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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的师生，长期在大城市里生活，有些学生的家庭环境还很好，何曾见过这种艰苦生活，所以这番经历，对他们了解社会、认识社会很有好处，思想上也确有很大的触动。但在总结会上，却又提出了一个现实的问题：农民的思想意识是比较落后的，知识分子应向农民学习些什么？
这一个问题，连复旦土改工作队里的党员干部也无法解决，因为他们自己毕竟也是知识分子。听说，党小组长余开祥就引用过毛泽东的话，说毛主席曾经肯定过学生运动的先锋作用，并说过知识分子在民主革命时期是首先觉悟的成分。但来自中央工作团的党校干部则说：毛主席虽然肯定过学生运动，但他还讲过许多知识分子要向工农学习的话，这是一个方向问题。这位干部还斩钉截铁地说：知识分子应该向工农投降。
“投降”之说，复旦师生还是第一次听到，感到很新奇，很震动，也很不理解。但那时认为中央下来的人，水平总是很高的，何况还是党校来的呢！于是就带着收获和疑惑，回校去了。
土改工作队回到学校，思想改造运动也就开始了。
这时，华东局文教委员会从华东革命大学抽调了王零、郑子文等一批干部到复旦来加强领导，他们与1949年派来接管复旦的军代表李正文、1950年从华东新闻学院合并过来的该院的领导人王中等，共同组成了中国共产党复旦大学委员会，改变了原来以地下党知识分子党员为主的领导班子。李正文任第一届党委书记。并成立了“精简节约及思想改造学习委员会”（简称“学委会”），以陈望道为主任，李正文为副主任，王零为办公室主任，具体领导思想改造运动。
第一部分灵魂的撞击（3）…（图）
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同时进行的，还有“三反”、“五反”运动。“三反”是针对干部的，“五反”是针对资本家的，本来应与知识分子无关，但因为所反者，都属于资产阶级思想，所以也就搭上了界。因而，思想改造的第一阶段，重点也就在反贪污、反资产阶级思想上。
学校本来就是清水衙门，教师又不管理财务，哪里来的贪污事件呢？但华东军政委员会的干部却特地批判了“学校是清水衙门，无贪污可反”的“错误观点”，于是教师们也只好挖空心思来检查。检查得最多的，大抵是用了公家的信纸、信封——甚至是旧信封、用公家的话机打私人电话、借了图书馆的书不还、丢掉图书馆的书不赔，等等。即使从不动用公家信纸信封的人，也要借此题目，检查一下思想，如周谷城在自我检查时就说：“我从来不用公家的信纸信封，是为了怕公私不分的批评，不贪便宜不是为公家打算，而是为自己打算，并不是真正爱护公共财物。”——这显然是为了要做检查而硬找话题了。还有人检查在某校多领了一个月的工资，而没有去上课；或者拿了多少稿费而没有交工会费；还有在解放前通货膨胀时期买过黄金、银元、美钞的。周予同检查自己用屋前敌伪留下的木头，做了一张小桌、四只椅子；胡厚宣则交代在解放前曾买卖甲骨，从中赚了钱，——这已算是较为明显的事，老复旦们至今还记得起来。我们今天看来，这些大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但当时的学委会却把这一切都统计在贪污范围之内，李正文在总结报告中说：复旦教授中贪污的比例有63。7％，讲师有49。3％，真是可怕的数字。而当时复旦打出来的大老虎（即大贪污犯），是保健科李科长，他曾经在全校大会上坦白交代，说自己私卖掉多少阿司匹林和盘尼西林等，造成了轰动性的效果。但运动结束之后，他还是坐在保健科长的位置上。大概查实下来，情况并不如他所交代的那么严重吧。
此外，则是检查资产阶级思想。这是人人都有很多东西可以交代的。比如，周谷城就检查自己讲究衣着，追求享受，喜欢跳舞，“口袋里当票一大把，却经常上馆子吃饭”；官僚主义，不负责任，盛气凌人，绕着弯子骂人，“外表谦虚，实际傲慢不可一世”；“不做专家，以通人自居”，“好大喜功，不想老老实实做学者”，“对教学不负责任，胆大妄为，有一知半解就对学生讲”，等等。（据《谭其骧前传》中所载谭其骧的会场记录）其他人也如此这般地发掘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洗手洗澡，涤荡污垢。
这种检查，还要深入到业务领域。比如：经济系教授陈观烈是美国留学生，学过凯恩斯理论，教的课程是国际金融和国际货币，于是就指责他贩卖帝国主义理论，为美帝张目，他只得自我批判，并因为认识得好，还在登辉堂全校大会上现身说法；政治系教授胡其安是英国留学生，研究西方政治理论与文官制度，这当然也是资产阶级的一套货色，他也在登辉堂上做检查，批判资本主义政治理论与文官制度。
但并不是自我检查一下就可过关的，还要经过群众评议。而群众总是说你避重就轻，或者是思想根源挖得不深，还得重新检查。周谷城在经过群众评议后，就作过补充检查。当然，对各人的分寸掌握得并不一样，松紧的程度，其实并不取决于群众，而是取决于群众背后的领导。有一位当年参加帮助教师思想改造的学长告诉我，他们系的领导曾与学生积极分子约定，教师的检查是否可以通过，以举鸡毛掸子为号。这位领导坐在主席台上，台上放着一把鸡毛掸子，如果他举起鸡毛掸子，某教师的检查就可通过，如他不举鸡毛掸子，学生就应穷追猛打。这种戏剧性的举动，当然并非每系都有，但借助学生的力量来逼迫教师交代问题，则是统一的部署。
就在这种追逼之下，发生了刘大杰跳黄浦自杀事件。
大杰先生是具有浪漫性格的风流才子，早年又搞过小说创作，平时讲话虚虚实实，难免有些夸张成分。思想改造运动刚开始时，他由于缺乏这方面的经验，不知道运动的厉害，还是照往常一样，一坐下来就与学生随便乱吹。他研究过西洋文学，还写过评论表现主义的专著，对德法的情况当然比较熟悉，就与学生大谈巴黎的胜迹、柏林的风光，一副游历过欧洲的派头。等到进入检查阶段，学生们就追问他在欧洲干过些什么勾当。其实，他只是在日本留过学，根本就没有到过欧洲，当然无从交代起。而大杰先生是极爱面子的人，拆穿之后，面子上很下不来，一时想不开，就跳了黄浦。好在他是白天跳江，又是在人流量较多的河段，马上就被人捞救了上来。
刘大杰跳黄浦事件，在复旦是一大逸闻，老人们每谈起思想改造运动，必然要提及此事。上面所述，就是从老复旦们的谈论中听来的。但我想，刘大杰的跳水，恐怕还有深层原因。他大概是怕有些历史问题过不了关。因为思想改造运动的后一阶段，着重追查的是历史问题。连陈望道的脱党问题也受到追查，何况其他？陈望道是上海共产主义发起小组的成员，是第一个《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的翻译者，只因为不满于陈独秀的家长式专制领导，并且产生冲突，就离开了共产党组织，但他从未放弃过对于共产主义的信仰，而且一直从事革命文化工作，是有名的左翼文化人，现在又担任着复旦大学校长之职，学生们还对他穷追不舍，弄得他几次掉泪，别人又如何是好呢。在旧社会过来的人，谁又没有三朋四友，没有复杂的社会经历呢？
但刘大杰跳黄浦之举，却惊动了华东局和上海市领导。华东局教育部副部长陈其五，专为此事发表意见，同时调整了运动的部署。陈毅市长还到复旦作了一次报告，对知识分子颇有慰抚之意，因此人们说，他是武戏文唱；虽然同时来复旦讲话的华东局宣传部长舒同，却仍是调门很高，人们说他是文戏武唱。但对知识分子的凌厉攻势，毕竟是缓和了下来。刘大杰不久也在全校大会上作了典型发言，他交代了自己的一些历史问题，也就算过关了。
第一部分灵魂的撞击（4）
教师们虽然都通过了检查，但这些材料却归入了档案，而且还有系学委会做出的思想鉴定，此后每次运动都要拿出来敲打一番。而且，各人的位置也重新排定。我在1953年秋季入学时，就听人们传唱一首打油诗：“陈望道，卢于道，头头是道；张孟闻，曹亨闻，默默无闻。”据说是在一次新年联欢会上，苏步青出了上联，要求属对，严北溟站起来环顾了一下在场人物，见有张孟闻、曹亨闻二位，就对出了下联。这虽是即兴的打油之作，但也的确反映了思想改造运动之后教师们的不同处境。
学生虽然是用来帮助教师的进攻力量，但他们自己也在被改造之列。学生们可检查的事情更少，但也要有些交代才行。于是有些人检查入学动机，说读大学是想出人头地，有个人主义思想；有些上海女同学比较注重衣着打扮，穿高跟鞋，着旗袍，烫头发，自然是资产阶级享乐主义；有人看《红与黑》、《约翰·克里斯朵夫》，这是接受个人英雄主义的影响；还有一个同学，因为崇拜他那个做中央社记者的哥哥，羡慕西方新闻记者，这更是严重的阶级立场问题……
何况，有些资本家的子女，还有划清界限，揭发家长的任务。新闻系有一位女同学吴志莲，是天厨味精厂创办人吴蕴初的女儿，吴蕴初是进步的民族资本家代表，当时还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但在“五反”运动中照样要审查交代，而学校里，吴志莲就成为团支部重点帮助的对象。团市委还特地派了位女干部奚珊珊来做思想工作，这位奚珊珊后来就成为当时复旦团委书记金冲及的夫人。大概这次工作是做得成功的，电影《不夜城》里有一段情节，就是以此为原型，复旦新闻馆（即现在的日本研究中心）还出了镜头。
但思想改造运动中的一些做法，对知识分子却伤害很大。个人隐私全部曝光，人格尊严受到打击。中国知识分子一向的信条是“士可杀而不可辱”，人格受到凌辱，还有什么自尊自信可言呢？打击了教师的人格尊严，当然也就使他们失却了学生的信任，教学工作自然无法正常进行了。《复旦大学志》在记述当时的情况时说：“思想改造以后，由于教师在学生中的威信下降，加上有些学生分配所学的专业不符其本人志愿等原因，学生旷课现象严重，课堂秩序比较混乱。当时全校学生总数为2301人，每周旷课人数达444人次，占总人数的20—25％，有的学生背后乱骂教师，许多教师被扣上绰号，文科尤为严重。在上课时，有些学生未经许可自由出入教室，有些在做其他作业或看小说，有些在谈话，个别的甚至在上课时睡觉。晚自修时，有相当数量的学生在宿舍打桥牌、唱京戏、谈天等等，也有少数学生去上海市区跳舞、看电影、赌博，考试时，作弊现象亦相当严重。”我曾听1951年入学的学长说起，他们在听赵景深教授的课时，就有同学因打瞌睡，把头撞在赵先生突出来的肚皮上，赵先生也不敢说话，——那时，课堂里没有课桌，同学们坐的是扶手上可放笔记本的椅子，而教师也就站在台下讲课，所以第一排的学生可以触及老师。
古人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学校与学生的关系也是如此。经过思想改造运动的学生们，是很快就会毕业离校的，当我们入学时，课堂秩序已经恢复，但教师们所受的精神创伤却是难以平复的。中文系教授陈子展，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受到伤害，从此告别课堂；外文系教授孙大雨，不屈服于压力，一直对抗到底，——他们在1957年都被打成右派分子。而心里不满者更是不计其数。
第一部分最是校园不平静（1）
当姚文元还在上海滩上做文学批评家时，就常对大学里的师生和研究机关的科研人员加以奚落，说他们是关在高墙深院中做学问的人，借以反衬出他自己是个社会斗争的战士。其实，1949年以后的中国校园里，从来就没有平静过。
我们的领导，始则把知识分子看作是依附在资产阶级这张皮上的毛，为要把他们移植到无产阶级这张皮上来，就得不断地进行改造。后来，又发现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都是滋生修正主义的温床，为了反修防修大计，更须彻底地加以整顿。所以，学校往往成为政治运动的中心，而知识分子也就难得能坐下来研究学问了。
比较起来，在我做大学生的那几年：1953年秋——1957年夏，教学秩序还相对地稳定一些，不像后来那样，动不动就“停课闹革命”，或者长期下乡搞运动。在那四年中，我们没有下过工厂、农村，总共只停过两次课：第一次是1955年夏天由反胡风运动进而进行全面的肃反运动；第二次则是1957年夏天的反右运动。但不停课并不等于不革命，不下乡并不等于不搞运动，那四年，学校仍进行了许多变革。
苏联模式的移植
我们入学之初，正是执行“一边倒”政策的时候，各行各业都要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大学教育自然不能例外。院系调整只是在大学组成结构上从欧美模式转为苏联模式，这远不是教育改革的全部。当时学习苏联是非常全面的，全面到巨细不遗。比如，在每天的课时安排上，我们一向是分段制，即上午四节课，下午三节课，然后是课外活动，但有一段时期，却要按照苏联模式，实行六时一贯制，即上午连上六节课，下午不排课。我不知道苏联学生早上吃的是什么东西，精力如此充沛，能够长久不衰，一直支持到午后。我们则上到五六节课时，总是精力不济，听不进课去，虽然在第三节下课时，每人可领取一只面包或馒头，使我们这些穷学生很高兴，但吃过之后，仍支持不到最后。好在此项改革措施没有维持多久，也就取消了，不知是因为教学效果实在太差，还是因为长期供应馒头面包支出太大，——那时，大学生的伙食费是由国家包下来的。
但课程改革仍在进行。听说在我们入学之前，课程体系已作过很大的变动，不过我们并不了解变革以前的课程组合，所以也无从知道作过哪些变动。反正那时刚考入复旦，一切课程都很新鲜。只是有一门课改了之后，却很不适应，而且害处很大，那就是在各系的公共外语课中，一律取消英语课，而改学俄语。我们那时大都在中学学过6年英语，有些人从小学三年级读起，那就学了10年，水平虽然不能算高，但也都打下了相当的基础。倘能在这个基础上再继续学习4年或更多一些时间，至少在一般的阅读和应用上应该是可以对付的。现在一律从头改学俄语，就得从字母学起，虽然大家都学得很认真，有些同学还对着镜子不断练习俄语字母中那个特有的卷舌音——р，但大学生的记忆力已不如中小学生，而专业功课却很紧张，也没有多少时间可用在外语学习上，因而除外文系俄语专业之外，俄语学得好的同学就很少了。再加上毕业之后，不断地下乡下厂，更无法坚持外语学习。所以我们这一辈人，大都把英语抛荒了，而俄语又没有学好。至少在中文系，就表现得比较突出。外语水平差，当然要大大地影响学术视野，而英语的应用范围，实在要比俄语广泛得多，当初这一改，不能不说是因政治倾向而带来的教学改革的一大误区。
那时，不但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来改造思想，而且还要求以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业务学习。不过，对于中文系说来，马克思恩格斯直接论述文艺问题的文字并不很多，而论述语言问题的文字就更少，所以我们学的其实是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语言学理论。我们班是吴文祺先生教的“语言学概论”，理论部分完全讲的是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而“文艺学引论”的主要参考教材，则是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这门课还没有上完，任课教师蒋孔阳先生就被抽调到北京大学去参加苏联专家毕达柯夫的文艺理论培训班了。高教部办这个培训班的目的，是要把全国高校文艺理论课程都统一于苏联的理论规范。那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薄薄的白封面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同时又出版了同样格式的《苏联文学艺术问题》，里面收的是联共中央关于文艺问题的决议、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