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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罗君这回出发，原是他的预定计划，去年冬初回中国来路过奉天的时候，便对日本尼者说起过的，不过原定暑假时去，现在却提前了两个月罢了。他所公表的提早回国的理由，是想到树林里去听故乡的夜莺，据说他的故乡哈耳珂夫的夜莺是欧洲闻名的，这或者真值得远路跑去一听。但据我的推想，还有一个小小的原因，便是世界语学者之寂寥。不怕招引热心于世界语运动的前辈的失望与不快，我不得不指点出北京－－至少是北京－－的世界语运动实在不很活泼。运动者尽管热心，但如没有响应，也是极无聊的。爱罗君是极爱热闹的人，譬如上教室去只听得很少的人在那里坐地，大约不是他所觉得高兴的事。世界语的俄国戏曲讲演，－－《饥饿王》只讲了一次，——为什么中止了的呢，他没有说，但我想那岂不也为了教室太大了的缘故么。其实本来这在中国也算不得什么奇事，别的学者的讲演大约都不免弄到这样。爱罗君也说过，青年如不能在社会竖起脊梁去做事，尽可去吸麻醉剂去：所以大家倘若真是去吸鸦片吞金丹而不弄别的事情，我想爱罗君也当然决不见怪的，但在他自己总是太寂寞无聊了。与其在北京听沙漠的风声，自然还不如到树林中去听夜莺罢。因此对于他的出京，我们纵或不必觉得安心，但也觉得不能硬去挽留了。
寒假中爱罗君在上海的时候，不知什么报上曾说他因为剧评事件，被学生撵走了。这回恐怕又要有人说他因为大杉事件而被追放的罢。为抵当这些谣言起见，特地写了这一篇。
一九二三年四月十七日。
（1922年7月一1923年4月作，选自《泽泻集》）
周作人文集之追怀故人初恋
那时我十四岁，她大约是十三岁罢。我跟着祖父的妾宋姨太太寄寓在杭州的花牌楼，间壁住着一家姚姓，她便是那家的女儿。她本姓杨，住在清波门头，大约因为行三，人家都称她作三姑娘。姚家老夫妇没有子女，便认她做干女儿，一个月里有二十多天住在他们家里，宋姨太太和远邻的羊肉店石家的媳妇虽然很说得来，与姚宅的老妇却感情很坏，彼此都不交口，但是三姑娘并不管这些事，仍旧推进门来游嬉。她大抵先到楼上去，同宋姨太太搭讪一回，随后走下楼来，站在我同仆人阮升公用的一张板桌旁边，抱着名叫“三花”的一只大猫，看我映写陆润库的木刻的字帖。
我不曾和她谈过一句话，也不曾仔细的看过她的面貌与姿态，大约我在那时已经很是近视，但是还有一层缘故，虽然非意识的对于她很是感到亲近，一面却似乎为她的光辉所掩，开不起眼来去端详她了。在此刻回想起来，仿佛是一个尖面庞，乌眼睛，瘦小身材，而且有尖小的脚的少女，并没有什么殊胜的地方，但是在我的性的生活里总是第一个人，使我于自己以外感到对于别人的爱着，引起我没有明了的性之概念的，对于异性的恋慕的第一个人了。
我在那时候当然是“丑小鸭”，自己也是知道的，但是终不以此而减灭我的热情。每逢她抱着猫来看我写字，我便不自觉的振作起来，用了平常所无的努力去映写，感着一种无所希求的迷蒙的喜乐。并不问她是否爱我，或者也还不知道自己是爱着她，总之对于她的存在感到亲近喜悦，并且愿为她有所尽力，这是当时实在的心情，也是她所给我的赐物了。在她是怎样不能知道，自己的情绪大约只是淡淡的一种恋慕，始终没有想到男女关系的问题。有一天晚上，宋姨太太忽然又发表对于姚姓的憎恨，末了说道：
“阿三那小东西，也不是好货，将来总要流落到拱辰桥去做婊子的。”
我不很明白做婊子这些是什么事情，但当时听了心里想道：
“她如果真是流落做了，我必定去救她出来。”
大半年的光阴这样的消费过去了。到了七八月里因为母亲生病，我便离开杭州口家去了。一个月以后，阮升告假回去，顺便到我家里，说起花牌楼的事情，说道：
“杨家的三姑娘患霍乱死了。”
我那时也很觉得不快，想象她的悲惨的死相，但同时却又似乎很是安静，仿佛心里有一块大石头已经放下了。① ——
①周作人并没有忘记橱三姑，直至1946年至1947年间，还在南京老虎桥监狱里写诗怀念，诗云：“吾怀花牌楼，难忘诸妇女。……隔壁姚氏妪，土著操杭语……留得干女儿，盈盈十四五。家住清波门，随意自来去。天时入夏秋，恶疾猛如虎。婉娈杨三姑，一日归黄土……”（《知堂杂诗抄·丙戌丁亥杂诗·花牌楼》）
十一年九月
（1922年9月作，选自《雨天的书》）
娱园①
有三处地方，在我都是可以怀念的——因为恋爱的缘故。第一是《初恋》里说过了的杭州，其二是故乡城外的娱园。 ——
①1923年3、4月问，周作人有一回突然而至的感情的波澜：除写作本文外，还写了三首情诗：《饮酒》（1923年3月12日作，收《过去的生命》）、《高楼》、《她们》（1923年4月5日作，收《过去的生命》）。在《她们》中，他这样写道：“我有过三个恋人。虽然她们都不知道。她们无意地却给了我许多：有的教我爱恋，有的敏我妒忌，我都感谢她们，谢她给我这苦甜的杯。她未嫁而死，她既嫁而死，她不知流落在什么地方，我无心去再找她了。养活在我的心窝里，三个恋人的她却还是健在，她的照相在母亲那里，我不敢去要了来看。她俩的面庞都忘记了，只留下一个朦胧的姿态，但是这朦胧的却最牵引我的情思。我愈是记不清了，我也就愈不能忘记她了。”诗里所说“未嫁而死”的“她”即《初恋》里的杨三姑，“既嫁而死”的“她”即本文中的平表姊，“不知流落在什么地方”的“她”则是周作人留学日本时居住的伏见馆主人的妹妹乾荣子。
娱园是“皋社”诗人秦秋渔的别业，但是连在住宅的后面，所以平常只称作花园。这个园据王眉叔的《娱园记》说，是“在水石庄，枕碧湖，带平林，广约顷许。曲构云综，疏筑花幕。竹高出墙，树古当户。离离蔚蔚，号为胜区。”园筑于咸丰丁已（一八五七年），我初到那里是在光绪甲午，已在四十年后，遍地都长了荒草，不能想见当时““秋夜联吟”的风趣了。园的左偏有一处名叫潭水山房，记中称它“方池湛然，帘户静镜，花水孕觳，笋石恒蓝”的便是。《娱园诗存》卷三中有诸人题词，樊樊山的《望江南》云：
冰谷净，山里钓人居。花覆书床偎瘦鹤，波摇琴幌散文鱼：
水竹夜窗虚。
陶子缤的一首云：
橙潭莹，明瑟敞幽房。茶火瓶座山蛎洞，柳丝泉筑水凫床：
古帧写秋光。
这些文字的费解虽然不亚于公府所常发表的骈体电文，但因此总可约略想见它的幽雅了。我们所见只是废墟，但也觉得非常有趣，儿童的感觉原自要比大人新鲜，而且在故乡少有这样游乐之地，也是一个原因。
娱园主人是我的舅父①的丈人，舅父晚年寓居秦氏的西厢，所以我们常有游娱园的机会。秦氏的西邻是沈姓，大约因为风水的关系，大门是偏向的，近地都称作“歪摆台门”。据说是明人沈青霞的嫡裔，但是也已很是衰颓，我们曾经去拜访他的主人，乃是一个二十岁左右的青年，跛着一足，在厅房聚集了七八个学童，教他们读《千家诗》。娱园主人的儿子那时是秦氏的家主，却因吸烟终日高卧，我们到傍晚去找他，请他画家传的梅花，可惜他现在早已死去了。 ——
①这是周作人的大舅父鲁伯堂（？一1902）秀才，终生闲居在家。
忘记了是哪一年，不过总是庚子以前的事吧。那时舅父的独子娶亲（神安他们的魂魄，因为夫妇不久都去世了），中表都聚在一处，凡男的十四人，女的七人。其中有一个人和我是同年同月生的，我称她为姊①，她也称我为兄，我本是一只“丑小鸭”，没有一个人注意的，所以我隐秘的怀抱着的对于她的情意，当然只是单面的，而且我知道她自小许给人家了，不容再有非分之想，但总感着固执的牵引，此刻想起来，倒似乎颇有中古诗人（troubadour）的余风了。当时我们住在留鹤□里，她们住在楼上。白天里她们不在房里的时候，我们几个较为年少的人便“乘虚内犯”走上楼去掠夺东西吃。有一次大家在楼上跳闹，我仿佛无意似的拿起她的一件雪青纺绸衫穿了跳舞起来，她的一个兄弟也一同闹着，不曾看出什么破绽来，是我很得意的一件事。后来读木下垄太郎的《食后之歇》，看到一首《绎绢里》不禁又引起我的感触。 ——
①周作人二姨父郦拜卿的女儿郦水平，周作人称“平表姊”，曾过继给周作人母亲做女儿，后嫁给车耕南，夫妻感情下和，因流产出血过多，终成痼疾，却拒绝就医，郁郁而死。
到龛上去取笔去，
钻过晾着的冬衣底下，
触着了女衫的袖子。
说不出的心里的扰乱，
“呀”的缩头下来：
南无，神佛也未必见罪罢，
因为这已是故人的遗协了。
在南京的时代，虽然在日记上写了许多感伤的话（随后又都剪去，所以现在记不起它的内容了），但是始终没有想及婚嫁的关系。在外边飘流了十二年之后，回到故乡，我们有了儿女，她也早已出嫁，而且抱着痼疾，已经与死当面立着了，以后相见了几回，我又复出门，她不久就平安过去。至今她只有一张早年的照相在母亲那里，因她后来自己说是母亲的义女，虽然没有正式的仪节。
自从舅父全家亡故之后，二十年没有再到娱园的机会，想比以前必更荒废了。但是她的影象总是隐约的留在我脑底，为我心中的火焰（fiammetta）的余光所映照着。
十二年三月
《1923年3月作，选自《雨天的书》）
有岛武郎
阅七月九日的日本报纸，听说有岛武郎死了。我听了不禁大惊，虽然缘由不同，正与我十余年前在神田路上买到一报号外，听说幸德秋水等执行死刑时，同样的惊骇，因为他们的死不只是令我们惋惜。
有岛武郎（arishima takeo）生于明治十一年（1877），今年四十六岁。他在二十六岁时毕业于札幌农学校，往美国留学，归国后任母校的英文讲师八年，大正四年（1915）辞职，以后专致力于文学。他最初属于白桦一派，其后独立著作，所作汇刻为《有岛武郎著作集》，已出十四集，又独自刊行个人杂志曰《泉》。他曾经入基督教，又与幸德相识，受到社会主义思想，去年决心抛弃私有田产，分给佃产，自己空身一个人专以文笔自给，这都是过去的事情。六月八日外出旅行，以后便无消息，至七月七日，轻井泽管别庄的人才发现他同着一个女子缢死在空屋中，据报上说她是波多野夫人，名秋子，但的确的事还不知道。
有岛君为什么情死的呢？没有人能知道。总之未必全是为了恋爱罢。秋田雨雀说是由于他近来的“虚无的心境”，某氏说是“围绕着他的四周的生活上的疲劳与倦怠”，大约都有点关系。他留给他的母亲和三个小孩的遗书里说，“我历来尽力的奋斗了。我知道这口的行为是异常的行为，也未尝不感到诸位的忿怒与悲哀。但是没有法子，因为无论怎样奋斗，我终不能逃脱这个运命。我用了衷心的喜悦去接近这运命，请宥恕我的一切。”又致弟妹等信中云，“我所能够告诉你们的喜悦的事，便是这死并不丝毫受着外界的压迫。我们极自由极欢喜的去迎这死。现在火车将到轻井泽的时候，我们还是笑着说着，请暂时离开了世俗的见地来评议我们。”我们想知道他们的死的缘由，但并不想去加以判断：无论为了什么缘由，既然以自己的生命酬了自己的感情或思想，一种严肃掩住了我们的口了。我们固然不应玩弄生，也正不应侮蔑死。
有岛君的作品，我所最喜欢的是当初登在《白禅》上的一篇《与幼小者》。这篇和《阿未之死》经鲁迅君译出，编入《现代日本小说集》里，但是这部稿子编好交予上海书店，已经十四个月，还未出版。此外只有我所译的一篇《潮雾》，登在去年一月的《东方杂志》上，附录有他的一节论文，今节录于此，可以略见他对于创作的要求与态度。
“第一，我因为寂寞，所以创作……
第二，我因为欲爱，所以创作……
第三，我因为欲得爱，所以创作……
第四，我又因为欲鞭策自己的生活，所以创作。如何蠢笨而且缺乏向上性的我的生活呵！我厌倦了这个了j应该蜕弃的壳，在我已有几个了，我的作品给我做了鞭策，严重的给我抽打那冥顽的壳。我愿我的生活团了作品而得改造。”
有岛君死了；这实在是可惜而且可念的事情。日本文坛边的“海乙那”（hyaena）将到他的墓上去夜叫罢，“热风”又将吹来罢，这于故人却都已没有什么关系。其实在人世的大沙漠上，什么都会遇见，我们只望见远远近近几个同行者，才略兔掉寂寞与虚空罢了。
一九二三年七月
（1923年7月作，选自《谈龙集》）
若子的病
《北京孔德学校旬刊》第二期于四月十一日出版，载有两篇儿童作品，其中之一是我的小女儿写的。
《晚上的月亮》 周若子
晚上的月亮，很大又很明。我的两个弟弟说：“我们把月亮请下来，叫月亮抱我们到天上去玩。月亮给我们东西，我们很高兴。我们拿到家里给母亲吃，母亲也一定高兴。”
但是这张旬刊从邮局寄到的时候，若子已正在垂死状态了。她的母亲望着摊在席上的报纸又看昏沉的病人，再也没有什么话可说，只叫我好好地收藏起来，－－做一个将来决不再寓目的纪念品。我读了这篇小文，不禁忽然想起六岁时死亡的四弟椿寿，他于得急性肺炎的前两三天，也是固执地向着佣妇追问天上的情形，我自己知道这都是迷信，却不能禁止我脊梁上不发生冰冷的奇感。
十一日的夜中，她就发起热来，继之以大吐，恰巧小儿用的摄氏体温表给小波波（我的兄弟的小孩）摔破了，上步君正出着第二次种的牛痘，把华氏的一具拿去应用，我们房里没有体温表了，所以不能测量热度，到了黎明从间壁房中拿来表一量，乃是四十度三分！八时左右起了痉挛，妻抱住了她，只喊说：“阿玉惊了阿阿玉惊了！”弟妇（即是妻的三妹）走到外边叫内弟起来，说：“阿玉死了！”他惊起不觉坠落床下。这时候医生已到来了，诊察的结果说疑是“流行性脑脊髓膜炎”，虽然征候还未全具，总之是脑的故障，危险很大，十二时又复痉挛，这回脑的方面倒还在其次了，心脏中了霉菌的毒非常衰弱，以致血行不良，皮肤现出黑色，在臂上捺一下，凹下白色的痕好久还不回复。这一日里，院长山本博士，助手蒲君，看护妇永井君白君，前后都到，山本先生自来四次，永井君留住我家，帮助看病。第一天在混乱中过去了，次日病人虽不见变坏，可是一昼夜以来每两小时一回的樟脑注射毫不见效，心脏还是衰弱，虽然热度已减至三八至九度之间。这天下午因为病人想吃可可糖，我赶往哈达门去买，路上时时为不祥的幻想所侵袭，直到回家看见毫无动静这才略略放心。第三天是火耀日，勉强往学校去，下午三点半正要上课，听说家里有电话来叫，赶紧又告假回来，幸而这回只是梦吃，并未发生什么变化。夜中十二时山本先生诊后，始宣言性命可以无虑。十二日以来，经了两次的食盐注射，三十次以上的樟脑注射，身上拥着大小七个的冰囊，在七十二小时之末总算已离开了死之国土，这真是万幸的事了。
山本先生后来告诉川岛君说，那日曜日他以为一定不行的了。大约是第二天，永井君也走到弟妇的房里躲着下泪，她也觉得这小朋友怕要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