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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闭门造车，否则一旦与人交往，就须选择合宜的途径，以求互相尊重、集思广益、大公无私。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意、必、固、我”的人将会寸步难行。化解顽固孔子不仅博学知礼，而且乐于表达意见，与当时各国的诸侯大夫时相往还，在教育学生方面更是不遗余力。久而久之，有些人认为他是喜欢说话，逞弄口才，未必真有什么伟大的理想。请看下面一段对话：
微生亩谓孔子曰：“丘何为是栖栖者与？无乃为佞乎？”孔子曰：“非敢为佞也，疾固也。”（《宪问》）
当面听到别人质疑自己：忙忙碌碌，东奔西跑，难道是为了逞弄口才吗？这时孔子心中一定觉得遗憾，不过他还是镇定如恒地回答：我不是为了逞弄口才，而是为了讨厌顽固。
第一部分 第7节：傅佩荣《论语》心得（7）
先说孔子的遗憾。人有表现于外的言论与行为，也有珍藏于心的志趣与理想。言行是天下人可以观察及品评的，心意则未必得到大众的认可及了解。孔子曾说：“莫我知也夫！”（《宪问》）天下没有人了解我啊！他又说：“予欲无言！”（《阳货》）我真想从此不再多说了！最严重的情况则是“子欲居九夷”（《子罕》），想要迁到蛮荒之地，从此不再为华夏文明的存亡操心。
对一个人来说，当他看出文化传统的危机，知道礼坏乐崩之后，整个社会即将解体时，心中当然十分焦虑，随之孕生强烈的使命感，然后栖栖惶惶，不辞辛劳，周游列国，宣讲仁义之道，希望能像木铎一样，唤醒沉醉在俗世利禄中的大众。结果呢？别人却以为他不过是逞弄口才，借此博取名声，获得权位。
其实这是误解孔子。他为自己辩护时，特别提到“疾固”一词。为何强调自己“讨厌顽固”呢？当传统逐渐丧失生命力时，礼乐制度也变得僵化了，走入形式主义的死胡同。大家行礼如仪，徒有其表，却不知礼乐教化的真正基础原是人的真诚感受，也就是一颗可以感通人我的仁心。孔子想要阐明人的道德自觉之重要，说明因时因地因人而制宜的方法。人须真诚自觉，由尽己之忠到推己及人之恕，随时考虑及选择合宜的途径，去圆满实现人际之间的适当关系。
因此，儒家反对顽固的思想与行为。原因是：个人感受、人我关系与外在环境这三项条件本身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都是活泼的，随时可能产生新的变化。如果顽固不知变通，则将窒息人的智慧与创新潜力。的确，如果只是坚持旧的教条，又何必需要教育？如果只靠外力影响而作选择，又何必需要个人自行负责？儒家反对顽固，但绝不是毫无原则。至于批评孔子逞弄口才，实在错得有些离谱。
尊重传统孔子描写自己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述而》）喜爱传统，是否就必须如此保守，只是阐述而不去创作呢？到底这个传统是指什么？孔子对于一般的学习，是否也如此保守？难道孔子缺乏创造精神？这些问题虽然涉及过多的联想，但是有助于了解孔子的立场。
首先，传统是个人生命之源头，也是个人最后回归的世界。它的具体表现是礼乐。礼乐代表一个社会共同遵循的价值体系，来源神圣，应用广延。《中庸》说：“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
我来，不是为了破坏，而是为了成全。——耶稣换言之，必须德位兼备，既是圣人，又是天子，才有资格制礼作乐。周公正是典型代表，所以孔子以他为楷模，经常梦见他。孔子虽有圣人之德，却无天子之位，所以无法制礼作乐。如此，他说自己“述而不作”，岂非十分自然的事？
第一部分 第8节：傅佩荣《论语》心得（8）
苏格拉底谈到行为规范时，也强调一个城邦原有的信仰与法律。没有传统，个人如何安身立命？耶稣也声称：“我来，不是为了破坏，而是为了成全。”他要成全人间的法律所要求的善，以信仰提升道德。由此可知，伟大的圣哲无不尊重传统。
至于一般的学习，孔子则绝不保守，反而处处肯定创意。他要求学生“举一反三”，不能死背教材，却要活泼联想。他嘉许子贡的“闻一知二”，以及子贡所谓的颜渊“闻一知十”（《公冶长》）。学生若不先去苦思冥想，他不愿意主动启发。他说话精简，回答学生像扣钟一样，不扣不鸣。
谁想做老师，就要符合条件。他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为政》）光是念书不够，还须由此明白新的道理。道理其实无所谓新旧，要看能否回应实际的人生处境。譬如，走上人生正途——“仁”——的方法并不复杂，只是“能近取譬”（《雍也》）四个字。随手在身边的材料，找些具体可行的例子去做，不必好高务远。
有人以为，孔子既然说过“述而不作”，他就应该不是《春秋》的作者。不管事实上如何，孔子的“不作”并非不写作之意。他说：“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述而》）也许有人是“不知而作”，孔子并非如此。他是“知而作”。且先不问：“不知又怎能作？”孔子无疑是肯定一切经过学习人生道理而主动创作的行为，其中自然包括写作在内。结论是：对传统要尊重、接受、遵行；对实际人生事务，则须发挥创意，日新又新。承先启后，即是此意。束修问题
孔子说：“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述而》）
一般的翻译是：“自己带着薄礼来见我，我从没有不教诲的。”这是合乎人情的想法，既表示学生的诚意，又肯定老师的负责态度。问题是：如果完全合乎人情，大家都有大致的共识，孔子又何必郑重其事地如此宣称呢？
试问：难道有的老师比孔子更清高、更热心教学，以致学生不带薄礼，他也愿意教诲？或者，难道有的老师要求过苛，学生带着薄礼，他也不肯教诲？这两个问题似乎都站不住脚。由此显示，孔子的话如果这样翻译，大概不太正确。
人类天性渴望求知。——亚里士多德首先，我们知道“束修”是古代男子十五岁入大学时所奉出的薄礼。它成了专有名词之后，也可以用来指称十五岁的男子。因此，东汉儒者郑玄就曾直接论断：“束修谓年十五以上也。”（引文见《后汉书？延笃传》，李贤注）这种情形并不少见。譬如以“弱冠”表示男子二十岁，以“及笄”表示女子十六岁。孔子以后，大家也常以“而立”表示三十岁，并以“不惑”表示四十岁。
第一部分 第9节：傅佩荣《论语》心得（9）
有教无类。其次，要考虑孔子说话的语气。他会用“以上”来形容自己高高在上吗？应该不会。“以上”如果不指自己的特殊地位，又指什么？我特地翻检《十三经》索引，发现整部的《十三经》里，没有“自行……以上”的说话格式。倒是“自……以上”的格式出现两次。在《周礼》两度记载：“自生齿以上，皆录于版。”意思很清楚：从一岁（长出牙齿）以上的小孩，都要登记户口。既然“长出牙齿”不能“以上”或“以下”，只有“年龄”可以“以上”或“以下”，这句话无疑是针对年龄而言。
结论是：孔子的话应该念成“自／行束修／以上”。意思是：从十五岁（可以行束修之礼的人）以上。换言之，只要十五岁以上的孩子，孔子就愿意教诲。这正是“有教无类”（《卫灵公》）的心怀与抱负。至于实际上是否带着薄礼，反而是无关紧要的问题了。这种关键地方不可等闲视之。不然，难免像冯友兰一样，说什么“生活总是要维持的”，又说孔子比不上苏格拉底，因为后者声称不收学费云云。
孔子自己“十有五而志于学”，到处访求名师指点。现在卓然成家，回馈社会，嘉许后生，十分合理。他向来主张：“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卫灵公》）断然不会在意什么薄礼。当然，有些人强调礼不可废，以示诚意。我完全同意。但是问题是：孔子在此所关心的是“礼”呢，还是他的教育热情？一念之差，可能完全扭曲了孔子的本意。从用语习惯、说话重点、教学主张各方面看来，我赞成郑玄的解释，以束修为年龄之别称。容忍异端“异端”原指与自己立场相异的一端。相异未必相反，但无疑包含相反。于是，有正论，就有反论，至于能否进到合论，则有赖于智慧与胸襟。通常我们容易自视为正统，而把相反的说法定为异端，然后正邪不两立，争执不休。应该如何对待异端呢？孔子的看法如下：
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为政》）
反对的意见在两个方面对我有益：一方面是使我知道自己的错误，另一方面是多数人看到的要比一个人看到的更清楚。——笛卡尔这句话并不清楚，譬如，“攻”是批判还是研究？“已”是消灭还是语助词？由于各有二义，组合起来就有四种说法：一、批判异端，祸害就消灭了。二、批判异端，那就是祸害啊！三、研究异端，祸害就消灭了。四、研究异端，那就是祸害啊！
由于“攻”字在《论语》出现四次，其他三次皆做“批判”讲，如“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先进》），“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颜渊》），因此我们最好也采用“批判”之义。前述第三、第四说法可以搁置。
第一部分 第10节：傅佩荣《论语》心得（10）
就第一、第二说法来看，“已”的意思是什么？如果字义难定，不妨分别考虑孔子的行事风格与一般的实际效果。先看第一句：“批判异端，祸害就消灭了。”请问：孔子曾经这样做过吗？孔子批判过时代风气、人性弱点、王侯失职、学生缺点，同时也曾批判自己。对于当时的异端，如隐士、怀疑主义，则未曾批判，反而以宽容之心说：“道不同，不相为谋。”（《卫灵公》）“君子和而不同。”（《子路》）他要求自己“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公然宣称：“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微子》）
再看实际情况。历史上不断有人批判异端，但祸害似乎不曾消灭，反而愈演愈烈，各种宗教战争、主义冲突，造成人类无数灾难。为什么批判异端，却不能消灭祸害呢？因为人人都自视为正统，并视别人为异端。光是分辨立场，就足以使世间不得安宁。
由此观之，似乎只有第二说法是可取的，正所谓“批判异端，那就是祸害啊！”消极方面，不要党同伐异，顺我者生，逆我者亡——你可以禁止别人说话，却不能禁止别人思考。因此，积极方面，要努力宣扬自己的想法，以求共鸣，经由理性的沟通及公开的讨论，试图产生共识。何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光说不做或做了无效，就算自称正统又有何益？
结论是：不必批判异端。越批判，祸害越大。孔子不但有宽厚的心胸，更有高明的智慧，此亦例证之一。孔子不说的事
《论语》有“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这么一句话，后人遂以“子不语”来描写不合常理、超乎想象的怪诞事迹。在此，首先要指出：孔子不谈这一类的事，并不表示这一类的事不存在或不能发生，而是表示孔子的谨慎态度与理性精神。他曾劝诫子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学而》）对于“怪、力、乱、神”，正应该根据“不知为不知”的原则，闭口不谈。
所谓“怪”，是指怪异现象，这些现象既然发生，就必有使其发生的原因与条件。譬如，古人不明日蚀之理，等到天文知识增加，疑问自消。古代有阴阳家，喜欢在自然界与人世间之间寻找相关联的线索，真相如何，则不得而知。西洋思想有“自然界不跳跃”之说，意即：任何自然现象都在因果关系的网中，即使看似突变，也非无迹可寻。因此，理性昌明、科学进步之后，我们可以见怪不怪，或者找出合理的解释。最怕的是，自己对怪象加上玄妙的臆测，造成庸人自扰。
任何自然现象都在因果关系的网中，即使看似突变，也非无迹可寻。所谓“力”，必须扣紧儒家的理想来看。孟子所谓“以力服人者霸，以德服人者王”正是典型的立场。世人对于强盛的武力，常为外观所惑，甚至津津乐道，却不去追问什么是百姓的真正福祉。儒家“尚德不尚力”，因为德是可大可久的人文理想，力则必有后患。证诸史实，完全无误。
第二部分 第11节：傅佩荣《论语》心得（11）
所谓“乱”，是就当时社会的黑暗面而言。春秋时代，礼坏乐崩，昏上乱相固然不少，乱臣贼子亦到处可见。换作今天的新闻媒体，可能每天都是耸人听闻的惨剧，不仅弄得人心惶惶，并且将使人性的负面情绪受到刺激，以为天下都是不正常的人，自己又何必坚持原则？江河决堤，一发不可收拾。孔子高唱“里仁为美”（《里仁》），维护及稳定社会秩序都来不及，当然绝口不谈“乱”了。
所谓“神”，可以指鬼神，也可以指神秘事迹。孔子不谈，因为那是信仰的领域。他从未怀疑鬼神的存在及意义，否则如何说得出大禹“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泰伯》），并且盛赞不已？信仰需要诚敬之心及实践之志，光靠言谈是不够的。以今日来说，求神拜佛或者烧香算命，不仅于事无补，反而可能使人疏忽自己的责任，无法活出人的尊严。
总之，孔子是脚踏实地、理性清明的人文主义者。在人的能力所及的范围，绝不逃避责任；在人的能力所不及的范围，则乐天知命，不再徒逞口舌或强为说词。后生可畏
宗教家马丁？路德说过一段与教育有关的轶事，内容大致如下：一位小学老师每天穿着礼服上课，并且上课前，率先向学生鞠躬，行之多年，不免使人纳闷。终于朋友问他原因，他说：“这些孩子将来都会成为社会各方面的领袖，带领我们走向更理想的世界，因此我从内心里对他们表示敬意。”
我国谚语也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这似乎是客观的事实，但是，我们因而就认同“后生可畏”的说法吗？这句话来自《论语》，值得稍作探讨。原文是：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子罕》）这句话有两大关键：一是无法确知后生不如自己；二是“无闻者”不足畏。
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首先，像颜渊这么好学的人，连孔子也承认他是“语之而不惰者”，“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子罕》）在知识上每天都在进步，持之以恒自然通晓各种道理。在德行上亦然。孔子一再赞叹：“贤哉回也。”（《雍也》）认为只有颜渊在出处进退的掌握上，可以与自己并驾齐驱。如果颜渊多活几年，孔子就不必担心道统失传了。这样的弟子，是值得“畏”的。然而，三千弟子，也只有颜渊一人合乎此项条件。
其次，到了四、五十岁而“无闻”，就不足畏了。一般人把“无闻”解为“没有声名”，似乎值得商榷。因为孔子对于“声名”有三点看法：第一，声名可以由伪善而得，如“色取仁而行违”（《颜渊》）；第二，君子应该心胸宽大，超越声名的诱惑，如：“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学而》）第三，声名应该建立在仁德上，如：“君子去仁，恶乎成名？”（《里仁》）
第二部分 第12节：傅佩荣《论语》心得（12）
由此可见，“无闻者”不足畏，并不是指“没有声名的人”不值得“畏”。在此，“闻”的意思是“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一句中的“闻”。换言之，一个人到了四、五十岁还不曾明白人生正途，当然是随波逐流、浪费生命了。这样的人，我们何必去畏他呢？
再举一例为证。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季氏》）其中，“圣人之言”正是一般人“闻”的对象。如果我们得闻“圣人之言”，努力照着去做，择善固执，自可成就完美人格。
“畏”字有敬畏、戒惕的意思。人生正途是所有的人共同参与竞赛的大道，怎能毫无所“畏”？但是，首先要认清正途何在，否则如歧路亡羊，虚耗一生。孔子所重者不是声名，而是实践工夫，因为果能如此，则后生可畏矣。关心少年
古代十五岁以下的男孩，称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