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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全球化进程的是民族意识的高涨，于是晚近的英语里出现了一个新词glocal，意指兼容全球视野和本土精神，可译为“全球性兼本土化”。这个词让我们想起陈寅恪曾经指出的路径：古来之学术，“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所昭示者也”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收入陈先生著《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研究中国学术的根本目的在于理解和改善我们自身，而不是为了考量中国经验是否符合西方规则，是否具备西方经验里的“正当性”。不论是英语的glocal还是陈先生的“外来一本民族”说，都表明全球化时代研究中国传统学术、建构中国新学术必须经由以下途径：发掘、整理传统资源，在与固有思想、外来学说的对话中展开阐释和评价，最终确立新的学术坐标，开辟新的思想；由于理解、解释和存在的历史性、空间性，此过程可概括为：带着中国的现代性进人中国传统和域外场域，最终返回中国的现代性。而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完全有可能成为这一过程中的先行者。探索自然，认识社会，表达意志，了解自我，追求真理，拷问存在，归根到底都与理解和解释密切相关，因此阐释学具有贯通所有学术的普遍意义。我们当然不能指望仅仅研究古代阐释学就足以创造性地转化传统。但研究中国阐释学，应该可以为中国新学术的创立提供借鉴，诸如方法论上的客观有效，认识论上的独到深刻，存在论上的澄明开放，从而为中国学术指出一个新的方向，同时它本身就是中国新学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德国阐释学家阿佩尔认为，在欧洲文化的强势压迫下，非欧洲文化被迫与自身的传统疏远，其彻底程度远甚于欧洲文化，“它们绝不能期望仅仅通过解释学的反思来补偿已经出现的与过太的断裂”，但他并不否认这种解释学反思的重要性，只是指出非欧洲文化在反思自身的和外来的传统解释学时需要去获得一个与之并存的“准客观的、历史—哲学的参照系”，需要首先寻求“一种”哲学的和科学的向度”；“来促成对它们自己的和外来的意义传统的解释学理解”。见阿佩尔《哲学的改造》80～81页；孙周兴、陆兴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在此意义上，周著的写作结束了，中国阐释学的研究却刚刚开始。
（原载《文学评论》第6期）
第四部分 序跋之页第39节 山水诗研究的新收获
山水诗研究的新收获——评《灵境诗心——中国古代山水诗史》
王宏林谢卫平
山水诗的创作源远流长，是中国文学重要的组成部分，但魏晋至清代的文学理论著作，多侧重从文体的角度考辨诗歌发展的源流和各种诗体的审美特征，对题材较少关注，很少专门论及山水诗。梁萧统《文选》在“诗”这种文体下按题材列举23个条目，与山水诗有关的是游仙、招隐、反招隐、游览、行旅等，并未明确提出“山水”这一概念。明张之象《唐诗类苑》也是按照题材编集，江河湖海、名山怪石、树木花草都独立成条，却没有明确把山水诗当成一类加以汇集。与这些诗文选本的情况类似，少数诗论家，如清代王士、沈德潜等人，虽然注意到山水诗独特的艺术风貌，在一些诗话或序跋中提及山水诗，但描述都很简略，仅涉及谢灵运和几位盛唐诗人，很少对山水这种题材的诗歌进行系统研究。
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史学科建立以来，出现了一大批颇有影响的文学通史、断代史著作，也有不少从文体的角度所写的诗史、赋史、小说史等，和古代情况类似，学者们也很少从题材的角度来写一部文学通史。上世纪60年代，受政治思潮的影响，学术界展开了“山水诗有无阶级性”的争论，山水诗渐渐受到重视，但研究焦点往往集中在有限的几位山水诗大家。80年代之后，一些学者开始关注这个空白的研究领域，如丁成泉和李文初等各著有《中国山水诗史》，葛晓音的《山水田园诗派研究》、王国樱的《中国山水诗研究》，都是研究山水诗的专著。和这些著作相比，最近出版的陶文鹏、韦凤娟先生主编，并有韩经太、张晶、王英志、尹恭弘、廖可斌等著名学者参加编撰的《灵境诗心——中国古代山水诗史》（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4月版）一书，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后出转精，全书942千字，以其源流考辨清晰、材料丰富翔实、立论令人信服的特点，代表了山水诗研究的最新水平。
综合考察各个时期不同诗人的创作特色和艺术成就，清晰勾勒中国古代山水诗发展的整体风貌，对某些时期的创作成就作出了比前代著作更准确深细的评价，这是本书的第一个显著特色。
文学史的写作，最忌主观臆断和空发议论。本书在写作时以纵、叙、史为主，以横、议、论为辅。在横向上，它展示出古代山水诗在各个发展阶段的基本面貌、美学特征，勾勒出不同作家的创作特色，并突出了主要作家的独特的艺术成就。在纵向上，它比较清晰地描述出古代山水诗孕育、形成、兴起以及停滞、变化、发展的流程，并从中寻觅出内在的前后相承的艺术精神、文化精神，从而展现出山水诗发展的清晰脉络。如第一编论山水诗的形成，细致考察《诗经》楚辞和汉赋中所蕴含的自然美意识，列举出其中的自然景物描写的语句，并对这些语句进行认真辨析，认为“山水诗的源头即孕育在这两座（《诗经》和楚辞）并峙的峰峦间”，而汉赋“则为模山范水的写作技巧作了充分的艺术准备”，把《诗经》、楚辞和汉赋都确定为山水诗的源头，尽管观点与前代著作并无二致，但论述显然更加细密。在此基础上，编撰者进一步指出，《诗经》中“人们对待山水的态度也有一个从《周颂·般》的敬畏崇拜到《郑风·溱洧》的亲切嬉戏的变化”，楚辞“表现了楚地巫术文化背景的深刻影响，其基调是‘超现实’的浪漫的；另一方面，又接受了中原理性精神的影响，某些时候被赋予了现实的政治的及道德的意味”，汉赋“山川景物描写尽管描摹细致，具体而微，但是都缺乏情景交融的艺术魅力，缺乏作者个人的独特体验”。这些论述表明，编撰者注意到其中的变化因素，在动态的分析中比较准确地揭示出每个阶段的特点。
在考察各个时期山水诗的创作和成就时，以前的文学史由于受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过于拘泥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政治决定文化艺术的单一的反映论的方法，对文学自身的许多要素关注不够。本书则更多是从时代文化背景出发，结合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思想、学术和审美风尚，通过与前后期和同时代山水诗创作的比较，来分析各个时期和各流派诗人的艺术特色和成就，因此得出的结论更合乎历史事实。山水诗正式产生时代是山水诗研究的最重要问题之一，此前著作论及这一问题，一般认为山水诗产生于东晋，江南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玄学的感召和玄言诗的嬗变是山水诗形成的主要原因。本书没有停留在这个结论上，而是细致考察了建安时期的抒情小赋、游宴诗和正始、太康文人的隐逸诗、游仙诗以及东晋庾阐、湛方生等人的纪游诗，认为“山水诗产生的必备的艺术条件——自然景物描写技巧在西晋已经基本成熟，文学史上真正的山水涛是从东晋诗人的笔端产生的”。作者非常注意阐述东晋山水诗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首先，“江南庄园经济的发展使士大夫们的生活环境、生活情趣都与自然山水有了密切联系，在开发山水自然美的同时，也不断创造了山水诗这一艺术产品”；其次，魏晋盛行的朝隐之风使“传统隐逸中的山水之情得到普遍认同，促使山水成为审美对象而与人们的生活发生联系”，“使欣赏山水成为一代风尚，直接促使了山水诗的兴起”；最后指出以谈玄悟道的形式出现在文学史上的山水诗“所具有的艺术形象性最终使它‘背离’了玄学的限定，并借助于西晋以来比较成熟的五言诗体及写景技巧，冲破了玄学的外壳，走上了独立的艺术道路”。可见本书论述山水诗产生，紧密结合魏晋时期的政治、经济、宗教、哲学、审美风尚以及诗人的人生态度、生活状况，得出的结论也就切合实际，令人信服。
在深入考察各个时期山水诗成就的基础上，本书对某些时期的山水诗成就作出了与前代著作不同的评价。如本书第三编为“山水诗的第二个艺术高峰”，第四编为“山水诗的承续和发展”，把宋代视为山水诗的第二个艺术高峰予以推崇，把金、元两代单独列为一编，视为山水诗的承续和发展，从整体评价来看和前代著作大不相同。以前著作多把唐代视为山水诗的昌盛时期，之后就是山水诗的绵延时期，这种观念其实是严羽至明七子至清代格调派尊唐贬宋的延续。本书详细考察了宋代六十多位诗人的山水诗创作情况，然后总结出宋代山水诗不同于唐代的六个特点：表现题材的进一步扩大；同现实生活的联系更密切，也更富于地区乡土风情和生活气息；山水诗和田园诗的进一步合流；充满着激昂悲壮的爱国激情；在创作方法、意境、风格、语言和表现技巧等方面，都有着与唐代山水诗不同的特色；宋代是山水画的辉煌时代，山水诗与山水画同步同构对应。由于这六个特点，本书注意到宋诗的特殊风貌和其中的新变因素，给予了积极的评价，没有人云亦云地把宋诗视为唐诗的延续，而是视为山水诗的第二个高峰，无疑更符合历史事实，也使人耳目一新。对辽、金、元三代的文学，以往评价很低。尤其是辽、金两代，很少单独成章，只是把元好问附在宋代文学之后略加论述，给人的感觉是成就不大。本编作者经过详细考证，认为辽代诗作流传下来的不足百首，现存诗篇又没有纯粹的山水吟咏，故从山水诗史的角度而言，实无可述。金代则不同，作者论述时首先把金代分为三个时期，初期从太祖到海陵王，诗人多从宋入金，常通过吟咏山水来寄托自己的故国之思或隐逸之志，代表诗人有宇文虚中、吴激、高士谈、蔡松年等；中期从金世宗到宣宗南渡，这段时期形成了“国朝文派”，山水诗更多是以对塞北山水的描绘，展示了“国朝文派”的风采，代表诗人有蔡、任询、王庭筠、党怀英、周昂、赵秉文等；后期从“贞南渡”到金亡，此期的山水诗，多寄托失却故国的幽愁暗恨，代表诗人有杨云翼、完颜、雷渊、李经及金代大家元好问等。作者通过对这些诗人山水诗创作的细致评析，认为金代文学传世名篇远不及唐宋，却仍具有其他时代所缺少的特殊价值和文学史意义。由于是在详尽的史料基础上展开论述，因此得出的结论确切坚实。
在写法上，本书每一编都详列出各期山水诗的作家及其作品，并予以或详或略的评析，材料丰富翔实。对山水诗发展历程中的偶然性与规律性、连续性与非连续性、有序性与无序性等文学现象，也都作了比较全面的、实事求是的、多层次多角度的述评。深入细致的考证和宏观的理论概括较好地融合在一起，是本书的另一显著特色。
如唐代山水诗被公认为中国山水诗发展历程中的高峰，一直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和前代同类著作相比，本书在论述唐代山水诗时有三个比较明显的特点：首先是全面细致考察整个唐代的山水诗创作，不仅仅限于几位山水大家，如初唐的李峤、苏味道、杜审言、崔融等人，以前的著作很少提及他们的山水诗成就；本书则加以详细介绍，认为这些人的作品中已经有了一种渐近盛唐的信息。论者通过分析认为，唐代作为山水诗的第一个艺术高峰，并非突兀而起，而是步步升高渐近壮伟的。其次是善于对错综复杂的文学现象进行宏观的理论概括。本书把盛唐山水诗归纳为三大系统：“以吴越清丽山水为标志的江南山水诗；以秦中朴野山水为中心的北国山水诗；以西部苍莽山水为主体的边塞山水诗”，在三大系统下论述盛唐山水大家的创作成就，这样就使读者易于从宏观上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再次是从山水诗的角度，对一些传统命题作了新的阐释。本书认为“盛唐山水诗人以一种最朴素自然的语言实现了曲尽物态与妙写心境兼得而美的诗学目的，以一种最平和坦然的风度体现出兼容并蓄而高瞻远瞩的时代精神”，因此从山水诗的创作来看，“盛唐气象”不仅仅意味着昂扬向上充满活力的文化气质和时代意识，还是“‘平常’与‘非常’的有机结合，在安闲从容中寄托着自信自足的文化意识”，这就赋予了盛唐气象这个传统诗学命题以新的内涵。
在评述各位诗人的山水诗创作成就时，本书先从整体上介绍其诗歌的创作情况，然后对其山水诗作的主要内容和艺术特点加以分析，再对其诗史上的地位作出恰当的评价。既有定性分析，又有定量分析，使论断多有坚实的依据。比如本书指出苏轼全部诗作2696首，其中山水诗占五分之一。两次服官杭州共留诗300多首，描写西湖风光的有160余首。其山水诗想像奇特、主观色彩浓厚、侧重传神、有以文为诗的倾向，以清雄旷放为主要艺术风格，代表宋代山水诗的最高成就。黄庭坚今存诗1956首，山水诗只有50多首。其山水诗作观察敏锐，用字造句新奇别致。宇文虚中诗作有50余首，山水诗有20首左右。山水意象带有明显的情感亮色，突现了南北山水风物的不同特色。类似精彩的论述在其他各章节中都有表现。此外，本书对山水诗名篇佳作的引录，不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比较恰当。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也是一部优秀的古代山水诗选读本。对作品的分析，本书特别着眼于意境的营造和语言的风格特色，给读者以丰沛的审美享受，还使全书显得情趣洋溢，文采斐然，极具可读性。
本书很注意吸收文学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对一些不以诗歌名家其实是重要的山水诗人，能从更深的层次上予以新的评价。如设专节论述朱熹，称其是“山水理趣诗的杰出创造者”；论杨士奇，称其山水诗“雍容中尚有天趣之真”。在吸收新的研究成果时，都一一注明出处。在篇章结构上本书也极具特色，全书不是简单地按朝代的更替来确定结构，而是着眼于山水诗本身的发展变化。全书分为六编，第一编《山水诗的形成》（先秦至隋）、第二编《山水诗的第一个艺术高峰》（唐）、第三编《山水诗的第二个艺术高峰》（宋）、第四编《山水诗的承续与发展》（金元）、第五编《山水诗的复古与新变）（明）、第六编《古典山水诗的集大成》（清）。这种分期既顾及到山水诗史写作中长期形成的传统，又最大限度地把山水诗本身的发展变化视为分期的依据，比较明确地展示了山水诗在各个时期的发展变化情况。此外，章节下面的小标题不是简单地列举一、二、三、四，而是对所述对象作简明的概括，非常醒目。比如《明代中期山水诗》一章共分三节，第一节《成弘期间山水诗的多元化》下列三家：“李东阳声、色并重的山水诗”，“沈周寻幽求趣的山水诗”，“吴宽多姿多彩的家乡山水诗”；第二节《复古大旗下的山水诗人》下列五家：“才思雄鸷的李梦阳”，“兴象俊逸的何景明”，“气逸调高的谢榛”，“雄浑劲健的李攀龙”，“风格多样的王世贞”；第三节《不为复古主义格调所囿的山水诗人》下列三家：“文徵明：疏淡清雅的山水吟唱”，“王守仁：感慨多端的山水吟唱”，“杨慎：拓展山水诗境”。这些语句或为定评，或为新论，可以看出是作者认真研究之后的精心概括。类似的点睛之笔，起了提示内容、彰显特色、引人入胜的重要作用。
当然，此书为多人合作撰写，几位作者的研究方向和路数各擅胜场，也就难免造成全书风格的不尽统一。比如有些篇章微观的定量分析仍嫌不足，有些篇章对所引录的作品理论分析过多，语言艺术和风格特色的考察较少。另外，此书对明清两代山水诗的叙述虽比前代著作远为详细，但仍显得比较单薄。明清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