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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会在美术系前的空地上举行，光灯、音响、麦克风和录音机，代表着公有制的集会水准。一切就绪，系领导致欢迎词。我走上台，克制内心的紧张，扼要介绍了 “野草”与“星星”的历程，也介绍了黄锐和马德升，然后我把黄锐请到台前。黄锐的演讲风格简朴而严肃，充满着自信。麦克风音响虽好，但广场太大，我担心他的声音是否能抵达那黑暗深处，是否能把他的经验传送给在场的每个大学生。
马德升上台，拐杖拄在水泥地上咚咚作响。远远望去，他裹着灰色的宽大衣衫，紧握着拳头，高耸着肩膀；在苍白的面孔上，眉够兀，颧骨高隆，头发蓬乱，牙关紧咬，沉重的身影在光下如刀刻一般。尽管他的姿态略显夸张与矫饰，但那却是中国人苦难的象征：残缺、瘦削、阴郁、不屈。
“同胞们，公民们！”他发出呼喊，急切又悠远，声音像浪头向前推进，夹杂秋天黑色枝叶的颤抖。他对局势的巧妙批评和对现实的讥笑挖苦，获得阵阵的欢呼和掌声。
此后我和黄锐、马德升成为好朋友，1982年春我与仁诸君去北京观看“韩默藏画展”，老马拄双拐带我们拜访“星星”同仁，带我们三访北岛，还为我们排队买票看话剧《贵妇还乡》，他的真诚与好客令人感动。我与黄的缘份更深，我在日本留学时跟他常来常往，他还邀请我在他的画廊办个展。
1982我们开始筹备第二届“野草”画展，因诸多原因无疾而终。黄锐和马德升在重庆时，我曾建议一起在全国办一次在野画展。然而中国的变化太快，艺术家的反叛精神被铺天盖地的商业浪潮彻底瓦解了。
从此以后，荒原上的“野草”与夜空中的“星星”，再也未在中国大陆出现过，成为了一段失的历史。
山歌
发布： 2009…5…15 08：43 ｜ 作者： 孔捷生
1970年，刚满十七岁的我踏上了一片炎热的冷土。彼时我从西江流域的水乡转赴海南岛，从插队知青成了“兵团战士”。
老兵新传
此前我对海南岛的认知，来自新中国五、六十年代的电影《南岛风云》、《碧海丹心》，还有一部纪录片叫《海南明珠》，是在兴隆华侨农场拍摄的。在那些镜头画面里，海南之美尽在蓝天绿海、蕉风椰雨。殊想不到，我一头扎进丛山之中，看不到浩瀚大海，闻不到咸腥海风，连椰子树也了无影。原来椰林只生长在海边。我所在那个连队，位于海南岛中心五指山脉一道襞皱里，朝夕连呼吸都被热带雨林的气息所裹挟。这里看不到黄叶，终年都是蓊郁绿色。
连队的第一代拓荒者，是来自豫西和苏北的退伍军人，他们是彭德怀当国防部长那时的老兵。我们这批知青就算是第二代了。稍后，又有一群复员军人安置进来，他们多来自雷州半岛。这帮人有些来头，有的参加过秘密援越作战，有的参加过韦国清对广西“四二二”造反派的镇压，有一个姓梁的复员军人更特别，别看是农村兵，却打得一手漂亮的乒乓球，堪与我们这些城市知青抗衡。原来他当兵四年，一直在湖南省为马来亚共产党的广播电台站岗守卫，闲得发慌，便练成了这门功夫。那阵我们知青刚被文革巨澜冲刷到深山老林，胸间多少仍存有“世界革命”情怀，却怎也想不到马来亚共产党的广播电台是在中国境内。
这群“林彪老兵”中刺头不少，他们与“彭德怀老兵”们矛盾颇多。因由在于农村人当兵都想提干，至少也要复员后吃“商品粮”。结果商品粮吃上了，却是遣散到深山老林来垦荒，比当兵时还差一大截！其次，前面的老兵已占据了兵团连队的连长、指导员和排长这一层位置，而他们顶多只是班长、班副，管辖我们这批城市知青，他们当中好些人好歹也上过战场，为北越防空和修桥筑路，于是心底怨忿时时爆出火星。这两茬老兵的冲突，形同对我们知青实行“再教育”，毛主席说“人民解放军是一座大熔炉”，“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原来解放军不过尔尔。
我们知青较亲林彪的兵，和彭德怀的兵较为疏远，原因主要在于连队指导员。他姓顾，苏北人，平素老阴沉一张脸。顾指导员抓政治，那个年代政治就是“阶级斗争”，他总要在出工收工、吃饭拉屎的日常流程里搜寻阶级斗争的蛛丝马，记得有一次他半夜拉肚子，上过茅坑就敲钟紧急集合，只因他发现有一角揩屁股的报纸上有毛主席的头像。于是全连都在“面对面”和“背靠背”的省思和揭发中折腾到天亮……
我们这帮知青和“林彪的兵”都恨顾指导员，虽说怨恨的标尺各不相同。却说在顾指导员的斗争哲学指导下，我们连队“戴帽”的XX分子是最多的。我因先去插队而后才来兵团，对以前的阶级斗争史不甚了了，只知连队有三个斗争对象，一个是姓谢的广州知青，一个是汕头知青，首恶是下放连队改造的会计师老林——我们习惯称他“老林头”。
老林头
说起来，我后来的人生走向与老林头多少有点关系。在旧中国，老林头是文化落后的海南岛少有的高级知识分子，他拥有英国法国都承认的注册会计师头衔，曾受聘于广州、香港和越南（法国殖民地）等地，可谓曾经沧海，见多识广。新中国开元，他没有离开海南岛，以后就在海口市农垦总局工作。
文革初起，老林头的一笔历史老账就被翻个底朝天——越南的保大王朝曾聘请他过去为宫廷作开支审计。在日据时期，越南保大王朝是亲日的傀儡政权。即便保大王朝是抗日的，就凭它是君主制，也是“反动透顶”，老林居然曾受聘于这个腐朽王朝，便是想不当牛鬼蛇神也难了。老林自四九年后就是“内控”人员，虽在海南仍为这一行的泰山北斗，桃李满门，但日子早就不好过。文革一来他就被打倒，发配到最偏远的山区深处来监督劳动。
我到兵团时，老林头已是“死老虎”。我参加专门斗争他的大会记不清有多少次，怎知斗斗，倒斗出了一份友情。其间中介正是另一个戴罪在身的谢姓知青。小谢出身广州三元里旧士绅世家，很有书香味，他罪名不及老林头重，好像是肇源于学毛着“天天读”时犯了什么错，细节记不太清了，那都是我到此以前的事。我和小谢一见如故，气味相投。但小谢和老林头同是天涯沦落人，连队每日也指派脏活苦活给他们干，一来二去两人便结为忘年交。我和小谢交好，自然和老林头扯上了关系。开始我还紧了“阶级斗争”这根弦，但到底正是求知欲旺盛的十七年华，老林头知识渊博，谈吐风趣，听他闲聊，很是受用。
记得老林头总是穿净色的府绸衬衫，和那个环境和那个年代极不相称。他干活时脱下这行头，里面是白色圆领文化衫，即便天天汗流浃背，但从未见过他的汗衫发黄和起霉点，他更不会穿破窟窿的汗衫，而且只要一收工便重新披挂起他的府绸衬衫，整整齐齐，身上一道褶皱乱纹都没有，连头上的疏朗白发也梳得一丝不苟。在深山襞皱的那片连队茅舍，他看去就像一个外星人。
连队在旱季垦荒“大会战”之后，重新编班，我和老林头、小谢分在一起，这就开始了我们的缘份。我和小谢原就相善，聊起天来常把那个年代的戒律置诸脑后。不知不觉间，神聊的圈子加入了老林头，他很快就成了核心。我和小谢其时都不过是读高中的年纪，听他说故事，甚为入迷。老林头从来不谈政治，他讲自己读过的书、经历过的事。他把广州称为“省府”，把学校称为“学堂”，这都是他那个时代的称谓。他虽不能说饱读诗书，却是饱读闲书。他给我们讲《西厢记》还算是雅文学，讲《火烧红莲寺》和《九命沉冤》已是市井话本小说，他还说了许多“省府”西关巷陌的风土人情，其中风花雪月是少不了的。我们都听得津津有味，却不想在那时候，这些都是“政治”。
然而，我对周围极具压迫感的政治氛围已生倦意，甚至隐然萌出叛逆的欲望，加上自幼的文学理想，我便对小谢一诉衷肠，约他合写小说，虽然无望得见天日，但在此终日劳作之余，写点东西不正是有别于畜牲的一种活的方式？有老林头在，我们可以先搜集资料素材，他讲旧广州的原生态故事，都是我们未曾与闻的，这就是生活啊！小谢亦有兴趣，遂欣然同意。和老林头一说，他只含笑不语，未置可否。但当我真地动作起来，探问“旧社会”种种掌故，老林头有问必答，令我获益匪浅，光笔记本都记了将近两本。
斗争会
罗大佑有一首歌《爱人同志》唱道：“在那批判斗争的日子里，你要好好保护自己”，每每吟唱此段，我都感触良多。在海南兵团的“峥嵘岁月”，批判斗争之频密，令人惶惶不可终日。我终于没能好好保护自己，在某年某次政治运动被归类为斗争对象，一同落难的少不得老林头和小谢。说来我不过只是从犯，小谢已是记录不良的“病猫”，老林头更属“死老虎”，但这次他多了新罪名，就是对知识青年进行“精神腐蚀”。
我实难形容那段日子的煎熬，白天劳作依旧，晚上的“一帮一”和班排的小型批判揭发，直至熄灯号响才能抽身退步。那种政治高压的恐惧感，不置身其中便无法想像。我忽然发现，原来自己平日的言谈举止有那么多的“污点”，竟离“敌我矛盾”仅半步之遥，这轮运动一过，只怕就栽进去了。然而，直到吼声震耳的全连斗争会开过两轮，我还是仿徨无计。
小谢是“斗争会”过来人，深知是灾祸的源头就是老林头，他悄悄告诉我，要免遭灭顶之灾，就得狠狠自我批判和抛一点“揭发”材料。那么揭发谁呢？小谢告诉我，就揭发老林头吧。原来当年小谢被整时，也是抛出一点“揭发”作佐料，兜出来的杂碎不在份量重，而要紧的是鲜货，不能搬出已见过光的旧破烂，好让政工领导炒出色香味俱全的菜式，斗争方向明确了，运动目标完成了，革命战果赫赫，便可告一段落。此前他也是凭此自救的，“揭发”的那点儿零狗碎，对于老林头根本算不上一碟菜。老林已是定罪之人，再加一等也不过如此。他早就申请退休，而且超龄多年，兵团不给他办，一是旧农垦总局的遗留档案无暇处理，二是要留他作阶级斗争的现成活靶。
小谢原来“揭发”过老林头，他俩仍过从甚密，相濡以沫，这似乎可以安抚“揭发者”的良心。于是我和小谢在上工时商议再三，千挑万拣，想出了老林头故事筐里关于“保大王妃”这个段子。这个故事片断并不在我的笔记本里，而那两个小本子早就销毁了。
下一轮批斗会，在连队百多号人的怒吼之下，我终于嗫嚅“交代”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根源，和对封资修未能割舍的眷恋情结，然后把老林头“话本故事”的一段发黄发皴的旧章回抛出来，老林的确跟我说过，他在越南时，有一次保大王室在剧场看戏，包下好几个包厢，他是聘来的会计师，也有礼遇。他的座席旁边这个包厢坐的据说是最漂亮的王妃。老林整晚都无心于舞台，只想看一眼王妃的庐山真面，但因包厢的设计角度，他最终未能如愿，只看到王妃垂在护栏上的纤纤素手，如象牙雕刻一般细致……
事态大致如小谢所料，这个“包袱”段子一抖开，成果出来了，斗争便胜利了。虽说我被打入另册是铁定的，但在彼时只要不戴帽已属万幸。老林头的罪名又加一等，却无从再加惩罚了。越南的前朝往事，毕竟离现实政治远了一些，再上纲上也是虚的。小谢也无大事，只要不是“现行反革命”，他的罪名也加不出几多斤两了。
“在那批判斗争的日子里，你要好好保护自己……”我算是好好保护自己了吗？想来真是百感交集。
革命退潮
一九七二年，林彪“叛逃”折戟沉沙，兵团的政治生态陡然一变。中央文件逐级传达之后，连队里的“天天读”仍然每日如仪，但大家渐渐地无心向学，竟于学毛着 “雷打不动”的班组会里嘻嘻哈哈，继而打闹成一团，到底是青年人，被压抑的心性觅机便释放出来。每有此景，老林头端坐不动，却时有微笑。
再后来，“天天读”被取消了。团部广播站透过连队的高音喇叭，开始播放一些聂耳、冼星海的解禁歌曲。那年春节团部还组织了文艺联欢会。恰巧顾指导员因此前抓阶级斗争成效卓着，被调任武装连的政治指导员。这个“斗争狂”一去，我们连队的气氛松弛了许多，毕竟老连长是个憨厚人，他只管埋头抓生产，至于阶级斗争则不怎么在行。
其实对那代知识青年而言，“林彪事件”正是分水岭，对文革的厌倦和集体离弃，始于其时。却说我和小谢、老林头散而复合，出工收工又结伴同行，聊天的话题竟比从前更拓宽了。老林头自称“老运动员”，本朝建政他就是历次政治运动的主角，每闻斗争鼙鼓，他都要“站台”。斗来斗去，他也从惊惧转为麻木了。别看老林头说得轻描淡写，我和小谢都已尝过“革命洗礼”，深知其间精神凌虐之剧痛，有时夜来惊醒，竟有梦魇一般的压迫和窒息感。至此，我方知老林头从来就没有认同过新社会，他可算是真正的“残渣余孽”。或许，最初他也曾想过融入新时代，但终于做不到。念及那时候人人都琅琅上口的毛语录：“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老林头不是这个政权的敌人，但他从来都不是它的朋友。我甚至觉得，他在深山老林里“劳动改造”，仍固执既往的穿 和扮相，都是一种无言的表达，以划清他与这个时代的距离和界限。回想起我在连队里参加过对老林头的多次批斗会，他那白发萧然的脑袋总耷拉，也曾让我心下恻然。但这才知晓，他的内心比我们所有人都更有尊严。
老林头从没提过我的“揭发”，正如他从不计较小谢早时交待过关于他的什么“不轨”言论。我曾嗫嚅试图道歉，话未说完他就摇头摆手，继而道出某次运动的一个笑话就打发过去了。诸如此类的笑话他有一大堆，虽说他的笑话里听不出明显的政治意味，好像只是自嘲。但咂品之余，便知是对现实的隐晦反讽。若干年以后，我果真动笔写小说了，第一篇就是获奖的“伤痕文学”，里头有一则笑话就是出自老林头之口；而小说里绰号“过于执”的工厂支部书记，举手投足都有我们兵团连队顾指导员的影子。当我成为作家，某次整理知青生涯的旧笔记，忽有所悟。我隐约想起，小谢授意我“揭发”老林头时的古怪语气，恍似他当年如此做时就得到了老林头的提点。老林头到底是“老运动员”，斗争会的结局，全在他的掐算之中。惜乎当时我没有想到这点，未能向老林头求证。倘得他只言片语的暗示，我的负疚感当可轻得多。
无论如何，我们三人都相处融洽，甚至比以前更放言无忌。然而，兵团里难得一见的政治宽松未能持续多久，“批林批孔”运动又来了。原来林彪反党集团的本质不是“极左”而是“极右”，于是时代钟摆又向更左的一端摆荡。只不过，“林彪事件”之后，广州军区被内定为林彪“另立中央”的重灾区，兵团里军队干部的势力在收缩，原农垦总局的旧干部地位有所提升。于是，老林头终于办成退休，要回海口市了。
那天我和小谢给老林头送行，一直送到琼中县城车站。我们连队距县城营根颇远，要走20里山路。我在兵团那么多年，只徒步去过两次营根，一次是去县城电影院看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另一次就是送别老林头了。
却说老林头年轻时很是风流，完全符合“阶级教育”读物里对旧社会人物的脸谱化归纳。他妻子早丧，却一直不肯续弦。他有一个女儿住在海口，据知文革初年已被 “揪出来”，处境每况愈下。当日送别，看老林头的白发在长途汽车的窗口晃动，终于在扬起的红尘中远去，我心无限怅惘。实不知，退休后的老林头能否在险恶的政治风涛中安度晚年……
空山云雨
又隔了两年，兵团知青卷起回城潮。小谢的“政治结论”一直悬挂，按说他是很难离开深山的。孰料家里给他觅得一门亲�