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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讳言，《万物花开》的一个集中主题是——性。性历来是社会文化的聚集点。迄今为止，道德、伦理、心理学或者社会学的一系列规范严密地控制了性的解释、交流、快感和义务。性的禁忌曾经是历史上最为严厉的条款。某种意义上，性的禁忌是人类脱离动物、走出自然的重要条件。然而，《万物花开》隐含了一个相反的顺向：把性归还自然——把性视为一个自然的范畴。性嵌镶在自然的蓬勃生机之中；性是繁殖，是快感，是诱惑和吸引，是万物生长的激素。风起云涌，花开花落，自然拒绝种种人为的封锁。
人类正在锲而不舍地把自然改造成人工世界；另一方面，人类又时常察觉理性的乏味，不断地用间歇性的放纵和狂欢温习自然的脉动。性始终是一个被改造的对象，也始终是一个反抗改造的对象。《万物花开》又一次发出了反抗的呼吁。
《万物花开》的许多段落赤裸裸地写到了性的身体、性生活、性器官。一个有趣的修辞现象是，大自然的植物时常在性话语之中充当比拟。山上的枫树见了木匠就扑通扑通地倒在地上，争先恐后地让木匠制作成婚床。“床板夜夜不息。响得吱吱咯咯的，好像是一片欢呼和鼓掌。”形容婚床上新娘、新郎的身体，种种充满液汁的瓜果蔬菜构成了一系列气息清新的比喻。一截长莲藕，半截南瓜，两只白梨，胡萝卜，大白菜，微红的樱桃，裂开的石榴，如此等等。这时，性或者交媾不再是卧室里的一种鬼鬼祟祟的秘密活动，不再是排场的婚礼包裹的政治、财富交易。性成为大自然之中万物生长、拔节、开花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一种解放，一种天然之举。油菜花开的时节，村里一个得了花痴的女人钻进了油菜地里，在肥沃的土地和繁茂的植物之间获得了巨大的性快感。“春天的风从大河一路吹过来，裹挟着广大的油菜花，浩浩荡荡。从她下体的开口进入，犹如千军万马。春气使她的肉体胀鼓鼓的，一会飘到了天上，一会又颤抖着坠地。”尽管这种露骨的描述可能使许多人感到不适，但是，人们必须看到，《万物花开》之中的性点缀在土地、油菜花、春天的节气以及多汁的果实之间，欣欣向荣。以往，林白笔下的性常常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幽暗疆域，这里包含了对抗、阴谋和勾心斗角。现在，性成了自然，成了阳光下的产物。
自然是博大广阔的。这意味了性无所不在。《万物花开》之中出现了各种动物的性活动。狗，蜻蜓，蚂蚁，猪，鸡或者麻雀，它们都在自由自在地交媾，繁衍不息。人们甚至会惊奇地看到，小说之中居然出现了一张男凳子和一张女凳子。“一只小小的马鞍凳从刨花中跳出来，它长着腿。两腿之间有一节长出来的东西。……它那长出来的一点正是它的木鸡鸡。”“刨花从顶部分开，一只凳子弹了出来，它一头的凳面裂了一道小小的缝，当然，这就是女凳子了。”“男凳子踩上了女凳子，它们叠在一起呆了一小会儿，然后男凳子跳了下来，重新在院子里面走来走去。”显然，这时的性是一种不可遏止的自然节奏。只有这个意义上，人们才可能接受一个不无诡异的片断——黯淡的月光之下，大头在晒场上与一只小母牛交媾。
林白肯定意识到，她曾经被视为女权主义作家的代表人物。林白或许有意改变视域——她不愿意再对那一批古怪的女人言听计从了。这部小说的许多段落有意转达了男性的基本感觉，特别是一些与性有关的动作和体验。尽管如此，我仍然觉得，这部小说的基调是母性的。这里的性与繁殖、丰饶、肥沃联系在一起。小说之中有一节专门写“各种花”。《万物花开》——如同许多人所意识到的那样，“花”在某些场合被看作女性性器官的原型。
既然性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行为，这个村子里的男男女女在性爱方面就不会那么严谨。他们似乎持一种满不在乎的态度。因为村子里有著名的四大婊子，十六岁以上的男性已经不可能还是童男子。男女之间可以随时扯出被窝里的事情开玩笑，斗一斗嘴皮；一时兴起，找个地方苟合一回也算不了什么。丈夫或者妻子发现了对方的私情，通常也就是骂一场或者打一架就算完事——这不会导致更为严重的家庭危机。如果性没有纳入忠诚或者坚贞这一批深奥的文化观念，如果性的背后没有家族的荣誉或者财产纠纷，那么，谁与谁睡了一觉的确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只要当事人愿意。谁会计较树上的花朵落到了地上或者溪里的一条鱼有了外遇呢？“大家喜欢堵门口，抓着了一对男女就像过节一样，全村都喜气洋洋的。”按照《万物花开》的叙述，王榨这个地方没有人像知识分子那样一本正经地谈论“爱情”，也没有非谁不嫁或者非谁不娶的旷男怨女。人们在性爱方面保持一种乐天的做派，一种游戏的兴致。几个风流女子利用床笫之事收取少许费用，这也没有引起多少反感。这些费用是爱意的表示，还是算出售商品的价格？王榨的人似乎还没有耐心到详细地分辨这种问题的时候。中心地带的意识形态抵达这里已经是强弩之末，各种观念、含义稀薄，或者走样曲解。王榨人只是随手拾起几个观念，根据自己的心意给予改造，解释、描述或者创造他们的生活。例如，那些生活在实验室里的科学家肯定没有料到，他们发明的农药竟然还有另一个重要功能——甲胺磷是王榨的失意者自杀的称手工具。
当然，我有时不免会产生一线疑惑：性爱方面的乐天作派和游戏兴致肯定不会产生严重的问题吗？王大钱发财之后，四丫姨的位置——他的妻子——被五丫姨取代了。三个人之间的恩怨就是如此轻易地了结吗？这一幅桃花源式的图景会不会是一种过于简单的想像？或者，这仅仅是大头的眼睛所能看到的一切？尽管如此，人们必须承认，《万物花开》纠正了一种传统的描述：某些乡村的性关系并未遭受封建思想的严格约束，许多女人并没有祥林嫂式的苦恼——她死后要锯成两半分给嫁过的两个男人。至少在王榨这个地方，男女之间存在一种混沌的自由精神。
显然，对于王榨人说来，乐天和游戏风格肯定会扩张到各个方面。例如，他们对于权力、法规以及“公家人”的态度即是如此。然而，这种风格肯定会连连碰壁。二皮叔私宰生猪遭到了有关部门的围捕，利用鹅毛做的翅膀或者踩高跷逃跑仅仅是大头饶有兴味的幻想。《万物花开》之中另一场围捕的结局是：警车来了，警察到了，可是他们又被村民吵吵闹闹地轰回去了。这是真的吗？这种游戏可能奏效吗？如果以为乡下人的一阵起哄就可以对付威严的权力机构，那就太天真了。现代社会的标志之一是国家机器的完善。国家机器的强大程度已经足以轻而易举地征服诸如王榨这样的地方。这种村落无非是现代性即将格式化的区域。《万物花开》在附录“妇女闲聊录”之中公布了权力机构在乡村强行收取的费用：“每年要交一千多块钱。”这些费用的收取不仅得到了现代性方案的支持，并且由国家机器强制执行。如果没有意识到现代性方案的权威以及国家机器的钢铁意志，那么，人们就会对于现今历史的基本特征认识不足——即使性的考察也是如此。
性是一种生理属性，也是一种文化属性——如同福科所示，特定的历史文化规定了何谓性，规定了性包含哪些具体内容。如果说生理学对于性的解释——如第一性征、第二性征——没有多少歧义，那么，文化对于性的规定却不断的改写。性取向、性区域、常态与病态、性爱示意系统、性话语、性用品、性快感的获取方式、性的社会学、电子版的性爱，诸如此类的问题源源不断地加入。“性是自然”成了一个备受质疑的观念。情况恰好颠倒过来：现今的倾向是，各种文化观念纷纷加入性的抢夺——根据不同的理念诠释、规范、限定或者扩展性的主题。这个意义上，《万物花开》的第三部分“七姐妹”形成了一个奇特的逆转。
“七姐妹”的梗概是：大头和细胖相约到另一个村庄观看脱衣舞。细胖勾搭上一个跳脱衣舞的女演员。俩人约会的一次拉拉扯扯之中，女演员摔倒在地被锋利的竹茬扎死了。细胖给了大头一笔钱，让大头顶罪去蹲临狱。我所感兴趣的是，这个部分的性已经脱离了自然的范畴而成为各种文化产品。黄色录像无疑是科技和商业对于性的改造。性被制作成电子产品进入商业网络，扩散到卧室之外的公共场合。脱衣舞的舞台之上，性是一种表演，也是一种商品；脱衣舞表演被取缔，性又成了法律的惩处对象。脱衣舞女演员出场时，胸前扑了些金粉，灯光暗一阵亮一阵，口哨、尖叫或者嘘声此起彼伏，女演员模仿电视里的时装模特儿一脸傲岸，她的头发束起高高竖在脑后，戴一顶硬纸糊成的、贴着闪闪发光金纸的皇冠——这时，矫揉造作的性已经离自然十分遥远了。如果说，锋利的竹茬象征了自然的决绝尖锐反击，那么，监狱的惩罚反讽地制造出一种畸形的牢狱性文化：下流话的想像性满足和鸡奸。这个意义上可以承认一个结论：性的确是从自然开始，但是，现在的性已经回不去了。
《万物花开》就结束在这个地方。自然的性和文化的性——分裂再也不可能弥合。显然，《万物花开》更倾心于前者，但是，后者的颓废、堕落同时又丰富奇异具有更为充分的历史依据。前者是一种以回顾为形式的理想，尽管如此，人们却不得不栖身于历史指定的环境之中。
（原载《当代作出评论》2004年第4期）
第一部分 长篇关注第10节 冷硬荒寒中的悲悯书写
冷硬荒寒中的悲悯书写——评摩罗的长篇小说《六道悲伤》
孟繁华
在当下的文学创作或写作的整体格局中，摩罗以往的文字似乎介于理论和创作之间，是一种“超文体”的写作。如果把它当作理论来阅读它，它充满了文学性；如果把它当作文学作品来阅读，它又充满了理性和思辨。这一“超文体”的写作，使摩罗的文字别具一格而在青年读者群体那里格外地受到欢迎。他的《耻辱者手记》、《自由的歌谣》、《因幸福而哭泣》和《不死的火焰》，就是这样的著作。
自《因幸福而哭泣》和《不死的火焰》发表之后，摩罗沉默了很长时间。数年之后，摩罗发表的却是一部长篇小说。它被命名为《六道悲伤》。我们惊异的不止是摩罗文体的转变，当然还有摩罗驾驭文学形式的能力。但是，我们发现，这虽然是一部虚构的文学文本，但在思想和精神层面，摩罗并没有、当然他也不期待实现某种大起大落的峰回路转，他内心的期待和恪守的精神信念依然如故。这是一部充满了苦难意识的小说，是一部充满了血腥暴力而又仇恨和反对血腥暴力的小说，是不用启蒙话语书写的具有启蒙意义的小说，是具有强烈的悲剧意识而又无力救赎的悲悯文字，是一个非宗教信仰者书写的具有宗教情怀的小说，因此，他是一个知识者有着切肤之痛吁求反省乃至忏悔的小说。对摩罗而言，他实现了一次对自己的超越，对我们而言，则是一次魂灵震撼后的惊呆或木然。目睹这样的文字，犹如利刃划过皮肉。
如果从小说的命名看，它很像一部宗教小说，佛陀曾有“六道悲伤”说，但走进小说，我们发现它却是一个具有人间情怀的作家借佛陀之语表达的“伤六道之悲”。小说里有各色人等，“逃亡”的知识者、轿夫出身的村书记、普通的乡村女性、“变节”的书生以及芸芸众生和各种屠杀者。作品以知识分子张钟鸣逃亡故里为主线，以平行的叙述视角描述了在特殊年代张家湾的人与事。张钟鸣是小说的主角。这个出身于乡村的知识分子重回故里并非衣锦还乡，自身难保的他也不是开启民众的启蒙角色。在北京运动不断并即将牵连他的时候，他选择了希望能够渡过难关可以避风的张家湾。但是，张家湾并不是他想像的世外桃源或可以避风的平静的港湾。风起云涌的运动已经席卷全国，张家湾当然不能幸免。于是张钟鸣便目睹亲历了那一切。
有趣的是，张钟鸣是小说的主角，但却不是张家湾的主角。张家湾的主角是轿夫出身的书记章世松。轿夫在当地的风俗中是社会地位最为卑贱的角色，是革命为他带来了新的命运和身份，在张家湾他是最为显赫的人物，是君临一切的暴君和主宰者。但是，当他丧妻之后，他试图娶一个有拖累的寡妇而不成的时候，他内心的卑微被重新唤起，民间传统和习俗并没有因为革命而成为过去。于是，他的卑微幻化为更深重的仇恨和残暴。当然，小说的诉求并不只是揭示章世松这一符号化的人物，而是深入地揭示了产生章世松的文化土壤。在小说中，给我们留下印象最深的应该是红土地的血腥和屠杀。开篇传说中的故事似乎是一个隐喻，鲜血浸透了张家湾的每一寸土地，任何一寸土地都可以挖出一个血坑。被涂炭和屠杀的包括人在内的生灵，似乎阴魂不散积淤于大地。而现实生活中，屠杀并没有终止。我们看到，小说中宰杀牛、猪、狗、蛤蟆、打虎等场景比比皆是。有一个叫张孔秀的人：……人高马大，无论站在村子里什么地方都不像一个人而像一头巨兽。但是他面容仁和，目光厚道，腮帮上长着一对小姑娘式的小酒窝，说话微笑之间，小酒窝就在脸上不断浮动漂移，变化出各种表情，有时显得温顺，有时显得友善，有时显得羞怯。他说起话来更让人感到吃惊，常常像一个大病初愈的老太太一样虚声低气，轻得让人无法听清。那么大的个头和那么小的声音联结在一起，老让人觉得难以相信。
可是每次当他杀猪时，只要杀猪刀上手，立时神气饱满、声音洪亮，脸上的微笑和酒窝不翼而飞，腮帮子扭成疙瘩，眼睛闪烁着凶光，叫人不寒而栗。等到一头猪身首异处、肝胆分离、血迹洗尽、刀斧入箱，他脱下油腻腻的围裙一扔，马上杀气消失，光彩丧尽，重新变回原来的样子，声音憋闷柔弱，眼光和善仁厚。张孔秀是个“职业杀手”，他杀猪是一种职业，他只对屠杀有快意和满足，除此之外，他对这个世界没有别的热情和兴趣。这反映了一种文化心理。而其他杀手杀狗、杀牛、杀蛤蟆的场景有过之而不及，他们剥皮、破膛乐此不疲。小说逼真的场面描写，让人不寒而栗。这些场景成为张家湾的一种文化，它深深地浸透了这片土地，也哺育了章世松残酷暴戾的文化性格。作者的这种铺排，一方面揭示了章世松文化性格的基础，一方面也通过场景描述揭示了这种文化性格即冷硬与荒寒普遍存在的可怕。因此，摩罗表面上描述了暴力和血腥的场景，但他非欣赏的叙述视角又表明了他的反暴力和血腥的立场，他对被屠杀对象的同情以及人格化的理解，则以非宗教的方式表达了他的悲悯和无奈。
暴力倾向和对暴力的意识形态化，是现当代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特征。由于20世纪独特的历史处境和激进主义的思想潮流、革命话语合法性的建立，“革命的暴力”总是不断得到夸张性的宣喻。主流文学同样血雨腥风血流成河。一个人只要被命名为“敌人”、命名为“地富反坏右”，对其诉诸任何暴力甚至肉体消灭都是合理的。这种暴力倾向也培育了对暴力的欣赏趣味。章世松不是一个个别的现象，但摩罗通过这个人物令人恐惧地揭示出了民族性格的另一方面。表面上看，章世松是一个乡村霸主，他对政治一无所知。但小说通过他和几个女性的关系，我们可以发现，统治就是支配和占有，在这一点上性和政治有同构关系。章世松统治了张家湾，但由于他卑微的出身和生理缺陷（狐臭），使他难以支配占有两个寡妇：一个是有拖累的寡妇，一个是丧夫的许红兰。他以为自己是村书记，完全可以实现对异性的掌控。但他失败了。这个挫折构成了张世松挥之不去的内在焦虑。他对现实的掌控事实上只是意识形态的而不是本质性的。但是他的焦虑却在意识形态层面变本加厉。张钟鸣们在这一紧张中的处境便可想而知。
张钟鸣的还乡，对知识分子的身份和处境来说是一个隐喻。对于民众来说，这个阶层曾有过极大的自信和优越，他们是启蒙者，是愚昧、麻木、茫然和不觉醒的指认者和开蒙者。但是，许多年过去之后，特别是启蒙话语失败之后，知识分子发现了自己的先天不足和自以为是。《六道悲伤》突出地检讨了知识分子先在存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