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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汉气呼呼地好一顿责备年轻人不懂规矩。秘书一见，也不忍心说他什么，老汉一番祖上礼节经，虽说像老古董，过了时，但是他爱总理的心却是淳朴自然的。
周恩来听秘书绘声绘色一描述，他也忍不住仰面大笑了起来。慢慢收住笑后，脸上却浮现了愧疚的神色。我以为总理会批评老汉这种封建礼仪的做法，可他什么也没说。
回到寝室，已是凌晨。我们可以高枕无忧了。周恩来却无法入眠，几天来的调查和思考，他觉得应该向毛泽东汇报下面的情况，不管以后他自己的处境会怎样？
凌晨3点，周恩来给远在上海的毛泽东挂通了电话。电话内容较长，简单归纳为四点：第一，食堂问题。社员愿意回家做饭。我已经搞了解散食堂的试点。第二，社员不赞成供给制。第三，群众要求恢复到高级社时评工记分，这个办法势在必行，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农民的积极性。第四，邯郸专区旱灾严重。后来，周恩来又给毛泽东做了书面报告。但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做了检查，同时，许多中央领导人对这几年党风“左”倾错误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大势所趋，毛泽东让了步，把陈云请出来搞经济工作。陈云上来，首要问题是“退”。经济已经面临严重危机，不退无望，不退则亡。
七千人大会上，我抓拍了一张流传至今的“领袖群体”的照片。
当时我在大会上拍摄时，发现老是碰不到领导人在一起谈话的轻松场面，不是领导人就座的镜头就是挨个入场的镜头。我心里也知道，自从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领导人以前那种轻松自然甚至是随和的交往少了许多。但是我有个习惯，总是想拍一些公式化以外的镜头。这次会议虽然是纠正“左”倾错误，但是气氛还是显得有点儿紧张。我等了几天也没有遇见领导人在一起轻松的场面，以为这次拍不上了。没有想到，几天会后，大家从会议议题中得到了轻松的感觉，以往的不快阴影被毛主席的诚恳态度和中央下力气纠正错误的表现驱散。散会这一天，我突然发现毛泽东没有像以往快步离开会场，而是起身和身边的陈云说话，其他几位领导人也围了过来……我立即几步冲刺到跟前，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抓上几张再说。
照片出来后，效果还不错，可能是领导人少有的一张轻松画面，所以，这张照片使用率极高，也比较著名。
七千人大会后，即1962年下半年，全国的经济形势开始有了转机。三年自然灾害也随之缓解，农民渐渐渡过灾难时期，又有了新的希望。
《共和国红镜头》 第一部分《共和国红镜头》 总理心系大庆油田
第四节 总理心系大庆油田
总理先后三次到东北视察，同数万名工人、干部和家属直接见面，无论是长春一汽，还是大庆油井，无论百姓宿舍，还是农村田野，处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三年困难时期，周总理来东北视察，他一般到下面，都不愿意住高级宾馆。记得有一次他到沈阳，我们安排他住当时最高级的北陵休养所（即现在的友谊宾馆），他坚持要住辽宁大厦。我们以大厦住外宾、客人比较杂、不安全为理由劝他不要变动原来的安排，他不同意。宋任穷、黄火青同志因为说服不了他，结果硬是住进了辽宁大厦。他去鞍山视察工作时，正好赶上鞍山建成了一座比较高级的房子，鞍山的同志高兴地想让周总理作为第一位客人住这座房子，从此开张。不料，周总理不仅不住，反而严肃地说，现在是困难时期，我不能为你们开张，应该是关闭。从此别的领导同志也不好意思进住，直到人民生活条件得到改善后才开始启用。
周总理在生活上从来是以身作则、艰苦朴素的。他到东北，常常点名要吃高粱米干饭、玉米面饼和玉米子粥。周总理亲切地说，我青年时代在东北读书就吃过高粱米，现在东北的工人农民不都经常吃它吗？一句话说得大家心里热乎乎的。有时接待的同志考虑到周总理工作十分紧张、劳累，提出多做一两个菜时，他就语重心长地说，国家正处在暂时困难时期，现在毛主席也不吃猪肉，给我们做出了榜样，我们大家都要节衣缩食，共度困难时期。大家听了他的教诲，也就只好顺从他了。
周总理从来不让为他安排专场节目演出，他看节目总是以普通一员的身份出现在人民群众之中。有一次，他同警卫员和司机悄悄地看了一场戏。为了不惊动看戏的群众，开演后他才进场，在楼上观看，演出快要结束时，他就悄悄离场。银冈书院是周总理小时读过书的地方，他曾以普通一员的身份去参观这所学校。还是一位小学生首先惊讶地认出了周总理，大家才兴高采烈地围上来与他交谈。
大庆是我国重要的石油和石油化工基地。1962年6月下旬，周恩来在大庆石油会战指挥部负责人余秋里、康世恩陪同下到大庆视察。
周恩来首先来到钻井队，他登上钻台，亲切地向工人们伸手问好。正在紧张工作的工人们满是油污和泥浆的手，不好意思地在衣服上使劲擦。他笑着过去紧紧握住一双双粗大的手说：“没关系，我也当过工人。”
周恩来的话质朴又深情，钻工们拘谨的心情一下子就消失了。周恩来关切地问大家：“多大年纪了？”“老家在哪里？”“冬天野外钻井冷不冷？”“穿的工作服暖不暖？爱人接来没有……”问得可细了。当他听说国产钻机性能不错时，特别高兴。
周恩来看到钻台上有位工人——柴油机师傅坚守着自己的岗位，不能站到前面来。他立刻从狭窄的司钻操作处挤了过去，走到那位工人身边，握住那双满是油污和老茧的手，司机师傅激动得久久不愿松手。
在周恩来离开钻台时，工人们提出和他一起拍一张照片留作纪念。他爽朗地答应着，伸出双臂搭在身边两位老工人的肩头……以后周恩来每次到大庆，都要到钻井队看一看。
周恩来又走进食堂看望炊事员，问候完了大家，他拿起勺子，掀开锅盖，搅了搅煮着的高粱米粥，又尝尝另一个锅里的菜汤，体贴地对炊事员说：“你们很辛苦啊！”
大庆油田初建时，工人的生活很艰苦，每天五两粮食加野菜保三餐；住房简陋，高不到六尺，光线昏暗，当地人管它叫“地窝子”。周恩来在低矮的工人宿舍前停住脚步，要进去看一看。
同志们拦住说：“屋里又矮又黑，请总理别进去了。”周恩来却说：“你们能住，我就能进！”说着一低头走了进去。地窝子的土炕上正睡着个刚满月的娃娃，周恩来深情地端详着孩子说：“同志们现在生活很艰苦，但将来一定会好起来。”
周恩来十分关心1205钻井队的老队长王进喜。总理三次到大庆视察，都要看望王进喜。有时他也登上钻台，观看了铁人王进喜的起钻、下钻和接钻杆的操作表演，离别时，周恩来深情地握着王进喜的手说：“今年你们哪个队如果打上五万米要告诉我。”
在周恩来的鼓励和关怀下，王进喜所在1205钻井队打井超过了五万米，创下了全国新纪录。后来，铁人王进喜带队到北京，向周恩来报了个喜。
总理先后三次到大庆视察，同数万名工人、干部和家属直接见面，同许许多多的人握手谈话，无论是油井和泵站，还是宿舍与田间，处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大庆所取得的成就，无不渗透着周恩来的心血。
《共和国红镜头》 第一部分《共和国红镜头》 外国朋友的中国行
第五节 蒙哥马利元帅和斯诺记者的中国行
蒙哥马利晚年反省他的军事生涯时，竟然发现用战争消灭战争以求得和平的想法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幻影。
斯诺不愧有著名记者的运气，新中国成立后他每次来中国总是赶在节骨眼儿上。
1960年和1961年，退役后的蒙哥马利元帅带着对东方世界的种种疑虑两次来到他想像中很神秘的中国，做了两次全方位访问，和中国党政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毅等进行了多次谈话。两次中国之行，使他留下了许多趣话，中国也留给他许多难忘的印象，尤其是东方世界领袖们的性格、智慧和幽默。
他和领导人谈话完全是以蒙哥马利这种军人式的直率进行的。为了不致妨碍谈话的坦率程度，蒙哥马利提出要求，要与周恩来单独会谈。周恩来满足了蒙哥马利的要求，在自己的住处，中南海西花厅接待了这位在电影电视中总是歪戴顶紫色贝雷帽的陆军元帅。
“元帅阁下，欢迎你来到中国。”周恩来向蒙哥马利伸出友好的手。
蒙哥马利打量着这位被西方新闻界赞誉为“红色总理”、“红色外交家”的周恩来，感到他比实际年龄要年轻些。他上前握住周恩来的手：“总理阁下，我在英国听我的老朋友艾登先生讲过关于你的不少故事。”
周恩来笑着说：“艾登先生也是我的老朋友，我是在日内瓦见到他的。”
周恩来称赞蒙哥马利是一位很有政治头脑的军人。的确，作为一名军事领袖，蒙哥马利不仅仅是考虑仗怎么打，如何取胜，而且还追问战争的最终目的，为何而战。在这个四分五裂的世界度过了大半生的蒙哥马利，晚年反省他的军事生涯时竟然发现用战争消灭战争以求得和平的想法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幻影。他说：“我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每次战后政治领袖们都说今后再不会爆发战争了，但事实是两次世界大战使得世界陷于纷乱之中。”他苦苦思索，希望寻找到一种结束这纷乱局面、使世界和睦相处的方法，并呼吁政治家们去实现。然而，蒙哥马利看到，在阴霾弥漫的政治海洋中，不能凭良知行事的西方世界政治领袖们似乎找不到一种解决办法。因此，他把眼光投向了东方共产主义世界的政治领袖们，看看他们是怎样的人以及他们对世界问题的看法。这就是蒙哥马利两次中国之行的主要目的。
1960年，经过顽强斗争，冲破了美国当局设置的重重障碍，斯诺终于以“作家”的身份实现了他重访中国的愿望。
他是在炎热的夏天降落在北京东郊的首都机场的。踏上阔别20多年的土地，别样亲切令他眼眶潮湿，几乎和回到久别的故里一样激动，有关部门将他安排在崇文门附近的新侨饭店。一种强烈的渴望驱使他放下行装，便爬上饭店5层楼的阳台，去寻找他曾经很熟悉的东西。然而，眼前这座古城对他来说既熟悉又陌生，三四十年代北平街上“无风三尺土、下雨一街泥”的情景已荡然无存，涌入他眼帘的是整洁和安详。
8月29日深夜，斯诺房里的电话急促地响了起来。有关方面通知斯诺明天到首都的北面做一天的旅行。
斯诺没想到，邀他这次旅行的主人竟是周恩来。
1960年，是中国经济非常困难的年头。3年自然灾害，再加上“大跃进”的瞎指挥、浮夸风，使中国国民经济陷于全面危机。7月5日至8月1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工作会议，讨论对国民经济的调整问题。作为国民经济的“总管家”，周恩来正没日没夜地忙于如何制定和贯彻国民经济的调整政策，使国家经济从危机中摆脱出来。斯诺来中国近两个月了，周恩来只与他做过几次短暂的会面。斯诺提出的40多个问题，周恩来一直抽不出时间回答。
8月30日，难得稍有一点儿空闲。周恩来决意抽出一天时间，邀斯诺同游密云水库，一来放松自己疲惫的身心，二来借此机会继续回答斯诺提出的一些问题。当然，也是让斯诺看看新中国的建设与变化，密云水库等于是新中国的一个展览品。对于周恩来而言，从来就没有过真正意义上的休息。
按约定的时间，斯诺来到了北京火车站。斯诺的老相识冀朝鼎博士早在站台上等候。他领斯诺上了停靠在站台上的专列。这列专车挂着四节车厢，完全是中国自己制造的，地上铺的是北京地毯。
斯诺被领到一节游览车厢，进了他专用的一个装有空调设备的单间。
列车驶离北京站后不久，斯诺来到了客厅车厢，这里有小吃部和酒吧。
忽然，周恩来和他的夫人邓颖超走进了客厅。
周恩来肤色黝黑，着白色短袖敞领衫和长裤，脚穿凉鞋，头发稍有些发白，两腮和下巴刮得光光的看不出一根胡子茬，显得比他62岁的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
这一次，斯诺和周恩来好好畅谈了一天，和以前在延安一样，访谈式的谈话，使得斯诺将他准备的问题一古脑地搬给了周恩来。
周恩来也很耐心地将他提出的问题做了解答。他们回到北京已经是晚上了。但是两人谈兴依然很高，本来还要再安排一次谈话的，但是总理太忙，没有抽出时间。不过斯诺以后又两次访华。斯诺不愧有著名记者的运气，新中国成立后他每次来中国总是赶在节骨眼儿上，第一次是自然灾害，第二次是“文化大革命”前夕，第三次是“文化大革命”中期，而且是毛泽东和林彪关系出现紧张的时候来的中国。
不过，斯诺已经不像当年在延安，已远离中国现行的政治气候，他并没有在这些特殊气候中嗅出敏感的成分。
《共和国红镜头》 第二部分《共和国红镜头》 插图（图）（1）
《共和国红镜头》 第二部分《共和国红镜头》 插图（图）（2）
《共和国红镜头》 第二部分《共和国红镜头》 插图（图）（3）
《共和国红镜头》 第二部分《共和国红镜头》 插图（图）（4）
《共和国红镜头》 第二部分《共和国红镜头》 插图（图）（5）
《共和国红镜头》 第二部分《共和国红镜头》 插图（图）（6）
《共和国红镜头》 第二部分《共和国红镜头》 插图（图）（7）
《共和国红镜头》 第二部分《共和国红镜头》 跟随总理畅访亚非欧14国
第四章 跟随总理畅访亚非欧14国
乔冠华叫住我，轻声说：“今天加纳发生政变，没有成功。恩克鲁玛总统险些遇刺，还负了轻伤……”我只觉得脑袋里“轰”地一声，脖子后面生起阵阵冷风。天啊，幸亏是今天，如果是明天，那我们的领导人和中国代表团不是置身在政变的枪林弹雨中吗？“总理指示我们，明天按期前往加纳访问。”
第一节 数阿联运动员的心跳
1963年冬季，周恩来由陈毅陪同，率中国友好访问团出访亚非欧14国。我们抵达的第一个国家，那时还不叫埃及，叫阿联。
进中南海的第四年，也就是1963年的冬季，我又要随周恩来总理出访了。虽然这几年里，不断地出访邻邦国家，缅甸、印度、尼泊尔、柬埔寨、越南、蒙古……但这次出访无论是时间还是地理距离都不同寻常，要3个多月，跑14个国家，到第二年的开春才能返回国内。
12月13日，我离开家门，顿时被厚厚的寒气裹住——冬季来得真快！我不由得紧了紧呢大衣。
欢送的人群穿着鲜艳的服装，花环、彩旗、气球……充满激情的欢呼声，犹如暖流在寒冷的空气里快活地弥散。我由衷地感到，冰凉彻骨的冬天在机场上变成了温暖活泼的季节。
中国友好访问团由五彩缤纷的浪潮拥托着，登上了停泊在欢乐海洋里的“专机”。
访问团的成员，我大多数都认识。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孔原、外交部副部长黄镇、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外交部部长助理乔冠华……大概有十几个人随同出访。
陈毅外长本来应和我们一道离京，可出发的前几天，他和罗瑞卿应邀去肯尼亚，参加他们国家的独立庆典活动，庆典活动后他直飞埃及——中国访问团到达的第一个国家，同大家会合。
我们到达的第一个国家，那时还不叫埃及，称为阿联，离中国很远，我们沿途要在缅甸的仰光和巴基斯坦的卡拉奇机场降落，第二天中午才能抵达埃及首都开罗。
空中旅行往往比陆地旅行更为单调枯燥。机舱里回荡着飞机发动机的响声和随员们低沉的话语，令人昏昏欲睡。我想到自己的任务，使劲地甩甩头，起身走向飞机的尾部。周恩来在后舱里，舱门口拉着门帘。我犹豫了，这时能不能进去？他会不会在工作？因为以前的经验告诉我，对我是单调枯燥的飞行，在首长那里便会成为寸金难得的光阴。我正想回到座位上去……“刷”地一声，门帘拉开了，我连忙提着相机走了进去。总理前面小桌上摞了一叠文件，他可能才取下老花镜，鼻梁上还留着两片暗红的压痕呢！
我心里算了算，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