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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墨笔所书，字甚工，亦仿佛皇上之口气，大概谓：“朕锐意变法，诸老臣均不甚顺手。如操之过急，又恐慈圣不悦。饬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另议良法。”等语。
撮叙所见过录的密诏，大意亦与原件相符。但康有为脱险后，据“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这句假设之词，伪造一通密诏，其词如此：
朕维时局艰危，非变法不能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可与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妥速密筹，设法相救，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特谕。
这伪改之迹，最无耻的是自己往脸上贴金，用“汝可与”以自居为受诏之人，而四京卿皆居其下。但最不可恕者，则为“妥速密筹，设法相救”的字样，变成嫁祸于光绪。王照《复江翊云兼谢丁文江书》中：
《戊戌政变记》捏造景帝“光绪”口出恨那拉氏之言，因此景帝几遭不测之祸。
第三章荣禄密谋（1）
吴德潇曾寄书责梁氏。
其实梁启超是不能不被他老师牵着鼻子走！如果康有为真是“保皇”而非“祸皇”，则公布第一次密诏（严格而言，密诏是夸张的说法。至于“衣带诏”，更是只有康有为这个大骗子才能说得出口的名堂），除了“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这句话，稍觉刺耳以外，亦并无足以使得慈禧不悦的地方，尤其是“不致有拂圣意”一语，足以邀得体谅。
光绪实在很不幸，他一生所最敬爱亲信的三个人，对他都是害多利少。首先是翁同，原是太平宰相的底子，偏逢国势陵夷，列强合而谋我的大变局。论到以帝师的地位为天子分忧分劳，则既不能结李鸿章、张之洞以内外相维；亦不能笼络如荣禄一班后党，以调和两宫。才不足以驾驭张荫桓，故善善而不能用；学不足以驳正康有为，故恶恶而不能去。一方面不能觉察荣禄在暗中为保卫慈禧个人利益的活动，一方面又不能觉察张荫桓向内务府挑战所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以致辱及己身，亦连累了光绪。
第二个是珍妃。慈禧对她，跟对翁同一样，知道她对光绪的影响力，初意笼络，想收为己用。哪知她恃宠而骄，居然敢无视太后及皇后在宫中的权威。同时她御下亦有问题，以致慈禧得以抓住她宫中太监的把柄，作断然处置。如果珍妃有见识，能充分体会到光绪的处境，委屈一时，曲意善侍慈禧，对隆裕亦能尊以后礼，那就不但她自己的一条命不会送掉，光绪的日子亦会好过得多。
第三个就是康有为。慈禧本无废立之意，主要的是所谓“衣带诏”中那句光绪措词，一时失检，用了一句“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的假设之词，为康有为用来大作文章，仿佛光绪眼前就有被幽禁之祸，非立刻领兵勤王，不足以救护不可。在慈禧看，这是为子所诬，而又无法辩白。积怒积郁，无可宣泄，索性想到立大阿哥了。
其次，康有为的丑诋慈禧，亦势必使她痛恨光绪。这不是迁怒，根据有其父必有其子这句成语，用逻辑推演而得的结论是：有不孝的皇帝，才有敢骂太后的逆臣。如果皇帝孝顺，康有为如此丑诋，岂不伤帝之心？殊不知康有为根本没有想到如何去保护皇帝。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中，曾引中央研究所藏康有为未刊文稿缩影中的《谢钦派督办官报局折》，而内容则为致英国公使的照会，丑诋慈禧之言如此：
敝国经义，天子于正嫡乃得为母，妃妻不得为母。伪临朝太后那拉氏者，在穆宗时为生母，在大皇帝时，为先帝之遗妾耳。母子之分既无，君臣之义自在。垂帘正位，二十四年。但见忧勤，未闻失德。乃以淫邪之宫妾，废我圣明之大君。妄矫诏书，自称训政。安有壮年圣明之天子，而待训政者哉？
民无二王，国无二君。正名定罪，实为篡位。伪临朝淫昏贪耄，惑其私嬖，不通外国之政，不肯变中国之法。向揽大权，荼毒兆众。海军之众三千万，芦汉铁路之款三千万，京官之养廉年二十六万，皆提为修颐和园之用。致国弱民穷，皆伪临朝抑制之故。伪临朝素有淫行，故益奸凶。太监小安之事，今已扬暴。今乃矫诏求医，是直欲毒我大皇帝，此天地所不容，神人所共愤者也。伪临朝有奸生子名晋明，必将立之，祖宗将不血食，固中国之大羞耻。然似此淫奸凶毒之人，废君篡位之贼，贵国岂肯与之为伍，认之为友邦之主？
所谓“有奸生子名晋明”，不知指谁？是否载漪？从未听人说过。甚愿熟于清史稿的陈捷先、金承艺两教授，为我解惑。
贵国政府主持公义，调兵会议，速为救援，除我篡弑之贼，保我大皇帝圣躬，归我大皇帝权力，贵国既施我大德，我大皇帝复辟，必将格外图报。公法仁术，理必宜之。
本督办不能预救，辜负圣恩，万死间关，谨存密诏，游走万国，涕泣陈辞。敬为我大皇帝匍匐求救。
说“游走万国”时，康有为已存下到海外骗华侨敛财的打算。打出的旗号便是“勤王”，而动辄以“办大事”为言，办大事要花大钱，而捐募所得，去路不明，为此康有为、梁启超师弟，常争辩。
在光绪的心目中，康有为较之翁同更足重视，因此康有为之辜恩卖君，亦就更不可恕。自来谈戊戌政变者，常忽略一事，即翁同之被逐，与召见康有为，在日期上衔接之密，绝非偶然。戊戌四月二十三日下“明定国是”诏，出于翁之手笔，他本定二十四日出京，因见此诏，乃留京师。二十五日徐致靖疏荐康有为，奉旨“着于二十八日预备召见”。不意二十七日即有驱逐翁同的懿旨，荣禄出督直隶，明是勤兵观变。而“着二品大臣具折谢恩召见”，无异再度垂帘。在这种态势之下，竟未能吓阻光绪，决心召见康有为，可见其背城借一的心情。不幸地这一注赌押在康有为身上，是太不值得了！
据康有为自编年谱，记此次召见情形：
二十八日早入朝房……吾入对，上问年岁出身毕，吾即言：“四夷交迫，分割至，覆亡无日。”上即言：“皆守旧者致之耳。”吾师称：“上之圣明洞悉病源，既知病源，则药即在此，即知守旧之致祸败，则非尽变旧法与之维新不能自强。”
上言：“今日诚非变法不可。”吾言：“近岁非不言变法，然而少变而不全变，举其一而不改其二，连类并败，必至无功。譬如一殿，材既坏败，势将个覆，若小小弥缝补漏，风雨既至，终至倾压，必须拆而更筑。力可庇托，然更筑新基，则地之广袤，度之高下，砖石楹桷之多寡，窗门楹朽之阔窄，灰钉竹屑之琐细，皆须全局统算，然后庀材鸠工，沉乃可成。有一小缺，必无成功，是殿终不成，而风雨终不能御也。”上然之。
吾乃曰：“今数十年诸臣所言变法者，率皆略变其一端，而未尝筹及全体。又所谓变法者，须自制度、法律，先为改定，乃谓之变法。今所言变者，是变事耳，非变法也。臣请皇上变法。须先统筹全局全变之，又请先开制度局而变法律，乃有益也。”上以为然。
吾乃曰：“臣于变法之事，尝辑考各国变法之故，曲折之宜，择其可施行于中国者，斟酌而损益之，令其可施行，章程条理，皆已备具，若皇上决意变法，可备采择，但待推行耳。泰西讲求三百年而治，日本施行三十年而强，吾中国国土之大，人民之众，变法三年，可以自立，此后则蒸蒸日上，富强可驾万国，以皇上之圣，图自强，在一反掌间耳。”
第三章荣禄密谋（2）
康有为之大言炎炎，类皆若此，但“以皇上之圣，图自强，在一反掌间耳！”自足歆动积郁已久，复新受刺激的皇帝。以下又记：
上曰：“然，汝条理甚详。”吾乃曰：“皇上之圣既见及此，何为久而不举，坐致割弱？”上以自睨帘外，既而叹曰：“奈掣肘何？”
吾知上碍于西后无如何，乃曰：“就皇上现在之权，行可变之事，虽不能尽变，而扼要以图，亦足以救中国矣。惟方今大臣，皆老耄守旧，不通外国之故。皇上欲倚以变法，犹缘木以求鱼也。”
上曰：“伊等皆不留心办事。”对曰：“大臣等非不欲留心也，奈以资格迁转，至大位时，精力已衰，又多兼差，安无暇晷，无从读书，实无如何，故累奉旨办学堂，办商务，彼等少年所学皆无之，实不知所办也。皇上欲变法，惟有擢用小臣，广其登荐，予以召对，察其才否，皇上亲拔之，不吝爵赏，破格擢用。方今军机总署，并已用差，但用京卿、御史两官，分任内外诸差，则已无事不办，其旧人且姑听之，惟彼事事守旧，请皇上多下诏书，示以意旨所在，凡变法之事，皆特下诏书，彼等无从议驳。”上曰：“然。”对曰：“昨日闻赏李鸿章、张荫桓宝星，何不明下诏书。”上一笑。
“自割台后，民志已离，非多得皇上哀痛之诏，无以收拾之也。”上曰：“然”。吾乃曰：“今日之患，在吾民智不开，故虽多而不可用，而民智不开之故，皆以八股试士为之。学八股者，不读秦汉以后之书，更不考地球各国之事，然可以通籍累致大官，今群臣济济，然无以任事受者，皆由八股致大位之故。故台辽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二万万之款，不赔于朝廷，而赔于八股，胶州、旅大、威湾、广州湾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
以下由教育谈起，康有为的建议极多：
上曰：“然，西人皆为有用之学，而吾中国皆为无用之学，故致此。”
对曰：“上既知八股之害，废之可乎？”上曰：“可。”对曰：“上既以为可废，请上自下明诏，勿交部议，若交部议，部臣必驳矣。”上曰：“可。”
上曰：“方今患贫，筹款如何？”乃言日本纸币银行，印度田税。略言其端，既而思昭信股票，方提为起行宫，若纵言其详，则未能变法先害民矣。乃略言：“中国铁路，矿务满地，为地球所无，若大举而筹数万万，遍筑铁路练民兵百万，购铁舰百艘，遍开郡县各种学堂，水师学堂船坞，则一举而大势立矣，但患变法不得其本耳。中国地大物博，藏富于地，贫非所患也，但患民智不开耳。”于是言译书、游学、派游历等事，每终一事，稍息以待上命，上犹不命起，乃重提，遍及用人行政，末及于推广社会，以开民智而激民气，并抚各会匪。因谢保国会被劾，上为保全之恩，上皆点头称是。又条陈所著书及教会事，久之，上点首云：“汝下去歇歇。”又云：“汝尚有言，可具折条陈来。”乃起出，上自送之。苏拉迎问，盖对逾十刻时矣，从来所少有也。
康有为的记载，言过其实，以为炫耀，是可想而知的。但决心召见康有为，就其尊礼的情形看，颇有去一师傅（翁同），来一师傅之慨。可惜，翁同翼护光绪，煞费苦心，而康有为全然想不到此。
为了“勤王”，当然要号召义士，激起同仇敌忾之心。同时也要掩饰康有为知人不明所犯下的极大错误。因此，梁启超以其“常带情感”的“笔锋”，改动了林旭那本来不难索解的《狱中示复生》诗。同时说此诗作于袁世凯在京之时，黄彰健乃推断：“林此诗亦应作于八月初三日，在初三日晚上谭访袁以前。”但康有为自编年谱中，并未述及，其八月初三日记事如下：
初三日暾谷持密诏来，跪诵痛哭激昂，草密折谢恩并誓死救皇上，令暾谷持还缴命，并奏报于初四日起程出京，并开用官报关防。二十九日交杨锐带出之密诏，杨锐震恐，不知所为计，亦至是日，由林暾谷带来，与复生跪读痛哭。
按：据康有为自叙，八月初三，林旭面交密诏，康有为谢恩折，交林旭“持还缴命”，即缴还密诏，并代递康折，好让光绪安心，知康有为已定初四出京。自此，林旭即未与康再见过。
这应是八月初三午前的事。林辞去后，谭嗣同至，康与其“跪读”七月二十九日交杨锐的密诏，并“痛哭”，然后召梁启超及二徐、康广仁来，“经划救上之策”。说袁起兵勤王，即定于此时。然后谭嗣同进城，入夜方去见袁世凯。由这一段经过看，林旭何时作代简之诗，何时送达何人？疑问重重。
第一，林旭去见康交密诏时，显然未谈到说袁勤王之事，否则，林旭即时可以表示反对的意见。
第二，林旭在这天下午，应该也没有见到谭嗣同，否则何不当面讨论，而须以诗代简？
第三，说袁系谭一人独往，则林旭欲阻其此行，只要写诗给谭一个人就是了。而梁启超在林旭传中说：“君不谓然，作一小诗代简，致之谭等”。这“等”字中包括些什么人？照情理推测，必然包括康有为，但康只对杨锐的持重，表示不满。如林旭亦有此意，在年谱中何以不提？
我更须指出者，当时康有为与谭嗣同的密谋是，劝袁世凯举兵包围颐和园，这一点康有为不肯承认，只说，嘱谭嗣同至袁世凯处，“说袁勤王，率死士数百，扶上登午门而杀荣禄、除旧党。”荣禄此时远在天津，扶光绪登午门，何能取荣禄首级于数百里外？这一点黄彰健已经指出，明明是假话。不过依宫廷兵变的往例来看，计划——亦即康、谭的如意算盘中，应有“扶上登午门”一个节目，但应在包围颐和园、控制慈禧太后以后。
此话怎讲？只看明朝的“夺门之变”，可以想见康、谭的计划，因为用兵包围颐和园，必然引起震动，荣禄亦会派兵救驾。此时必须澄清事实，是对付慈禧太后，而非有什么人想造反篡位，故必须光绪出面，来祛除疑虑。扶登午门，则皇城以内，紫禁城以外的外廷臣工，共见共闻，足以安定人心。
如果此一计划能为袁世凯接受，则举事之期，必在一两日内，因为这是一次突击性的行动，真所谓“兵贵神速”，才能“攻其不备”，否则荣禄已经开始部署，只要迟过三天，必无成功之望。
康有为自编年谱中又记八月初三下午至晚间的情形：
复生入城后，卓如至金顶庙客纯斋处，候消息，吾稍发书料行李……至子刻内城开，吾亦入城，至金顶庙处，知袁不能举兵，扶上清君侧，无如何，乃行。
这明明道出，康有为准备着一两日内便有巨变，他自然要做明英宗的徐有贞，亲自扶光绪登午门。如照梁启超、谭嗣同传中所说：
君（指谭）曰：“荣禄密谋，全在天津阅兵之举，足下及董聂三军，皆受荣所节制，将挟兵力以行大事。虽然，董聂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变起，足下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指挥若定，不世之业也！”
第三章荣禄密谋（3）
果如所言，则其事亦甚从容，康有为根本不必作改变行程的准备。质之黄彰健先生，想以为然？
照我想，谭袁密晤之夕，袁世凯一定有一番让谭嗣同如服定心丸的话，目的是要把康党安静下来，不必轻举妄动，他才好从中取巧。政变之发，康党被捕，都在全无警惕戒备的情况之中，即是中了袁世凯的缓兵之计之故。
关于袁世凯告密的内幕，有一段极重要的资料，自来谈戊戌政变者，多未注意。此段资料，出自陈夔龙《梦蕉亭杂记》，乃陈得自荣禄亲口所述者：
袁君遵旨来京，预备召见，入见后，传闻有旨以文忠大逆不道，令赴津传旨，即行正法，所有直督一缺，即以袁补授，并带兵入京围颐和园。袁谓天津尚有芦台聂士成一军，曾经百战，兵数倍于新建陆军，围园之事，万不敢办。至传旨将直督正法，亦恐办不到，或俟九月两宫赴京阅操，相机进行。八月初三，袁探知朝局将变，惘惘回津，文忠佯作不知，迨其来谒，但言他事，绝不询及朝政。袁请屏退左右，跪而言曰：“今日奉命而来，有一事万不敢办，亦不忍办，惟有自请死！”文忠笑谓：“究系何事？何匆遽之甚？”袁袖出一纸呈阅，并观文忠气色行事。文忠阅竣，正色告曰：“大臣事君，雨露雷霆，无非恩泽！但承旨在枢，臣行刑亦有菜市，我若有罪，甚愿自首入京，束身司败，岂能凭尔袖中片纸便可钦此钦遵？”
按：如上所言，则戊戌政变记及康有为自编年谱中，说光绪于八月初五日召见袁世凯，赐有密诏，确有其事。即袁世凯“袖中片纸”；而观荣禄所答，密诏的内容，即陈记：“传闻有旨，以文忠大逆不道，令赴津传旨，即行正法，所有直督一缺，即以袁补授，并带兵四围颐和园”云云。
《梦蕉亭杂记》又言：
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