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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党代政”方面，他举出与自己有关的三件事情：系里请某教授任副系主任，调某教师到安徽师范学院去教书，事先他都不知道。周世勋先生到北京去开什么会，也不告诉他一下。他说：“现在有人觉得，国家是党的国家，好像只有党员是爱国的，群众是不爱国的，群众是被雇佣的。……”在回忆历次运动时，王恒守教授说：“有些人无中生有，打击别人，抬高自己。这是要不得的。肃反后有些人入党，很多人不服气。认为这种人入党，使真正好的人不愿入党了。”他还说：“抓别人辫子打，永不会亏本，打中了得奖受赏；打不中也有奖，这比资产阶级做买卖还‘稳’。”
第二部分“阳谋”下的落网者（2）…（图）
6月6日，《复旦》校报以通栏标题《继续“放”“鸣”，揭露三害，提出建议，帮助共产党整风》报道了各系鸣放的情况。其中报道了新闻系副教授舒宗侨对共产党的指责：“你们讲的是一套，做的是另外一套！”法律系教授杨兆龙说：“法律系办得最坏，是公安机关，法院作风。所以不能说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如果肯定成绩，还检查什么错误。要检查错误，希望检查一下历次运动的全法性，尤其是肃反运动。……此外，对评级评薪和工作安排，希望也认真检查一下，有那么多安排不当的人。”生物系教授刘咸说：“党群之间为什么有墙沟？是因为将全中国看作党天下。希望不只对党员作风检查，同时对国家的科学学术方面的发展不平衡，要作深入的检查。我学的是人类学，冷门的。国民党反动派时，在国内有三个人类学系：浙大、暨南和清华，解放后说人类学是反动的，资产阶级的，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我为了这个学科，在复旦倒霉至今。苏联也有这个学科，我们却始终不承认。”
……
从《复旦》校报的这些报道中，可以看到当时校内鸣放的一些实况，但是并不全面，而且，有些重要人物的重要言论都没有报道。
据一位党政干部向我介绍说，当时鸣放出来的意见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党的领导是否一贯正确？
有人提出，共产党也有错误，苏共20大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问题，中国共产党有没有个人崇拜现象？中共受到苏共哪些方面的影响？
当时图书馆有一份英国《泰晤士报》，教师凭卡可以看，从中陆续透露出不少消息，如波匈事件、铁托在普拉发表的三次演说，这些都在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很大影响，所以他们提出了上面的问题。
二、“一边倒”政策是否正确？
有些教师提出：一边倒倒过头了。大家感触较深的还是学校里的事，比如：对停止学习英语，一律改学俄语的措施，就认为不妥，因为英语是国际通用语言，而俄语的使用范围并不广，不能用政治倾向来左右外语教学；对学时安排的六时一贯制，也认为学得太机械，没有什么好处。有些教师还从国际关系问题上提出意见，认为与英美断绝关系的做法是不明智的。王造时认为，尼赫鲁的外交政策就比我们高明，印度原是英国殖民地，一向亲英，但他并不一边倒倒向英国，而是走中间路线，与苏联也有较好的关系。这种中间路线对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是有利的。
三、对解放后高等教育的成败得失如何估价？
这方面老教授的意见相当集中。首先是对1952年的院系调整很有看法，认为这是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来拉郎配，使许多学校元气大伤，将有些学校积累了几十年的学术传统一夜之间一扫而光，比如浙大就是如此。其次，对学习苏联的教育制度也有意见，认为学习苏联要有选择，适合我们的才可学，不能样样照搬。而当时则从培养方案、课程设置、教科书，一直到学术观点，一律照搬。这很引起教师的反感。还有人对教研室的设置也提出了意见。以前的教师大都是通才，能教各类功课，按照苏联模式的教研室设定之后，就把教师的专业范围限制得死了。比如：周谷城能教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后来编在世界上古史组，就只教世界上古史了；陈守实的专长是农民运动史、土地关系史和明史，后来编在中国上古史组，也就只能教中国上古史了；蒋天枢、刘大杰、朱东润、赵景深原来都能教文学通史，后来也各自被固定在先奏两汉、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宋元和明清的分段文学史上。这种人为的分割，对学术上还不成熟的青年教师，影响就更大了，局限了他们，难以全面发展。
四、对知识分子政策的意见。
从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到1955年反胡风及肃反运动，对知识分子的伤害很大。有些教师认为，思想改造等运动伤害了知识分子的自尊心，谭其骧教授对发动他的弟子来揭发他，特别不满，认为这是道德败坏。有些在国外放弃了优厚的待遇，冲破重重阻力，回到祖国的人，感到不被信任，被看作外人，像个边缘人物。有位在建国前发表了不少文章的教师，说吃不准共产党对他是怎么看的，所以抱定宗旨不再写文章，说是“不留只字在人间”。
五、对学术批判的看法。
当时教师们对学术思想批判普遍有不满情绪，但还不敢说不应该批判，只是说批得太粗暴，用政治概念来代替学术评价，乱贴标签，不允许谈不同的意见。批判电影《武训传》时，陈守实教授正在上近代史，——那时他还没有被固定在上古史上，学生要他对武训作出评价，陈守实说：武训的精神是对的，办法未必对。结果受到学生质问：精神对为什么受批判？还有学生问道：你说武训精神好，那么希特勒的精神是否好？问得陈守实大光其火。同时这个批判也牵涉到陶行知教育思想的进步性问题。许多教师都认为，政治和学术应该分开，在学术界，有些人政治上是跟国民党走的，但是学术上还是有成就的，对这些人，就不能一笔抹杀。
第二部分“阳谋”下的落网者（3）…（图）
六、对三大改造运动的看法。
许多教师认为，1955年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和1956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和对手工业和小商业的改造，到底有多少成绩，有多少缺点，应该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
七、党群关系问题。
有人说是油水关系，有人说党群之间有沟，有墙，有铁丝网，认为许多党员脱离群众，不是先人后己，而是假公济私，命令主义，盛气凌人，不愿听取不同意见。陈仁炳提出，要反“乡愿”，认为党员干部很欣赏“乡愿”，实际上护了短，掩盖了问题。他还提出要发扬贾谊精神，要敢于给皇帝上书。
……
可见，现在政改和教改中的许多问题，当时即已发现，即已提出。应该说，这些意见，大都是切中时弊的，如果当时能够认真整改，为时还不算太迟。可惜这些意见不但不被接受，而且还要进行反击、批判，于是毛病就愈来愈严重了。
据当时的校内中层党政干部回忆说，在鸣放期间，上面倒并未打招呼，只是由于他们自身处于被提意见的位置，为要保持一种高姿态，所以不进行辩解，而且那时很强调党内外有别，界线较为分明，党员们认为自己有意见应在党内提，不宜在群众面前提，所以大抵沉默的居多。但也有思想较左的，认为这种鸣放很不正常，说迟早要算账。甚至还有当场反击的，如孙大雨指责杨西光时，就遭到复旦大学党委委员徐常太的反击。
那时也有主动进行鸣放活动的，这主要是学生中的一些活跃分子，他们大抵少不更事，为报纸上的鸣放气氛所感染，也为别的学校的民主精神所激动，所以急欲争相一鸣。
当时，社会学家费孝通撰文宣称，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已经来临；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纷纷发言指责共产党领导的缺失；电影评论家钟惦棐敲响了“电影的锣鼓”；文艺界流行着揭露社会弊端的写真实作品；《文汇报》上还发表了与周扬商榷的文章，虽然所提出的只不过是关于英雄形象塑造这样的小问题，但敢于在太岁爷头上动土，意义却也非同小可；具有民主传统的北京大学早已动了起来，物理系学生谭天雄贴出了大字报，自称是《第一株大毒草》、《第二株大毒草》、《第三株大毒草》……而北大学生叶于泩干脆把火烧到复旦，他给复旦学生会寄来一封信：《我的忧虑和呼吁》。在这种形势下，学生怎能耐得住性子呢？
与北大一样，复旦最先动起来的也是物理系同学，而且还出现了一员女将：马明敏，她非常活跃，勇于挑战，在鸣放会上直指党委书记杨西光质问道：“请你回答，复旦的肃反运动究竟搞错了多少人？”弄得杨西光非常尴尬。当然，后来她就成为极右分子，吃尽苦头。但据她的丈夫张静甫说，马明敏其实并非主要角色，只因为北京出了个女生大右派林希翎，复旦也要搞出个女生大右派来，才能南北相称，所以有意把马明敏抬举起来，作为重点来整，并且还上了《解放日报》和《中国青年报》，弄得远近闻名。当时在物理系四年级唱主角的是何新民、罗宪祖和张静甫三个人，他们轮流主持鸣放会。大约在学习《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时，物四同学就对这两篇文章提出一些不同看法，而对铁托的普拉演说却很感兴趣。党委常委、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主任吴常铭觉得物四的思想很活跃，可以作为典型来抓，就在这个班级组织小型辩论会，说是真理愈辩愈明。这些学生不知其中厉害，就鸣放了起来，提出一系列尖锐的问题，如：胡风是不是反革命？私人信件能否随便公布？能否据以定罪？肃反运动有没有扩大化？统购统销政策是否好？人事档案制度好不好？苏联出兵匈牙利是不是干涉别国内政？等等。到得反右阶段，这些当然都成为右派言论。
物理系的鸣放会开得很热烈，吸引了许多外系师生，他们受到会议气氛的感染，也有站出来发言的，当然一并被记录下来，秋后算账。中文系的施昌东，就是在这个会上发言，诉说自己因胡风案被拘留审查的冤屈。但他还是很虔诚地将共产党比作父母亲，说是：我是共青团员，好比是党的儿子，小孩子有错误，父母用巴掌打一下也就够了，为什么要用拳头打得那么重呢？结果却是遭到更沉重的打击，他被打成了右派分子。
接着是中文系二年级学生黄任轲、张瀛等人贴出大字报，指责学生会扣压北大叶于泩同学来信。学生会两位副主席出面进行了回答，说是这封信充满了谣言和污蔑，充满了恶意和推论，公布这样的信对整风不会带来什么好处。但后来终于公布了这封来信，而且开会辩论。
据《复旦》校报报道，叶于泩的信中说到：“毛主席提‘鸣’‘放’方针之初，有90％高级干部不同意。贯彻‘鸣’‘放’方针至今，在省市一级还没有普遍动起来。”“苏联舆论对我国‘鸣’‘放’冷淡。”这些话，虽然说的是事实，但在当时，却算是分裂中央、破坏中苏团结的大逆不道之论，所以有些积极分子就出来反驳。新闻系四年级有一张大字报说：“赫鲁晓夫最近对美国新闻记者说，苏联支持中国的看法。这不是明白地表明叶于泩在无事生非，挑拨中苏关系吗？”这反驳，在今天看来，是多么幼稚可笑，违背事实，但在当时却是义正词严的革命言论。
夹杂着政治因素的辩论，照例不是靠辩论本身所能说服人或被人所说服的。总要等到形势大变，才会出现一方压倒另一方的局面。但以势取胜，并不等于真理在握，真理还需要靠实践来检验。不过等到实践终于检验出真理时，时间已经过去几十年了。
第二部分“阳谋”下的落网者（4）
纷纷落网不胜防
形势的遽变是在1957年6月8日开始的。那一天，《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发出，《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指示是内部的，而社论是公开的。这篇社论，就是反右派斗争的信号。
而在这之前，形势就有了变化的征兆。5月25日，毛泽东在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代表时，说了几句看似平常，实则意味深长的话：“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同志们，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最后还强调说：“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各报对这几句话的重视程度不一，版面安排的位置也很不一样。姚文元大概已从柯庆施—张春桥这条线上得到了消息，就写了一篇杂文《录以备考》，对《文汇报》在排版上不突出毛泽东这几句话的重要性，提出了批评。姚文元的杂文得到毛泽东的表扬。
但这一切，似乎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有许多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实在缺乏政治经验，敏感性不足，一时还觉察不出形势的变化，继续大鸣大放。中文系二年级黄任轲等人的大字报，就是在6月11日上午贴出来的。
但这之后，形势就急转直下了。
6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文章，各报一律转载，作为反右派斗争的理论根据。但这次正式发表的文章，与几个月前传达的讲话记录稿，却大有区别，侧重点已转移到阶级斗争还没有结束这一点上来了。除了语气和侧重点的不同以外，文章里还特别提出了区分言行是非的六条政治标准，是原来讲话稿中所没有的。这六条标准是：“（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毛泽东还特别强调：“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
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说法，即由此而来。
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当时虽然没有说明这篇社论是毛泽东所写，但口气之大，一看便知来头不小，决非报社的秀才们所能写得出来的。从这篇文章中，谁都可以看出问题的严重性。“阳谋”云云，就是在这篇文章中透露出来的。
复旦的反应相当迅速。
6月18日，全校同学在登辉堂集会，“痛斥反党反社会主义谬论”。这是展开反右派斗争的全校誓师大会。
6月21日，校行政会议会同各民主党派复旦支部，协商后决定，从24日起停止一切教学活动，“组织全校师生员工认真深入地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开展击退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斗争。”从此复旦的反右派斗争全面展开。
复旦多名人，自然也会有许多出名的大右派。孙大雨、王造时、陈仁炳、王恒守、杨兆龙、陈子展、王中……都是报上点名批判的人物，很为复旦扩大了影响。虽然后来也搞不清到底是因为复旦打出了这些大右派而显得战果辉煌，还是因为这些大右派的名气为复旦增辉生色。
这些人之所以成为右派分子，罪名虽然一律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但具体情况却大不一样。
孙大雨和王造时在民主革命时期都有过贡献，但也与共产党产生过一点误会，或者有过一点过节。
孙大雨在解放前是大教联（大学教授联谊会）中的头面人物，做过代理主席，在开辟反对蒋介石的第二战场上有过贡献。1949年以后，仍想在政治舞台上一显身手，也是人之常情，但原大教联干事中的共产党员李正文随军回到上海之后，主持大教联改选，却把民主同盟的一些人从领导岗位上选了下来，孙大雨也从代理主席降为候补干事，从此孙大雨不满于新的现实。恰恰李正文又担任了接管复旦大学的军代表和第一任党委书记，摩擦自然难免，后来由于工作安排等问题，意见更大。鸣放活动一开始，孙大雨倒不需怎么动员，就带头鸣放起来，结果不但被打成右派分子，而且由于一直不肯屈服，还被戴上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在孙大雨发言批评党委时，中文系教授徐澄宇说了一句“快人快语”，也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可见孙大雨问题的严重性。但孙大雨却很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