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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但原来中国人所说的“文”或“文学”，却首先是指经史诸子之类，虽包容诗赋，戏曲小说则根本不相干。在现代描述中国文学史面貌的形成，实际是运用西方文学理论的结果，只是像“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之类在西方文学具体的创作中产生的概念套用在中国古代文人头上未必合适，近年来人们已经有意识地避免使用它们。
但并不是说什么是文学史的应有内容久已不再是问题。在多数文学史著作中均占相当大比例的“散文”一类，仍然存在概念含糊、面貌混杂的现象。它到底是与韵文相对的文类，还是与骈文相对的文类，常常说不清楚。这还在其次，更大的问题是：“文”是中国古代泛义文学中的大宗，但它特别受文人的重视的原因首先在实用性功能，很多文章讲究修辞乃至声调音节之美，目的也是为了让人接受文中的道理，这和现代文学概念以抒情、想象、虚构为文学的基本特质的标准实不相符。其实在文学史学科形成不久，就有人注意到：唐宋八家之古文，历来为文章正宗，而以西洋标准衡量，却大多不入“文学”之列（蒋鉴璋《文学范围略论》）。而文学史不要说摈除唐宋八家，即使只认可他们的少数作品，对很多人来说也是不可接受的。但文学史既为“文学”之“史”，究竟要不要较为严格地区分文学性散文与非文学性散文呢？这不是一个用西洋文学概念能否解释中国古代文学实际状况的问题，而是我们自己如何划定文学之界域的问题。《中国文学史学史》通过对百年来文学史编撰的系统梳理，令我们从历来的争论中注意到文学史研究实际上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澄清。如其书第二卷第二编第四章中谈及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时，提问：“古代散文有许多名篇是奏疏、上书，连‘宣传品’都不是，只是官方文件，在这部《中国文学史》中是不是都不算‘艺术性’的？”我想这不是“这部”《中国文学史》的问题。凡编撰文学史的人都需要对怎样处理“只是官方文件”的古代散文名篇，对其有无“艺术性”的问题加以具体的考虑。当然，即使其中绝大部分被确认与文学史无关，也不会因此而丧失其本来的价值，因为那仍然是很好的富于“文学”意味的“官方文件”。
中国文学源远流长，变化繁复，作品数量庞大，而自近代以来，由于西方文化的冲击，西方文学观念的输入，又发生了激烈的变异，对文学的性质、价值标准的认识也因时而变。因而，文学史研究和文学史著作的编撰成为一种十分费力的工作。这种研究若想取得新的突破，开创新的局面，对过往研究的系统总结和理论上的提高是必不可少的。因而，《中国文学史学史》的问世是一桩值得庆贺的事情，由此为开端，相信作为一个新学科出现的“中国文学史学”将会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并有力地促进文学史研究的发展。因而，尽管不如人意之处在所难免，此书的主编和作者们仍然值得我们对之表示敬意。
（原载《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
第四部分 序跋之页第50节 评叶舒宪《文学与人类学》
蒋济永
当人们还在争论文化研究（包括文学研究）如何回应知识全球化这一世纪浪潮的时候，叶舒宪的《文学与人类学——知识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一书，已经在文学研究领域率先给出了一个明确的方向，那就是文学人类学的研究道路。
知识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为什么要走文学人类学的研究道路？文学人类学研究如何可能？这一研究方向对我们当下的价值和意义何在？带着这三个问题我想与其他读者一起分享叶舒宪先生在该书所贡献出来的一系列思考。
一
面对知识的全球化趋势，文学研究为什么要走文学人类学研究道路？该书从“知识全球化”时代趋势、人类学视野和20世纪文学人类学本身取得的成绩三个大方面做了由外及内的全面而深入的阐述。
首先从知识全球化的时代趋势看，20世纪末由经济和信息全球化所带来的全社会的文化观念、知识形态的变化，大大改变了我们对文化、知识形态的认识和把握方式。这具体表现为文化观念上，文化上的我族主义、民族主义、欧洲中心主义、自我中心主义逐渐被相对主义、多元主义、文化整体论所审视和改变；在把握方式上，由过去的以自我为中心、“党同伐异”转变为容忍差异、欣赏他者。这种文化观念和把握方式的变化自然会对我们当前的文学研究和文学文化知识生产的观念和形式产生根本性的影响。而在这一方面，人类学作为关注文化他者的学科从19世纪后期就已经出现，并在20世纪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绩，这对文学学科发展有直接的借鉴意义。
二是人类学作为一门以整个人类为对象的学科，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正“成为反对新老种族主义和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的理论基石，也成为批判和解构殖民主义与西方文化霸权的学术先锋”。它不仅为整个文化研究提供了一整套诸如文化多元、价值平等、客观尊重等观察问题的方法和评判标准，而且为我们在知识全球化、跨文化生存与地方性知识、本土文化之间如何互动提供了可贵的思路，从而打消了“全球化就是欧洲中心化”、“文化全球化就是取消自我，丧失本民族文化”等论调带来的顾虑。
三是从已有文学与人类学的实际结合成绩看，20世纪文学中的超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文化等都呈现出不同程度上的原始倾向，使文学与人类学在思维方法和叙述方式上走到了一起，出现了许多相似和相互融通。再就是文学批评在20世纪实现了与人类学的互动；这集中体现在原型批评、神话学上；此外，新历史主义、人类学诗学、民族志诗学和西方伊瑟尔、波亚托司斯等主张的“文学人类学”都从不同的侧面用人类学方法对文学进行了批评和研究，这种文学、文学批评与人类学的结合既发生在文学家和文学批评家身上，也有人类学家的直接参与，从而使文学与人类学的互补和结合成为一种可能。
二
“文学与人类学结合如何可能”？《文学与人类学》一书做了极为细致的、也是最有价值的理论成果梳理和实际应用的案例分析，为文学与人类学结合提供了明晰的发展思路和多方面的启示。
首先，人类学对文学的直接影响表现为：（1）现代文学艺术的价值取向方面，早期的人类学者发明的图腾主义、母权制、原始社会等观念极大地刺激了文学艺术家们的寻根意识和原始复归心理，如超现实主义者布列东、萨尔瓦多、达利等人的艺术作品就体现了一种原始主义的追求；此后，人类学家对民族学的探险、对美洲巫术思维和神话的关注，以及通过印第安文化的道具和仪式进行“滋养灵魂”的“新时代”活动所代表的价值取向：寻找文化他者，反叛现代资本主义的压迫，与文学家们的精神探索有着惊人的相似。《文学与人类学》一书，通过对英国小说家约瑟夫·康拉德的小说《青春》、《黑暗的心》，拉美作家阿格达斯的《深沉的河流》，博尔赫斯的《神的文字》、《种族志学者》等文学作品的分析，指出了作者们所具有的多重文化身份，使得他们的文学作品也持有与人类学一样的多元文化观和对本土文化反思的价值取向。（2）无论是超现实主义文学还是从美洲印第安的巫术和神话幻觉中吸取灵感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其思维方式和所表现的内容基本上与原始梦幻、巫术相关，这跟人类学家们探讨原住民生活、思维方式和仪式的志趣相一致。（3）在文学发展观方面，以弗莱的《批评的解剖》为代表的“文学人类学”，借助于人类学的整体进化观和历史循环论提出了总体文学观，把文学的发展视为从神话到传奇，再到高模仿、低模仿及反讽，最后回归神话的有机生命循环模式，使以往文学批评执着于个别作家作品，忽视单个作品与文学整体、文学与已有文学关系的弊端得以纠正。（4）神话学研究的种种开拓为神话研究和文学起源研究提供了广阔的视野和研究手段，如神话仪式学派的解释对文学描写中的仪式的理解和阐释，神话结构主义学派理论对文学叙事结构研究的启迪，等等。
其次，文学家、文学批评对人类学的直接影响主要表现为：（1）超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文学创作和批评对西方文明的批判和对文化他者的重新发现和尊重，也极大地影响到人类学的精神价值追求，使两者趋于一致。（2）在体验方式、叙述方式和修辞策略上对人类学产生了直接影响，如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西太平洋的仪式贸易人》和特罗布里恩岛的人类学研究系列的书写，就明显的带有文学性的体验和叙述方式；有一些人类学家干脆就转向文化小说创作，如秘鲁阿格达斯一系列反映印第安文化的作品，如《深沉的河流》、《水》、《血的节日》，就代表了这一转向。此外，德国格林兄弟和施雷格尔兄弟的民间故事和童话文学的收集和整理，对德国人类学中的文化传播论、文化身份论等思想和理论都产生了直接影响。（3）随着“人类学诗学”、“口传文化”和“民族志诗学”的出现，改变了传统人类学认识各民族文化的方式，艺术批评和美学经常使用的体验、想象、意象、意义、象征、阐释、故事叙述等范畴进入人类学，并成为人类学观察、体验和表述文化的重要方式。
如此看来，文学、文学批评与人类学的结合是一种相互影响的关系，它们既体现在观念层面也体现在具体操作层面，而在这两方面结合最成功的又主要体现在“超现实主义”和“魔幻现实主义”创作以及弗莱的“原型批评”、“民族志诗学”和“神话学”等领域。《文学与人类学》一书通过对经典的文学人类学研究成果的介绍和清理，为我们勾画了一个世纪以来文学与人类学结合的历史线索，对我们掌握文学人类学研究方法和操作程序起到了示范作用。
三
文学人类学对我们当前改变文学研究方式和方法究竟有何价值与意义呢？首先体现在如前面已经论述到的有关文学研究的“人类观念”的建立等方面，使文学研究从狭隘的“我族主义、民族主义、自我中心主义”走向“相对主义、多元主义和文化整体观”，从而使文学研究放在一个真正客观的、全球的、人类共通的意义上。
其次，文学人类学的“破学科”观念；为“比较文学”的发展拓展了空间。众所周知，在这个所谓的“后文学时代”，尽管许多人已经感觉到传统“学科”研究的局限而提出了“跨学科”或“超学科”研究思想，但是如何进行“跨”、“超”学科，学术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文学研究中的“比较文学”曾作为改变过去狭隘的文学研究路子而设置的新兴学科，也同样面临着“从何处来，在哪里，往何处去”的困惑和疑问。《文学与人类学》一方面指出了比较文学所用的比较方法，在进行跨文化文学研究方面的有限性——“比较”仅仅是跨文化、文学研究的一种手段；另一方面又指出了比较文学未来的前景是通向文学人类学，因为文学人类学不仅涵盖了“比较”方法，而且它还用其它的人类学手段和方法去“发掘文学艺术的人类学价值，促进人类文学经验的会通和重新整合”，从而使文学研究破除国家、民族和地域的疆界。
再次，“三重证据”法的创立，为在知识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本土的文学人类学研究方向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操作路径。文学人类学倡导跨文化、跨民族、跨地域、跨国界的文学研究，并不是要抹杀传统文学研究的成绩和方法，而是通过人类学的视野克服传统文学研究的狭隘和局限。如何克服？“三重证据”［包括传世文献、考古材料和异文化参照材料（民俗学、人类学的田野观察材料和跨文化的文献材料）］的提出，为传统的、民族的、地方性的文学研究与跨文化、跨民族、跨国界的文学研究的结合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法。因为它突出了将本民族与他民族、传统与现代、地域与跨国、个别与整体的参照与结合，从而化解了“全球化”就是否认传统的、民族的和国家地域性的知识的偏颇认识，使文学真正回到全球性与地方性知识的结合点上来考察某一民族、地域的一种独特的、个别的文学文化现象，从而拓展文学研究的视野，突现一种个别、独特文学文化现象对全球、整个人类的启示意义和价值。
四
需要说明的是，文学人类学的提出是在后现代文化、知识全球化的背景中提出来的。如果后现代文化仅仅是发生在西方文化和西方社会中，其他文化和其他国家并不适用或出现例外；如果知识全球化主要体现在经济和信息传播领域，而其他领域只是附带发生影响；如果人类学研究方式和方法在实际考察异文化中无法克服观察者自身的文化偏见和个人视野的有限性，也就是说，当文学人类学赖以建立的人类学、后现代文化、知识全球化前提无法真正变为全球、全人类的现实时，那么文学人类学的前景，也就可想而知了。因此，文学人类学作为与现代新兴的学科、文化潮流相伴生的研究方向，目前其理想性还大于实际的可操作性。此外，从现有的文学人类学研究实绩看，它所借鉴的人类学视野和方法在考察文学的渊源、原型、影响、共性等方面，是卓有成效的；而对诸如文学情感性、审美性、形式的独特性等属于文学本质、特点的把握，尚缺乏突出的成果和路径，也就是说，它基本还停留在关于文学的外部研究上。这也是文学人类学今后需要突破的一个课题。
然而，叶舒宪《文学与人类学——知识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一书，作为国内外第一部系统探讨文学与人类学跨学科关系的理论著作，其宏富的思想和详尽的资料梳理，不仅在学理上，而且在如何应用的方法上；论证了“文学人类学”学科建立何以可能。可以说，这是一部自1978年伊瑟尔提出“文学人类学”概念以来正式建立“文学人类学”学科的标志性著作。从此，凡从事“文学人类学”研究的学者，大可不必自视“边缘”，世界的边缘往往是希望的福地。
（原载《文艺评论》2004年第4期）
第四部分 序跋之页第51节 文化批评与“中国当代文学形象”
文化批评与“中国当代文学形象”——评孟繁华新著《传媒与文化领导权》
吴义勤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现代性以及大众文化理论等西方学说的大量引入与传播，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逐步成为中国学术界的一门显学。这对传统文学研究方法构成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一方面，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的理论视角和关注中心常常是“超文学”的社会问题、历史问题和思想问题，研究者的研究抱负已经远远超过了“文学本身”，这固然可以拓宽传统的文学研究疆域、丰富文学研究的观照角度，但与此同时，当“文学”仅仅被视为一种文化现象时，“文学”的内涵随之发生变化，所谓“纯文学”开始成为一个“问题”，“文学”就有了被消解、被忽略进而丧失自我的危险。另一方面，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即使进行文学研究，其对“文学”的进入方式也与传统的文学研究方式大相径庭，它们重视的常常是文学的“外部研究”或“背景研究”，它们要阐释的不是“文学”的所谓“本体”，而常常是文学的生产、流通和消费方式。这样的研究不同于传统的社会学研究，它把“文学”纳入整个社会的文化生产过程中去考察，确实更有利于去解释文学与时代和社会的关系，更有利于理解许多独特的文学现象，但“文学”被“现象化”之后“文学的本体结构”似乎又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这使得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界“回归文学本体”的努力又变得尴尬起来。不仅如此，人们对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的担心还表现在另外两个层面：一是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似乎正在纵容和助长中国文学批评界远离文学文本、远离文学现场的恶习，而这种从宏观着手、不读文本而“玄学化”地谈论文学的“病症”一直是中国文学评论界所要竭力克服的；一是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在阐析广阔的社会问题和思想文化问题时其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关系也让批评界不无警惕，因为，在中国，所谓“纯文学”其实是有着某种反抗政治和意识形态束缚的历史内涵的，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在此问题上如何做到既保持文学的独立性又不致再入政治和意识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