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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机场上人山人海，我淹在里面，连个头顶也没有冒出来……这绝不可能算是见过。
以前见过？1954年从兰州调到北京分社，后又到中央新闻组，倒是常去中南海、人民大会堂，可……那些会议和活动往往场面较大，人数也多，尽管有时镜头离总理很近，但他都在聚精会神地讲话，怎么可能会注意我这个普通记者！
然而他确实记住了我，从他确信无疑的神态可以看出。
“我能到总理身边工作，一是组织的安排，二是……是我的运气好哪！”憋了半天，说出这么一句话。
总理盯了我一眼，那眼神叫我吃不准他是不是要责备我，心里不觉慌了起来。
“那哪能靠运气？工作要靠自己的努力嘛。你说是不是？老杜。”
刚才总理叫我老杜我就不自在了半天，他多大我才多大呀……
“总理，您就叫我小杜吧，这样合适些……”
不等我说完，总理摆摆手，“哎，我们都是革命同志，不分年龄大小，老杜小杜还不一样吗，没那么多规矩。”
在座的人都笑了起来，我看见总理也笑了，心才松弛了下来。
过了一会儿，总理抬手看看表，可能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就拍拍我背着的充电器，说：
“挺沉的，先放下吧。”
那时用的闪光灯没有干电储存功能，靠充电器供电。一个充电箱起码五六斤重，背久了还真的压肩，木涩涩的。
“总理，这些机器都不能离身，这是规定。”
“噢……规定，规定就不要违反了。你们很辛苦，要背这么多的机器。”
总理不无同情地望着我们几位记者，个个脖子上至少吊着两部机子，再加上碗口大的闪光灯，一副五花大绑的样子。
我们告诉总理，习惯了，一点也不累。他感叹道，到底人年轻啊。用手搔了搔自己已经开始花白的头发。可我一点也不觉得总理是个花甲老人，特别是他那双浓眉下的炯目，使之容貌生辉，英姿勃勃。以前我只知道总理潇洒而庄重，练达而忠笃的风度颇为众人欣赏、称赞。相形之下，他内在的美德和海涵气度比外表更有征服力，一种深沉持久的征服力。这使周恩来的魅力经久不衰，子子孙孙仰慕不止。
会见外宾后，周恩来提议我们一同到后院坐坐。
后院是周恩来和邓大姐居住、工作的地方。
院子里有几株高大的海棠树，每年4月，粉色花朵缀满枝杈，阵风吹过，花瓣纷纷扬扬，漫天飞舞，壮观至极。
这天，我见到了邓大姐。她身穿深紫色的呢外套，披着雪白的纱巾，和蔼可亲地迎接我们。
我们落座后，邓大姐一一询问了大家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她听说我有两个女儿，眼瞳里跳出只有女性才会有的怜爱神情。连连说：
“女孩儿好，女孩儿好。女孩儿大了知道疼父母……女孩儿好。”
看得出来，这个庭院缺少孩子的笑声。邓大姐是多么喜欢孩子！我们这些工作人员的孩子，几乎都到总理和邓大姐家里玩过，有时，邓大姐主动打电话让把孩子带过来玩玩。
十多年，我拍过不少总理、邓大姐和孩子在一起的开心镜头。
我离开西花厅后院时，邓大姐嘱咐我：“老杜，有时间带女儿们来玩玩，啊，一定带她们来玩呀！”
《共和国红镜头》 第一部分《共和国红镜头》 邓大姐的终身遗憾
第二节 邓大姐的终身遗憾
我们离去时，邓大姐一直相送到大门口才收住步，还亲了亲两个泪汪汪不想走的孩子，我妻子眼眶红了，移开视线……
后来我和妻子带着女儿们去西花厅时，我们的三女儿刚出世不久，我妻子抱抱又放下，考虑再三，还是放下了襁褓中的婴儿和一摞尿布。
“这是进中南海，你当去逛街呀？也不看看带这么多尿布雅观吗？”
我没好气地对妻子说。
两个女儿进了西花厅就乱蹦乱跳的，以为进了什么公园，不等我们拉住就撒开两条小腿不见了影子。邓大姐从屋里出来，一见，爱得跟什么似的，跑上前去，一手拉着大的一手抱着小的，眼睛还四下里寻。
“老三呢……小的那个呢？”
妻子朝我投来责备的目光，对邓大姐说：“孩子太小，一会儿就哭闹，怕……打搅大姐的工作。再说带小孩子出门，不……不方便，就尿布……”
“啊呀，那有什么关系呀。我就想看看这般大的奶娃娃，闻闻奶香，毛茸茸的多可爱。唉……”
她不无遗憾地用手比划婴儿的模样。
看到邓大姐这样喜欢孩子，我心里也后悔了。不该顾及这顾及那的，将小女儿留在家里，结果给邓大姐留下了深深的失望。直到我们再三保证：下次一定将毛娃娃带来！大姐的脸上才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孩子调皮，又有个面慈心善的奶奶宠着，欢得恨不得上天入地，满地毯上打滚。我们在一旁又急又气，几次想上前去制止不知天高地厚的孩子们。
邓大姐不让。
“嗳，孩子调皮爱动，不是坏事。说明她们爱动脑筋，有个性。聪明的孩子往往是调皮的孩子，不要管得太严。”
时间真快，我们该告辞了。邓大姐笑眯眯地拉着孩子们，走到屋外，选好背景，搂住两个孩子合影留念，镜头里的热烈场景真让我感动也让我心酸……普天下的女性都能生儿育女，可我们的大姐选择革命的同时也选择了终身缺憾，放弃了儿女绕膝的天伦之乐，这高尚而高昂的代价，竟是这样的残酷……
我们离去时，大姐一直相送到大门口才收住步，亲了亲两个泪汪汪不想走的孩子，我妻子眼眶红了，移开视线……
两个小家伙走出好远，还不住地回首，望着向她们依依招手的邓奶奶。
“下次别忘了带毛娃娃来玩哪！”
春风从我们的背后送来了大姐的叮咛。
至今想起我都不能原谅自己。小女儿两岁我都未能兑现自己向大姐许下的承诺。这不难兑现的承诺竟在繁忙和顾忌中无限地拖延，如果不是在机场相遇，如果又没带小女儿……我真不知道会将大姐的愿望拖延到何时。
1964年夏季，我随总理出访。妻子携已由奶娃娃长成小娃娃的老三到机场送我。邓大姐在候机厅里看见了我们，连连朝我们招手，叫过去。孩子胆怯地望着蹲下身和她平视的陌生人，想哭。可邓大姐高兴极了，搂过孩子，对着小脸庞“叭”就是一口，拉住小手，说：
“啊呀呀……瞧瞧，我们的奶娃娃长这么大了。你这么一点大时，我就让你妈妈带你来玩……你妈就不带你来，你说，这是妈妈不对，是吗？”
孩子不再害怕了，而是扭动着头，冲着邓奶奶“咯咯……咯”傻笑个不停。
邓大姐“咯咯……咯”笑得更开心。
我赶紧抢拍下这幕洋溢天伦情趣的生动画面。
《共和国红镜头》 第一部分《共和国红镜头》 将援越抗美进行到底
第三节 将援越抗美进行到底
尽管周恩来和胡志明各自代表自己的国家和党，但由于两人私交甚深、感情深厚，他们在一起就像老朋友那样自然、随意，没有拘束。
中国代表团访问了缅甸、印度、柬埔寨以后，再次前往越南访问。
1960年5月9日，当周恩来和陈毅乘坐的专机离开金边进入越南上空时，由于气候原因，飞机无法在河内机场降落。要选择另外一个气候稍好的机场。经越方提出，周恩来同意转降义安省省会宜安市机场，因为这里是胡志明主席的故乡，周恩来也想顺道去看看。
当天，周恩来在胡志明的故乡下榻休息。越南的乡村集镇显得格外自然古朴，大家短暂地享受了这里的乡野风光。5月10日上午，天气好转，专机再次从宜安机场起飞，抵达河内嘉林机场。走出舱门，范文同率10万市民夹道欢迎，并带来了胡志明的问候。
这次访越，周恩来还以中共代表团团长的身份，与胡志明为首的越南劳动党代表团举行了三次会谈。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越南党的中央领导表示，中国党和人民坚决支持越南统一祖国的斗争，并在经济上提供尽量多的援助。在周恩来将要结束访问时，胡志明主席在主席府举行欢送仪式和宴会。主席府的院子里专门备下了露天座位。当胡志明和周恩来就座时，一群天真活泼的孩子戴着红领巾拥了上来，他们把手中的红领巾分别给敬爱的胡爷爷、周爷爷和其他领导人戴上，然后像在亲人面前一样，席地坐在胡志明、周恩来等人身边。更可爱的是有几个孩子干脆把手放在胡志明和周恩来的腿上。大家高高兴兴地坐下观看场内的表演，其情其景，宛如一个和睦幸福的大家庭……
周恩来和胡志明在一起，尽管两个都各自代表自己的国家和党，但由于私交甚深、感情深厚，双方感到自然、随意，没有拘束。
有一次，胡志明登门回访周恩来，谈话开始前，我们要拍照，只见胡志明和周恩来都热得满头大汗，但只好衣冠楚楚。刚拍完照，胡志明就一边脱衣服一边催周恩来：“太热，都赶紧把制服脱掉，我先脱。”若要在别处的外交场合，周恩来绝对是制服整齐、风纪扣严实的，既然是老大哥胡志明带头，他也毫不犹豫脱去制服，穿上了短袖衬衣。后来几次在胡志明的主席府，也是如此，只要我们新闻记者拍完照，胡志明立即把制服脱掉，他与周恩来都没有把对方当外人。
有一次，胡志明秘密来华，与周恩来商谈中国对越南的援助问题。周恩来专程陪同胡志明到武汉，在这里，他们又一起回忆起过去。1927年周恩来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之后，于5月下旬至7月下旬在武汉主持中央军事部的工作，这期间胡志明到过武汉，两人度过了一段合作共事的岁月。
那次两人再聚武汉，不免有些怀旧。周恩来设宴招待胡志明，饭后，胡志明习惯性地看看四周，想找个东西，可是，没有。这一细小的动作被周恩来观察到了，他早有准备，轻轻地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根用纸包着的精制牙签，递给胡志明。胡志明惊喜地说：“你记性真好，还记得我要用牙签。你真是个了不起的人。”其实，这只是周恩来细微地关心人的一个很小的方面，对胡志明这样的老朋友，周恩来更是深知他的生活习惯，自然要照顾得更周到。但周恩来听了胡志明的夸奖，笑答：“我不过是中国的一个勤务员罢了。”
1966年7月，正是越南战火纷飞的时期。胡志明发表《告全国同胞书》，谴责美国轰炸河内、海防和扩大侵略战争的罪行，并指出：“对越南来说，没有比独立和解放更宝贵的了。”这句名言成为越南人民的座右铭。就在胡志明《告全国同胞书》发表的当天，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对越南驻华大使陈子平说：“不管美帝怎么办，中国将继续根据越南人民的利益和要求，随时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援越抗美到底。”
几天以后，首都百万群众举行声援集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都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了仅次于“文化大革命”接见红卫兵的盛大集会，以表示中国人民支持胡志明《告全国同胞书》，支持越南人民抗美的决心。
《共和国红镜头》 第一部分《共和国红镜头》 “大跃进”之人祸天灾
第三章 “大跃进”之人祸天灾
1958年8月，毛泽东又一次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并在南宁会议点名批评了周恩来，而且十分严厉。周恩来又一次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但他心里非常清楚，时间一到，滚烫的钢水会立即凝聚成冰冷而沉重的负担，压在中国人的身上，自然规律是残酷无情的。一向严于律己顾全大局的周恩来，又一次把自己违心的检查送给了毛泽东。
第一节 毛泽东点名批评周恩来
1961年，是新中国历史上不堪回首的三年自然灾害的第二年；也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下人祸的显露阶段。
从1957年起，神州大地开始发生政治大“地震”，先把50多万人打成“右派”。到1958年，一曲共产主义“狂想曲”，把一辈子受苦受穷的人民都鼓动了起来，梦想着早日走进粮食成山、食油成河、钞票作废的“神仙乐园”。一个比一个大的“卫星”从土疙瘩里升了天。毛泽东看到这一个个激动人心的“卫星”，由衷地高兴。他多么希望他的人民幸福富裕，一夜之间摆脱贫穷走进共产主义！“浮夸风”像一个巨大的磁场把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目光紧紧吸在“卫星”的表层。在中南海肯定和赞许声中，一系列的“大”出现了：大办农业、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大办食堂……好像没有一个“大”字打头，就失去了人定胜天的力量。
周恩来不是三年“大跃进”中的得志者，却是“大跃进”后的苦行者。他在这场热闹非凡的大运动中，却一直处在挨批评的地位。这是他漫长的政治生涯里少有的长时间的失意。早在1956年，第一个五年计划还有一年就要完成，冒进的苗头开始显露出来的时候，他就发现经济建设速度过快，突飞猛进的背后似乎预告着某种灾祸，惊人上涨的数字不一定是个好预兆。他开始考察、思考，进而感到不安。
这一年，我已经在新华社中央新闻组工作。一次我被派去拍摄毛泽东参观日本工业展览会。我第一次发现毛泽东会像一个孜孜以求的学生那样，对日本工业的各种展品表现了极大的兴趣，特别是重工业的展品，几乎每个都仔细询问，还亲自上去操作一番。但是走到轻工业展厅，他的目光就匆匆了许多，当他看见一个木头模特儿时，眼神是那样惊讶。
我当时就觉得毛泽东非常重视重工业，因为他的目光中透出那种渴望强大的信念。
一年后，就是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开始研究设计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据说周恩来和分管经济工作的陈云一同磋商，提出控制建设速度，适当压缩基本建设规模，保证重点，提防脑子过热。当他把这个报告提交中央会议上讨论时，毛泽东说话了：劲可鼓不可泄，应当鼓舞士气。合作化一搞，有人叫得不得了，说搞多了，要砍掉10万个。经济工作有进有退，主要还应该是进……这话的含意非常明白，叫周恩来不要保守，不要反冒进。
在周恩来身边的同志都知道，中央许多问题上，总理都是高姿态，委曲求全。他虽然在意毛泽东含蓄的批评，但更关心为之奋斗了几十年的革命事业和老百姓的安危幸福。他曾经冷静观察形势，希望让时间说话。可是全国的经济建设不但猛烈过热膨胀，而且迅速演变成了全民性的“大炼钢铁”。到了1958年8月后，神州大地已经被星罗棋布的小高炉熏烧得滚烫滚烫，任何冷静的思考都会遭到无情抵制，甚至批斗。再说，在人们热情空前高涨的“熊熊烈火”中，很难有人能不受熏陶不被感染而保持冷静的头脑。
此时，中央在南宁召开了会议，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和长远规划。
会上，毛泽东面对大好形势，又一次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重提周恩来想压缩基本建设计划的往事。这次他的不满是显而易见的，毛泽东在南宁会议点名批评了周恩来，而且，十分严厉。周恩来又一次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但他心里非常清楚，时间一到，滚烫的钢水会立即凝聚成冰冷而沉重的负担，压在中国人的身上，自然规律是残酷无情的。一向严于律己顾全大局的周恩来，又一次把自己违心的检查送给了毛泽东。
到了1959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直言“犯上”时，毛泽东却把周恩来架了起来，使他无法回到以前的观点上。毛泽东说：“在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党代大会上讲过，1956年、1957年的动摇，不戴高帽子，讲成思想方法问题。如果讲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反过来讲，那时的反冒进，就是资产阶级的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泄气性、悲观性。我们不戴高帽子，因为这些同志和右派不同，他们也搞社会主义，不过是没有经验，一有风吹草动就站不住脚，就反冒进。那次反冒进的人，这次站住了。如恩来同志劲很大，受过那次教训，相信陈云同志也会站住脚的。恰恰是那次批评恩来同志他们的那一部分人，这次取他们地位而代之。不讲冒进了，可是有反冒进的味道……”
对周恩来的批评因为出现了彭德怀而转移了。但是，周恩来心里受压抑的滋味是不好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