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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7年以后每年增加就业人数仅为200万人左右。仅从数量上而言，就可以看出乡镇企业日趋走弱。
江苏无锡、镇江一带是中国乡镇企业的发源地，当年名噪一时的〃苏南模式〃就出在那里。江苏镇江市丹阳县司徒镇，原本是一个人均耕地不足半亩的穷地方，靠几家磨眼镜片的村办企业起家，当地农民的年收入也以9％的速度递增，现在已经打造成了闻名全国的〃眼镜城〃。但就在紧邻丹阳的武义镇，先后办过的印染厂、钢铁厂一个个萧条，因为没有效益，在这些乡镇企业拿过工资的农民，又回到田里干起了农活。
进入20世纪90年代，苏南地区的乡镇企业普遍感到资金不足，1994年，江苏亏损乡镇企业达到6700多个，1年后增加到9000多个，1年时间增加了25％。
乡镇企业发展两极分化严重，真正发展壮大并持续的乡镇企业，只是其中的少部分。
乡镇企业具有很强的爆发力，曾经盛极一时足以证明。同时，乡镇企业自身也有很多软肋，这就决定了乡镇企业〃跑短跑易，跑长跑难〃。
乡镇企业一方面是乡镇政府的小金库。另一方面，由于产权不清，也使得社会各方面都打着不同的幌子分享利益。同时，产权不清也导致职工与乡镇企业的利益联系过于松散，职工甚至一些管理人员对乡镇企业的发展并不上心。
改革开放给乡镇企业提供了野蛮生长的空间，但时间久了，乡镇企业的所有制结构等弊病显露出来，不少企业面临亏损和改制的双重压力。而且，市场竞争日益激烈，重心逐渐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移，政府在企业经营中的地位逐渐削弱。乡镇企业改制被逼到了十字路口。
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乡镇企业法》实施，乡镇企业重新被定义，此前乡镇企业指的是乡村集体经济举办的工厂，强调所有制；而1997年后，人们更多地从地域上界定，只要地处乡村，利用农村资源，以农村劳动力为主的就是乡镇企业，这场所有制改革，带给乡镇企业新的难题。
乡镇企业中的很大一部分，不应该再戴乡镇企业的帽子，由此也不再受乡镇企业法的约束，更不再享受相应的优惠政策，被迫进入市场去体验竞争。
此时，它们的软肋一一暴露：研发能力不足，农民出身的企业家文化程度不高，其领导的乡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差；人才流失严重，资料显示，以各种形式招聘到乡镇企业的人才，平均供职时间仅有2年……由于行政色彩过浓，在决策、用人、经营机制上，乡镇企业都缺乏市场应变性，竞争力过弱，成为市场竞争中遭遇洗牌的排头兵。
每一次面对事关乡镇企业生死的变局时，能成功转型并生存下来的〃幸运儿〃不多。一位见证中国很多乡镇企业兴衰的企业表示：〃我们在江苏也有十几家，实际上现在整个江苏就剩下3家千斤顶企业，其它转产的转产，停产的停产，市场经济也是比较残酷的。〃
在拥有58家乡镇企业的华西村，每天都有2000多人前来参观学习，老书记吴仁宝也会向一批又一批来自四面八方的乡村干部介绍经验。然而，私底下，吴仁宝最经常说也是最关键的一句话就是：〃华西村不可复制，58家乡镇企业没法克隆，农民增收的大路不一样。〃
从农村飞来的城市候鸟群
80年代初，张有才的小女儿还不过10岁。那时，张有才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他会忍心让他最小的女儿背井离乡，孤身一人前去深圳打工。今天，张有才已坦然接受这样的现实。因为，在他的村子里，像他女儿一样在外打工的有很多，几乎所有的青壮年都出去打工了，甚至年过半百的，也去某个大城市的公园种种树、广场扫扫地。张有才也知道，她的小女儿以及他的老乡们，有一个共同的很〃时髦〃的称呼农民工。
当曾经群星璀璨的乡镇企业变得明暗不一，当〃离土不离乡〃承载不动7。3亿农民希望，为了生计，一些农民结束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生活，勇敢走出农村，以其吃苦耐劳的本性，顽强而执着地向城市的缝隙中扎根。
一张薄薄的户口本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是身份的证明，也是居住地的标识。它把城里人和农村人区分开来。但是，包产到户却让剩余的农村劳动力开始挣脱土地的束缚。
农民工，这些候鸟一般的农民，是人类历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迁徙群体。下面的画面，很多人都看着眼熟：
画面一：新年刚过，民工流动骤起高潮，他们的身影在候车厅随处可见；
画面二：深夜车站广场人挤人，寒风刺骨之下，农民工将可以御寒的衣物都裹在身上；
画面三：在公路上，成群结队的外出打工人群，如滚滚洪流不可阻挡；
画面四：在工厂体检处，拥挤的人群中，远道而来的农民显得十分紧张；在繁华的都市夜景中，小鞋厂、五金厂的农民工在熬夜工作，灯光照亮着那些年轻稚气的面孔……
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调查，2003年我国有1。139亿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2008年增加到2。3亿人。2003年9月召开的中国工会十四大提出：〃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工人阶级的新成员和重要组成部分〃，农民工加入工会被首次写入大会报告。而2004年初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第一次明确认定〃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
广大农村几乎取之不竭、成本低微的后备力量，吸引全球的资本蜂拥而来，短短十数年时间就建构了整个人类工业史上最为辉煌的制造业市场。有专家统计，每个农民工每年创造的剩余价值是1。9万元，全国有1亿多农民工，每年创造的财富至少为2万亿人民币。
中国社科院人口经济研究所专家拿出了一份报告。透过这份报告中的一些数字，我们看到了这支〃产业大军〃的威力。报告说，改革开放近30年，劳动力流动对GDP贡献率达21％。报告说，没有城市户口的农民工已占第二产业的57。6％，商业和餐饮业的52。6％，加工制造业的68。2％，建筑业的79。8％――换言之，如果没有农民工，超过一半的饭店要停业，近七成的生产厂家要关门，近八成的大楼建不起来！
经济学家刘易斯说：〃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本身即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农民工进城务工，不仅开拓了我国农民就业和增收的主渠道，还推进了我国城镇化进程。
〃一年土，二年洋，三年回家盖新房；一户打工，带动全村，一人打工，带动全家。〃是流传在农村关于出外打工的言论。据统计，四川省每年外出农民工高达1600万人，全省劳务收入将近700亿元；2005年，河南省外出打工人数达到1557万人，占全国劳务输出数量的八分之一，外出务工收入达到730亿元。从全国统计来看，2005年农民收入出现恢复性增长，贡献之一就是农民打工收入占增长部分的40％。
安徽无为县是一个因为打工而出名的县城，从当初一个村三五个人进程当保姆，发展到2万多人，无为县的保姆已经闻名全国。徐兆兰就是其中一个，〃当初家里人不同意我出来，我找人开介绍信也开不到，后来自己不怕死就跑到北京了。〃10多年过去，徐兆兰从一个当年的村姑，过去的保姆，变成了一家颇具规模服装公司的老板。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打工农民都能成为企业家，但走出了农村，就像打开一扇封闭的窗户，眼前是新的天地。
让多数人走进城市，让少数人留在农村，让城市和农村的生活水准基本持平，这样一个城市化过程，英国用了150年的时间，美国用了100年时间，日本用了60年时间，韩国用了25年时间。具体到中国国情更复杂，清华大学城市规划系邓卫这样阐述：〃中国人口基数太大，如果要达到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还要有4亿多人涌进城市，这样一个规模，在全球城市化历史中都是罕见的，另外，中国情况太特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地域差别那么大，发展又不平衡，所以，我们国家也很难以某个国家为蓝本进行学习。〃
站在世界发展的角度来看，大量的农业人口进入城市，转为非农人口，是任何一个工业化国家都必须经过的道路，是不可逆转的城市化进程。但携带着庞大的农业人口，中国将要用多少年减少农民、富裕农民，改变城乡失衡？没有人算得清具体的数字，但能肯定的是，这是一条漫长艰辛、又无法回避的道路。
进城的路好走吗
进城打工，走上城市化的道路，是农民改变千百年〃脸朝黄土背朝天〃生活方式的道路，是离开土地增收的道路，但是这条路并不轻松。
2003年的一件事，揭开了农民工讨薪的序幕。
2003年10月2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坐车从重庆万州区驶向云阳县城方向，视察移民区人民生活状况。当行至距离云阳县城约40公里处，公路附近隐约可见几处农舍，温总理当即要求停车。通过一条高低不平，且十分泥泞的狭窄小路，温总理带领随行人员来到公路下边一个小村庄，这个村庄隶属于云阳县人和镇。
走近村庄，温总理面带笑容，一一询问村民生活生产状况，〃家里几口人？孩子都能上学吗？粮食够吃吗？移民补偿拿到没有？家里有几个人在外面打工……〃坐在总理左侧的农家妇女熊德明腼腆地说，〃总理，我想，我想说说我家里打工的事。〃在总理的鼓励下，熊德明说出事情原委：现在农民的收入主要靠打工，村里大多数劳动力都在云阳新县城搞建筑，一年收入有五、六千元左右，但是在修建新县城中心广场阶梯的过程中，包工头拖欠农民的工钱一直不还。她爱人李建明有2000多元钱的工钱已拖欠了一年，影响娃儿们交学费……
听完熊德明的讲述，温总理的表情顿时变得凝重。沉吟片刻，总理说：〃一会我到县里去，这事我一定要给县长说，欠农民的钱一定要还。〃当天晚上，温总理就赶到云阳县新城，一见到县里负责人，就立即追问起农民务工工资被拖欠的事情。晚上11点左右，熊德明与丈夫就拿到了拖欠的2240元务工工资。
当拖欠农民工工资变成一种普遍社会现象时，熊德明夫妇是幸运的，温总理帮助其讨回工资，但在中国，更多的农民工并不像熊德明夫妇那么幸运。
导致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原因有很多。一直以来，农民工都处于社会的底层，自身法律意识不强，为弱势群体，一些唯利是图的人就有了可乘之机。
当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农民工往往缺乏畅通的利益诉求渠道。一些企业根本没有建立维护农民工利益的工会，而一些地方政府也存在失灵、协调错位等失职现象。甚至一些地方政府为吸引外来农民工，会隐瞒或弱化劳工纠纷，导致农民工的工资被拖欠。
据劳动部门统计显示，2002年全国各地累计拖欠农民工工资400多亿元，以广东省最为突出，调查表明，64。4％的〃三资〃与民营企业存在拖欠工人工资现象。
于是，在2003年末至2005岁初，一场清理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的攻坚战，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
2003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切实解决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问题的通知》，12月，建设部等六部委召开电视电话会议，贯彻国办通知精神。
2004年1月，国务院召开了全国清理拖欠工程款电视电话会议，要求一定要在春节前抓紧兑付2003年拖欠的农民工工资。
农民工的愿望很简单，拿到劳动所应得的报酬。即使在人们看来天经地义的愿望，竟也经历了如此大的波折。其实，保证农民工的工资不再拖欠，只是农民工的基本权益。在城市，工资低，农民工得不到完善的社会保障，也缺乏提高自身素质的机会，孩子在城市上学难等一系列难题，不断削减着农民进城打工的热情。
〃来这个厂一年了，每月最多能挣1200元，但工作压力太大了，几乎每天加班3个小时，每天晚上10点左右才能下班。〃一位农民工表示。2007年，北京掀起建筑热潮，这离不开这个不引人注目的人群，就是农民工，他们背着行李卷辗转在各个工地之间，住在简易的工棚里，所赚的工时费低至每小时4元钱。
一位30多岁的建筑工人，在上海工作近10年，建造了20多座摩天大楼，自己却居住在工棚里，相隔不远就是车水马龙的陆家嘴金融中心。他自己最大的愿望就是，通过读书改变命运融入城市。
下面是夫妻俩讨论进城务工的故事：
丈夫：〃过了春节，我就跟着我们村的老刘进城打工去了，一个月能挣800元钱。〃
妻子：〃你走了，我和孩子怎么办？地我一个人怎么种？〃
丈夫，：〃你在家里种地照顾孩子。遇到播种、秋收，可以请亲戚朋友帮忙啊。〃
妻子：〃七八亩地呢，再说别人也都去打工了。农忙一到，连帮忙的人都找不到。〃
丈夫：〃要不你也一起去，打零工也行。〃
妻子：〃把孩子一个人留在家里？〃
丈夫：〃把孩子接到城里上学吧！〃
妻子：〃城里学费那么高，怎么上得起？〃
留在原来的土地上耕作，还是进城打工，成了中国很多农民的一个两难选择。这从另一个角度表明，农民进城的路并不好走。
尽管各种利好消息不断出现：清理农民工欠薪、工伤保险、医疗等社会保障开始提上日程，尽管一些地区已经开始给农民工建造廉租房，一些企业也开始主动提高工资水平，但是迅速进入城市的庞大人口与完善的制度之间，还有相当一段距离。
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农业还危险吗
每年春节，是张有才的外孙感觉最幸福的时光。日思夜想的父母，终于打工回来了，给他们带来了漂亮的衣服、好吃的零食。原本冷清的村子也变得热闹起来，家家灯火通明、笑声此起彼伏，张有才不禁感叹，这才是〃过日子〃啊。
春节后不久，村里的青壮年又不约而同背着行囊离开了村子，只剩下老人和孩子。现在，连孩子也越来越少了，有的跟着父母去城里上学，有的初中毕业就匆忙加入打工的大军。村子越来越空，成了空心村。一遇到播种、收割等需要较多劳动力的时节，张有才和他的老伙计互帮互助，总算不会耽误播种、收割。
农业生产有三个基本要素，即土地、资金和劳动力。
农村改革30年期间，20世纪80年代农业农村经济出现十年黄金增长，与农业土地、资本、劳动力三要素留在农村内部密不可分，农民自主把三要素变成农村工业化与农村城镇化的发展资源，并占有了工业化和城镇化带来的资源资本化发展进程中的增值收益，也就出现了农民收入增长速度快于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农村内需也随之扩大。
从世界经济发展规律看，一个国家的发展壮大，离不开土地、劳动力和资金等发展要素的〃净流入〃。而受二元社会结构和传统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我国农村的发展要素长期处于〃净流出〃状态。
以青壮年劳动力为主体的2亿多农民进城务工，增加农民收入、促进了城市化进程，但也使农村出现〃三化〃现象，即农民兼并化、农村空心化、农业弱质化，导致农业粗放经营。
按照中国政府预期，在未来一段时间里，中国将迎来历史上最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即到2020年，中国城市化率从2008年的40％提升至55％，也意味着城市的超常扩张。大量农民转移到城市，只留下老人和孩子，农村失去了建设的中坚力量，某些农村的确正面临着人力不足的尴尬。
在未来的十多年中，中国可用建设用地仅为0。27亿亩。一边是城市建设用地的缺口越长越大，一方面是农村大量闲置的宅基地，以及大量耕地荒置，在城乡土地制度和保障二元制度的背景下，进城农民不愿放弃土地，给人口转移留下了后遗症。
张高山是重庆开县渠口镇农民，两个女儿已经出嫁，一个儿子在浙江打工，一年可以净挣1万多元，儿媳在浙江海宁一家服装厂上班，一年挣2万元左右。依子女收入，张高山完全可以在开县县城买房成为〃城里人〃，但他只在城里租房，经常还会去老家看看，以表示自己继续对土地的占有权。
这种现象在农村颇为常见，被称为不彻底的农业人口转移。其产生的一系列恶果正在显现：一方面，农村出现了大量留守老人和孩子，他们基本没有耕种能力，耕地资源浪费严重；另一方面，大批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还导致了农舍大量空置，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