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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周恩来的批评因为出现了彭德怀而转移了。但是，周恩来心里受压抑的滋味是不好受的。整整三年，他都被视为落后于时代的保守派。
没有多久，不过几个月的时间，“大跃进”却没有把农民们带进“共产主义天堂”。冒进后的问题像“兵败如山倒”似地滚滚涌来。几乎一夜之间，宣传家们用最美的词句描绘的前景海市蜃楼般地不见了。外债、饥饿像瘟疫一样在全国蔓延，农村首当其冲。
心情一直郁闷的总理，无法在中南海里心平气和阅读下面反映的材料。他的心在颤抖、在滴血，成千上万的父老乡亲在新中国政权下并未完全摆脱旧时的窘境……他，人民的总理，怎能深居红墙视而不见呢？如果接受了三年挨批的教训，他可以不再出头露面，因为这种局面不是他造成的；如果他对不公平的批评耿耿于怀，他也有理由冷静旁观自然规律给予人类的报应。
然而，周恩来的记忆储库里没有“个人得失”这个信息，人民的得失就是他的得失，人民的悲喜就是他的悲喜。
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民领袖，可以从容地面对一切严酷的政治和军事斗争，惟独不能从容地面对百姓的饥号。从1960年到1963年，几年间，总理的足迹遍布中国的大江南北，工业、农业、军队、学校，每个行业都留下了他的身影。
《共和国红镜头》 第一部分《共和国红镜头》 吃不饱的大锅饭
第二节 吃不饱的大锅饭
河北有一个农民直言警告周总理：“你要是糊弄我们，再过两三年，你也会饿死！”
周恩来决定到下面去，要亲自视察农村的情况。在他还没有离开中南海前20多天，就已经派办公室主任和外事秘书到河北农村做调查研究，下面的许多情况就是他的“先遣部队”提供的。
这一次，邓颖超也带病和周恩来一同下去。我这个专职摄影记者当然不能落下啦。总理一般出访不和夫人同行，一方面因为总理不愿意让家里人涉及他的工作事务，另一方面邓颖超身体不好，患了严重的胃病。这次到河北，邓颖超的病情好了一点，总理有意让她出来换换环境，顺便做一些调查研究。但是总理在农村召开会议时，邓颖超一般都坐在外围的地方，她只用耳朵听而不插话讲话。以前总理曾说过，夫人有时出面讲话，别人会当是我这个总理讲话，这样不利于工作。
这是一次特殊的采访，以前跟随总理出访，看惯了总理一尘不染的笔挺衣着和潇洒的风度。这次出发时猛一看总理下农村的装束，觉得好笑：一身棉布质的灰色中山装，既不挺括也不合身，皱巴巴的；热了，干脆敞开怀，一手抓住衣襟当扇，呼啦呼啦地扇了起来。尽管外表如此“土”，却掩盖不住周恩来绝伦的儒雅之气。只是他眉宇间挂着的一丝忧虑，让我感到这次下乡并不是一桩轻松的事。
1961年5月3日，我们来到河北武安县的一个公社，住在部队的营房里，早晚回营房吃饭，中午就在视察的伯延村就餐。
伯延村是个公社，有十多个自然村落，人口2。7万，办公共食堂比较早。现在，受灾面大，饥荒严重。周恩来这次到农村是带着考察题目来的，主要有三点：食堂、供给制、包工包产。
周恩来在伯延调查了四天，先后召集了大小队干部、社员群众、农机站和修配厂的人开会七次，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
“周总理是大官啊，可不能胡说八道的。”被叫来参加会议的社员，私下你捅捅我，我戳戳你的。农民们虽不知国务院总理属于多少级干部，但他们知道宰相的分量。见总理挨个问他们，他们只是笑，也不敢乱回答。生怕说得不好，让干部怪罪，让总理笑话。周恩来见群众对食堂问题有顾虑，就开口说：“食堂是上面叫办的，下面报告说好，我们没有调查，首先是我没有调查，就相信了。现在调查了一下，不好。不好咱们就不办！”周恩来这番开门见山的讲话，一下子解除了大家的拘谨，气氛活跃了起来。结果，到会的12名社员代表，有10名敞开喉咙反对办食堂。
其实，到会的社员不知道，周恩来为了掌握真正的情况，曾和工作人员一道“偷袭”了一次食堂。
到武安的第一天中午，总理提出到食堂就餐，食堂的人赶快叫社员们先打饭吃。等周恩来一行就餐时，不见一个社员的影子。他见桌上为他备了猪肉和鸡蛋，就奇怪地问：“平时你们也吃这么好吗？”食堂的人支支吾吾，说：“是的，是的。”周恩来笑着说：“那你们比我们在北京生活还好啊！不过，今天，我不能吃。苏联逼债，我立了规矩，不吃鸡蛋，不吃猪肉。给村里的病号吃吧，他们比我需要。”这时，本想吃几口肉的我，听总理这番话，惭愧得抬不起头。总理已经是60多岁的老人，怎能就不需要呢？我真想给总理碗里藏几块肉，但又怕发现后挨批评。正犹豫中，一碗肉和一盘炒鸡蛋就被总理让工作人员端走了。
村干部以为周恩来不会再去食堂了。可只过了一天，他又悄悄来到另一个村的食堂，但他还是去晚了，社员已经吃完回家了。炊事员一见总理来，措手不及，连忙盖锅盖，说没有吃的东西了。随同的公社干部就叫总理回公社吃。周恩来也不说话，径直走到大锅前，揭开锅盖，见里面还剩些玉米糊糊，二话不说，拿碗就盛。炊事员慌了，要用干净的毛巾替总理擦擦黑黢黢的碗，周恩来摆摆手，“这没关系，不用擦”。这是周恩来来农村吃到的真正的食堂饭。玉米糊糊下肚了，周恩来心里对食堂的情况也清楚了一半。但是，他还没有调查清楚社员是不是能真正吃饱。公社领导在汇报情况时说，食堂能让社员放开肚子吃，吃不好，但能吃饱。可周恩来发现村子里有不少浮肿病人，知道这食堂汇报有假。
周恩来又一次召集社员开会，这次人多，黑压压挤了一大房子。周恩来坐在会场的主席台上。和上次一样，一开始群众不敢说话，敢说话的人也只说食堂好，能吃饱。周恩来见老百姓有压力，便笑着指指身后墙上的画像，一个是毛泽东，另一个则是周恩来。“我叫周恩来，就是墙上的那个人。你们看像不像？这次我来是想听大家的心里话，有话只管说，说错了也不要紧。”
场子还是很静，大家不敢说话。周恩来见一个农民蹲在他身边，闷头吸烟，就问他，“你叫什么名字，怎么不说话？”别的人回答说叫“二廷”。
二廷见总理问，弹簧似的猛地跳起身，直着脖子：“总理，你叫说真话，还是假话？”
“当然是真话啦！”
二廷狠狠咽了口唾沫，一副豁出去的模样。“要说真话，刚才说的食堂好，全是假话。食堂好，食堂吃不饱。”周恩来立即直起身子，神情异常认真：“为什么吃不饱？”
“总理你算算，一共几两指标？司务长、炊事员多吃一点，他们的老婆孩子爹娘老子再多吃一点，干部多吃一点，到我们社员嘴的才有三四两，能吃饱吗？要自己做，汤汤水水的总能糊饱肚子。别看我死了老婆，一人拉扯几个娃娃，我还是愿意自己做！”二廷的话像拉开闸，大家七嘴八舌诉说食堂的苦衷，有人竟然嚎啕大哭起来。
周恩来的心在一点点地下沉，这比指他的鼻子骂他还要难受啊。老百姓在食堂里挨饿，可是中央还不知道，他这个总理还不知道，惭愧啊！“乡亲们，我的工作没有做好，我这个总理没有当好，让大家挨饿了。食堂办不好，就不办。”
二廷不相信地问：“不是糊弄我们？”
“不是！”周恩来斩钉截铁地回答。
“你要是糊弄我们，总理，再过两三年，你也会饿死的。”二廷愣冲冲地说了这么一句。
周恩来猛然一震，像受了很大的刺激，尴尬地望着若无其事的二廷。刚才还热热闹闹的会场顿时陷入难堪的沉寂，连一声咳嗽都没有。过了好一阵，周恩来突然用少有的豪爽，拍了一下桌面，高声对二廷说：“好！你往下说，为什么两三年，连我也会饿死？”
二廷也不害怕：“说就说！我们吃不饱，没劲干活，地里打不上粮……长那一点粮还不够咱生啃着吃呢！哪有粮食往上交？一年不交，有国库，两年不交，还有国库，三年不交呢？国库还有吗？你当总理也要吃饭，国库没粮，你能不挨饿？”
周恩来的眼眶潮了，激动地说：“二廷，你是我下来碰到的第一个敢讲真话的人。你批评得对，我很难过。上面不了解情况，下面乱指挥，搞得你们减了产，生活困难，我能不难过？”
周恩来站起身，拉住二廷粗壮的手，放在自己的胸口上：“我周恩来走南闯北，很少有人能说住我，今天算你行，说住了我。二廷，咱们交个朋友吧！”
第二天一早，天色蒙蒙亮，周恩来找到了二廷的家，边喊着二廷的名字，边跨进了门，二廷还躺在床上，见总理进来连忙爬了起来。周恩来拍拍二廷的腿说：“二廷你疲劳了。”“总理请坐吧，我家又穷又小，就坐床上吧。”总理侧过头来一看，床里边一溜排睡着几个孩子，有两个醒了，睁着黑溜溜的眼睛，从被窝缝里朝外张望。总理摸摸他们的头问：“二廷，这四个孩子都是你的吗？唉，不容易啊！大的大，小的小，你又当爹又当妈，够累的啊！”二廷连忙说：“不累不累，总理管大事才累呢。”总理抚摸着一个小一点的女孩的头说：“我和邓颖超没有孩子，我帮你带个女儿吧，养大后再送回来。”二廷的头耷拉得更低了。“孩子她妈死时对我说，要我好歹把孩子都拉扯大，我不能辜负孩子她妈。总理，孩子我不能让你带，我养得过来。”二廷说到这儿，两行热泪顺着这位才30多岁却已经过早衰老的脸颊上淌了下来。
周恩来也难过地背过脸去。
《共和国红镜头》 第一部分《共和国红镜头》 请陈云出山搞经济
第三节 毛泽东让了步，请陈云出山搞经济
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做了检查，同时，许多中央领导人对这几年党风“左”倾错误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在伯延的几天里，周恩来总是想法一个人悄悄溜出大家的视线，独自去串门。以前在中南海，身边总是跟着工作人员，他也不嫌受约束。可一到农村，也不知是回归大自然，还是他的天性返璞归真，外出时，周恩来总想争取“独立自由”，有时刚见他歪在椅边休息，转眼就不见了。大家好紧张，赶快分头去找。
我到底是记者出身，眼睛观察快，发现不远的一户人家的烟囱冒烟，没准总理上那户去了？走近一看，总理果然在和人家谈话。原来，那时只让社员吃食堂，不让在家里做饭，住家的烟囱冒烟是不正常现象。冒烟那户的老人不认识总理，觉得他是干部，就递木凳给他坐，总理刚想坐，见有个姑娘刚下工回来，一把把凳子递给了那姑娘坐，还说：“你劳动了，你比我累。”然后，他一屁股坐在人家的门槛上，和主人一个在里，一个在外聊了起来。我一见，上前就是一个“咔嚓”。
周恩来冲我摆手：“别跟着我，你那个‘咔嚓’，把人家吓住了。”
我只好转到总理看不见的地方，等他再“行动”时上前抓拍。一会儿，周恩来随主人进了屋，见锅台冒热气，就揭开锅盖看看，屋里黑，他看不清，还以为烧的是水。他要走时，发现地上的榆树叶，马上预感到什么，又折回身，第二次揭开锅，用嘴吹吹热气，定睛一看，原来是榆树叶和粮的稀糊糊。总理轻轻放下锅盖，重重地叹了口气，出了门自言自语：“有了食堂还‘两头冒烟’，吃不饱的食堂要它干什么？”
我跟在后面好笑，总理这次下农村，学了不少“民间文学”，刚才说“两头冒烟”就是当地百姓形容在食堂吃，又在家吃的人。平时在中南海，总理说话严肃、认真，很少与工作人员开玩笑。但在伯延，周恩来却像换了一个人，话多了，尽管他每天夜半三更才休息，精神却好得很。
我至今还记得总理和一个老农一段有趣的谈话，竟是那样坦诚直率，没有一点拘谨和顾忌：“你多大岁数了？”
老农答：“65岁啦，老了，不中用了。”
“属什么？”
“鸡。”
“比我大一岁。我属狗。也老了，不中用了！你留过辫子吗？”
“留过。”
“我也留过，还挺长的。”
“甚？总理也有过辫子？”
“总理也不是生下来就是总理。那时谁不留？不留还不漂亮呢！”
“嘿嘿……”两位老人都乐了起来。
“你为什么不入食堂？”家常一拉，总理马上就切人正题。
都是留过辫子的人，老农陡生亲切，说话也多了：“食堂吃饭不对胃口，自己做饭方便，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不想吃了，粮还在家搁着，飞不了。食堂吃饭不吃白不吃，谁也不省着点。那年头，收成好，食堂糟蹋了多少粮？这不，遭报应了不？要是不办食堂，种地的庄稼户谁能不省着点儿过？粮多少还会有点儿的，也不会饿成这德行！”
“是啊……！我和邓颖超也入过食堂，开会多，来人多，不方便啊，没几天我也退了食堂。”总理感慨着好像在对自己说。
“你不入食堂当然可以呀，你是大官，谁敢怎么样你？我不行，我不入，人家斗我，说我是社会主义绊脚石。”
周恩来苦笑了，万般苦衷只有他自己知道。到河北的前一段时间，中国乒乓健儿荣获多项世界冠军，总理非常高兴。他请小将们到中南海作客，中午中南海食堂供应的饭菜有限，总理就自己掏钱让工作人员去外头买回了一些食品。请几位运动员在家里吃了一顿午餐。
“老哥，不能这么说，我不入食堂，就不是社会主义总理？你是社会主义，我也是社会主义。唉，以前我不专管粮食工作，现在却要天天过问粮食情况，你们没粮吃，就不要我当你们的总理了。大官也会被老百姓罢官的呀！”
老农张开豁了牙的嘴乐呵呵地笑，“家家都有难念的经，总理也有疙瘩的时候，咱这点斗争算个甚？”
5月6日，这是周恩来在伯延的最后一天。临离开伯延的时候，他又召集社员开会，他要亲口告诉大家一个决定——伯延村解散食堂，并通知食堂做好给社员发口粮的准备，到10日要基本将农民生活安顿妥当。当时满满一院子群众，一听总理下命令啦，那高兴劲就甭提了，“呼啦啦”地往总理跟前挤，要和总理握个手。总理身不由己被沸腾的群众簇拥着走出会场大院，本该朝北走，因他的车子停在北村口，可群众却拥着他往南走，警卫人员拦都拦不住，总理一看，原来南面还有好多群众等着和他握手告别，他就索性绕着伯延的街走了一个圈。走到村东头，突然，从人群里挤出一个老汉，冲着总理，“扑通”双膝着地，磕了一个响头：“周大人……我给您请安……”大家都被这一突如其来的磕头搞懵了，我这个“快手”也愣着不动弹了。还是周恩来反应快，一把把泪流满面的老汉搀起来：“老乡，有话好好说……”边说边弯下腰要替老汉掸膝盖上的土，老汉拽住周恩来的衣袖，死也不肯。竟文绉绉地自责：“我失礼了，失礼了。”
如果不是县城有会议等着周恩来，他准备跟老汉好好聊聊，问他为什么会拦道磕头，是不是有什么难言的委屈？
周恩来上车后，还显得不安，就叫身边的秘书留下来：“查一下老人为什么磕头？如果有特殊情况，我明天再来伯延。”
原来这个老汉是另一个村的单身汉，吃不饱，浮肿无力。有人撺掇他找总理反映情况，不吃食堂。他就一早奔到伯延来，没想到总理正好在宣布解散食堂，那他还有什么苦好诉？他挤了半天，才挤到总理跟前，将一肚子的苦水和委屈化为两行热泪和一个跪拜。
周恩来的秘书找到老汉，还没问几句，老汉动气了，觉得这秘书好生不懂事，不知祖上礼节：“总理就是宰相，宰相你懂不懂？……懂！那就对了。过去宰相下来，要黄土铺街，清水洒路。现在也没这个礼了……不像话！我见了总理磕头，只是想讲究个礼节。你们还来问我为什么？咱农民有这么好的总理，磕个头有啥？好像社会主义就不讲究礼节似的？越来越没有规矩，不像话！”
老汉气呼呼地好一顿责备年轻人不懂规矩。秘书一见，也不忍心说他什么，老汉一番祖上礼节经，虽说像老古董，过了时，但是他爱总理的心却是淳朴自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