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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个时期， 你在批斗中， 态度还是老实的。学习呢， 也有些收获。所以， 今天决定把你从死刑号转回普通号去。」
天哪！ 太阳从西边出来啦？ 我连忙真心真意地说：
「太谢谢您了， 太谢谢您了。」
「不要感谢我， 要感谢毛主席， 感谢党。我个人是做不了这个主的。」
我又赶紧感谢该谢的人。
老军官说： 「从前， 去死刑号的路是单程路， 没人从那儿回来过。关于死刑号的任何事情都是国家机密。今天， 我们会把你的镣铐卸下来，送你去普通牢房。可是， 镣铐还在我们手上， 如果你不好好改造， 随时都可以再给你带上， 把你送回去。你明白吗？ 」
「明白， 明白。」那天， 他说甚么话， 都不能改变我的心花怒放。那天阳格外光明媚。那天， 我就是从水底挣扎浮起， 飞出水面。看见了太阳， 苦海有边， 那边就是我生命的地平线。出来后， 听老七说： 有关方面两次都决定枪毙我们了， 最后还
是周恩来写了「留下活口」四个字才救了我们。平均俩字一条命。而那位把我从死刑号提出来的人， 就是当时的公安部长李震。可惜， 等我出狱的时候， 周恩来先生和李震先生都走了， 苟活下来的我都不知道该去谢谁。
六
一年以后， 又把我押回饶阳。这时候， 小段、杨秉荪都已经分别判为十五年、十年徒刑， 送到劳改队去服刑了。小亓告诉我， 我们走以后，还真来人调查过我们那份报纸的事情， 因为我们这些当事人， 早就死的死， 走的走了， 这事就不了了之。而他手头的那份报纸早就销毁了。
回到饶阳县， 这里已经不同往年了。张所长认为， 这些政治犯如果天天在屋里呆着、憋着、饿着， 早晚会出事。说： 闲饥难忍， 干点儿活儿可以分散注意力， 否则， 这伙人指不定琢磨出甚么呢。于是， 这里开始拧麻猴。
所谓「麻猴」在北京叫轴毛， 就是一条五彩的麻毛。当年人们骑自行车的时候， 就把这轴毛拴在车轴上。随着车轮旋转， 显出骑车人的风采。这是当年自行车的装饰物。
估计这「麻猴」零售也没几个钱， 附加值极低。幸亏我们这些犯人都是免费劳动力。别看这个小小的「麻猴」，制作也不那么容易。先把成捆的大麻运到看守所中间的空场， 然后由劳动号（有特许劳动权的犯人， 一般都是当地犯人。） 用大铡刀，把那些长麻铡成一尺长左右的短麻。然后， 分捆成一把一把的。下一步是由有技术的犯人， 把这些麻染成红、黄、蓝、绿四种颜色。下一个工序是：把这些色麻分发下去给老弱病残的犯人， 让他们用梳子把这些麻梳成像蚕丝那样通透柔软， 发出缎子般的光泽。
我和老七算是青壮劳力， 就被分配到成品车间。三年多来， 由于我们是同案， 所以一直关在不同的牢房， 在死刑号都是如此。如今， 到了车间，我们俩的车床就可以挨着， 就可以畅聊一通了。这里所谓的车床就是木制的土车床， 我们就用这种车床依次把不同颜色的麻毛，用一根铅丝把它们拧在一起。生产出我们这个工厂的唯一产品—— 麻猴。监狱长为了刺激生产力发展， 把我们的产量和我们伙食的定量绑在一起。
一开始， 当地的青年农民手头都比我们利索多了。他们认定我们肯定玩儿完了。他们吃最高的定量， 我们吃最少的定量。这还不算， 一不留神，我还把自己的手掌给剪了个大口子。这又让那些青年笑得喘不过气儿。但是， 也和大多知青一样， 三个月以后， 我们的技术突飞猛进，渐渐地我们就开始吃最高定量， 而新来的农民只好吃最低定量。而且， 即使是有技术的老农民， 也不可能再追上我们了。
在这段时间里， 我们还进行了技术革新， 不但把那个车床进行了彻底改造， 还把当地多少年来拧「麻猴」的标准程序和姿势都进行了改革。这些改变，地位的转化， 并没有引起饶阳当地人和我们之间的矛盾。他们很朴实， 能面对现实。笑话我们的时候很真诚， 佩服我们时也很真诚。
我们把这里的「麻猴」产量翻上去不只一番， 这里环境因此就变得更加宽松。一天， 张所长高高兴兴地把我们集合起来发表讲演，说我们的改造已经初见成果， 现在产量上去了， 超额完成了任务。可是， 质量也要严格把关。质量过关以后， 下次改善， 一定有猪肉炖粉条。虽然，他的讲演时肯定刚喝了酒， 但就算就这么说说， 我们也高兴。在饶阳我们一年标准改善伙食只有四次：五一、十一、新年、旧年。他老人家甚么时候给我们吃猪肉炖粉条， 那就不知道了。
最让我们高兴的是，我和老七都成了生产标兵， 所以吃的比过去多多了。暂时不再被饥饿煎熬。其实张所长也没有给我们增加定量，他只是把新进来犯人的部分口粮挪给我们吃了而已。新来的犯人肯定完成不了生产指标。我们也没有因此良心不安， 因为当地犯人都在这里呆不了多久，就被判刑去劳改队去服刑。在劳改队他们成了合法劳动力， 到了那儿他们就不会挨饿了。而我们等于是死缓犯人， 不知在这里还要等多久，所以自保为先。在这里开展生产之前， 和我们一块儿来饶阳的北京气象学校学生邹宗志， 就饿死在这里了。我们不想重蹈他的覆辙。
开展生产对我们最大的好处是， 我们可以在车间里天天一边拧麻猴， 一边聊天。有时候， 我们也一起唱歌。当地的青年也不时唱点样板戏，或语录歌。有一天， 我和老七唱起来《伦敦德里小调》。也许， 那忧伤的情调很符合那时大家的心情， 所以， 我们俩就一遍遍小声唱着，不愿那旋律停止。不知不觉中， 其他北京青年和当地青年都停止唱歌或聊天， 整个车间都宁静下来， 除了车床的嗡嗡声外， 剩下来的就是我们俩的歌声。
这时， 我们俩才发现大家都在听这首歌， 唱完这一段就自然停了下来。人们都没说话， 大概还沉静在那个曲调中。过了一会儿， 休息开饭了，几个青年走过来， 有北京的， 也有当地的， 都向我们要歌篇， 我和老七答应晚上值班的时候， 帮他们回忆回忆， 写出歌谱。
第二天， 我和老七把两个人的回忆加在一起， 誊写出了一张歌篇。他们就拿去抄写了。此后， 每天一上班他们就要求我们唱这支苏格兰的老歌，他们就小声和我们合唱。几天之后， 差不多整个车间的青年都学会了这支歌。以后每天， 我们都必唱几遍这支歌曲，《伦敦德里小调》似乎成了这里的厂歌了。谁会想到， 这首苏格兰旋律会缭绕在饶阳白花花的盐硷地上。
后来， 我们也教给大家德沃夏克的《思故乡》。其实这支歌的歌词我都记不确了， 只好自己根据大概那意思来填写，就这样以讹传讹教给了大家。后来还教给了大家许多歌， 我和老七也自己趁机写了几首歌， 也教给了大家。不过， 那三年中，人们最喜欢唱的还是他们学的那第一首歌。
「我心中怀着美好的愿望。。。」
后来， 人们觉得还不够过瘾， 就开始自己写诗、写小说。我的程序就是这样， 每晚在两个小时的值班时， 自己写一段故事。第二天交给老七， 他一边儿看一边儿帮我编辑、改错。第三天， 在工余休息的时候， 我读给大家听。
我们用辛勤的劳动换来了这珍贵的自由。
那一段时间里， 渐渐地， 这样的写作就成了我的一个习惯， 每天万籁俱寂的牢房深夜里， 我都要写上一千来字。对同一个车间的犯人来说，等于多了一个说书人。也许， 每个写作的人都需要读者或者听众。而这里的犯人， 在这里除了物质方面的饥饿以外， 也有精神的饥渴。所以，我写作就有了动力。
在那个阶段， 我和老七在干活的时候， 最多的是聊社会上的风花雪月，自然会聊到许多遗憾的浪漫故事， 就会有许多「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 也有晴雯那种「早知枉担了虚名，也没了远限」的那种遗憾。这些深聊让我决定写一个这样的爱情故事。因为从一个房子开始， 又以同一所房子为结， 所以小说的名字就叫作《房子》。
讲的是我小时候住在大雅宝胡同甲二号， 我们院儿的后门是小雅宝胡同六十六号。而六十五号是一座北京胡同里难见的童话般的两层小楼，里面住着一个姓黄的老头。在楼上， 还住着一个和我们年龄相仿的女孩子。因为她的穿着， 和我周围的孩子完全不一样， 完全是动画片里的打扮，举手投足也都是仪态万方。今天明白， 这都是家教而已。而那时在我眼里， 她就是童话中的公主。
反右的时候， 黄老头自杀了， 那天我在房上看见救护车如何来把老头拉走， 也看见那个小公主面色苍白， 嘴唇微微发抖， 站在院子里。不久， 我们搬走了， 那一切就渐渐淡忘了。那就是我们童年的相遇。
我大学时代， 一个聚会中偶然遇见她。一聊， 发现很谈得来， 又好像在哪儿见过。她告诉我她在北京医学院读书， 家住在小雅宝胡同六十五号。
我恍然大悟。这时候我才知道小时候我心目中的公主姓字名谁。我才知道， 原来她是黄老头的养女。而黄老头那次自杀并没有成功， 如今仍然低调健在。
那时候， 我已经有个女朋友了， 她和我都少年气盛， 还都有些不可一世。所以， 我们正在闹别扭、闹分手。
也许， 生活的际遇不同， 黄姑娘则非常低调、通情达理也非常善解人意。于是， 就觉得她才是最适合我的人。
然后， 我们开始来往。但是， 在那个时代我们的交往， 必然遭到我们学校， 我的同学， 以至于我们家庭的坚决反对。
文革中， 她家再次受到更激烈的冲击， 这次黄老头就没有再次躲过， 终于乘黄鹤而去， 她家也被某个红卫兵司令部占用了。好在， 她当时还是学生， 作为支持红卫兵运动的医疗队， 被派驻到清华大学。
我穿过风雨硝烟， 在清华校园里的帐篷中找到了她。相顾无言， 也无泪一行。最后， 她送我出来， 说： 「你回去， 做你同学的好同学， 你朋友们的好朋友， 做你妈妈的好孩子。离开我吧。」我的自行车消失在夜雾中。
过了几个月以后， 被几个老兵拉去他们司令部喝酒， 没想到去的地方就是当年黄姑娘家。我们就坐在以前她的闺房里，这里已经被这帮孩子糟蹋得不像样子了。满地啤酒瓶子， 杯盘狼藉， 到处垃圾。万幸的是， 还这里居然还剩下来一个完好的电唱机。我放上一张，捷克的唱片《自新大陆》， 这张唱片的第二乐章开始的旋律， 就是当年我们俩最喜欢的一段。
我正在一边儿闷头喝酒， 一边儿在回想中玩味这旋律的时候， 外面一个孩子大叫： 快来， 快来！ 这里有一个上锁的地下室， 还没被抄过呢！ 说着， 就抡起砖头开始砸那个锁。几个孩子都窜了出去， 只有我还留在这里喝酒。
外面传来咚咚地砸锁声， 留声机里的定音鼓也在咚咚作响。。。。。
这就是我在饶阳所写的《房子的故事》的结尾。既然是小说， 我自然要加以渲染， 加以演绎和八卦。每天在我们劳动休息的时候， 我们这些秃瓢光着膀子，身上的汗水粘满了各种颜色的麻屑。他们端坐在一起， 我一字一句认真地读着那故事， 那些小伙子听得直眉瞪眼。
只有一个在饶阳县插队的北京知青就大不以为然。
他叫柳陆森。他说： 我打小儿在北京胡同里开玩儿， 就没见过， 也没听说过你讲的这种事儿。我揣摩， 你整个就是一个侃爷，别这儿蒙这帮傻孩子了。他们一听就以为北京到处可以遇见公主， 你这不是害人家孩子吗？ 你以后再侃， 得事先声明， 这不过是你自己瞎编的。
我的这些粉丝就轰他走， 说： 你不爱听， 你就走人， 真的假的不用你管， 好听就得， 谁像你这么弯弯绕？ 于是他们就把当地「四大弯」顺口溜改成： 辘轳把， 大弯针， 豆芽菜， 柳陆森。
有一天， 我念完那段故事之后， 人们坐在那儿玩味着， 默不作声。柳陆森突然开始背诵起一首这样的诗：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 相信未来。。。
他读完以后， 人们都七嘴八舌说： 行啊， 大弯针， 有两下子， 是你自己写的吗？
他慢吞吞地说： 「在这里边儿， 都把你们给关傻了。这是着名诗人郭路生写的《相信未来》。你们真是井底之蛙， 甚么都不懂， 甚么都不知道。」
的确如此。我真不知道郭路生在外边儿写了这首诗， 我也不知道甘恢理写了小说《当芙蓉花重新开放的时候》， 更不知道白洋淀还出了一群文学好汉。
我的七十年代， 就是在与世隔绝井底的一洼水里， 和其他几个更小的青蛙， 一起聒噪。不知道那算不算七十年代文化潜流， 不知125 道那算不算文学。对我们来说， 算甚么都不重要。这些微小聒噪喜悦， 帮助我们度过了那漫长的铁窗生涯。
七十年代， 是我生命宁静的地平线。
听敌台
发布： 2009…4…03 10：17 ｜ 作者： 阿城
原名锺阿城，一九四九年清明节生于北京。代表作包括中篇小说《棋王》、《树王》和《孩子王》，及杂文集《威尼斯日记》和《常识与通识》等。现居北京。
一九八九年的六。四，结束了八十年代，八十年代早结束了一年。
一九七六年结束了七十年代，七十年代早结束了四年。
不过，算上一九七六年后的四年，八十年代有十三年。
七十年代呢，从一九六六年算起，有十年，所谓十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按decade划分，不准确，不符合。人生不是猪肉，不可以这样
一刀一刀按斤切。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对我来说，度日如年。
有一天我在山上一边干活儿一边想，小时候读历史，读来读
去都是大事记，大事中人，一生中因为某件大事，被记了下来，可是想想某人的一生，好像也就那么一件大事，那么，没有大事的一天天，怎么过的呢？也是如此度日如年吗？七十年代正是我人生中最好的一段时间，无穷的精力，反应快捷，快得我自己都跟不上自己，常常要告诫自己，慢一点慢一点，你有的是时间，你甚么都没有，但你有的是时间。
时间实在是太多了，因为田间劳作并不影响思维，尤其是分片包干，简直是山里只有你一个人。天上白云苍狗，地上百草禽兽，风来了，雨来了，又都过去啦。遇到拉肚子的时候，索性脱掉裤子，随时排泄。看看差不多可以收工了，就撕掉腿后已风干了的排127泄物，让它们成为蝼蚁的可疑食品。在溪流里洗净全身和农具，下山去。
当时都想甚么呢？杂，非常杂，甚至琐碎，难以整理。本来想到甚么，结果漫涣无边，直至荒诞。由荒诞又延出一支，把自己逗得哈哈大笑。思维是快乐的。
一九七一年的林彪事件，几乎是当天从境外广播中听到的。这是七十年代最重要的事。毛泽东的神话顷刻崩溃。从一九六六年八一八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挥手开始，不，从刘少奇提出「毛泽东思想」开始，至此，催眠终止。大家都从床上坐起来，互相看着，震惊中涌出喜不自胜。虽然竹笆草房永远是透气的，但是大家还是往外走，觉得外面空气好一些。
场上有个红点，走过去，是队里支书在蹲着抽菸。我们知道支书也是敌台热爱者，照香港的说法是敌台发烧友。大家都不戳破，逗支书说还不睡觉啊？明天还要出工上山，睡了吧；别心思太重，甚么事要拿得起放得下啊。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