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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像周其仁所说的那样，长兴县的教育券实验在达到了预期目标之后，开始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在它的影响下，湖北省监利县迈出了更大的步子，并再次成为全国舆论关注的焦点。
2003年5月，监利县教育局在一份名为《基础教育情况汇报》的材料中称，监利全县“几乎没有不欠债的学校”，而负债额超过100万的24所学校差不多都是乡村中小学。详尽的数据是，尽管用于基础教育的财政拨款就达到了1。1254亿元，但全县中小学共负债10615万元，其中，乡镇公办中小学负债6281。8万元，村办小学负债453。2万元。
这1亿元的债务中，有5526。1万元实际上是为“普九”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欠下的历史债务。一个司空见惯的事情是，每到学校开学收取学杂费，就会有债主上门讨债。到2002年，全县有17所学校被堵门，等到了2003年春季入学的时候，监利县就有40所学校被延迟一周开学。
穷则思变。2002年年底，监利县开始将教育的困境写成报告，向省、市反映。2003年8月，国务院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基础教育改革的决定》，同意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以选择一两个试点进行基础教育改革的试验。
“省里面赶紧跟我们说，可以做试点，给了八个字：自愿改革，自费改革”。县教育局办公室主任张道义说，监利的基础教育综合改革由此展开。教育局八易其稿，县委常委会讨论了五次，最后在2003年10月形成“监发17号文件”《关于基础教育综合改革的实施意见》。这个文件的核心观念是“教育服务的市场化”。而义务教育卡制度则是撬动市场的关键。
在一些人看来，这个改革的广度和深度都远甚于用于扶贫、扶民和扶技的浙江长兴“教育券”改革。
17号文件称：“从2004年起全面实行‘义务教育卡’制度，即政府把投入义务教育的经费均摊到每个学生，并以‘教育卡’的形式发放到学生个人，让学生自主择校消费。”“公民办学校均可凭所收取的‘义务教育卡’到县财政领拨相应的办学经费。”同时，“政府设立义务教育经费专项账户，将上级转移支付用于教育的资金和县级财政对义务教育的投入全额进入专户，不得截留或者挪作他用”。
一位参与监利教育改革设计的教育部门人士认为：教育投入不足是目前中国农村教育重重困境的主要原因。监利教改的目的就是要将过去政府独家办学变成社会多元办学，由唯一的公办模式变为“公立、公办民助、民办公助、私立、股份经营”等多种办学形式并存，变政府一家投入为社会多元投入。尽管他知道监利教改的某些做法并不符合国家目前的政策，但他说：“我们确实已经被逼入了绝路。”
实际上，监利县的教育改革是教育券在中国实验的又一个新的版本。
它首先高度承认义务教育的公共产品属性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政府责任，只是县财政将不再按照老师人数给学校拨款，而是按学生人数直接拨款。其次，引入市场机制促进了学校之间的竞争，学生可自主择校以脚投票，同时限制学校的乱收费。第三，解决了教育经费紧张的燃眉之急，租售近700所中小学校的收入可以保障每一个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得到应有的财政支持。最后，它最大的好处是保障了每个公民平等享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因为不分地域不分学校，每个孩子享受到的是同样的财政拨款。
至于选择不同的学校，高出教育券面值的部分，则需家长按市场价格支付，财政拨款只保证起码的义务教育，不至于让孩子失学。而目前，由于财政拨款的多寡，中小学校间形成差序格局，特别是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在同等的支付前提下，孩子们接受的却是良莠不齐的义务教育，这显然极不平等。
“在传统的体制下，学校的组织、人事、教学活动以及各种各样的财务行为，都由政府直接掌握。这使得我们在财力非常有限的条件下，在很短的时间里，迅速普及了基础教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如基础教育投入不足，质量难以提高，素质教育总是提不上日程。”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对此评析说，“这说明，基础教育需要改革，政府完全没有必要大包大揽。湖北监利的改革，可以说推动了政府在基础教育领域的治道变革进程，政府从无限政府走向有限政府了。”
毛寿龙的评析，是目前理论界给予监利改革最高的评价。
然而，也有人发出了不同的声音。有学者指出，教育券背离了义务教育精神。国家提供一个健全的基础教育体系，保证每个孩子享有一个作为现代国家公民的底线教育水平；而如果你想要接受超水平教育，你当然可以选择私立学校。而且，也正是因为有一些富人让孩子选择了私立学校，节约了部分公共基础教育资源，这部分节约下来的资源间接转移到了公立学校的家庭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的孩子身上，体现出财富的转移，也才使得基础教育不仅仅是公共产品，同时还带有社会保障性质。但没有听说在美国这样的国家，富人因为自己的孩子进私立学校，就要求政府将本来应该分摊在自己孩子身上的公共教育资源退回给自己，或要求自己少交税收之类。
既然基础教育性质接近于纯粹公共产品，政府当然应该负担起提供足够的基础教育的义务。政府在纯粹公共产品供给上的不足，往往是由于两方面原因：一是在客观上，政府财政汲取能力不足，因而导致公共产品投资不足；二是在主观上，政府官员面对多重目标函数，在取舍时往往会选择最能使自己获得谋求连任的目标上。这两种情况，都无一例外地体现了政府自身的缺陷。
然而，不管争论如何，教育券在中国的实验是非常有意义的。在我看来，我们做任何事情，都必须讲究实事求是。对教育券而言，只要它的确有利于发展义务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促进社会力量办学，就不妨大胆尝试，大可不必人为地给自己画地为牢。虽然免费负担国人的义务教育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但因国情所限，单纯依靠政府“免费承包”还有很大难度。所以，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推行教育券制度，使民办教育与公办教育、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互相竞争，比翼双飞，明显利大于弊。要知道，“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正是十六大报告的基本精神之一。
第4章 追问2 复活的私塾——是暗藏玄机还是大有可为（1）
现在的正规教育，事实上只成就了极少一部分能够爬上高考阶梯的农家子弟，大多数人从这个教育体系获益甚少，相当多的农民孩子没有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即使勉强完成了，也达不到这个教育要求的素质水准。有太多的农家子弟，受了6年或者更多的教育，却连封信都不会写。但恰有另外一批农家子弟，在读了两三年甚至一年的私塾后，不仅可以对对子，而且可以流畅地写作文了。
一个教书先生，几个年幼学童，一根戒尺，几本古书，这就是私塾教育留给我们的典型印象。私塾曾作为封建科举制度的产物而被批判，新中国成立后私塾教育也随之销声匿迹。
然而，到了21世纪，在我国农村私塾教育突然再度兴起。在湖南平江现存着不少传统私塾；在河北行唐，一位医生建立了新型私塾；在河南郑州，一位老中医办起了传统私塾；其他地方更有类似的“国学馆”等等。私塾一般以语文教学为主，还学些简单的数学、中医和自然科学知识，远不如公办教育丰富。但这些私塾的社会反响颇佳，甚至有大学生主动到私塾“回炉深造”。
在全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今天，农村地区及城市的都市村庄里为何出现私塾教育的回潮？正规的公办教育为何被农村子弟冷落？私塾的戒尺已经高高举起，农村公办教育恐怕难逃一打。
在湖南平江，私塾可说是传统私塾的活化石，至今秉承着传统遗风。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每当晨曦初露，幽幽的五角山下就传来阵阵读书声。近了，你会看到，在简陋的农舍里，三五成群的学生正围坐在几张用门板搭起来的书桌旁，各自读书，一位两鬓斑白的老先生则在这些孩子中间穿来走去。
私塾教什么呢？
私塾的课本大多已破旧，学生却从中学会了一些东西。
平江私塾的教学内容主要是学古文、习书法、写作和做对联。而所学的古文除了《增广贤文》和《论语》外，还有《乡党应酬汇编》、《诗经》、《楚辞》、《幼学》、《古文观止》和《唐诗三百首》等。至于书法，是每天上午必修的内容，学生从家里带来毛笔、墨汁和白纸，临摹字帖，都写得非常漂亮。最有意思的应该是作文和做对联，作文需要讲求严格的格式和套路，但主题一般却是对乡间最近发生的事情发表看法。
行唐私塾里一是把“经典教育”作为最重要的内容，包括中文、英文、中医三部分。二是数学课将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材与“华罗庚学校”数学课本同步教授。三是音乐、美术课注重经典作品欣赏，如音乐课主要让学生们听中国和西方经典名曲。四是让学生广泛阅读，积极写作。要求每人每学期读100本书（每80页算一本，根据兴趣随意阅读，每本读多少不限，老师适当引导），每人每天写一篇日记，字数、内容不限，老师点评。五是每年组织四次社会活动，如春季以环保教育为主题组织学生去郊游。
教私塾的都是些什么人呢？
在平江的几个私塾里，教书先生都是五乡四邻德高望重的老者。这些老先生具有较为深刻的古文功底自然是不必多说的，还必须人品好且精通地方上的各种“应酬”，在当地是德高望重的。
在南江镇五角村和虹桥镇东安村的朱执中老先生和李福兴老先生，其威望在村里无人能比。朱老先生从１９岁开始教老书，解放后中断，1982年复操旧业，教过的弟子已有四五百人。这些老先生几乎都是深居简出。“并不是因为年纪大的原因，这是一种修养”。坐在非常整洁的卧室里，朱老对前去采访的记者说。说这话时，在朱老身后的床前，挂着一幅巨大的孔子画像。
行唐私塾的负责人傅路江三十多岁，他和父亲都是中医，以开诊所为生。目前，私塾聘用的老师毕业于正定师范专科学校，除体育以外，所有课程都由傅路江负责。上读经课时，孩子们回答问题非常积极，不管答的怎样，老师基本上没有批评之词。孩子们表示，他们愿意上读经课。
上私塾的又都是些什么人呢？
平江私塾里的学生，大多是11岁到17岁这个年龄段的青少年。这些人当中，绝大多数又都是由于平时在读新书时没好好学习，而失去进一步深造的机会，且进入社会年纪又比较小。但也有例外，一些还在读新书的学生，由于古文没学好，也会利用假期到蒙馆里来“进修”。至今还让李福兴老先生感到自豪的是，两年前的暑假，当地一位在北京读书的大学生也在他的蒙馆里学了一个月的古文。在朱老的蒙馆里，一位记者曾拿起一本繁体竖排的《四书五经》，看了半天也没能读几页，但几个在这里已经读了两年的学生，却能够倒背如流。
行唐私塾里除了私塾主人傅路江自己的孩子，还有其亲属及朋友的孩子，年龄从6岁到10岁不等，分一到三年级，总共10人。
私塾属于社会力量办学的一种方式，应当经主管部门审批，在具备一定的规模和条件后方能开办。目前，全国其他省份也有“现代私塾”出现，与行唐县不同的是，这些私塾仅是父母在家自己培养孩子。对这一现象，各级教育主管部门的态度也非常明确：虽然目前政策上对此没有涉及，但总体上不提倡。
在我看来，私塾的特色课“读经”实际是倡导国学，这应当肯定。中国古代的经典作品处处闪烁着思想智慧的火花，虽然它有糟粕，但只有先了解它，才谈得上汲取精华、剔除糟粕。
一位老教师认为：行唐私塾主人如此逆大众而动，这种勇气值得肯定。私塾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说明我们现在的教育体制、教学方法确实存在诸多弊病，不论是教育官员、各级教师还是家长，都应该好好反思。
实际上，作为中国传统教育的重要组织形式之一的私塾，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私塾中一般没有干巴巴的道德说教，大都不脱离具体的教学内容大谈什么道德理论。它们将思想品德教育置于具体的知识传授过程之中，使学生既接受了文化知识，也受到了道德熏陶，做到知识、道德教育两相照顾。
据《晋中教育志》载，抗日战争时期，山西榆次县褚村“退一步斋”私塾塾师针对日军侵华罪行给学生选讲《国殇》、《正气歌》、《过零丁洋》和戚继光平倭的故事及其诗词。又针对日伪政权在农村横征粮食之事，出《对倭寇征粮有感》的命题作文。
旧时有“字写得好坏是读书人的脸面”之说，又因为科举考试很强调书法，所以私塾中对于书法十分重视。数百年的私塾书法教育，形成了一定程序，每一步达到了什么程度，才能往下一步进行，都有一个比较客观的标准。
第4章 追问2 复活的私塾——是暗藏玄机还是大有可为（2）
以前读过私塾的人，一般都有一手好字，这主要是因为其在私塾读书时受过严格训练。中华书法饮誉全球，与私塾严格遵循程序进行书法教育有关。毋庸讳言，我国年轻一代科学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书法水平却急剧滑坡，有些名人连自己的名字和工作单位都写不好，这与中华数千年文明史很不适应。因此，借鉴私塾书法教育方法开展书法教育是很有必要的。
一位教育家曾经说过，真正进行了因材施教，才算实施了教育。私塾实施的是个别教育，个别教育与因材施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个别教育到因材施教只有一步之遥，有经验的塾师在对学生进行个别指导时，往往能根据学生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方法进行指导。
私塾实施个别教学，进行因材施教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我们今天实行的是班级教学，一个班一般在50人左右，而且一般任课教师也不可能像塾师那样成天与学生泡在一起，因此，塾师进行因材施教时所采取的方法，应引起我们教师足够的重视。在教学、批改作业，或是一起开展活动时，对不同学生应区别对待，从学生的实际出发，培养学生对科学知识的兴趣和独创精神，以发展学生的个性，使他们既全面发展，又有个人的兴趣爱好及一技之长。
由于私塾在学生作文方面重视八股文写作，因而我们以往对私塾作文教学中的某些具有现代价值的东西全盘否定了。其实，私塾的作文教学颇有特色，形成了阶梯式的教学程序。私塾在学生习作训练上，提出了词义并重的原则。塾师在长期的作文教学实践中摸索到了作文教学的一个重要原则，这就是“辞章”与“义理”并重并举，使形式和内容的关系得到较好的处理。
私塾当然存在很多弊端，如教学无一定计划，课程单一，全部课程由一位塾师“包打天下”，大部分教学内容陈腐脱离实际，作文大多为学写八股文，教学方法太注重背诵，体罚严重地存在，等等。但是私塾在教学方法上还是有一些值得我们借鉴学习之处，这些对于实施素质教育，丰富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还是具有现代价值的。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院长张传燧就认为：私塾教育确能弥补我们现代教育功利性太强的不足。但这种学习阅读不能走向极端，一定要和现代教育结合起来，才能适应我们这个社会的需要。
在我看来，私塾回潮实际上凸显了农村教育的软肋。
软肋之一是学费较高。相对公办教育而言，私塾收费比较便宜。私塾先生李复兴说早年他向学生每天收取1两米、1毛钱。因为如果有10个学生，1天就有1元钱，0。5公斤米，正够他一天的生活费用。2002年，他向学生每月收取50元。李复兴说：“我教书也为生计想，但赚钱不是目的，而是看重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