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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收视文化的经验考察合理性（4）
类似的，还有一位观众讨论了她如何把《家庭纽带》和其它她经常看的情景喜剧（包括“考思比秀”、《干杯》、《我的姐姐山姆》（My Sister Sam）、《小公鹿》（Newhart）以及《凯特和艾丽》（Kate and Allie）进行了对比：
《家庭纽带》比较做作，我觉得其它节目剧中人物的关系更加真实，而且风格也很幽默。例如在《家庭纽带》一剧中，父亲总是一个受欺骗的角色，《小公鹿》也有些陷入了这种俗套。在真实的角色及真实生活的人物中有足够的幽默细胞，当你拿过一个角色来甚至就能够模仿它们，我并不觉得这有趣。对我来说，在《家庭纽带》一剧中，如果让父亲成为一名自由主义者而孩子是保守派，这样剧情将会变得很有趣……除此之外，没有必要把父亲都设计成是公式性的糊涂人物。那对我来说太不可思议了，所以我对《家庭纽带》中出现的情景并不感兴趣，他们还在剧中增加了一个小孩，但令人费解的是，当小孩说话时口气像大人一般。这或许就是我喜欢“考思比秀”的原因——因为剧中孩子就是孩子。 还有另一位观众的观点与其它观众的观点不谋而合，他说，看电视时“我想看一些真实的东西”。但有趣的是，他在对《加州法律》的陈述中，这种“真实感”居然也建立在文本间比较的基础上。
《加州法律》比《诺特的着陆》更加精彩。它之所以精彩是因为剧中所有的人物，他们都那么真实可信，并不太具有通俗剧的风格……，他们没有像《诺特的着陆》那样借助引入外界力量来改变故事的线索。
在作出合理性判断时，文本间比较的标准不能完全取代人们所用的真实生活的标准。被访谈的观众通常会交替使用这两个标准，并用以判定什么才是真实的，从而值得一看的节目。例如一位观众在访谈中使用的电视符号标准几乎与《真实生活的标准》频率相当。在此，他讨论了对于一系列的黄金剧场的节目他是如何判定其合理性的。
我一度非常沉溺于《达拉斯》，但剧中的人们被杀光，又使他们回来，之后又杀光，这与其他那些日间肥皂剧如出一辙。他们所做的就只有这么多，然后又不得不再开始重复所做过的，这太老套了。J。R。这一周出去与一位女士发生一段风流韵事，然后下一周再出去与另一位女士发生一段。这周苏·艾伦（Sue Allen）是个酒鬼，下一周她会变本加厉，并再次使自己一文不名。一周接一周的都是这样，这太过分了。《诺特的着陆》和《加州法律》同时上演，《加州法律》比《诺特的着陆》要有趣一点……正如《达拉斯》和《迈阿密的罪恶》（Miami Vice）竞争在周五同时上演，我宁愿去看《迈阿密的罪恶》，即使它最终也落入了《达拉斯》的俗套。他们也不断变换人物，但是却伴随着非常糟糕的结局。你知道，他们所能做的就只有这些了……在《斯汀·雷》（Sting Ray）这一剧中，每周都会有不同的事情发生，尽管它集中演斯汀·雷的那个家伙。但每一集都会有不同的人物出现。《麦克吉威尔》和《空中狼》（Air Wolf）也是如此。
类似地，另一位在利普顿（Lipton）上晚班的观众，交替使用文本之间的比较和“真实”参照体系来描述了她所观看的节目之间的差别：
对于《法官》和《真实的忏悔》要猜它们的结局有些困难，因为……我不知道……看起来仿佛只有听完全过程，你才能明白他要朝哪个方向发展。而且有时，你知道，他通常会朝着你想像的道路走去。然而《离婚法庭》，当你听完原告和被告的辩护之后，就是那样了，你根本用不着看目击证人，……你就可以猜到……噢，她将会因犯通奸罪而受处罚，而他则犯了虐待罪，所以彼此区分得很清楚。在《法官》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步将要发生什么。因为每一桩案例都是不同的。但在《离婚法庭》中，总是这样，哦，他是好人，她是坏人，他围着我转，她也围着我转，……千篇一律。观看这种电视并不是一种享受，因为结果你早已知晓了。就像一张唱片听了20次之后再听一会儿你会感到厌倦了。
一位观众对时兴的电视犯罪片《神探亨特》（Hunter）的描述中清晰地呈现出不同标准的结合，尤其是电影和电视文本之间的关系。在对亨特这一经验丰富且善于巡街的警探的可信性作评论时，将他与电影中的角色做了比较。
我喜欢亨特的做事态度，你知道，他总是使用暴力。他看起来就像是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之类的警察，甚至是一个恶棍，但每次你都会看到有种比较人性化的东西闪现出来。
第四部分；收视文化的经验考察合理性（5）
这种由“现实生活”的合理性判断标准到文本间的比较，正如合理性判断的主流影响一样，是电视权力影响人们对收视文化的思维自觉参与的明证。在这两种情况下，人们都会形成一种判断，即节目是否或者如何与他们的亲身经历保持相符。但是在以电视和电影所呈现的世界来作出合理性判断时，人们所理解的“真实性”实际上已经不自觉地偏离了他们的亲身经历。或者，换种方式说，人们已逐步把自己的亲身经历溶入到电视（和电影）为他们提供的世界中去了。
当然，影视中的画面和场景是人们直接经历过的；对许多人来讲，这很明显是他们日常生活中所作所为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然而，这并不能掩盖两种参照体系的转换，即从先前经历过的到先前看过的之间的转换。这种转换表明，大众传媒符号系统正开始侵蚀这些比较传统的，往往是以互动为基础的意义的根源。在这种变化情况下，人们的个人判断标准不是背离电视或其他媒体所展示的世界，而是根据电视（或大众传媒）的表象世界来构建。他们先前的收视体验（在我的访谈中，主要以电视收视为主，但也有电影收视）为他们提供了一种参考框架，当他们在日后观看节目时，用以评价和判断节目与其人物和故事的合理性。我发现，人们一直在持续使用这种合理性的观点，即使在“真实生活”标准让位于图像为基础的参照框架之后，甚至在节目明显与他们的现实生活体验毫无关系的情况下，也是如此。由于这个原因，在普通观众的心灵体验中出现了这样一种紧张状态，即在作出合理性判断时，究竟是使用自己先前的亲身经历，还是使用先前的收视体验作为参照体系。但观众能够，也确实在同时使用这两种合理性判断标准，从而使自己的收视体验变得更加具有意义。
当人们使用真实生活标准来判断时，在使作出合理性判断这一自觉活动顺应主流这一点上，电视也在起着作用。但现在，电视还能促使人们形成一定观念和印象，人们依靠这种观念作出合理性判断。当这种主流倾向与文本之间的比较标准联合发挥作用时，人们得到的是这种影响的双重效应。同时，人们应用真实生活标准时，成为合理性判断特征的意义的分散性也在起作用，或许这种作用更加明显，因为文本间比较标准涉及到人们在意义创造活动中的更为分散和短暂的过程。
尽管各种参照体系均在应用，但在使人们维持我所称谓的以叙事为基础的收视关系（下一部分将要讨论）过程中，合理性判断仍然是惟一重要的因素。不管是因为观众对于节目整个过程的社会行动的持续关注，还是因为他们找到了具备人性化的人物形象或坚信看到的某些内容会在现实生活中发生，或者剧中社会行动的不可预见性等等，凡此种种因素，在收视文化中，只要人们觉得节目具有合理性，就很容易自觉地投入到节目中去，而且尽量避免哪怕是最低程度上的来自于他人活动的干扰。当认为节目具有合理性时，人们就在心灵和情感上投入到所展现的场景中去。然而，人们也能反思性地作出此种判断。他们意识到社会领域中各种有意义的方面都会呈现在他们面前，他们会以某种方式来评价这些领域中所发生事件的确凿性，即真实性价值。在这一反思过程中，认知和评价是瞬间的，然而却是至关重要的。在从认知到评价的来回往复中，作出合理性判断的人会不断对自己和电视之间的关系进行定位和再定位。在决定观看什么节目和不看什么节目时，他们对自己的活动赋予意义的形式。他们作为自我而行动。正因为如此，在作出合理性判断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社会性。这种社会性既不能降格为合理性判断本身的某一方面的内容，也不能降格成合理性判断的主流化或分散化情形。
以这种方式来理解合理性判断，从收视者角度看，体现了一种想像和情感上的距离，它们在收视文化中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多层面的人类居住于其中的符号世界的一部分内容。这种收视文化的动力因素不能仅仅通过权力和抵抗的观念来说明。
第四部分；收视文化的经验考察以叙事为基础的收视活动
在以叙事为基础的收视关系中，人们想象性地构造起了叙事行动的发展性特征，与此同时，他们与宏观社会在意义上相联系时也接受了电视节目的话语。如果节目一直保持其合理性，人们会思维自觉地投入其中并在观看时尽量避免来自于其他的活动以及他人的干扰。我界定了两种以叙事为基础的收视活动。第一，人们会把注意力集中于节目的现实如何展现的各种方法上——剧本的写作质量，如故事情节如何展开，导演、编辑、灯光，还有摄像工作，更概括一些可以说是其“生产价值”——这是收看电视节目时思维与情感投入的基础。我将之称为“社会行动表象层面上的收视活动”。第二，人们会聚焦于节目的现实本身上，整个节目的发展过程亦不再被认为仅仅是表象的，而是被看作是真实的。我将其称为“社会行动真实层面上的收视活动”。
（一）社会行动表象层面上的收视活动
在这种以叙事为基础的收视活动中，人们意识到他们所观看的是人工制品，是作家、演员、制片人以及其他与节目创作有关的工作人员共同制作的产物。观众在访谈和参与性观察过程中的自发性评语里面都指明了这一点。非常典型的是，当社会行动在某一特定场景展开时，观众会对其涉及的技术价值和美学价值作出评论，其中包括场景是如何被描写的，某一特定演员在场景中如何表演，摄像机的角度和移动，影片的剪接，场景的灯光甚至是节目的整套设计。有一位观众叙述了她是如何观看她最喜爱的节目MASH的。其叙述非常具有代表性，她指出在节目中事物得以展现的方式是对其进行心灵和感情参与的一个重要方面。她这样说道：
每一个人物都是一幅现实生活的漫画，在这一点上他们做的非常好——如那个随军的妇女以及那个随军的牧师——我确实很喜欢他们所设计的人物形象……每一个人物所做的那些愚蠢的事情都会让我咯咯不停地笑。像弗兰克·勃恩斯（Frank Burns）就是这样一个小丑，而且他非常擅长这一点。我们只是坐下来，看着他，然后会说你真蠢——确实如此，他演得真是棒极了。弗兰克就是代表现实中愚蠢类型的人的一幅讽刺画。还有在剧本写作方面，剧本的作者都努力做到了作为作家所应当做的事情。我确实能够伴随作者的思路走下去并知其原因。然后作者就必须保证艾伦·艾达会把线索传递回来给弗兰克，这必须与艾伦·艾达这一角色相符。所以现在我正在观看这一发展过程，看看这种反应是如何发生的……艾伦·艾达将会回来，但结局不会好，即便如此你还是会大笑，这就是故事发展的线索，它尽力在弗兰克这一人物或其代表的讽刺画中大作搞笑文章。
其他观众也在他们的访谈中对此种观点表示赞同。有人指出在《月光》一剧中“人物塑造是非常重要的”，正是它使此剧成为“充满智慧和诙谐的”节目。另一位经常观看“考思比秀”的观众在描述他为什么喜欢该剧时说：“无论剧本作者是谁，他做得都非常出色。每一件事都很顺利平稳地进行。其进展正如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一样。”与之类似，另一观众也从剧本如何写作方面区分“好”节目与“坏”节目，他说：
我一直在寻找好的写作剧本，好的情节……好的矛盾冲突，好的人物塑造与建构，还有好的真实的对话。其叙述是不是很艺术……好戏剧和文字的结构（情景喜剧的）。
还有一位观众清晰地陈述了对他来讲是什么因素使节目成为好节目：
明朗的故事线索对我来讲一直都是一种巨大的吸引力，无论是《干杯》、“考思比秀”还是任何一部戏，只要有明朗的故事线索，我就会更加欣赏它，与之联系紧密的便可称为好的剧本——人物如何设计以及他们如何交织在一起。剧本是一个重要因素。你可以参与这种交流，说电视只是一个愚蠢的显像管和大众麻醉剂，但人们还是坐在电视前，但这也是我从中得出好的故事线索和好的写作剧本的重要的原因，因为只有这些才会激发你的兴趣，促使你去思考。
以这种方式收看电视节目的人明白，节目实际上是一种建构，是被电视工作人员创作出来的东西。正如我所描写的，这种理解有时会在人们对某些特定节目或某一特定人物、故事情节的评论中得以表露；某些时候也会出现在超越收视活动的言语中，他们会揭示出有关电视建构性的更加广泛和深刻的观点。不管是局限于某一剧目内容的评论，还是在比较节目与节目之间关系，这些论述都表明了人们已经参与了娱乐节目的现实。不过，他们对节目依然保持着某种距离，即使最终人们接受这些刻画为“真实的”。他们对节目是加工品这一实践的理解，来源于电视对社会生活的刻画的自然性和电视话语对指导和组织人们的心灵和情感体验的权力之间。从合理性判断，在电视文化中所起的作用上我们可以看到，人们作为自我而行动，即使他们的思想和行动是权力的结果。他们给予了收视活动一种社会形式，这就意味着他们的心灵体验虽然是话语的产品，但同时也构成了超越此种权力或不同于此种权力的能力的部分内容，而不以任何明确的方式与这种权力发生对抗。电视观众意识到他所收看的是建构性的东西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他们心灵和情感的体验世界是高度复杂的世界，比只关注解读策略的文化研究所承认的要复杂得多。
第四部分；收视文化的经验考察社会行动层面上的收视活动（1）
在第二种以叙述为基础的收视活动中，人们忽略了或者没有注意到电视节目的建构性，相反却在心灵和情感上都投入到了节目所描述的“现实”的时空当中。他们所持有的电视是不“真实”的这一观点，当然有时会表露出来，然而当人们直接地投入到故事和电视人物在整个剧情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情感生活中时，这种观点便消失了。他们分辨人物行为的动机，同意或者重新猜测他们的行动，期待着相关人物行为、场景或者整个故事的不同结局；或者他们会思考剧中人物行为的潜在性结果。诸如此类的思想与情感便会出现在那些作家、演员、编剧等人所共同建构的电视世界之中。例如，一位观众在描述非常流行的肥皂剧《我们生活中的日子》（Days of Our Lives）中他最喜欢的角色时是这样说的：迈克（Mike）和罗宾（Robin）非常兴奋，因为他们同时坠入爱河，但是她却嫁给了另一个人，因为她是犹太人，而迈克不是，但她爱他而且……所以这有点让人激动，因为他们一直保持约会等诸如此类的活动。我认为迈克是完美的，因为他虽然到处开玩笑，但旋即又变得非常严肃，但他首先是一个爱说笑的人。
另一位观众经常观看她和其他观众有时所指的“真实性取向”的电视剧，如《法官》、《真实的忏悔》、《人民法庭》和《离婚法庭》。她在访谈中说，有些节目比其他节目要好，因为它们能够让她在节目所呈现的社会现实世界中忘却自我：
《法官》（有民事诉讼案例的节目）一剧对我来说仿佛现实一般，它看起来很正常。如果你处于那种情况下，你会如何去做？《法官》一剧中，每个案例都各不相同。有时它会朝着我想像的方向发展，有时又模棱两可，而有时又与我想像的完全不同。
而《离婚法庭》一剧，就像……“他与她睡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