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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显得有些焦虑。没有想到仅隔两个月，河北邢台地区传来地震的消息；又隔两个月，中国长达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拉开了序幕。以后很多年，我都疑惑，那时的总理内心是否有所预感，否则他为什么要愁眉紧锁远眺，而且视力所及处，留给他的却是模糊的景物？
现在再看这张照片，竟然是我所拍总理的最得意之作，也是许多朋友最想得到的照片之一。
总理从玉泉山回中南海不久，即1966年3月8日，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的电波传到中南海。9日下午我还在睡梦中，中南海的电话十万火急地把我拽到北京南苑机场，那里已经备好了一架直升飞机。不一会儿，总理也到机场。我赶紧向他警卫秘书打听，什么事情这样紧急？
地震！
哪里？
“河北邢台……总理要到灾区视察……老兄你就别问，到那里什么都知道啦！”大家忙着登机，我也不好多问。
直升飞机起飞不久，便看见机翼下地震带来的惨象。田地裂缝，一道道深沟里翻出白花花的沙子，房倒屋塌。村庄像一个个碎瓦烂砖堆。严重的灾情，让周恩来无比揪心，他目不转睛地望着下面每一寸土地，每一个村舍……
飞机在寒风中降落了。总理一下飞机就对赶来的干部群众说：“你们受灾了，毛主席派我来看望你们！”他拉住灾民的手问寒问暖。当天晚上，周恩来在隆尧县抗震救灾指挥部了解灾情，部署工作。
突然，房屋剧烈晃动，泥土刷刷直落。这是五级以上的余震，大家急切地说：“总理，离开这里吧！”周恩来看看墙壁，见余震已经过去了，便说：“没什么，继续谈吧。”在这裂了墙壁的楼房里，周恩来一直工作到深夜两点。
第二天一早，周恩来又赶到受灾最重的白家寨去慰问群众。他站在木箱上，面对潮水般涌来的群众，鼓励大家团结起来，战胜灾荒。讲完话，他冒着余震的危险，一个窝棚一个窝棚地查看、询问。
3月22日，邢台又发生一次强烈地震，周恩来又亲赴灾区慰问。4月1日，他来到宁晋县东汪村，走遍了每一个帐篷，看望了140多名病员。他蹲在老贫农贺全胜身边，询问伤情，撩起褥子，看铺得厚实不厚实。
贺全胜激动地说：“总理呀，解放军把我们救出来，您整天为我们操劳国家大事，还亲自来看我们，这可叫俺们怎么报答您的恩情。”周恩来说：“解放军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也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都是人民的勤务员。”
周恩来到何家寨村时，正赶上刮六七级大风，田野上黄尘滚滚。周恩来看到群众从四面八方涌来，建议就地开个群众大会。他亲自布置会场，叮嘱不要挤着娃娃。他让群众坐在背风的地方，他迎着风，站在装救灾物资的木箱上和大家讲话。
周恩来从早忙到晚，口干了，就端起粗瓷大碗，吹开漂着的灰尘，喝几口灾区的水。人们催他多少次：“该吃饭了，总理！”他说：“不忙。”从早晨5点到晚上9点，他一口饭也没吃，一分钟没停，连续工作了16个小时。
《共和国红镜头》 第二部分《共和国红镜头》 林彪和江青的名字
第三节 林彪和江青的名字首次紧密相连
1966年4月国内政治风云骤起，刘少奇出访亚洲三国，但热情洋溢的出访变成了苦雨凄凉的归途。“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了。
1966年3月刚从邢台回来，我又接到通知，要我临时从总理身边抽出来，随刘少奇出访亚洲三国。当时是孟庆彪跟着刘少奇，不知他那时有什么事不能去。虽然我是第一次跟随刘少奇出访，但对东南亚4国并不陌生，前几年曾跟着总理去过。自认为是一次轻车熟路的拍摄采访。
从进入1966年，我就有一种感觉，国内的政治气候飘忽不定，似乎要发生点什么事情。
2月2日至20日，江青受林彪的委托，在上海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后来我们听说这个座谈会只有几个人参加），4月10日中央就下发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林彪和江青的名字第一次紧密地连在一起。
林彪给中央军委的信中还写道：“这个纪要，经过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们反复研究，又经过主席三次亲自审阅修改，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这时我们大家只是从字面上看到了“文化革命”的字眼儿，还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正式提法。谁也没想到也没法想到“文化革命”演绎发展成“全面内战”。这四个字就把全国推进一片热昏的海洋之中。
刚开始大家都在文化界里兜圈子，确切地说是在评论《海瑞罢官》历史剧上兜圈子。我不搞文艺工作，也不搞历史研究，海瑞功过是非的历史我没有发言权。可有发言权的人发出的言，叫我们困惑、迷懵。干吗要把海瑞拖出来，塞进今天的政治舞台上？一会儿说海瑞暗指彭德怀，一会儿又说海瑞是指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搞得大家眼花缭乱，人心惶惶。
带着困惑带着不安也带着雨后天晴的希望，和刘少奇、陈毅等领导人登上西去的专机。
机场上，除毛泽东外，中央的高层领导人都来了，欢送刘主席、陈毅外长出国访问。
一同出访的有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陈毅的夫人张茜。两位夫人在中南海里甚为令人瞩目，是两位出色的女性。王光美具有知识分子的深刻和高雅；张茜则机敏、俏丽并且坚强，这在以后艰难的岁月里得以证实。
的确，夫人们的随同访问，为出访增添了幽雅和温馨的感觉。王光美爱穿旗袍，更加衬托了东方女性的含蓄气质和丰韵。
因是第一次随刘少奇出访，我心里没底。上飞机后我迟疑几次想到前舱为他拍摄几张工作照，又一想，他的专职摄影记者可能已拍了不少这样的照片，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刘少奇在我眼里是一位严肃、认真、沉默的首长。这次出访我意外地发现刘少奇还很忧郁，这个一时叫我琢磨不透的印象是在他走向陈毅的后舱时偶然生成的。
“哗……”刘少奇拉开布帘，从前舱走了出来，我们坐的位子正好和他对着，我看见他用疲倦的目光看了大家一眼，还和外交部的几个司长点了点头。我发觉这目光里有种叫人不安的忧郁。他一句话也没说，快步走向后舱。我不由探出身子追随他的背影。他跨进后舱又扭过身子，厚厚的布帘在他手间拉拢合并，他高大身躯和斑白发顶随之消失了。这不过是个非常普通的动作，可我心里老是觉得不是滋味，犹如揭示某种神秘，或者是某种紧张……人心里一旦有褶皱似乎连四周的气氛也觉得异样。出访初登机时的愉快心情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嗡嗡作响的气流压力下愈发沉重疲惫，令人昏昏欲睡。
不知又过了多久，我被身后尖锐的金属磨擦声惊醒，刘少奇拉开布帘从后舱走出来。我一看，他还是心事重重的，一进前舱，又拉上了帘子。
我望望陈老总的后舱，帘子没拉上！我一喜，再一看，陈老总宽大的身躯仰倚着椅背，眯着眼似睡非睡的，面前的小桌上横七竖八摊了一堆文件和报纸。我知道老总不爱坐飞机，搞不好还晕机呢！晕机只是一起一降时难过，现在飞机已飞平稳了，可老总好像不开心嘛！以前他可不是这样子，绝不会甘于寂寞，将自己囚在狭小空间里，只要不是在工作，他总是想法子和我们一道开心。有时和我们一起下棋，打桥牌。下着下着，打着打着……我们就忘了身份，碰到老总输了，就起哄，伸手跟他要烟，不是好烟还不答应，直到陈老总把空衣兜翻出来给我们看，这才罢休。
“我说你们这些同志哥，那么多的嘴抢我一个人的烟。这合理吗？烟都给你们要光了，我吸啥子？”他可惜地望着手里的空烟盒，不服气地说。
飞机单调地飞着，我心里空落落的……这种沉闷忧郁的旅途我真是头一遭遇到。
当时我是寂寞和空落的，因为认识的局限，使我只能是沉浸在我当时年龄和身份还无法理解形势的苦闷与孤独之中。现在再回过头审视走过来的历史，对刘少奇、陈毅那时愁肠百结、心事重重的深重神情，就会有深刻彻底的认识，才能剥去复杂纷纭的外表窥视决策者的思维空间和深邃心灵。
飞了三个多小时，飞机降落在乌鲁木齐机场。在一般情况下，中央领导人出国访问，飞机都要降落在边疆城市补充给养。
边城还没有卷进政治风云中，显得宁静、清幽。城市处处都飘散着羊肉串的香味，就连我们晚上住的最好宾馆里也有这种香味。
第二天上午，刘少奇、陈毅一同去参观新疆工业展览。走进大厅，我见刘少奇从衣兜里掏出一包“中华”烟。他犹豫了，看看四周是油亮的木质地板，把烟就这么一直夹着，直到从展厅出来才点燃。整个观看中，他很少问话，只是非常仔细地观察每一件展品，能在一份说明书前逗留10来分钟，几乎是躬着身子贴着玻璃吃力地阅读。我在一边见他这样专注凝神，不由地举起相机，抓住他神情凝思、目光深沉的一瞬间。
不知怎地，领导人还有两位夫人不再像离京时那么忧郁了，耳边又听见陈老总开心的笑声……连我也受感染，情绪跟着快乐起来，世界的本原也应该是快乐的。
看完展览，又和自治区的领导座谈。
会上，刘少奇思路非常敏捷，谈吐沉稳。一头银发给他有涵养的气度增添了威严，让人感到有种说不清的非凡魅力。是自然流露的庄重感，还是分寸得当的权威感？或许两者兼而有之。
毋庸置疑，刘少奇在行使国家主席的职权和使命。
下午我们又来到了昨天降落的郊区机场。专机孤零零地停在空旷的机场跑道上，四周是春草零星的寂静戈壁。刘少奇等领导人由欢送的人群簇拥着走向飞机。我跟着拍摄了刘少奇、陈毅同自治区领导人握手告别的镜头，正想登机……怎么？刘少奇突然转过身，退着步子朝欢送的人们挥手。我忙驻足，将镜头对准他依依惜别的忧愁面容。这是他真正的感情！真正的伤感！我对这种神情陌生过也熟悉过……不过却没有想到快门的开启，竟是刘少奇最后的出访。
历史已不可逆转地决定了刘少奇回国后的命运。
《共和国红镜头》 第二部分《共和国红镜头》 “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了
第四节 “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了
刘少奇出访时，毛泽东正在南方看“西游记”，为国家的前途担忧，为没经风雨缺乏锻炼的年轻人担忧，提出：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飞机追踪西去的太阳，划破淡红的天幕，朝着巴基斯坦飞去。
我们到巴基斯坦已是下午。如果这次不是亲眼目睹，我的脑袋里一直固执地以为只有中国人最喜欢热闹的事情。其实不然，我们的汽车刚跑到街道上，立即被四面八方涌来的群众围住了，黑压压的人群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声、鼓掌声，把街道挤得水泄不通……我们的汽车被这沸腾狂欢的场面搞懵了，突然熄火窝着挪不动了。人还在不断地围拢……这时我听到尖锐的哨声，人群开始朝街道的两边移动，为我们闪出行车道。有的人不甘落后，不住地朝前挤，立即遭到警察的严厉阻止。
我们车子开动了，群众又随车涌向我们的住处……车子几乎是被数万的群众抬担架似地抬到国宾馆门口。
刚才飞机上的枯燥、单调骤然落在热血沸腾的土地上，立即被融化了。
刘少奇和陈毅脖子上套着巨大的彩色花环，那上面托着的不再是忧愁的眉结，而是明朗由衷的笑容。
北京的中南海并没有因此停止“文化大革命”的脚步。
4月9日开始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12日结束。
列举彭真的错误开始朝着“系列化罪行”发展。
决定彻底批判“五人小组汇报提纲”。这是刘少奇2月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定下来，向在武汉的毛泽东提交的“汇报提纲”。
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
鲜花、笑容、欢歌……铺撒在中国国家主席友好访问的路途上！
困惑、痛苦、愤怒……铺撒在中国国家主席结束访问的归途上！
日历在我们繁忙紧张的手里撕去了七张，我们已抵达最后一个国家进行友好访问。再有几天我们将要踏上归途。
第九天，我们挥手告别了美丽古老的仰光，也告别了劳累不堪的拍摄采访。专机降落在西南边城——昆明。
祖国的空气最清新，我坦坦地展平身躯，美美地睡了一觉。恰是昨晚的一个电话，才使我轻松无比地走进久违的梦乡。
“周总理刚从北京打电话给我们老总，说北京没什么事，要老总陪刘主席在春城休息几天。你也可以放心地好好地睡上一觉。明天不会有什么活动。”陈毅的秘书拨了个电话给我说。
夜长梦多！
一觉才睡醒，倦意还未退尽。门“砰”地推开了，门框中间立着秘书紧张的身躯。
“杜山！”
我就站在他老兄眼前，他却放出震耳的音量，足以使我头发直立，以为大祸临头呢！
“快快，快收拾，马上起程。”
“你昨晚不是说总理叫休息几天吗？怎么？”
“昨天是昨天，今天是今天。刚才才接的通知，叫首长去杭州开会。错不了！”
“首长去杭州，我们也去杭州？”
幸好我还来得及冷静地问一声。
“噢……我去问问。”秘书一阵风似地跑了。
刚合上的门“砰”地又开了，没见人影只传进来了声音：“你不去杭州，待会儿回北京。”
我赶紧收拾摄影器材，卫生间里的放大箱和冲洗箱都打开了，以为在昆明要用上的，连药水都配好了。
出访途中有时会碰到改变航向的突发事件。有一次随总理访问阿尔及利亚。飞机都快飞到他们国家的上空了，空中接到急电，阿尔及利亚刚发生政变，不能前往。飞机立即掉转机头，在天上划了个大圈，飞回到埃及，降落在开罗机场。
可这次是在国内呀！这就不能等同而言了。
我以为秘书们一定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悄悄地问他们，哪知他们和我一样茫然，就连他们的首长也在费劲地猜测……
我以后才知道……上海的飞机还没到昆明时，两位首长一边等飞机一边在猜测，陈老总到底是横刀立马、久经沙场的老帅，马上想到是不是我国边境发生了战争？刘少奇和他想的不一样，可能是国内政局有什么大的变动？陈老总不由地若有所思地望着深邃空灵的天际和飘浮游动的云缕。
上海的专机接走了刘少奇和陈毅。我们也乘原来的专机回北京。
同去不同归！
我又一次踏上更加孤独、更加枯燥的旅程。
北京近了，随着心房不住地下沉，飞机盘绕着首都机场不住地下坠。跑道由一根银线渐渐地膨胀成一条马路，又迅速地扩展到广场。
北京到了，春风夹裹着细雨在空荡荡的机场上飘来飘去。蒙蒙细雨像罩子从我的头上方盖了下来，我恍惚觉得五彩空间就是被这讨厌的雨水淋湿而消失的。
回到新华社，我才知道“天上一日，人间千年”。短短的10天，国内发生了许多许多的事情，最叫我惊讶的莫过于诞生了“文化大革命”这个词组。我努力地想“文化大革命”……文化领域的大革命？大革命要以文化形式……？
我现在回忆那时人的思维，不禁哑然失笑。人们用慎重和胆怯禁止了自己超越以往因信口开河带来的惨痛现实，不敢越“雷池”似地越“文化”半步。
仿佛是场人生大戏，为使剧情跌宕起伏，人物命运扑朔迷离，变化莫测，刘少奇他们直到走进由毛泽东主持的杭州会议会场，才知道他们一路的猜测离题万里。
《共和国红镜头》 第二部分《共和国红镜头》 在总理身边的特务
第五节 我是安插在总理身边的特务？
1966年6月我随周恩来出访欧洲。凯旋的双足刚踏上北京机场，“史无前例”的巴掌将我推进了“特务、间谍”的行列。
中共中央将“五一六”通知往全国一发，“文化大革命”即开始了。
“文化大革命”以它罕见的速度，迅雷不及掩耳地席卷了神州大地；也以罕见的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