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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三点五十分，我坐在酒店的窗户玻璃前面，我看着外面的漆黑夜里闪烁的模糊的灯火，我在想我也许我也许应该在你送我到酒店楼下的时候说，你不要走。
我想念你，我想念你，看不到你的时候和看到你的时候。
但是我始终不能够得到你。
这个道理我是明白的。
所以最后我说我们明天中午再见面吃饭吧，接着喝。
喝它三天三夜，如果我还喝不死，那我就离开你。
如果我离开你，你又不会死。
我本来应该把那首把人逼疯的歌，刻在光盘里，给你寄过来，这样你就只能想像而不能看到我发疯的样子。但是我要亲自给你带过来，坐火车坐出租车坐飞机坐三轮车来，找你。
下午的成都茶馆那么明亮，所有的好日子都在这里了，所有的幸福时光都耽在这里，懒洋洋地微笑着与我相遇。你问我你想喝什么茶呢。我说随便，随便什么茶都一样，茶叶留在舌头尖上微涩的味道与我小时候遇到的一样，再用牙齿轻轻地嚼一嚼，把没有味道的茶叶吞在肚子里去。我把所有不能说出口的话吞在肚子里去。如果我还有话，那言语一定是苦涩的。
你也许该与我说点什么，关于文学音乐电影或我不可知的某些事情。你温和安静，眼尾有些疲倦那是被昨天晚上那首歌和三十八瓶蓝剑啤酒搞的。
你的手机在下午五点准时地在安静的滨江路茶馆响起清脆铃声。你微笑地接电话，微笑地说，不，不回来吃晚饭了。然后你放下电话，微笑地看我。这微笑真残忍。
早十年的时候，你从我大学的门口经过。你没有遇见我，那时候我正在学校的大树下游荡。
早十二年的时候，你从我大学门口经过，你带着一个年轻美好的姑娘。你没有遇见我，那时候我正在一棵大树之下游荡。
早十四年的时候，你从我大学门口经过，你写了一首好看的诗，你刚刚把你吹过的小号放下，你带着一个年轻美好的姑娘，你刚刚告诉她你有多爱她。你没有遇见我，那时候我正在一棵大树的阴影底下游荡。
那时候既然没有，后来就永远没有了。
早知道我天天到我们学校的校门口坐着，等你出现，然后发现我，单纯而且明亮。
也不至于像我现在这样，只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还听见你的电话在响。
如果我去了成都，如果我回来看你，结局就只能是这样。
北京·歌唱
芭蕉又闹着回北京了。她就是这样，每次我看到她我就想她什么时候又走呢？三年前她在我们身边出现过一次，住了半年之久，我们刚刚培养起了一丁点的友谊她就在回了一趟北京之后给我粉碎了，那次她回来坐在火锅店里对我们说，喝吧，快点喝，喝一次少一次了。一个星期以后她离开我们去北京，临走的时候把她那台显示器已经呈红色屏幕的破电脑留给了我。
我后来用那台红色电脑打字赚了很多稿费，还差点赚了个红眼病。
我要说的不是这个，我要说的是，一件事，关于北京的故事。
关于，北京的事，是这样的—我去找一个北京的男子，我连工作都不要了把所有的工资拿来买了一张飞机票，然后飞到北京去看他，我以为他会到机场来接我，我满心欢喜地站在首都机场门口背着我的七元钱的牛皮大包包，我左等右等把脖子都扭酸了，最后，我上了一辆出租车，花了六十元钱，自己进了北京城。
第三部分这微笑真残忍（5）
现在我不能跟你描述我眼里的北京城，因为我站在一家饭店的门口，我左等右等，我左等右等，天都完全黑了，可是他就是不来见我。最后，我自己开了一桌火锅，点了一桌子的菜，还开了一瓶长城干红。
接下来，我更不能跟你说长安大街或者三里屯南街或者后海的海了，因为我喝了一瓶长城干红以后我又喝了两瓶啤酒，我跟你说，我从椅子上站起来，我站都站不稳。我站都站不稳的情况下我还在等。我给那个人打电话，电话却告诉我我所拨打的用户已关机了。
我所拨打的手机用户已关机了。
我付了饭钱和酒钱就一个人呆在大街上，游荡。我跟你说，我从十七岁开始就这样在这里或那里游荡，我妈妈都奇怪我为什么没有被坏人给卖掉。尽管我没有被坏人卖掉，但是隔了这么多年我想我现在再回家我妈妈一定已经不认识我。
只有你，你一直在我身后追踪我，因为你一直都在找我。
没有办法，关于恋爱一事我尽是些不幸的遭遇。虽然我长得美，不过美是没有意义的。那个北京男人也没有因为我长得美就来机场接我然后直接把我带到酒店的房间里去。再说在北京的夜晚的大街上，美人儿也多得很，如果我愿意跟她们靠拢，我也很快就会被淹没在茫茫无尽的美人海洋里。
我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我从来都那么倒霉。
这个你可能也知道一些，要不你也不情愿长年累月跟在我的背后。我的头发在那个时候长得很长，风一吹，我的头发就拂拂扬扬，我回头往后看，你往往被我的头发挡住了，看不见你。
我就老是觉得背后有个影子一晃。
脊背脖子的地方有一样什么东西，一凉。
那以前你与我之间绝对没有接近过在半米之内，如果有，我起码会感觉到一点静电，我的长头发会竖起来翘得老高，会致使我回头望。
其实我也很少回头张望，老回头脖子会很疼，还有可能患上肩肘炎、颈椎病，或者骨质增生，如果我有了这些毛病，我就走不了多远啦。你的跟踪也就没有意义啦。
我知道我在发梦见到青岛的海水的时候，是你在枕头边上大喊一声，或者你拿了一口小铜锣猛地一敲，我就醒了，醒来之后我把青岛这个名字完全忘记。后来我准备去买飞成都的机票，你一手遮天把机票价提高了百分之五十，我的钱就不够了，于是我从售票口出来在大街上转了一圈又回家了。还有那次我去医院检查脑袋，我赖在那里想跟医生吵架还想死在那里，结果又是你在我的身后，你用个类似拖把的东西对我用力一推，把我推出了医院的大门，把我推到阳光下面去。
我虽然不知道你是谁，但我模模糊糊地知道你是存在的。
我也不知道你是讨厌我还是喜欢我，反正你老跟着我。
那么这次在北京，如果可以的话，你让我转过头来看清楚你是谁，你也好与我做个了结。
那天的最后，我一个人走到了地安门，我看见地安门三个字就伤心地哭了，我边哭还边找电话，我把包包里的东西全倒出来才找到我的手机，我要打个电话去问那个人，那个人他为什么不见我，我是这么可怜的人啊。我拨电话，又拨电话，再拨电话，电话里是忙音，或者是信号不通，或者是关机，或者……你从我身后伸出手来，你啪地一下，把我的手机打翻在北京城的尘土里，那些尘土翻翻滚滚此起彼伏，一霎时它们风起云涌就淹没了我的手机，我的手机和他的音讯一起被北京的沙尘带走了，永远消失了，消失到了天边，我再也找不到他了，因为我突然发现我并不记得他的电话号码。
第三部分这微笑真残忍（6）
我开始嚎啕大哭，而且还勃然大怒。我转回头来找你的影子，而你却已经不在了。
我告诉你如果那天给我逮着你，我一定会将你撕个粉碎。
那天我真是气疯了，我怒气冲冲地进了一个陌生的大院，我去拍一个陌生人的门，我在他门口喊：不要装得跟个孙子似的，有种你出来见我啊！你出来啊！—我还用脚踢，用我莱尔思丹的红色靴子踢那扇门，我把自己的脚都踢肿了，靴子本来是上好的小牛皮也穿了一个窟窿。我还踢我还踢。最后我捡起一块冰冻的青灰色砖头，我指着窗户喊，你他妈的再不出来，我可就扔了啊—
后来是一个大爷不是你，他用一只手拎着我的耳朵把我拎到了大院的外面。
大爷说，姑娘，这么冷的天你在找谁啊，这屋子很久就没有人住了。大爷还说你要找人我带你上派出所找去啊，我带你去。大爷一手拉我我就醒了，我连忙说，对不起。
我说对不起我认错门了。天空飘起大雪，一片片都落在我的头发上脸上和脖子里，我冻得哆嗦，手指头和鼻子尖都快掉了，我哆嗦着说，对，对不，起。
我哆嗦的时候分明听到你在我身后的雪地里踩得地面吱吱地响，你甚至还发出一声清冷的尖笑，像铃铛在响。
我迅速地回头，仍然没有看到你。
我回到旅馆睡觉的时候一定发了高烧，因为我听见你在我房间里面低声继而高声地唱起歌来，缓缓地唱，像河水在流动像阳光铺洒在原野之上像开了满山坡的小野花在迎风颤动，你把一年四季都歌唱了一遍，你把春天的风和秋天的树都唱得摇动起来，叶落漫天夕阳真是无限的美好，你没有疲倦地唱，忧伤地唱欢快地唱，唱了很多很多的歌，这以前我听都没有听见过的歌，你把我旅馆的窗户都唱得哗哗作响，就像即将要地震一样。外面的雪花都朝着你的歌声飘了过来，然而当它们一旦遇到被你震动得火热的颤动的玻璃，它们立刻就融化了，化成温暖的雪水，顺着玻璃窗往下流淌，像某个人的眼泪。
不是我的，我在北京睡了三天三夜，醒来以后我就不再哭了。
那个青岛的男子写了很多缠绵的信给我看我也没有哭。
在对成都这个地方产生妄想的时候我也没有哭。
后来我又经常逼不得已在飞机上飞来飞去我还去了很多地方游荡我再也没有哭。
那个大雪纷飞的夜晚你在我的身边对着昏睡的我唱了许多许多许多的歌，那之后，你把我爱哭的毛病给治好了。天亮以后，你在微亮的玻璃窗外透来的光线里渐渐消失了。我睁开虚弱困倦的眼睛，看见你在半明半暗的光线里逐渐离开的半个侧影。
那以后，你不再正面出现过。
或者，你终于找到我。
第三部分想像之戏（1）
四周光线渐渐暗了下来，我坐在床边，面朝着半开的窗口，窗外此时应该有皓洁月亮，可惜我看不见，我只是面朝着窗口的地方，有微风吹拂起来，我的头发一上一下地飘荡，我的脸庞有忧伤，我的眼神似凝望，三分钟以后，我终于开了口，是嘴唇微动的，嗫嗫地自说自话，子龙，你什么时候才回来呢？什么时候……
卡—！背后有个声音大声地叫。
穿帮了穿帮了，话筒露出来了。
那个长头发的导演在我身后叫嚷起来，录音，过来过来，还有服装，服装呢，你过去看看她身上那件旗袍，是不是太皱了……
很快有人过来扯我背后的衣角，一手提着领子，一手拽着下摆，两手一上一下那么一撑。我的脖子也跟着硬了一硬。此时导演却又喊，休息一下，先休息一下。
我回到片场的一角，坐下来，有助理过来递给我一杯红茶。我低头，喝一小口，嘿，烫的。舌头几乎起了泡。我顺手把茶杯递给身边另一个人。那人也就接过去，然后走开。
导演开始跟一帮人在研究镜头，他们看着监视器，说要这样，这样，不是那样那样。我把沙发上一张预备好的猩红长毛毯子裹在自己身上，我闭上眼睛，假寐。也许可以抽空睡一会儿，就一会儿，不要吵我啊，如果不是导演又说开机了。我好困啊。已经半夜两点了。从晚上八点，直至现在，我一直在那间搭出来的房间内走来走去，自言自语，子龙，子龙，你在哪里呢，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是谁编的台词？
这部戏前前后后已经拍了要半年了。半吊子的艺术家导演找了一个半吊子的摄制组回来。人找齐了发现设备不够好，设备租来了又觉得服装太差，借了电影厂的旧衣服来服装师说钱太少不干了，找到制片人要钱，制片说，老板已经生气了，限你们一个月以内把剪好的胶片拿出来，否则，一个子儿都没了。后来导演就转过头来对大家说，我们都是为了一份理想，对不对？
导演转过头来面对观众，态度诚恳地、神情肃穆地、脸色庄重地，他说：你们说，是不是这样，为了我们共同的追求和理想……我们不是冲着钱来的。
镜头转过来，下面一群灯光师傅、化妆师傅、演员、群众演员、摄影师、摄影助理、搭棚师傅、搭棚小工的脸周围都出现一圈圣洁的光芒。
卡—导演又喊停了。
导演说，你们不要太做作，即使是做戏，你们可不可以看上去像真的一样呢？可不可以来点真实的感情流露啊？比如向往、沉思、热情、执着……再说，你们本来就在演自己嘛。
这是一部超越古今前所未有的超现实主义电影，我们要在表现一段前世的恋情的同时再展现我们拍这部电影的整个真实过程，我们每个人在制作电影的时候，也在被电影制作，我们是戏外人同时又在戏中，你们到底明白了没有，你，你，你不要这样呆滞地望着我—导演突然用手指着一个正在往摄影棚顶上爬去的小工，导演说，你，就是你，我在讲戏，那你在做什么你告诉我，你到底听到了没有，领会了没有？
小工站在两人高的梯子上，茫然地俯瞰着下面众人仰望的脸，小工看看大家，又看看导演，小工扬扬手里的一只镁光灯泡，他说，灯泡坏了。
我就在这样的一个剧组里。
我本来也可以红一点，或者，也就是说，我其实从来也没有红起来。除了最初入行的时候，我和我身边的少数几个朋友有过我会红起来的幻觉。如果我红了，我就不必参加什么实验话剧艺术电影，我就不必在装置简陋的舞台上挥动长袖子对着下面一帮无动于衷的观众说：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说到后来下面观众都笑死过去了。我也不必坐在这个破摄影棚里，对着一个脑筋有毛病的艺术导演，他说开始，我就站起来一起发神经，他说停，我就倒在沙发上打瞌睡，等待时间无望地消逝。
有人在摇我，该你了，该你了，导演叫呢。
我裹着毯子站起来，哦。并且睁开眼睛。什么时候眼前又换了另外的场景？—
一个老式酒吧的舞池，旋转灯红的绿的吊在中心，有两三对男女正搂抱在其中亲昵地跳舞，乐声缓缓地响起，一首三十年代的旧歌，快四拍的伦巴，你你你为了爱情，今生不肯定，你你你为了爱情，孤单中冷清……导演过来跟我说，小红，现在你站到舞台上去，站在麦克风前面，跟着这首歌来对口形。我说导演，可是我不会唱这首歌啊，我连歌词都不知道哎。导演说没关系没关系，不知道歌词没关系，你只需要深情款款的样子说，一二三四五六七，身体再扭一扭，就行了，OK？
灯光照过来，导演在下面用大喇叭喊，开始—
你看这就是我演的角色，一会儿是深闺怨妇，一会儿又是舞厅歌女，至于那个子龙，演了这么久，我还不知道那个叫子龙的男人是谁，跟我是什么关系，或者他已经死了，只存在于这个电影的回忆里。
第三部分想像之戏（2）
我在灯光下面音乐声中回想开拍以来我所见过的所有面貌可疑的男人，就是有嫌疑成为男主角的人，我一面想着一面对着舞池下面妩媚地微笑着，好像我天生就是一代名姬。
开拍一个星期的时候，导演曾经带一个魁梧高大的男人跟我们认识，那个高大男人仿佛身兼数职，我见过他在租来的场地外面跟人家讨价还价，当那个小个子老板还在跳着脚表示不满的时候，高大男人突然一步朝他逼近，我站得远远地，都听见他从胸膛里发出的低喝：好了，就这么多了，不要再说了。那个小老板立刻就面色惨白地闭上了嘴巴，一直到我们离开。还有一次我们拍一个撞车的镜头，两辆旧式车迎面飞快冲过来，头对着头，电光火石之间就撞在了一起，车头立马就瘪了，车窗玻璃花四溅，当时我在后面问道具师傅，我说借来的车撞烂了怎么办，师傅说，没有办法—赔钱！后来我看见高大男人从撞烂的车头里钻出来，毫发无损的，他还在灯光营造的夕阳之下用手把齐耳的头发往脑后理了理，那样子，咳……我崇拜地想，这一定是我们的男主角了，真是英雄本色哦，小马哥哦。
但是三个星期后的一个傍晚，我刚到片场，一群人熙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