二天就来找我谈话。也许是张扣发等着他去汇报动态，他不能不找我谈话。
第三部分按照剧本排演生活（4）…（图）
刘家国先问我对昨天的大会有何感想，然后点到正题说：
“昨天张扣发同志点到的那个摇鹅毛扇的中文系教师，你看是谁啊？”
我当然无需躲闪，直截了当地说：
“这个人大概是指我，但又有点不像。在中文系教师中，要说与胡守钧他们有来往的，当然是指我；但是张扣发同志所说的那两件事，都与我无关，所以又不像我。”
接着，我就把我从未到过阳澄湖和工宣队来我家检查的头天晚上我还未回上海的实况说了一遍。
刘家国组长认定我有罪，不相信张扣发讲的不是事实。我则死咬住我没有去过阳澄湖，因而无从在湖上讨论什么问题。我要求核实材料，并表示愿意当面对质。结果是僵持很久，不欢而散。
谈话结束时，刘家国严厉地对我警告道：
“吴中杰，现在你被我们揪出来了，狡辩是没有用的，想抵赖也是赖不掉的。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不要以为你将材料烧掉，我们就对你没有办法，群众一旦发动起来，不怕揭不出你的材料！我们可以从零打起，不信你等着瞧。”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是一贯的肃反政策，后来扩而大之，对每个审查对象都要交代一番。这条政策，对于真正犯罪的人，大概的确是有用的，但对我们这些无罪而挨整的人，却实在并无效力。我没有罪，叫我从何坦白？难道摆出事实来申辩就叫抗拒？就得从严处理？而别人揭发什么就承认什么，再给自己编造一些罪名，就算态度好，应该从宽处理？这道理是很难令人信服的。我希望他们能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办事，从调查研究入手，结论在调查研究之后再下。这不也是毛泽东主席的教导吗，他们为什么不执行呢？却从乒乓球运动员那里搬来个什么“从零打起”的办法，岂非荒唐？乒乓球运动员讲“从零打起”，是要丢掉冠军的思想包袱，轻装上阵，再接再厉，夺取新的胜利，这种精神当然是好的，是取胜之道；而工宣队员说“从零打起”，那就是说，在毫无材料的情况下，他可以先定人罪，然后再打出“材料”来。
这是什么理，这是什么法啊？呜呼，他们摆出一副架势要蛮干了！
平心而论，工宣队中也并非都是昧心蛮干的人，有些队员还具有实事求是之心。他们进驻学校时，当然也是带着有色眼镜来的，但一接触实际之后，看法就有些变化。比如，他们原先听说大学教师都是高薪阶层，进来一看，大部分教师都只有60元或65。5元的月工资，并不比工人高，所以对“精神贵族”一说就产生了疑问；他们原以为大学教师吃了人民的饭，都在干反革命勾当，但接触下来，觉得并不那么坏，所以态度也慢慢缓和下来。原先领导我们小组的范泰浩师傅，还受到知识分子的感染，对文化知识产生了浓厚兴趣，开会之余，常捧着书本学习，有时不耻向学生下问。范师傅对问题的观察也比较冷静，1968年秋天，我在工宣队主持的“抗大学习班”上被批判后不久，他忽然对我说：“对你的批斗，是派性蒙住了眼睛，你自己要心中有数，好好学习。”他与那些张牙舞爪的工宣队员显然有所不同。但他在工宣队中并不得意，而且还受到批评，说他读书学习是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投降，而他的不张牙舞爪，则被批为阶级斗争不坚决，路线斗争觉悟不高。终于，他被送回工厂去了。取代他的刘家国，则整天板着一副斗争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