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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每个人都希望别人以平等之心视我为主体，彼此互相尊重。换言之，第一项要件是明白人生的限制与命运。不论得意失意，往往无法强求，大家各尽其力，成败归诸天命，对生死亦只能随顺？否则难免自寻烦恼。明白此一道理，心胸自然开阔，不再计较人我之间的小利小害。何不把大家当成兄弟，别人成功，我们与有荣焉；我们成功，不妨一起分享？
第三部分 第29节：傅佩荣《论语》心得（29）
光靠明白道理是不够的，还需要相称的行动配合。这就是“敬”与“恭”。敬是自我要求，以谨慎的态度与合宜的规范来约束自己。恭是待人的礼仪，由于尊重别人而表现虔诚的心意。做到这两点，则人际关系必然和谐。孔子曾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ｍò）之邦行矣！”（《卫灵公》）为何可以走遍天下？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只要是人，都有自我意识，都希望别人以平等之心视我为主体，彼此互相尊重。
因此，“四海兄弟”一词并非对客观事实的描述，也非主观愿望可以肯定的境界。它是种人生理想，源自我们明白“人类承受共同的命运”，再加上努力奉行“敬”与“恭”的准则，然后心中豁然开朗，可以欣赏人与人之间不分国界及地域，甚至不分古代与现代深相联系的亲密关系。若是接受此一理想，大同世界岂非顺理成章的结果？
然而，大同世界从未实现过，人类由于种族、血统、信仰、生活习惯的歧异，也从未停止争战。世界的未来仍在一片昏矇之中，孔子的“知其不可而为之”似乎只成了个人求其心安的手段，具体的成效微乎其微。
不必奢言世界大同，不必涉及政治上的中国统一，只须想到饱受儒家教化的台湾地区，竟然也被省籍意识所造成的情结，困扰了四十余年，并且尚无完全化解的迹象，我们就不禁疑惑：四海之内，真是兄弟吗？的确，若不先在观念上与行动上找到正确的指引，单凭几句动听的格言，是无济于事的。不愿给别人添麻烦
孔子与颜渊、子路谈论志向的一段话，值得传诵千古，原因是三人搭配得既自然又完美。首先，子路的“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敞之而无憾”（《公冶长》），代表“外王”的志业。其次，颜渊的“愿无伐善，无施劳”，代表“内圣”的工夫。既然内圣与外王都兼顾了，孔子还能说什么呢？毕竟是至圣先师，他标举天下大同的理想：“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以上所述大体清楚，唯有颜渊的志向可以引申。所谓“愿无伐善”，是说“但愿做到不夸耀自己的长处”。那么，“无施劳”呢？一般译为“不表白自己的功劳”。这两句话的意思十分相似，区分不够明显，值得再作考虑。如果真如所译，则似乎预设了一个前提，就是：颜渊有许多长处与功劳，因此他必须经常提醒自己不要夸耀或表白。以此为志向，进而暗示了颜渊自视甚高。这又不合我们在《论语》所见的谦谦君子。
“无伐善”的问题较少，因为颜渊确有许多长处，为孔门众弟子所不及，如子贡就承认自己“何敢望回？”孔子也多次公开表扬颜渊之德性、固穷、好学、力行、安贫乐道等等过人的美德。既然有首座大弟子的成就，理当努力“无伐善”。
第三部分 第30节：傅佩荣《论语》心得（30）
“无施劳”则不同。颜渊大约四十岁去世，内圣工夫出类拔萃，外王成就却谈不上。死时家贫，颜渊的父亲还希望孔子卖马车为他办丧事。丧事办得不小，全靠同门兄弟出钱出力。因此，不宜说颜渊有什么了不起的功劳，需要自己警惕不去多作表白。
较合理的说法是：“不把劳苦的事推给别人。”“劳”字在《论语》多作劳苦或忧愁讲。如“有事，弟子服其劳”，“恭而无礼则劳”，“爱之能勿劳乎”，“信而后劳其民”，“劳而不怨”等。单就劳苦而言，则其范围由家庭到社会、国家，永远有事要做。何况颜渊家贫，“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换了别人，正是“人不堪其忧”，但是，“回也不改其乐”（《雍也》）。
自家有好处，要掩藏几分，这是涵育以养深。——《格言联璧》颜渊一定习于劳动，不把辛苦的事推给别人，所以很少招来家人与朋友的抱怨，如此才可能修养良好品德，并且自得其乐。不然，光是大家为了分担劳苦的事，就难免互相责怪了。
结论是：颜渊希望自己做到“不夸耀长处，不推卸劳苦”，尽心全力做好该做的事，内求于己，外和于人。如此，才是接近圣人之门的典范。爱憎分明
《爱的故事》是多年以前颇受欢迎的电影，其中令人感触最深的，是一句名言：“爱是永远不必说抱歉的。”翻译成这样的语句，自然容易引起误解。高明的译者乃挥动彩笔，将它改写为：“情至深处无怨尤。”点石成金，莫过于此。但是，相对于“情”这个字，大家熟知的是：“情至多时情转薄。”
合而观之，什么是情，什么是爱？孔子对此有无高见？由《论语》看来，答案并不明显。勉强为之，则“子张问崇德辨惑”一章，可以提供线索。“什么是迷惑？”孔子的回答是：
爱是真正使人复苏的动力。——歌德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颜渊》）“爱”是极其强烈的情感，一旦表现出来，则无私忘我、牺牲奉献，毫不在意，甚至甘之如饴。能够为自己所爱的人做任何事，都是无上的快乐。
然而，这样的爱，往往有一个前提，就是对方的回应。如果对方不理不睬，或者辜负了我，那么，“爱”极易变质为“恨”：我若得不到，别人也休想得到。原来，以前所谓的爱，一点也不崇高、神圣，而是隐藏着自私自利的居心。这就是孔子所说的“恶之欲其死”，由爱生恨，最后希望对方干脆消失算了。
没有人不喜欢“爱与被爱”，但是很少人想过“爱恶之间”的微妙关系。为了不让爱转化为恶，必须分辨两种“爱”：一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二是不以自我为中心的。前者出自占有欲，后者则以对方的幸福为焦点。困难在于：这两种爱往往混淆难辨。人生困惑于此生焉。
第三部分 第31节：傅佩荣《论语》心得（31）
孔子的话，说得很含蓄。他用“既欲其生，又欲其死”这八个字，婉转道出了人类情感的盲点。如果情感不能升华，陷入自我中心的困局，结果必是念念执著，在任何一次“爱”的经验中，夹杂着苦涩的“恨”。爱起来，希望他长命百岁、心想事成；恨起来，又希望他身败名裂、一死了之。解脱之道何在？
孔子自谓“四十而不惑”，所“不惑”者，应该包含本文所述的“爱恶关系”。如果借由读书明理，中和自己的情怀，培养“不以自我为中心的”情操，或许可以在爱与恶的态度上，表现坦荡荡的君子风范。儒家少谈男女之间的爱情，或许因为早就发现这种爱情过于强烈而偏激，容易走上极端，陷入困惑。对于温和而正常的情感，则无疑是肯定的。爱人与爱动物
自从钓鱼与射鸽成为少数人休闲活动的项目之后，宗教界首先发难，呼吁化解残忍恶行，推爱于动物，甚至一切众生。也有人联想到儒家的教化，认为人本思想过度膨胀，难免忽视动物的生命与权利。究竟真实情况如何？
首先，儒家确实有人本思想，但是并非妄自尊大、人类本位的立场。其特色有三：一是开放的，由于承认人的限制，而向着超越界开放，因而也是谦虚的，鼓励人“下学而上达”（《宪问》），努力领悟“天命”。二是差等的，由亲及疏，由近及远，配合人的感受能力，向外推扩，而从不认为可以一劳永逸地兼爱天下。三是层次分明的，以人类为众生之首，行有余力再照顾动物、植物，甚至整个自然生态。譬如，人类社会和谐稳定之后，可以“参赞化育”，消灭自然灾难对一切生物的威胁。
问题在于：人类社会自古以来就不曾完全和谐稳定，因此“心有余而力不足”成为儒家的写照，美其名，则曰“知其不可而为之”（《宪问》）。我们不宜因为儒家未曾真正提出保护动物理论，就以为他们无此心意。试看，海湾战争是人为灾难，使环境危机加速三十年。不打此仗，就减缓三十年的生态困境。我们怎能忽略儒家所强调之“先求人类社会之安宁”的主张？
以孔子对待动物的态度来说，他是相当有分寸的。譬如，有一次下朝回家，听说马厩失火，他问：“伤人乎？”（《乡党》）不问马。他显然肯定人的重要远超过马。这件事看似简单却含意深远。以今日赛马为例，有些名驹的身价高达百万美金，相形之下，人呢？在此，“人”是指每一个人。儒家尊重的是每一个人，因为我们是“人类”，同时只有人可以表现自我意识及自由意志，进而建构真、善、美、圣各种价值。若不接受孔子的想法，可能最后会陷于孟子所说的“率兽食人”的悲惨世界：马厩里有肥马，路边却有人饿死。
孔子也曾钓鱼射鸟。客观的描述是：“钓而不纲，弋（ｙì）不射宿。”（《述而》）钓用一钩，纲用长绳数十钩。弋是箭系生丝，使鸟中箭之后不能飞远；“宿”是指停憩巢中之鸟，未必是指夜晚；白日停于巢中，必为伏卵育雏之事。由此可知，钓鱼与射鸟皆是古代男子娱乐项目，但是孔子为之，中节有度，绝不轻易伤害太多性命，或妨碍动物成长过程。
也许有人基于宗教理由，反对任何杀生行为。但是，宗教出自信仰，却未必是人人可以接受。与其陈义过高，难以实行，不如仔细了解及欣赏儒家的人本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