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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呐喊2 生命如此之轻——健康之路上痛苦挣扎（2）
2000年年初，国家教育部曾两次下发减负令，要求切实减轻学生的过重负担，与全社会关心学生健康成长的热度和敏感度相比，教师的身体健康却很少受到大家的关注。长期以来，教师的负担有增无减，致使教师因不堪重负，累倒、病倒甚至病死在讲台上的事情时有发生。在这一年，《中国青年报》登载的“当老师还有什么意思”的文章，曾引起了全国教师的热烈关注与响应，并共同呼吁给教师松绑，关心教师的健康问题。可两年过去了，教师的健康问题非但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反而呈现出越来越恶化的趋势。
2002年3月份，我收到了内乡县教体局贾隽老师的一封来信，她在信中说：“最近，我到基层学校调研时了解到，农村教师大多没有进行过体检，城区教师的体检也是偶尔有之。由于教育教学工作是一项相当耗费心血的工作，而教师的生活又很清苦，致使不少教师积劳成疾而又未能及时发现，往往等到病情恶化时才去医院治疗，但往往为时已晚，使教师英年早逝的现象时有发生。”
接到贾老师的来信后，我曾对河南省的一些地市进行了电话调查和实地采访，结果发现实际情况与贾老师反映的基本一致，有些地市甚至比贾老师反映的情况还要严重。在宜阳县三乡的几所农村中小学，当地的教师告诉我，他们这里的教师从上班第一天起，到退休前的最后一天止，当地政府主管部门及学校本身，从来没有对教师进行过任何形式的体检。在永城市某农村小学，当我向教师问及是否有单位或组织对他们进行体检时，一位老师说，专门对教师进行体检的活动学校从来没有组织过，偶尔的一次体检也是沾了学生的光，即有关部门为学生检查是否带有乙肝病毒时，个别教师顺便自费请医生给自己简单查了查。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有关专家对我说，由于教师工作负担重、日均工作时间长且精神紧张、用脑过度、平时参加体育锻炼的机会少，而且说话多、喝水少、粉笔微尘的吸入较多等原因，导致其职业病的发病率较高。为此，除教师的饮食宜以清淡为主，且工作和生活要注意劳逸结合，一旦发现身体有异常，应及时检查、治疗外，经常进行体检非常重要，这样有利于及早发现疾病的早期症状。
在《教师法》第六章第29节中，有这样一则法条：“教师的医疗同当地国家公务员享受同等的待遇；定期对教师进行健康检查，并因地制宜安排教师进行休养；医疗机构应当对当地教师的医疗提供方便。”这则法条是对教师进行身体保健和治疗的有效措施，因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毕竟，许多教师由于工作艰辛、生活清苦等方面的因素，身体普遍不好的有相当比例。
一方面是专家的意见，另一方面是法律的规定，还有一方面是教师身体健康状况的实际，结合这三方面的内容，加强对教师的定期体检工作，无疑非常重要，同时也是体现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关心教师的实际作为。可是，从我的调查来看，体检作为切实保障教师健康的重要防线却是这样的名实难符。这其中的原因固然有政府主管部门经济因素的困扰，但其在思想上对教师的身体健康不够重视，却是主要的。
和前些年相比，教育如今无疑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教师的社会地位也有所提高。在许多城市，教师工资待遇增高，收入来源增多，衣食无忧，生活滋润。这是科教兴国的积极成果，是经济进步、社会发展的证明。但问题的另一面是，在许多农村中小学，广大教师的经济状况至今仍很难得到改善。教育经费的短缺致使教师的工资被拖欠得比较严重，这不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教师工作的积极性，更使作用于他们的医疗保障形同虚设。如此一来，农村教师们不得不过着拮据的生活。他们忍受着贫困的煎熬，骑着破旧的自行车，常年不买新衣服，大病舍不得看，小病应付一下了事。他们不计名利地为我们的教育事业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和生命，本应受到人们的敬重和爱护，在生活和身体上得到更多的关心和照顾，以便更好地为农村教育事业出力，可事实却是，他们似乎被人们遗忘了。
在调查中，我了解到，在河南省部分乡镇的中小学中，不少教师半年甚至一年只能拿到几百元钱的工资，一些刚上岗的青年教师甚至一分钱也拿不到，而在此之前，青年教师们却被迫向有关部门上缴了几千到万余元不等的上岗费。某县由于发不出教师工资，就用农民上缴的公粮顶替，老师们望着学校里堆得像房子一样高的麻袋，哭笑不得。这还是好的，有些地方，连这样的“工资”也得不到。
2001年教师节期间，我曾收到了一封署名“伤心”的老师的来信，在信中，他说自己每月工资只有100多元，即使这样，也不能保证每月都按时足额发下来。没有钱，他什么都做不了。他难以在父母身上尽孝心，买不起新衣服，没勇气谈对象，更别说买书订报了。窘迫的经济条件让他忍无可忍，他痛陈自己作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曾经时刻想着为家乡的教育事业贡献青春，但现在的生活状况却让他几乎到了“失去人的尊严的地步”。生活无着，尊严丧失，谈何奉献，又谈何保障身体的健康？我相信，如果读者也看到了这封信，心里一定会震颤不已。
在采访中，我听到了这样一个故事：宜阳县三乡某中学的一位退休老教师，平时身体就不好，患有多种疾病，但由于家庭贫困，一直不敢到医院看病，就那么一直拖着。如果有时实在拖不下去了，就到乡村的小诊所里随便抓点最便宜的药吃下去了事。即使这样，他还是兢兢业业地工作着。据他的同事们说，从他上班的第一天起，他就从来没有缺过学生一节课，哪怕病得连走路都需要人搀扶。就这样，他一直工作到退休。然而，在他刚退休不到一个月的时候，疾病就夺去了他的生命。在接受我采访时，他的同事们说，得知他的死讯后，大家都有一种同病相怜的感觉。
据我了解，在农村中小学中，有相当一部分教师在退休后不久即病逝。关于这个问题，我采访了河南省人民医院的有关专家。
专家告诉我，教师在退休后不久即病逝这种现象，原因可能多种多样，但比较突出的一般有两种：一是心理问题，即退休前工作压力大，教师们往往凭着一股顽强的拼搏精神支撑着身体，这使他们生活得比较充实。一旦退休，工作压力就会骤然减轻，如果没有相应的事情填补他们生活的空白，那么，巨大的生活空白将使他们无所适从，最后形成心理空洞，并由此损害到身体的健康。二是生理问题，在这个方面，原因主要是积劳成疾而又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长期以来，农村教师的生活条件和卫生条件比较艰苦，有时即便发现了疾病的症状，也往往大病小治，小病不治，其结果是使身体健康慢慢受损。到了退休以后，由于年龄和心理的共同作用，积累下来的疾病往往会突然爆发，“病来如山倒”。
满足广大农村教师的温饱权、生存权、健康权，让他们有尊严而且幸福地生活，才能谈得上教书育人。当我们把“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这个口号挂在嘴边时，为什么不想想和孩子一样苦的老师呢？要知道，教育本来就应该包括学生与老师。我觉得，当我们再高喊这句口号时，应该在“再苦不能苦孩子”之外，另外加上一句“再苦不能苦教师”。要做到这一点，最基本的作为就是保证农村教师的工资按时足额发放，使他们在有病时可以花得起买药的钱。
在对教师健康问题进行调查时，除了关注影响教师健康的主客观因素外，我也对一些传统观念进行了认真反思。我之所以这样做，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些传统观念对教师健康的影响虽然并不十分明显，但却往往使教师及其领导者的价值取向陷入一种思维的怪圈，从而严重束缚或者说误导了他们对身体健康与工作态度的认知。在这里，我姑且对以下三个传统观念进行思考。
第一，带病上课是教师的传统美德？本来，人们得病之后抓紧时间将病治好，才是最合乎人之常情、事之常理的，因为带病上课不仅会影响教学效果，还会使病情加重，从而有害身心健康。如果是传染病，更会对学生有害无益。但是，社会对教师带病上课往往持肯定态度，而新闻媒体对先进（优秀）教师事迹的宣传也常常对此浓墨重彩。这样一来，教师即便想不带病上课，也因为这种传统观念的压迫，而不得不放弃自己正确的观点，坚持带病上课。
我以为，这种传统观念的价值取向是不人道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还是残酷的。我们知道，生命是最高的价值系统，没有了生命，一切都无从谈起。为了保护生命利益不受侵犯，任何人都有权力向这种错误的观念挑战。也许在某些时候，保存社会价值比维护生命健康更有意义，如对自由的追求、对民族大义的守护等，但如果有能使生命之光更灿烂、价值取向也更正确的道路可走，我们还是应该视生命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最高价值系统。“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有了健康的身体和灿烂的生命，任何信念坚定的人都可以实现自己为社会奉献的愿望，一向崇尚两袖清风、无私奉献的老师尤其如此。
第二，压力越大，动力越大？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这句话固然是对的，但是，如果压力过大，越过了人的承受限度，则过大的压力往往又会成为与压力等同的阻力。这一点，恐怕同样无人否认。然而，在调查中，我却发现，在相当一部分中小学中，学校的领导者常常迷信压力的正面作用，而忽视其负面效应，致使悲剧时有发生。
2002年7月3日，《羊城晚报》以“升学高压逼疯女教师”为题，报道了广东省东莞市某中学一邓姓女教师因承受不了学校的升学高压而精神分裂的事儿。当我就此采访该校校长时，他说，学校教学气氛很正常，再说现代社会，哪个单位没有压力？学校也不例外。但我的调查却是，该中学为求升学率而采取的高压政策，引起了教师的普遍反感。
过重的压力使邓老师精神分裂，这固然是一个特例，但通过我对部分中小学教师的采访得知，由于大部分学校采取了“硬性坐班制”，致使可供教师自由支配的时间越来越少，而压力却越来越重，以致常常有透不过气来的感觉。这不但有损于教师的身体健康，更严重影响了教师创造性的发挥。对此，前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指出：“教师的自由时间是根，它滋养着教育艺术的枝和叶。教师能自由支配的时间越少，他没有什么东西可教的时刻就来得越快。”因此，“教师没有自由支配的时间，这对于学校是真正的威胁”。
第三，疾病的产生多与缺乏体育锻炼的个人素质有关？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生病多和缺乏体育锻炼有关。这固然有它的科学道理，但有关专家也告诉我，就教师来说，其部分职业病的产生多与心理素质息息相关。在这一方面，虽然体育锻炼对教师的健康起着一定的作用，但却绝对不是防止教师职业病发生的唯一办法。
河南省精神病防治医院的李医生对我说，2004年以来她已接待过几十名教师来咨询有关心理问题，这些教师从大中小学到幼儿园都有。中小学教师尤其是毕业班教师承受着巨大的升学压力，班级与班级之间也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尽管现在提倡素质教育，但目前升学率仍然是学校和社会评判教师水平的重要标准，这就使得教师在无形中增加了心理上的压力。由于小学低年级和幼儿园的学生年龄较小，教师们时刻都要担心孩子们在校会不会摔伤、打架、生病等问题，使他们的心理时时都处在高压之下。这样很容易引起心理障碍，时间长了就会引发心脑血管疾病和消化不良、胃肠疼痛、结肠过敏等生理上的病症，心理素质差的人还会进一步出现精神分裂症等严重的精神疾病。
治病须治根。从专家的意见可知，教师要想保持身体的健康，除了平时注意体育锻炼和自我保健外，还应保持心理的放松和平衡，唯其如此，才能使自己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我们常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希望我们的政府主管部门和社会各界能从此把更多更实在的爱送给老师们，使他们能在健康体魄的奠基下，为我们的教育走出一片艳阳天。
第3章 呐喊3 掩耳盗铃——海城豆奶案的背后
当今社会通讯发达，信息传播工具多，速度快，民间媒体的效力不可低估。主流媒体如果不及时作出反应，“民间媒体”就会成为舆论导向的主角。当地政府在百姓心中是有权威的，百姓相信政府。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当地政府简单地采取隐瞒的态度来封锁消息，实在令人费解。
2003年3月19日下午，辽宁省海城市铁西小学三年级学生杨小雨从学校放学回家后就往床上一躺，有气无力地说自己浑身乏力，很不舒服。她的父亲见情况不妙，急忙带女儿到离家最近的广济医院看病。在医院急诊室门口，他惊讶地发现，数百名家长领着孩子在急诊室门口焦急地等待。这些孩子都是海城市铁西区几所小学的学生。
杨小雨的父亲和其他家长了解到，在出事当天上午，孩子们所在的学校第一次发下来了当年区教委推荐的营养豆奶，很多学生在喝了这种豆奶后，就因为肚子疼而被送进医院。
3月20日，《北方晨报》刊出新闻报道，称“19日上午，海城兴海管理区铁西小学发生食物中毒事件，数十名学生饮用了鞍山某乳业有限公司生产的学生奶后相继出现中毒症状。”3月21日，《辽宁经济日报》也刊出新闻报道，说“海城市兴海管理区400余名学生19日在饮用奶制品后住进了医院”。
随后，在人们的传闻中，中毒学生的数量越来越大。4月1日凌晨，家住海城市化肥厂宿舍的海城市铁西小学六年级2班女生李洋病死的消息，迅速在家长们中间传开。这引起了家长们的恐惧。
虽然杨小雨的父亲和母亲都下岗了，没钱上大地方检查，但一听说有孩子在4月1日死了，杨小雨的父亲还是赶紧借了2000元钱来到了北京。
和杨小雨的父亲一样，近百名家长很快也都来到了北京。大家凑在一块，打车来到协和医院。但到达后很多人挂不上号，于是，又分散开来，有的去了301医院和其他大医院。
事实上，据媒体报道，事件发生当天，铁西小学五年级就有一名孩子死亡。有家长说她亲眼看到了这个孩子浑身起满了紫色的包。医生宣布死亡原因为一氧化碳中毒。有些家长当时就急了，他们说：“孩子成天和我们在一起，为什么喝奶之前一点事没有？为什么我们没有一氧化碳中毒？”随后，苏家小学又有一名学生因抢救无效死亡。
三名孩子的死亡曾令所有仍在海城市医院治疗的孩子及其家长很不安。他们告诉前往采访的媒体记者说，事情已经发生了，他们现在最想弄明白的就是孩子究竟中的是什么毒，会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到底应该怎么治，而院方对此一直没有明确答复，并且拒绝提供病志。
北京部分媒体的记者来到海城市时，距离案发已经过了近二十天，但是，在海城市中心医院、广济医院、中医院三所医院里还是住满了接受治疗的孩子。记者来到接待孩子最多的海城市中心医院，在儿科住院部，他们依然看到整个三楼病房都住满了孩子与家长，孩子们时常捂住肚子，忍受疼痛的折磨。
得知记者是来采访豆奶案的，海城市中心医院三楼一间病房的全体家长立刻关紧了房门。她们说，这些天来，每天都有上千名孩子在医院打吊针，还有吸氧的。白天病房里到处可以看见政府工作人员，外界还不知道这里发生了这么大的事。记者得知，刚出事时，还有一名记者的摄像机被强行夺下。海城市电视台则在第二天的新闻里称“学生一个都不少地上课去了”。
家长们告诉记者，事件发生后，他们曾自发组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